历代印学家的秘笈（二）

　　“印虽小技，须是静坐读书，凡百技艺，未有不静坐读书而能入室者。”让我们静座，了解一下历代印学家的秘笈。

袁三俊与《篆刻十三略》

　　袁三俊，字籲尊，号抱翁，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生卒不详，大约活动于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不屑制举，唯肆力于六书。在村中私塾读书时即喜篆刻，父、师恐其因之荒废学业严厉呵责而不止。印章师法秦汉，兼得顾云美、汪虎文神韵，著有《抱翁印稿》，惜已不复见.另著《篆刻十三略》出现于清初印坛，语简意赅，言之有物。道光间被顾湘收入《篆学丛书》，故后之学者得以每每引用其说而辅陈之，也为今人留下了宝贵的篆刻艺术思想遗产。

　　《篆刻十三略》，即十三则印论，题为，学古、结构、章法、满、纵横、苍、光、沉着、停匀、灵动、写意、天趣、雅，是作者针对当时印坛所出现的一些弊病而从正面立论的。第一则“学古”曰“秦汉六朝古印，乃后学楷模，犹学书必祖钟、王，学画必宗顾陆也。广搜博览，自有会心”，至理名言，为全文之总论。第二至四则论述章法，第五则论述刀法，第六至十二则阐述印章美学的基本审美标准，第十三则论述印人的修养素质。其中尤以对印章美学的阐述最为精彩：

　　沉着：不轻浮，不薄弱，不纤巧，朴实浑穆，端凝持重，是其要归也。文之雄深雅健，诗之遒炼顿挫，字之古劲端楷，皆沉着为之。图章至此，方得精神。

　　灵动：灵动不专在流走，纵极端方，亦必有错综变化之神行乎其间，方能化板为活。

　　不难看出这是作者在创作中获得的细微的审美感受。一“沉着”，一“灵动”，其美于何，其病于何，聊聊数语，一目了然。文字简朴而多内蕴，比兴生动，风韵如诗。

　　文中还涉及到印章的气韵和意趣，似乎与沈野的自然天趣说一脉相承，但更借理用中国画技法类比，显得较为实在些：

　　写意：若画家作画，皴法、烘法、勾染法，体数甚多，要皆随意而施，不以刻板为工。图章亦然。苟作意为之，恐增匠气。

　　天趣：天趣在丰神跌宕，姿致鲜举，有不期然之妙。远山眉、梅花桩，俱是天成，岂俗脂顽粉所能点染。

　　作者在这里指出自然天趣最忌的是“匠”与“俗”。何以医之?最后一则“雅。开了医俗之方：“惟胸饶卷轴，遗外势利，行墨间自然尔雅，第恐赏音者稀。此中人语，不足为外人道也。”这段文字对当代印坛犹能启人深省。

　　袁三陵的《篆刻十三略》问世后影响甚大，其友文懿公有诗赞曰：“魂梦难忘处，侬浓葑水东。吴中谈篆刻，此事独推袁。温润存刚健，交流会本源。古交人莫识，小道尔能尊……”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此文刊于1994年4月20日《书法导报》)

周亮工与《印人传》

　　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一字减斋，又作缄斋，号陶庵、栎园、栎老、栎下生、栎下先生、凉工、适园、瞀公、伯安、长眉公等，河南祥符(今开封)人，久居金陵。崇祯庚辰(1640)年进士，官御史。富收藏字画和古器，故斋名曰“赖古堂”。博学，工诗文，善分书。作山水画，韵致尽从鉴赏和书卷中来。酷嗜印章，遍交当时篆刻名流，集印千余钮。刻印重于笔意，生平著作主要有《赖古堂文集》、《尺牍新抄》、《赖古堂藏画》、《赖古堂藏印》、《赖古堂家印谱》、《印人传》等。

　　《印人传》较为翔实地记载了明代中期至清初阶段印坛的印人事迹、流派嬗变、风气习尚、人事交往，间也记载了作者自己的艺术见解，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明清流派印章艺术滋生发展时期的一部重要文献。全书三卷，共68则，兼附印人姓氏60则。标题较为统一，如《书文国博印章后》、《书金一甫印谱前》，大多为所收集印谱作的题跋。

　　周亮工在《印人传》中叙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甚为珍贵。如关于文彭治印的记载：“先是，公所为印皆牙章，自落墨而命金陵人李文甫镌之。李善雕箑边，其所镌花卉皆玲珑有致。公以印属之，辄能不失公笔意，故公牙章半出李手。自得石后乃不复作牙章。”根据元末刘绩所著《霏雪录》考来，用花药石治印始于王冕(徐上达614年著《印法参同?印信篆刻》即有此记载)，虽“天马一出，万马皆喑”，但却未成气候。而自文彭起，文人治石才日益剧增：“时冻满斤值白金不三星余，久之遂半钚，又久之值一钚，已乃值半石，已值且与石等。至灯光则值倍石，牙章遂不复用矣，岂不异哉!”从侧面描绘了当时文人治石篆刻的兴盛图。关于何震，《印人传》曰：“主臣往来白下(南京)最久，其于文国博盖在师友间”，道出了文、何之间的微妙关系。又云：“主臣尽交蒯缑，遍历诸边塞，大将军而下，皆以得一印为荣”，足见何震之声重于世。

　　《印人传》的可贵之处尤其表现在将一位弱女子以篆刻家的身份而留芳印史，这也是史载最早的一位女印人。《书梁千秋谱前》曰：“千秋有侍儿韩约素，亦能印，人以其女子也，多往索之，得约素章者，往往重于千秋云。”接着立专则《书钿阁女子图章前》，为韩约素立传：“余倩大年(梁千秋弟)得其三数章，粉影脂香扰缭绕小篆间，颇珍秘之。”

　　从《印人传》中我们可看出周亮工的篆刻审美观，主张在传统基础上抒发个性，痛斥梁千秋摹何震“努力加餐”之类是数典忘祖，而对“能运己意而复得古人意”的陆汉标予以推崇。当然周亮工的品评存在着一定的个人偏好，但这也并不足为怪，它并未削弱《印人传》具有的学术和史学价值。

　　(此文刊于1994年6月29日《书法导报》)

冯泌与《东里子论印》

　　冯泌，字仁可，号东里子，古仪人，生平事迹不详，为秦爨公印学弟子。秦爨公，清初河南杞县人，撰有《印说》、《印指》，二篇均载冯泌之《东里子别编》，而《东里子论印》即附《印指》后。

　　先介绍一下秦氏之《印指》。《印指》首论章法、字法、刀法，曰：章法，全章之法也。俯仰向背，各有一定之理而实无定也”;“字法者……虽以平方正直为主，而平方正直，大匠教人之规矩也”;“章法、字法虽具，而丰神流动，庄重古雅俱在刀法”。次品评印家，言及司马尧夫、陈卧云、项养老、胡曰从(十竹斋)等诸家，多不见经传，可补《广印人传》之阙如。

　　《东里子论印》的主要内容系作者通过对其师秦氏及《印指》的评价，阐述了自己的印学观点，并以之对一些印人品评。

　　作者称：“吾师秦爨公先生殚一生精力，博稽遐览，上自周秦、汉魏，下迨六朝、宋明，集为《印说》，晓然示人以斯道之宗，而又以己意著为《印指》，以诏来学”，“历代以来，作者如林，先生《印指》一书，月旦诸家，扶进后兴，未尝不折衷于古，得其中正”，为“传心之要典”。评价极高。

　　冯泌的印学观主要体现在对古法继承的认识上。首先他从师说指出：“胡曰从辈毁觚为圆，力趋靡丽，一悦时目，古法于是复堕……今之学者矫揉造作，败坏成规，犹皆曰从流毒，则岂非好异者之过，而不揆于正哉!”公析出当时印坛靡丽之风的原因在于不师古。接着又指出：“揆正之法虽在师古，然使规规于古，不能自为一印，则是文心六经、《左》、《史》，而唐不必继作……”一味地沿袭就失去了继承的意义。怎样才能既承又发展呢?“潜心求通，取古法而神明之……夫古印朴，今印华;古印圆劲，今印方板;古印在有意无意，今印则着迹太甚。度今日尽迫古初亦所不必，既有意求好，存朴茂于时华之中，运圆劲于方板之外。”多么精彩的“古今相融”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清初印人已开始辨证地思索着对秦汉正法的科学认识，不能不说是一种可贵的进步。

　　冯泌并结合对印人的评述提出了取法乎上、于古为法的论点。“今之学者不由规矩准绳中究心精炼，而据以先生为法，是犹未立而驱之行也，岂可得乎?……先生(秦氏)之学问有本，于古为法，空所依傍，自成一家，未可以一骤至，解人慎勿舍规矩准绳以学先生哉!”十分诚意的忠告后，举反例以证：“张容仲、秦赞元亦爨公薪伟，但文理不深，凡爨公之刻字摹之酷似，间以己意则鄙俚不堪观矣。”

　　世人一向重师之《印指》而轻弟之《东里子论印》，窃以为实青出于蓝，冯泌的印论似乎更具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此文刊于1994年9月7日《书法导报》)

许容与《说篆》

　　许容，字实夫，号默公，又号遇道人，大约生于清顺治年间，江苏如皋人。少从邵潜游。善诗文，通六书。书法长小篆，画工山水，王石谷誉为“荆关再出”。治印，宗法汉人，旁参诸前贤，布局疏朗， 刀法稳健，时出新意，为如皋派之祖。生平著有《谷园印谱》四册以及《说篆》、《印略》、《印鉴》、《韫光楼印谱》、《篆海破难草》等。

　　《说篆》一文成于康熙十四(1675)年，是许容在总结自己和前人书法篆刻艺术实践基础上提出的一些见解，以技法见长。全篇首论篆书，继论治印，提出“夫刻印之道，有文法、章法、笔法、刀法”，遂一一详述，其中以他在篇末提出的“用刀十三法”最负影响。

　　许容曰：“夫用刀有十三法：正入正刀法，单入正刀法，双入正刀法，冲刀法，涩刀法，迟刀法，留刀法，复刀法，轻刀法，埋刀法，切刀法，舞刀法，平刀法。以上刀法，全在用刀时，心手相应，各得其妙。”对这十三法，作者还详加注释，通俗易懂，对不知刀法者很有帮助。如：

　　正入正刀法：以中锋入石，竖刀略直，其势有奇气。

　　涩刀法：欲行不行，不可轻滑潦草，宜用摹古。

　　复刀法：一刀不到，再复之也。看病在何处，复刀救之。

　　切刀法：直下而不转施，急就、切玉皆用此法。

　　许容对不过二百年历史的文人篆刻之要处———刀法进行了如此颇具科学性的总结和归纳，从用刀的表现方法、表现对象、表现效果等方面，乃至刀锋、角度、速度、动作等细节处阐述得十分明了和透彻，对于篆刻技法理论的完善是很有实际意义的。值得一提的是，许容的刀法理论并非纯粹为形式而形式，为技法而技法，他紧接十三法，又引用了周应愿论印的“笔之三害、刀之六害”，意在表明反对专事雕琢修饰的形式主义恶习，曰：“墨、意则宜两尽，失墨而任意，虽更修饰，如失刀法何哉?”

　　应该说，许容《说篆》中的用刀十三法并无欺世之处，然而好心未必有好果。由于立法多而不精，平而不显，在客观上易给人一种巧立名目、繁杂不清的感觉，往往会干扰初学者的视线，因此后人对此毁誉参半。福州印家林霪批评道：“刻印之法，只有冲刀，切刀，冲刀为上，切刀次之。中有单刀、复刀千古不易。至《谷园印谱》，俱是欺人之谈”。实则上，许容的十三法中已提及了冲、切及单、复，这样的评述应该说是不公道的。当然，许容之后更有人将刀法扩延为“十九法”等等，愈加繁琐，将刀法引进了僵死之路，使人望而生厌。

　　(此文刊于1995年4月12日《书法导报》)

吴先声与《敦好堂论印》

　　吴先声，字实存，号孟亭，又号石岑，古郢(今湖北江陵)人。自小即有印癖，苦于无师承，不辨美恶，自曰“随人脚跟，初无定识，家贫蓄书不多，不见古人，不知精意所存也。既而得阅原版顾氏芸阁谱，心摹手追，积有数年，向所得意者又弃去矣。”所作印沉稳恬静，饶有乘韵。生平著有《印证》、《敦好堂论印》各一卷。

　　《敦好堂论印》成于康熙丁卯(1687)年，为吴先声治印摸索所获体会与心得，集中论述了作者对汉印的继承观问题，是清代前期有代表意义的一部印论。

　　作者论印由宗法汉印开始，曰“印之宗汉也，如诗之宗唐，字之宗晋。学汉印者须得其精意所在，取其神，不必肖其貌，如周昉之写真、子昂之临帖，斯为善学古人矣”。提出了“善学古人”的总论点。接着从应该学汉印的哪些精意、怎样善学、怎样用发展的眼光去学汉印等方面详加阐述。

　　关于汉印的精意，文曰：“古人作印，不求工致，自然成文，疏密巧拙，大段都可观览。今人自作聪明，私意配搭，补缀增减，屈曲盘旋，尽失汉人真朴之意”。又曰：“古印原无多种……要皆用摹印篆体，平方正直，如端人佩玉，可亲而不可犯。唐中壮未锐，转折为蜂腰鹤膝，自以为刀法，有识者见之欲呕矣”。用古法的精华与今人之恶习相对照，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鲜明可见。

　　作者用同样的方法阐述了怎样善学的问题：“《学古编》曰：汉篆多变古法，许氏《说文》救其失也。今人作印不源于许氏，是不识字也，学汉印而单学其错字，是东施之学西施也。”接着从历史的角度，例举汉印增减假借之法，指出许多汉印文字的字法变化乃古人有意为之，而“非背《说文》，正善学《说文》也”。并强调：“汉印中字，有可用者，有断断不可用者。总之，有道理，则古人为我用，无道理，则我为古人用。徇俗则陋，泥古则拘，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故者，不足语此也。”善学古人之道尽然也。

　　吴先声这种“古人为我用”的观点更体现在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古法继承上。作者曰：“元自吾子行、赵文敏追古汉，有明则文寿承、何长卿继之，皆有功于古人，嗣后作者叠出，多以文何为宗。然时尚不同，以方秦汉，譬则唐律之与三百篇矣”，这不正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印随时代的观点之先声吗?作者认为注重时尚首先要做到雅俗共赏，这样就必须不泥古，“泥古则拘”，亦不可徇俗，“徇俗则陋”，立论鲜明辨证，又很具现实指导价值。

　　因此，吴先声的《敦好堂论印》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其影响都是十分积极而有益的。

　　(此文刊于1995年8月16日《书法导报》)

朱象贤与《印典》

　　朱象贤，字行先，号清溪子，清溪(今江苏吴县)人。曾受业于杨宾(大瓢)、沈德潜(归愚)，生卒、生平不详。传世有《印典》一部，曾被收入《遁庵印学丛书》。

　　《印典》成书于康熙壬寅年(1722)。自序云：“官私印章与鼎匜碑碣，同出古人之手，好篆刻者偶或留心一二，其余俱置不讲，何欤?予家贫识陋，不能一见汤盘孔鼎，而秦汉印章犹有流传，得窥其妙，故每涉猎群书，采录类聚，编成八卷，名曰《印典》，好古君子欲知古印渊源，不外乎此矣。”这是作者编撰此书的原委。全书摘录古今书中有关印章之记事、论说及诗文、分类编次，凡八卷;第一、二卷为原始、制度，第三卷为赉予;第四卷为故事，第五卷为综记、集说杂录，第六卷为评论、镌制，第七卷为器用，第八卷为诗文，彬彬秩秩，洋洋洒洒，是一部规模甚大的印学论著。

　　作者曰：“古印良可重矣，可以考前朝之官制，窥古字之精微，岂如珍奇玩好，而?摇丧志之讥哉。但去古久远，几昧从来，若不粤稽往昔，谁复知其根本?”因此，《印典》的论述重在实用范畴，对印章制度形成以来的有关事由作了详细的备述，其中不乏许多鲜见的重要史料史实。

　　卷二详尽记述了宋改帝玺为宝的史料，其中有文人篆印的最早记载：“乾兴元年作受命宝，命参事知政事王曾书之，遣内侍诸少府监文思院视工作”，王曾可能是史载最早的一名篆印的文官，尽管这是官印。次之述及“参加政事晏殊书”皇太后尊号册宝、英宗命参知政事欧阳修篆文“皇帝恭赝天命之宝”，在印史上又添列两位文学大家，此述确为珍贵。

　　我们平日所言的“八宝”印在《印典》中亦有记载，即指：镇国宝、受命宝、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各宝之用途各异，典中均有详尽描述。

　　书中曾提及元朝时蒙古文字入印：“一品衙门用三台金印……其印文皆用八思麻帝师所制蒙古字书。”卷三《赉予?楷字印》云：“又‘南徐司马之印'，铜铸锐钮，桓温尝引袁高好南徐司马，此即是也，印制与汉不类，盖晋物也。然文乃楷书顺字，或谓古者官印皆佩于身，印作楷字，须顺文读之，所贵一见易读，若是反字，惟可以印用。但扰攘时印赐臣下，贵顺忌反，非若篆文反顺皆可读也。”这二则印事，对我们今天有志于发展、拓宽印章艺术领域的印人也许有些帮助。

　　纵览《印典》，印史异闻，制度器用，故事诗文，包罗万象，既可究印章之渊源，亦可见作者之苦心所在及其在印学史上的地位。

　　(此文刊于1995年9月13日《书法导报》)

张在辛与《篆印心法》

　　张在辛(1651—1738)字卯君，一字兔公，号柏庭，又字子舆，山东安丘人;张贞(杞园)长子，康熙丙寅拔贡，授观城教谕，不就。筑园城隅，偕在戊、在乙两弟及诸名流诗酒流连。淡泊名利，喜收藏，善书画，精鉴赏。从郑簋学书，从周亮工受印法，皆能得其三昧。篆刻宗秦汉，小印尤工，为北方印坛之高手。生平著有《相印轩印谱》、《篆印心法》、《隶法琐言》、《汉隶奇字》、《隐厚堂诗集》、《画石琐言》等。

　　《篆印心法》系张在辛88岁时总结一生篆刻心得而成，重在研究治印技法，其中不乏常人不晓之“绝活”，故名曰“心法”。全篇共分六章，分别题为辨明字法、配合章法、落墨之法、奏刀之法、修制之法、随处适宜，包括了当时治印的全过程，言简意赅，颇多精义，精微处尤为叫绝。

　　首论字法，作者认为“篆籀之文各有时代、各有字法，如人之有族姓，物之有种类，当先辨明，心求古今不紊，繁简得宜，方圭圆璧，整齐错落，合为一家眷属，乃成族类”，强调篆法的统一性。而于章法，当“长短错综，参伍取便，使多字若少字，使数字如一字，不排挤，不局促，顺其自然之势，得其天然之妙，大印当小印布置，小印作大印安排，则落墨之前，已有成竹于胸中”，须变法而自然。落墨之法，一般罕见传述，张在辛不仅将落墨上石之过程细述清晰，还首次披露用小镜子修正渡稿之方法，可谓无丝毫保留之处。

　　张在辛将前人烦琐的奏刀之法归为三类：“有直入法，有切玉法，有斜入法”，并诠释曰：“直入法者：用刀刻去，驻刀时须要收，曲折时须要转……此汉人之正法也”，“切玉法者，用刀碎切，方扳处要活动，圆熟处要古劲，平直处要向背”，“斜入单刀，亦须直下，但手中又拈弄灵活……此亦古人军中速予授职，急就而成斫印之遗意也。”张在辛的这三种刀法，一、三现已合为冲刀法。由此可见作者的高度概括能力了。作者还将明清印人按刀法分类，虽不完全准确，但这对后人学习前贤，识别其刀法提供了借鉴。

　　在“修制之法”中作者谈及了许多印家秘言，如“宜锋利者用快刀挑剔之，宜浑成者，用钝刀滑溜之”，“至于钴利而不得精彩者，可于石上少磨，以见锋梭其圆熟者或用纸擦，或用布擦，或用土擦，或用盐擦……”在使用这些修制家法时必须“斟酌为之，须有独见，自出心裁，非他人所可拟议者。”末章“随处适宜”，讲的是钤印方法，描述清晰入微，亦见印人对钤印效果的重视。

　　张在辛的《篆印心法》对技法的论述在当时已超过了前人，显得较为完善。

　　(此文刊于1995年11月22日《书法导报》

高积厚与《印述》

　　高积厚，字淳夫，武陵(今浙江杭州)人，生卒不详，大约活动于清代中期。出生于金石世家，好六书，工治印，年未弱冠便捉刀弄石，壮年宦游四方，继胡克生、林三畏、王若村诸家而起，名噪一时。著有《我娱斋摹印》、《印辨》、《印述》行世。

　　《印述》成于乾隆壬午(1762)年，系作者对印学的见解和研究及对二十余印人的品评。是文持论极推祟何震，曰“雪渔何氏少入文氏之门，得其笔法，通之于刀法，秦汉以来，奇文异字，靡所不博，会通众体，其法大备，遂为一代宗匠……虽间与古异同，而合以神，不合以形，可谓集印家之大成者矣。”并对何门陈文叔、全君求、梁千秋、沈子云等加誉甚高，以为“格格皆善”，言过其实，似神乎其神之谈。而对许容《说篆》等偏大为诋毁，认为“驳杂无稽，举从屏绝” (尽管他文中对许氏用刀十三法照录不误)，乃一家一言。由于文中这种倾向性观点，《印述》一直不被后人看重，今重读之，觉仍存有精见一二。

　　首先，作者继承了前人的刀法笔意表现说，曰“夫刀有笔法，字有章法，起伏转折，即书法之结构也”，明确揭示出篆刻与书法之间的紧密关系，继而提出己见：“古之印章，妙在落墨，其方圆曲折，皆与秦汉金石刻文相似。古之人下笔可刻，古之刻乎，刻如新书……意在笔先，方成急就，手随心运，乃作烂铜，故能神明焕发，照古映今……今观《坛山石刻》，宛然《秦》、《峄》、《之罘》诸碑面目，斯翁破圆为方，变法为小篆，凉亦取则于此。盖体势方正，则气象端严，堂皇冠冕，印章之正则也。”在这里，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和详实的考证，揭示出刻印与刻碑、印学与碑学之间内在的微妙关联，这可能与清初书法上崇尚碑学之风的渐盛有关，但他却为以后的邓石如、赵之谦诸家印外求印开了先河，这一点不容忽视，也是此篇的价值所在。

　　其次，作者对篆书笔法的重视程度是十分可贵的。文述：“近之作者，师心自用，妄窜偏旁，配合不偶，盘曲漫加，鲁鱼亥豕之讹，尚未审订，而鸟迹钟鼎，秦文汉篆，懵焉莫辨，甚至傅会名目，强立体格，风斯下矣”。针对此，作者认为治印首要“刁熟篆文，精究许叔重之《说文解字》，知其每字各有意义”，“然后取秦、汉印章、石刻、金模细为揣摩，先观结构”，“次审其运笔先后之宜”，“再审其章法，钟鼎不得掺以籀篆、秦篆不得杂以汉文”，最后方为用刀，曰：“圆健之笔，得此为上品，不得此为奏刀之未善。”

　　清人论印，师承、好恶倾向很重，难免一家之言，但也不无益言良见，《印述》即如是也。

　　(此文刊于1996年3月27日《书法导报》)

桂馥、姚晏与《三十五举》续

　　元吾丘衍《学古偏?三十五举》之后，明何震有《续学古编》，清桂馥有《续三十五举》、《再续三十五举》，吴咨、黄子高都有《续三十五举》，姚晏有《再续三十五举》。吾丘之学一直被印学家延续下来。这其中以桂馥与姚晏之续颇有可观之处。

　　桂馥(1736-1805)，字未谷，号冬卉，山东曲阜人，精六书，擅篆刻，治印取法秦汉玺印，不染时习。喜蓄印，辑有《古印集成》2册。其时篆刻用字，多受《六书通》影响，即便是印坛名家，也不免有舛误，遂著《缪篆分韵》5卷，大益于印坛。并取吾丘衍《学古编》体例，著《续三十五举》。自谓：“摹印变于唐，晦于宋，迨元吾丘衍作《三十五举》，始从汉法，元以后古印日出，衍不及见，且近世流弊，亦非衍所能逆知也，因续举之”，是成书之因。

　　桂馥于1778年成《续三十五举》1卷，1780年成《再续三十五举》1卷，1785年将以上2卷增补合一，世谓乙已更定本。该书主要据引米芾、徐官、朱必信、吴先声、周亮工等前人诸说阐述、辨正篆法，尤其对缪篆的定义、形成、增减之法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一补吾丘衍的不足，二是纠正世俗之流弊，因所引前人之言已散见前所举要，不复述。

　　姚晏，浙江归安人，生平事迹不详，于1818年成《再读三十五举》1卷。自序称：“元吾丘氏作《学古编》2卷，其上卷为《三十五举》，今作1卷者误 。近曲阜桂氏馥续之，别为1卷，聚前人之说，而略举己意，补其阙也，晏校而藏之。暇日得掇拾成编，仍如两书之数，连前凡一百有五事，畅其支而疏其流，由是而摹印之大略始备”。作者不拘泥于前说，而且多有辨驳，为其特色。如二举曰：“朱修能曰：摹印家不精《石鼓》、款识，犹作诗人不见《诗》、《楚辞》，此言非也”，再如十六举曰：“凡刻印章，许实夫言竖宜细，画宜粗，人目力当如此。但略分则宜，太露俗工所为。世有以此成派，可哂也”。因此，相对来讲，《三十五举》诸续中，还是姚晏之作印学价值较高。

　　姚晏除叙述炼刀法、治铜治玉法、理艾法、染砂法等技法外，对篆刻艺术更有精譬妙论。如一举曰：“印之精命在于文，吾氏前书唯详篆体，故十七举以后始为摹印”。关于字法，五举曰：“字有正侧，正则左右相生，侧则左右相顾，相背不可强奏，汉法皆如是”。关于刀法，二十一举曰：“把刀如把笔，书之美恶，笔曲赴之，则所谓具成竹在胸，然后兔起鹘落，与意常居笔先，字常居后者，刀也”。当然姚晏在书中将许容的用刀十三法更扩为“论刀十九说”，则有故弄玄虚之嫌，不足为取。

　　(此文刊于1997年2月26日《书法导报》)

陈克恕与《篆刻针度》

　　清人论印，多有采撷前人旧说而列为己书之用的，如陈炼的《印言》摘录明杨士修《印母》中情、兴、古等20余章而署上己名。桂馥之《续三十五举》也多为前贤诸说之汇集，但一一署了名。再有清代中后期广泛流传的陈克恕之《篆刻针度》亦当属此类，现对其人其书略作介绍。

　　陈克恕(1741-1809)字体行，号自耕，别署吟香、健清、妙果山人，浙江海宁人。一生沉湎印学，工篆隶，能治印，著有《存几希斋印存》、《篆学示斯》、《篆体经眼》、《印人汇考》、《泠痴符》、《砚说笔潭》、《篆刻针度》。

　　《篆刻针度》成于乾隆丙午(1786年)，凡8卷：1卷为考篆、审名、辨印、论材;2卷为分式，制度、定见;3卷为参考、摹古、撮要;4卷为章法、字法;5卷为笔法、刀法;6卷为总论、用印法;7卷为杂记、制印色、收藏;8卷为选石。因作者博览群书，穷搜综合，全书编订颇具章法，内容全面周详。作者自称：“篆刻一道，向无成书。前贤说篆说印散见于他书及印谱内者居多，或有专集，亦错综庞杂，学者无从折衷。兹就前辈之论荟萃篡辑自考篆以至选石别类分门，使阅者一目了然。”正因为此，颇具系统性的《篆刻针度》流传甚广，尤其对初学者较有指导作用。是书前7卷18章均系摘录前人要言，间有作者自己的心得体会，但所引述，缺乏分析，所论亦往往有误，故不述。唯第8卷《选石》尚值得一读。

　　书中就青田石、封门石、大松石、寿山石、昌化石、莆田石、宝花石、楚石、大田石、朝鲜石、莱石、煤精石、绿松石、绿矿石、丹砂石、房山石、丰顺石等近20种印石材料从产地、石质、色泽、受刀、辩伪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介绍，是文人篆刻家选取石材治印300余年来对印石最全面的总结，对印人选石、辨石、用石都具有很大的实践指导作用。如“青田冻石：洒光冻，出浙江刘州青田县，夹顽石而生，其材难得大块。其理细腻湿润易刻，而笔意得尽，通体明莹，照之灿若灯辉，故名灯光……为石之最上品。其次则鱼脑冻……有一种辽东冻石，色如熟白果，其质坚石起毛，甚不可用，而且损刀，不知辨者往往以冻石之价购得”。“昌化石：浙江杭州府昌化县产石，亦有5色，纯鸡血为最……然此石往往多砂钉与筋，且性腻难刻，不若青田、寿山石之适刀法也”。

　　从另一个角度看，作者论及的印石有浙江青田、福建寿山以外，还有湖广楚石、山东莱石、直隶房山石、朝鲜石。可见当时文人篆刻队伍日益扩大，对于印材的开发也在进一步深入，当时印坛之盛亦可见一斑。

　　《篆刻针度》1983年北京中国书店曾影印出版过单行本。

　　(此文刊于1997年5月14日《书法导报》)

魏锡曾与《绩语堂论印汇录》

　　魏锡曾(?-1881)，字稼孙，自号鹤庐，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咸丰贡生，官福建盐大使。酷嗜印章，于印学深有造诣，精于鉴赏，好辑拓印谱，辑有《钱叔盖印谱》、《赵之谦印存》、《吴让之印存》……热衷印学，评说流派印章，往往议论方正，贬褒得当，记载印林交游掌故，翔实可靠。生平论印杂著于1876年辑成《绩语堂论印汇录》一书问世。

　　魏稼孙印论最具影响的莫过于《吴让之印谱》跋，先读一段原文：“皖印为北宗，浙印为南宗……钝丁之作，熔铸秦汉元明，古今一人，然无意自别于皖。黄、蒋、奚、陈曼生继起，皆意多于法，始有浙宗之目，流及次闲，偭越规矩，直自郐尔。而习次闲者，未见丁谱，自谓浙宗，且以皖为诟病，无怪皖人知有陈、赵，而不知其他人。余常谓浙宗后起而先亡者此也。若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其在皖宗为奇品、为别帜。让之心摹手追，犹愧具体，工力之深，当世无匹。撝叔谓手指皆实，斯称善鉴。今日由浙入皖，几合两宗为一，而仍树浙帜者，固推撝叔。惜其好奇，学力不副天资，又不欲以印传，若至人书俱老，岂直过让之哉!”

　　在这一段话中，有三点创见。一是客观地记述了皖、浙两个流派的产生发展以及主要代表印家的情况，表明了当时印坛流派竞争的繁荣;二是成功地将邓石如的艺术实践归纳总结为“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印学思想，启发了一大批清末印人;三是客观公正地评价、比较了吴让之、赵之谦二位印家，孰高孰低，读者阅后自然明悟。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对于流派沿袭与继承的看法。此论可谓精辟之至。

　　在《书赖古堂残谱后》中，作者对周亮工《印人传》中的印人又重新作了评述，较为公允。如对倍受栎园推崇的如皋印人黄济叔的评价：“济叔秀不至弱，平不至庸，巧不至纤，熟不至俗，然终有纡徐演漾之病，不如修能有新意，穆倩之苍浑更非所及，栎园誉之过也”。诚为一分为二。

　　作者对浙派印人的评述较多，亦颇中的。如《砚林印款?书后》论及丁敬：“又夙明云：钝丁碎刀从明末朱修能出。余于黄岩朱文(亮忠)所见赖古堂修能残谱，而信夙明语，盖得之庭闻。前人论丁印，无及此者”。在《钱叔盖印谱?跋》中论钱松：“其刻印以秦汉为宗，出入国朝丁、蒋、黄、陈、奚、邓诸家……易曰，介子石，不终日，贞吉。以拟先生人品与先生印品，殆无愧焉。”

　　魏锡曾在《绩语堂论印汇录》中还论及诸如毛西堂钤印拓款等许多印林逸事轶闻，是后人研究清代中后期流派印章史的可贵资料，韩天衡曾誉为周亮工后一人。

　　(此文刊于1997年7月30日《书法导报》)

　邓散木与《篆刻学》

　　邓散木(1893-1963)初名菊初、士杰，更名轶，号钝铁、老铁，又号无恙，30岁后自号粪翁，40岁起始称散木，晚年因病刖一足，故号一足。上海人，晚年居北京。能诗词，善书法，师萧蜕庵，博临众碑帖，正、草、隶、篆行无所不能。中年所书洒脱放纵，晚年复归含蓄蕴藉。篆刻师赵古泥，行刀亦冲亦切，布局参以封泥特点，章法多变，巧拙相生，印文融籀、篆、隶于一体而有个性。生平著作主要有《篆刻学》、《书法百问》、《欧阳三十六法诠释》、《三长两短印存》、《厕简楼偏年印稿》、《癸卯以后锲迹》、《邓散木诗词选》等。

　　《篆刻学》初稿系作者30年代课徒时的讲义，后几经修改，1979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影印出版。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叙述篆刻的历史，分4章：述篆、述印、别派、款识，下编论技法，分5章：篆法、章法、刀法、杂识、参改。此书既引述古人印论，更着重于总结自己实践中的经验，对初学者助益较大。出版后曾广泛影响了80年代初期的印坛。

　　关于临古，作者说：“古印不尽可学，要当择善而从。其平正者，质朴者，有巧思者，可学。板滞者，乖缪者，过纤巧者不可学”。“临古要不为古人所囿，临其貌，取其长，不取其短，有似而不似处，有不似而似处，斯为得髓”。此论明白易懂，配上作者自己的临刻印作，自然很受欢迎。作者对于封泥的研究可谓独到：“封泥多板拙，以印于泥，泥凹者凸，而凸者凹故也。故于封泥，必须从死中求活，于板拙中富巧思方可，然巧不能过，过即怪诞”。乃善学之论。

　　邓散木《篆刻学》的精华是其中的章法论述。作者说：“前人论章法之说甚多，非玄言即肤论，而泥古不化，强词穿凿……今撮其精蕴，归纳为14类(实为13类)，并各举为例以供实际之探讨”。即：疏密、轻重、增损、屈伸、挪让、承应、巧拙、宜忌、变化、盘错、离合、界画、边缘。摆出问题，故立矛盾，而后一一解决调和，且以自制印自我分析，回忆当时分朱布白时的构思与匠心，启发性很大。如变化：“治印贵有变化，然变化非易，一字有一字之变化，一印有一印之变化，必先审其脉络气势，辨其轻重虚实，并须不乖不 谊，方为合作”。再如离合：“印有以离合取胜者，字形迫促者，分之使宽展，是谓离;字形之散漫者，逼之使结束，是谓合。离不许散漫，合不许迫促，此其大要”。这对时下一些随意离合以求变化的作者不也很有教育意义吗?

　　当然，邓散木的这部著作仍以技法为主，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现在看来，其名曰“篆刻学”似乎尚欠妥切。

　　(此文刊于1997年8月31日《书法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