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安托万·普罗斯特：《历史学十二讲》，王春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
[2]本文所分析的是社会时间即主要用于规范社会生活和个人行为的时间体系；“清末民初”则主要指1890年代至1920年代。就笔者所见，学界当前对清末民初时间观念与历史书写的研究，主要集中探讨线性历史观的确立及影响，相关研究成果较多，兹不详述。部分文章可参见：Luke S. K. Kwong , The Rise of the Linear Perspective on History and Time in Late Qing China c. 1860–1911, Past and Present（2001）173 （1）: 157--190；王汎森：《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新史学》第19卷第2期 (2008年6月)；邹振环:《<四裔编年表>与晚清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李帆：《清季的历史教科书与线性历史观的构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2期，等等。
[3]A.J.古列维奇:《时间：文化史的一个课题》，载路易·加迪等著:《文化与时间》,郑乐平、胡建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页。
[4]朱文哲：《旧俗、新知与政治：辛壬之际官定历书的编订与颁行》，《民俗研究》2015年第6期。
[5]相关研究可参见李天纲：《18世纪的中西“年代学”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熊月之:《1842至1860年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11页。
[6]此方面情况可参见吴善中:《太平天国历法研究述评》,《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7]邹振环:《<四裔编年表>与晚清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8]黄遵宪:《日本国志》,《黄遵宪全集》(下),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890页。
[9]王韬:《西学原始考》,袁俊德编:《富强斋丛书续全集·文学》，小仓山房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版。
[10]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97页。
[11](英)麦肯齐:《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蔡尔康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凡例”第5页。
[]12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4--75页。
[13]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7页。
[14]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1页。
[15]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7页。
[16]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2页。
[17]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7页。
[18]横阳翼天氏（曾鲲化）:《中国历史内容重点》，《普通学教科书第一编：中国历史》上，东京东新译社，（孔子）纪元二千四百五十五年（1904年）。
[19]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2页。
[20]梁启超:《改用太阳历法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下》，第2页。
[21]易贯:《谈谈纪年》,《生活教育》第2卷第20期,1935年12月16日,第1页。
[22]丁保书:《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海文明书局光绪三十二年版,编辑大意,第2页。
[23]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叙例第4页。
[24]顾颉刚:《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顾颉刚全集》第13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编辑大意。
[25]陆惟昭:《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史地学报》1922年第1卷第3期, 第32页。
[26]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陆翔辑注：《四部精华》，世界书局1934年版，第27页。
[27]赵翼:《陔余丛考》卷25，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4页。
[28]杨鸿烈:《史学通论》，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02--203页。
[29]刘乃和:《中国历史上的纪年》，海豚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
[30]相关研究可参见：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31--741页。
[31]孙延钊:《浙江畴人别记(三)》，《浙江省通志馆馆刊》1945年第1卷第3期，第27页。
[32]钟渊映:《历代建元考》，中华书局1985年，四库全书提要。
[33]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页。
[34]李纪祥:《时间·历史·叙事：史学传统与历史理论再思考》,麦田出版2001年版,第234页。
[35]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页。
[36]刘成禺：《史学广义内篇》，《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第75页。
[37]赵捷先:《纪元之研究：统一纪元之商榷》,《浙江一中周刊》,1924年第26期。
[38]刘掞藜:《我国史法整理》,《史地学报》1923年第2卷第6期,第11页。
[39]方源流:《<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和阅读方法(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主办读书竞进会选定大学组必读书籍之一》,《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1935年第125期,第6页。
[40]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页。
[41]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00页。
[42]汪荣宝、许国英编：《清史讲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绪论，第1页。
[43]梁绳筠:《历史谈(1)旧目的和旧方法(2)新目的和新方法》，《史地丛刊》1921年第2期,第23页。
[44]缪凤林:《历史之意义与研究》，《史地学报》1923年第2卷第7期，第27页。
[4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专集·文集之七十三》,第1页。
[46]谷凤池:《历史研究法的管见》，《史地丛刊》1922年第1卷第3期，第2--3页。
[47]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03页。
[4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专集·文集之七十三》,第1--2页。
[4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专集·文集之七十三》,第3页。
[50]尽管1923年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对自己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论的因果律进行了反思，认为历史研究套用科学的因果律不大合适，不过在他看来，作为“环境化”的“文化果”仍受因果律的驾驭。参见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专集·文集之七十三》,第1--2页。对于这一转变，施耐德就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将“发展”局限于“物质层面”，并认为“进步”观念无法决定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试图通过区分“进步”和线性的时间观念，为中国获得了足以与西方媲美、甚至在道德上高于西方的自尊空间。参见施耐德：《时间等级与道德优势——现代历史观念在20世纪中国》，孙江、刘建辉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59--175页。郑师渠则从反省现代性的角度对欧战后中国社会思潮进行了研究，揭示了欧战之后时人对“西方”现代性的反省，对于理解1920年代初的梁启超思想转变助益匪浅。参见郑师渠：《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51]卢绍稷:《史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6--17页。
[52]周容:《史学通论》，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2--3页。
[53]黄金鳞：《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54]王国维：《<东洋史要>序》，周锡山编：《王国维集》，第4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页。
[55]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页。
[56]罗志田就注意到，晚清时人所构建的“世界”，不仅不一定包括中国，甚至也不必包括“万国”中的很多国，它很多时候实际意味着人类社会里中国人想加入的那个部分。参见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57]卡尔·瑞贝尔：《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高瑾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5页。
[58]罗福惠、萧怡编：《居正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59]朱文哲：《从“耶稣”到“公元”：近代中国纪年公理之变迁》，《民俗研究》2012年第3期。
[60]国内相关研究可参见：郭海良:《基督纪元体系的形成与基督教史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李隆国:《说公元(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61]柄谷行人:《现代日本的话语空间》，董之林译，《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
[62]梁启超:《地理及年代》,《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
[63]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的书写》，载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264页。
[64]相关研究可参见方秋梅：《“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史学观念》，《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3期；刘超：《古代与近代的表述：中国历史分期研究》，《人文杂志》2009年第4期，等等。
[65]在西方历史演变中，由于单向线性时间观念的首先确立，随之为进化论提供了前提。所以西方史家就认为：“19世纪时，历史依据一个出自牛顿科学的新的时间概念而现代化了。西方历史学者认为时间具有共通适用性，而且是演化进展的，于是将每个时期的民族、组织和制度按时间排列，给每个民族和各个时代贴上发展程度的标签。时间变成了实在的，有顺序的东西，历史学者变成了以西方为目标的进步时间来衡量发展程度的人。”参见（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而在清末民初之际，单向线性时间观念的确立与进化论的广泛传播几乎同时展开。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近代中国线性时间观念的确立与进化论传播是相互促进的。
[66]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67]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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