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 虞集 行书贺柯九思任鉴书博士札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又号邵庵。祖籍四川仁寿，徙居江西崇仁，为故宋世家子弟。无论诗文、书法，虞集在元代中后期士人群体中均享有极大的声誉。奎章阁时期是虞集事业、声望的顶峰。入直奎阁编纂典籍、敕撰典册之余，以陪侍文宗讨论书画为事；退直闲居，汉族、蒙古及色目各族文士常常与之品题书画、酬酢诗文，形成了以虞集为中心多民族士人圈。
奎章阁时期虞集书法活动述略
存初
无论诗文、书法，虞集在元代中后期士人群体中均享有极大的声誉。奎章阁时期是虞集事业、声望的顶峰。入直奎阁编纂典籍、敕撰典册之余，以陪侍文宗讨论书画为事；退直闲居，汉族、蒙古及色目各族文士常常与之品题书画、酬酢诗文，形成了以虞集为中心多民族士人圈。本文就此时期其于奎阁内外的书法活动略而述之，借以想见时人风雅之一隅。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又号邵庵。祖籍四川仁寿，徙居江西崇仁，为故宋世家子弟，大德五年（1301）而立之年的虞集游学大都，次年以大都路儒学教授释褐以来，三转成均、两擢翰林，历事五朝，终于文宗时任侍书学士，职掌亦为备受时人赞誉的“词垣三组”，此职虽专掌典册、无关政要，却非具大才之文人莫能胜任。耳顺之年的虞集堪称奎阁的代言人，时人多以“虞奎章”或“虞阁老”敬称之。明人胡应麟《诗薮》称：“虞奎章在元中叶，一代斗山。”清人彭蕴章《题元人诗十二首》亦云：“一代文人谁巨擘？欧曾以往数奎章。”
元 虞集 行书白云法师帖册 故宫博物院藏
入侍帷幄、敕撰典册
元文宗，全名孛儿只斤·图帖睦尔（1304—1332）。与前代诸帝不同，他自幼生长于内陆、接受着汉式的传统教育，也是元代诸帝中最为附庸风雅的帝王。他对书法的热情远远超过以往帝王，最典型的标志即奎章阁的设置，文宗在位四年时间里（1328—1332），只要朝中无事即御临奎阁，正如虞集对文宗的评价“圣主多清暇，临池爱日长。”这也难免为陶宗仪留下口实：“文宗御奎章阁日，学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从，以讨论法书为事。”事实上就文宗于奎章阁所从事的活动而言，也的确如此。我们先看一下文宗是如何布置奎章阁的：奎章阁一共三间，南间为藏物之所，中间是学士诸官候直之地，北间是文宗御临的书房，其中南向设御座，两侧分别陈设秘玩之物。阁内共有三块玩石，门内竖着的是一块五色石屏，屏上为天历二年（1329）十一月虞集所撰《五色石屏风记》；一块是奇绝名世的灵璧石，上有文宗御书“奎章玄玉”四字；还有一块是天历二年正月虞集撰文、文宗亲洒宸翰的《奎章阁记》石刻。墙上还挂着宋徽宗所画《承平殿曲宴图》和亲自书写的《曲宴记》。这样的布置宛如一个闲雅的士大夫的书斋。在任侍书学士三年多时间里，虞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日与柯九思陪侍文宗讨论书法，也因此留下了大量的应制文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篆“奎章阁宝”和“天历之宝”印章
该印玺主要用于三途。一是钤于文宗在奎章阁所御览的内府书画，数量竟达三十轴之多，傅申先生论之甚详，兹不缀言。二是钤于文宗所赐大臣的御书上。“皇上万机之暇，亲洒宸翰，书奎章阁记，刻置晋中，凡墨本识以天历之宝或奎章阁宝，应赐者必阁学士画旨具成业，特诣榻前四复奏，然后予之，非文学侍从近臣为上所知遇者未尝轻畀。”除此之外，元人文集还有不少赐御书的记载，如赐“永怀”二字者有哈剌拔都儿、阿鲁威、阿荣、康里子山和赵世安等；“雪月”赐健笃班（马祖常《石田文集》卷八）、“保宝”赐扩阔帖木儿（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二）、“雪林”赐赵伯宁（《虞集全集》）、“明良”赐札剌尔（《黄溍全集》）、“梅边”赐林天麟（《虞集全集》）等，这些作品上也均钤二印或其中之一。三是钤于勋臣画像。文宗以旌表勋臣之功德，往往命宫廷画工绘像，然后再“亲御翰墨，书敕其上，识以宝玺，而命臣集（虞集）述赞焉。”（《赵中丞画像赞，并序，应制》）可见，御书、画像上钤此二印不仅有复杂的程序，更是彰显圣恩之隆，对接受者来说也是无上荣耀。
元 柯九思、虞集 楷书跋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 辽宁省博物馆藏
奉敕为书画题记
此又分为两类：其一在卷末只属款曰“奎章阁侍书学士臣虞集奉敕记。”文宗所御览书画除钤二印之外，也要奎章阁直属官员署名题记，天历初期，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承制学士李泂、参书雅琥、参书柯九思、授经郎揭傒斯等均曾奉敕题记，柯九思升任鉴书博士（天历三年正月廿五）之后，御览书画题记就比较规范，柯九思审定后，虞集在卷末题记；其二应制题画，即奉文宗之命专门为御览书画题诗。《虞集全集》中明确标注应制题画诗共16首，其中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和胡虔《汲水蕃部图》两件尚存于世，均为文宗内府藏品，其余14件也可能是奎章阁时代内府藏品。虞氏文集可徵，兹不一一列举。除以上两种类型之外，虞集还要奉敕为勋臣撰写碑志、为贵戚画像题赞，诏敕、诸司典册、甚至宫榜等也需要虞集撰写。
元 虞集 隶书饮中八仙歌卷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与文宗讨论书画
奎章阁时期，作为文宗的御用文人，虞集的工作大约无关政要，多为歌功颂德的应制之作，故虞集以“小臣职在歌功德，拜手陈诗对日长”来定位自己的角色，对自己的职责看得也很明白，“自昔著作之廷，职在讨论文学，才艺之士处之，无所与乎有司之事也。”虽然备受文宗宠信和礼遇，看似光鲜的背后与其政治理想很是违背，所以虞集也曾三番五次请辞侍书学士一职，文宗皆不允，其目的不外乎留虞集以应私好。虞集和柯九思侍奉文宗，一起讨论、鉴赏过《定武兰亭》《曹娥碑》和欧阳询书《阴符经》（拓本藏于徐州博物馆）等晋唐名家法书。耳濡目染之际虞集也确实影响了文宗的品位，如对时人班惟志书法的评价，《书史会要》载：“（班惟志）早岁宗二王，笔势翩翩，不失书家法度，晚年学黄华，应酬塞责，俗恶可畏。文宗尝评其书谓醉汉骂街。”黄华即金朝书法家王庭筠，其书宗米芾，文宗批评班惟志与虞集批评南宋以来宗米书者“举世学其奇怪”的步调是一致的，足见文宗也主张学书要宗法晋唐。在实践上，《书史会要》评之曰“喜作字，每进用儒臣，或亲御宸翰作敕书以赐之，自写阁记，甚有晋人法度，云汉昭回，非臣属所能及也。”陶评文宗书有晋人法度并非谀奉之言，因为文宗确实临习过晋唐书法，如唐太宗《晋祠铭》中的“永怀”二字，如果缺少了虞集的“侍书”，文宗恐怕也很难成为元代诸帝中最为风雅的帝王。文宗作为蒙古族帝王对书法有如此兴趣，对其他蒙古、色目人也有引领和导向作用，就此而言，虞集功不可没。
元 虞集 楷书刘垓神道碑卷（之一） 上海博物馆藏
与京师汉族文士的书法交游
文宗开奎章阁，大兴文治，四方彦俊多萃于京师。在文宗身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奎章阁文人群体，该群体大多通诗文、书画等技艺，而虞集又是该群体的主导人物。这些文士多有斯文之好，以文墨相尚，馆阁悠暇之际，执政、台阁、侍从之臣、文学之士，常所从虞集游。
柯九思
此时虞集与柯九思同侍奎章，最为相知，仅虞集文集载其与柯九思或题跋、赠予或缅怀诗多达39首。书画往来也最为频繁，柯九思能书擅画，因虞集力荐，才由参书升为鉴书博士，在宫廷内，凡九思作画，文宗必命虞集书赞。退直以后，二人往往以诗文唱和。柯九思取《黄庭经》之“玉文”名其堂，即虞集为之制文。因柯九思“多蓄魏晋书法，至宋人书殆百十函。”（虞集《题蔡端明、苏东坡墨迹后》）侍辇之余，其在大都的书斋“玉文堂”成了众多文士雅集的场所。自泰定五年（1328）至天历三年（1330），虞集先后三次带领其他文士鉴赏《曹娥碑》并题记，其中两次赏于柯九思家，同观者有宋本、宋褧、谢端、林宇、烈希元、詹天麟、欧阳玄、王遇、雅琥、白守忠、高存诚和虞集子虞冏。（虞集《跋曹娥碑真迹四首》）；至顺元年十月，奎章阁广成局副史杨瑀，能书善篆文，曾携先世遗墨邀虞集、陈旅、赵子期、王守成、陆友同观于柯氏玉文堂，虞集并书题记。（虞集《书杨将军往复书简后》）另外，柯九思藏王献之《鸭头丸帖》、苏轼《天际乌云帖》及《定武兰亭五字损本》等也都有虞集题记。
奎章僚友
就虞集交往人物的阶层而言，中上层奎章阁汉族官员是其交游的主体，如欧阳玄、揭傒斯、苏天爵和王守诚等，后来这些人皆成为翰苑或省、台、院的中上层名流。欧阳玄出仕之前曾随虞集的父亲虞汲游学；揭傒斯因虞集举荐特授为奎章阁授经郎；苏天爵和王守诚释褐前为国学生，从虞集受业于成均，故此二人“终身不名他师”。后来苏天爵任奎章阁授经郎，王守诚任奎章阁鉴书博士，与虞集既有师生之谊，又为僚友，而苏天爵得虞集墨迹甚多：“邵庵先生文章学问冠冕一时，而临池之工近代莫及，今大参政赵郡苏公以成均旧游，同朝日久，得先生手笔为多。”
奎阁下层胥吏
最能影射虞集人格魅力的反而是其与奎章阁下层能书画或与书画相关文士的文化互动。如一起鉴赏《曹娥碑》的林宇、高存诚和白守忠都是奎章阁的内掾，即阁中最底层的胥吏；旦景初，奎章阁群玉内司佥司，他只是负责展开书画以备文宗御览的小吏，但也能书擅画，“是时旦公主舒卷，一二文士相交参。旦公归来坐成想，亦颇拈笔为楩楠。”（《题旦景初佥司画》）虞集还曾为其藏《慧甄腐瓜行蚁图》作跋；不知姓氏的笔工，此人因善制笔而被文宗召见于奎章阁，虞集作《赠笔生》诗以饯之，“借问紫毫谁所制？发挥神化未渠央。”墨工朱万初，因进墨受到文宗赏识，得以食禄奎章阁下属艺文监，虞集作《朱万初制墨序》，后来艺文监秩满后转广东照磨，虞集亦作诗赠之；还有善画的艺文监小吏求虞集手迹，虞集欣然应之，并作《赠艺监小吏》诗予之：“十岁学文史，十五从吏师。丹青出天性，落笔有令姿。艺监取材伎，小大无一遗。署儿馆库下，禄薄不足为。手持一束书，求以慰母思。”
元 虞集 隶书题赵孟頫陶诗帖 故宫博物院藏
还有一类并非奎章阁官吏，他们只是因能书而被康里子山选拔进奎章阁专门从事缮写《经世大典》的布衣书家，书成后即授地方儒学教授。奎章阁学士院设立之初，曾奉命编纂《经世大典》，共880卷，为了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时任礼部尚书兼群玉内司监司的康里子山专门从朝外选拔30位善书文士从事缮写，这30位书家目前可考者仅8人，其中与虞集交善者4人，分别为：胡式，江西鄱阳人，修完经世大典后授抚州路儒学教授，事迹见虞集为其撰《胡母李孺人墓志铭》；程文，字以文，徽州婺源人，为徽州世家，通经义、善诗文，曾著《黔南文集》，今已散佚。书成，依照朝廷常例，应授各路儒学教授，因无缺职，元统二年（1334）春，借注于黄竹岭巡检司，后于至正十九年（1359）卒于礼部员外郎任上。其自题《题虞邵庵酬答钱翼之篇翰》曰：“文昔以笔札从侍书公（虞集）著书阁下（奎章阁），公去国今十年矣。”程文亦善书，其乡郑氏童子从其学书，见危素撰《郑童子墓志铭》“郑童子，从乡先生程君以文甫学书，每得程君书，辄凝目注视，久之不去手，人莫测其故，已乃大悟书法。”贡师泰《题程以文遗曹子学书后》：“礼部员外郎程君以文博洽能文章，大名曹子学精于篆隶，二人在京师日相往来甚厚，此卷凡三帖，皆以文书求书于子学者也，以文不惟能文章，尤善隶。”方积，字叔高，以字行，元代九江人，因缮写大典而借注邬子斋巡检，辟闽海帅司掾，迁南安县，后以讨贼死于阵。方积亦以虞集门人自称，在跋《虞邵庵书拟岘台记并诗》言：“右奎章阁侍书学士虞公书曾文定公祠堂记，以遗临川危素太朴甫，积昔从公于京师，自天历以后公日在阁下而又总裁史事，非大制作多不及亲书，又苦目昏，今观此卷，遒粹整密，所罕见也。至元三年正月十又六日，门人九江方积同豫章杨镒观于邬子柴。”方积不但善书，还曾撰书论《右军笔阵论》；元人陈基曾云“人之厌江湖者则思山林，厌山林者则思城郭，居城郭者则思游乎通邑名都，以扩其所见闻。”由于文宗重儒学、兴文治，四方士人游京师蔚然成风，其目的除欲扩其见闻外，恐怕希望得人举荐而步入仕途者更占多数。因举荐而授官的也不少，其中虞集举荐善书者三人，莆田人陈旅游京师因虞集举荐除国子监师儒。相比之下，陆友和曾巽初就不那么幸运。陆友至京师，虞集善其书，柯九思服其识，相与荐于文宗，终未及任用；曾巽初“爱古器物、名书画，购之不计其资。”以其图书进见于奎章阁，虞集言于朝，拟欲举荐其为太常博士，最终未报。虽未成功，但至少反映了虞集常荐拔文士不以私利的胸襟。吴师道言：“京师宏儒硕士比肩立，而称执事者则曰博学善古文、才气超迈、鉴裁精绝、乐善而不遗者也。”就上述事迹来看，此“执事者”非虞集莫属。
元 虞集 楷书刘垓神道碑卷（之二） 上海博物馆藏
与蒙古、色目能书文士的诗书唱酬
元代中后期，不唯文宗与顺帝，熟谙汉族士大夫文化的蒙古、色目（即“各色各目”之意，并非单一民族，泛指蒙古、汉族以外的各族人）文学之士彬彬而起，此一新兴的蒙古、色目士人基于共同的文化造诣、兴趣和品味，与汉族士大夫有着频繁的文化互动，或诗文唱酬、游宴雅集、题跋赠序。此时的“虞阁老”享誉着大都文化领袖的地位，许多蒙古、色目文士与之切磋文艺、鱼雁互通而情谊敦睦，虞集与多族士人的诗书往来则为此时多族士人圈频繁文化互动的典型。仅从其全集来看，此时与之有诗书往来的蒙古、色目士人计四十余例。就关系而言，彼此之间或同僚，或座主，或门生，或艺友等，现仅就该群体中能书文士略而述之。
奎章僚友
与虞集来往最多者首推奎章诸友八人。按任奎阁职位高低排序如下。奎章阁大学士赵世延，字子敬，雍古部氏。早年为赵孟頫弟子，篆、楷、行诸体兼善。目前存世书迹有至顺二年（1331）跋欧阳询《化度寺碑》，颇具苏轼风裁。其女赵鸾嫁许有壬，《书史会要》称其“能琴书，善笔札。”可见赵世延家族几乎完全汉化。奎章阁时期，虞集为其下级，二人不仅共同修纂《经世大典》，还曾联名上进南唐赵幹《江行初雪图卷》，一同奉敕撰神道碑，如《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乃至顺二年由虞集撰、康里子山书、赵世延篆额。赵世延历事九朝、而虞集历事七朝，奎章阁职官中，赵氏为虞集最为敬重的长辈，归隐后，虞集曾作诗《寄赵子敬平章》予之；赵世延仙逝，虞集亦作《鲁国赵公世延哀词二首》以缅怀，其诗“每翻翰墨神交远，惆怅西川鼓角悲”足见二人情谊不浅。
奎章阁大学士阿荣，阿荣，字存初，号麓菴，蒙古怯烈氏，宿卫出身。《元史》称其闲居以文翰自娱。康里子山《草书张旭笔法卷》（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卷末“至顺四年（1333）三月五日康里巎为麓菴大学士书”，“麓菴”即此人，阿荣喜“作诗临帖，至于笔札、砚墨，雅好精致。”更沉浸于晋帖，元人刘鹗诗称：“亲呈紫皇诏，来往玉局间。一卷黄庭经，暇日应烂漫。”可见阿荣对书法的挚爱，惜无书迹存世。阿荣虽为虞集上级，但年龄却小二十余岁，二人曾奉敕撰、书《孙都思氏世勳之碑》，虞集亦有诗《次韵阿荣存初参议秋夜见寄》。
康里子山，文宗时先后以礼部尚书兼奎章阁群玉内司监司、承制学士和大学士，字子山，号正斋、恕叟，康里氏。早年肄业国学，博通群书，与其兄俱善书。奎章阁初为虞集下级，后居其上。虞集与子山不仅时常诗文酬唱，如《寄子山尚书》，《题康里子山尚书拟春小隐四首》等，还为其藏虞世南墨迹书跋，《跋子山学士所藏永兴公墨迹》：“子山公临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遗真知、真好者，非偶然也。集家学荒落，加以目昏，抚卷感叹。子山命识其后，故辄书之。”孛术鲁翀，字子翚，女真氏，世居江西隆安。史集只称其任奎章阁校书，但具体居何职并无明确记载，文宗时还兼任太禧院佥事和集贤直学士（从四品），文宗时尝奉敕撰碑文，书法亦为时人所重，有《跋黄庭坚松风阁》墨迹存世（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孛术鲁翀虽位居虞集下，但其早年与欧阳玄均游学于虞集的父亲虞汲之门，关系颇密。虞集有《寄鲁学士子翚》《次韵鲁子翚参政二首》；还曾为孛术鲁翀画像书赞及其撰《贞节叙》书跋。
泰不华，字兼善，初名达普化，文宗赐今名，蒙古伯牙兀台氏。文宗时任奎章阁典签，从六品。泰不华为元代著名书家，楷书师虞世南且善篆隶。泰不华和虞集篆书均师从南宋张有。在奎章阁虞集为其上司，其有墨迹《赠坚上人重往江西谒虞阁老》等存世。其称虞集为“虞阁老”，可见尊崇之意。虞集曾为其书画题跋，如《题达兼善御史所藏墨竹》赞誉泰不华：“知君深识篆籀文，故作寒泉溜崖石。”
另有奎章阁低层吏员三人，分别为盛熙明，其先世居西域曲鲜，后移居江西豫章，《书史会要》称其工翰墨，亦能通六国书。文宗时以善书辟奎章阁书史，撰《法书考》，但未及上进而会文宗升遐，虞集曾为该书作序；甘立，字允从，河西唐兀氏，任奎章阁照磨（正八品），《书史会要》称其才具秀拔，亦善笔札。甘立曾与虞集等于柯九思玉文堂同观《曹娥碑》，亦同为赵孟頫小楷《过秦论》书跋；虞集有《答甘允从寄海东白纻》七律以答谢甘立惠物之盛情；毕申达，或称“毕申达儿”“毕申达而”，乃音译，号樵隐，唐兀氏，世居济南。曾任奎章阁艺林库提点，后升授经郎，北京图书馆藏《石刻汇编》录其行书题名一则，风格近康里子山，说明此人善书法。全集有《题张希孟中丞送毕申达提点卷后》，乃虞集以毕申达上司为张养浩所赠此卷书跋。
元 虞集 行书即辰帖卷 故宫博物院藏
国子门生三人
虞集曾任国子监助教和祭酒，其国学弟子员终以师称之，肄业后一直保持文书往来的善书者有如下三人。斡玉伦都，字克庄，出身于西夏儒学世家，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其“文章、事业夐出人表，书迹亦佳。”斡玉伦都曾为薛尚功《钟鼎款识》手写本书跋曰：
予读薛尚功集古金文字，常叹其博。及见谢长源所手尚功写本，乃知今石刻仅得其半，而写本字画为精。夫学至于博而精，岂特论艺文而已！至正元年后五月廿二日灵武斡玉伦徒克庄在武林驿书。是日以潘云谷墨试张掖刘伯温所遗黄羊尾毛笔。
虞集称其好古博雅，学道爱人，为其先世画像书赞称：“奎章阁典签斡玉伦都尝以礼记举进士，从予成均，于阁下又为僚属。”既为师生，又为同僚，斡玉伦都转地方官后二人关系亦密，在任福建闽海道廉访副史期间把虞集《道园学古录》刊行于世。除为其先世画像书赞外，全集亦有四首诗文唱和之作；孛颜帖木儿，早年肄业国学，为虞集弟子，集称其“谦好君子，崇尚学校”，《江东道廉访司题名记》为其任南台经历时所书，可知此人能书。全集存《宪副伯颜帖木儿甫行部过访》一首；刘伯温，即沙剌班，西夏张掖人。早年为虞集国子监生，善楷书、行草。其弟刘仲宾也是“刚毅有为，英名风采如其兄。又善楷书、行草、文学之著蔚如也。”伯温女名宣奴，早卒，虞集称其“五岁，教以书字，即识不忘。或以他书，或画空示之，无一差者。教以诗，一再过即成诵”。可见刘伯温氏亦以诗书传家。虞集曾为其藏《雪山图》和《自书行卷》题跋，刘氏也曾惠虞集和斡玉伦都产自家乡的黄羊尾毛笔，全集还存唱和、酬答诗文四篇。
元 虞集 楷书寄都运大参诗札
科第门生四人
科第门生四人，古代科举考试中进士者一般尊称考官为座师，或座主。虞集曾任三科考官或读卷官，得善诗书者四人。泰定元年甲子科，虞集为考试官，得雅琥。雅琥，原名雅古，元文宗御书赐今名，字正卿，也里可温人，及第后授秘书监著作郎，后转奎章阁学士院参书，善诗书，其诗清新峻拔。文宗时奉敕为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题诗，其楷书有欧、虞遗风（墨迹现藏辽宁省博物馆），至顺元年正月在奎阁中曾与虞集、孛术鲁翀、甘立等审定重装李成《寒林采芝图》，同月又与虞集等同观《曹娥碑》。
泰定四年（1327）丁卯科，虞集为会试考官，得燮理溥化和道童二人。燮理普化，字元溥，斡罗纳儿氏，世居湘潭。进士及第先后任江西庐州、抚州路达鲁花赤。燮理溥化曾为《冯祜墓志铭》篆盖，可知以篆书见称于世。溥化亦为揭傒斯门生，揭氏《文安集》即由其编纂。而虞、揭又为僚友，虞集屡赠元溥诗以勖勉。虞集曾为其藏《陈宗纪所作龙眠山图》和《鳌溪春晓图》题诗二首，另外全集还收赠别、宴游诗四首；道童，字石岩，蒙古人，泰定四年进士。官至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书史会要》称其“尤工大字，能作双钩书。”全集有《石岩诗为道童总管作》诗一首。
至顺元年（1330）庚午科，虞集为廷试读卷官，得笃列图。笃列图，字敬夫，号敬斋，蒙古捏古思氏，世居燕山。登蒙古榜进士第一，王昶《金石萃编未刻稿》录其撰、书《瑞盐记》，首题“赐进士及第、授承务郎、集贤修撰笃列图撰并书”。虞集应所请为先世撰《靖州路总管捏古台公墓志铭》，并为笃列图斋号作《敬斋说》。
其他三人
松壑，以字行世，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士大夫间多推其书。虞集题《题蒙古松壑书》云：“长风壑中来，吹雨洒高竹。忆昔曾见之，终南垮黄犊”。全集有《寄蒙古松壑》诗一首；阿鲁威，字叔重，号东泉，蒙古人，官至翰林侍讲学士、参知政事等。阿鲁威是著名的散曲家，亦能书，曾跋虞集书《蛛蚊赋》一百三十余字，款曰：“和林鲁威叔重父谨题”，并钤“和林鲁威氏”印。全集亦有《奉别阿鲁威东泉学士游瓯越》诗一首；安童，字明德，号雪庄，威茂氏，不仅善书，亦以收藏法书为乐。至正六年（1346）曾书《真定龙兴寺通照大师碑》和《住持佛光弘教大师碑》，曾构筑亭苑以玩乐，虞集为撰《御风亭记》称其“积古法书以为玩，与宾客共乐焉。”
元 虞集 楷书题赵孟頫重江叠嶂图卷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本文仅就遗存下来的史料来窥探虞集与多族文士的书画往来。甚至可以想象，时人优雅的诗书交往远要比我们用残存的史料拼凑而成的记述更丰富多彩。这些士人在庙堂之上以帝王风雅为事，或鉴赏书画，或编纂典籍，退直以后，虞集则成为朝野大夫交游之对象，虞集与身边各族士人因共同的艺文爱好而声气相通，形成了以诗书为媒介的多族文化士人圈，这也是时人及后人称其为“虞奎章”或“虞阁老”的重要原因。
至顺三年（1332）八月，文宗崩于上都，经过十个月的政权篡夺后，顺帝于次年六月入正大统。因文宗时曾草拟顺帝非明宗子诏书，虞集如履薄冰，终以目疾谒告南归，十月至临川。虞集三十余年的大都生活也正式谢幕，其将这段经历概括为“区区早从应酬，晚膺痼疾。”也正因目疾，隐居后多不作书，如其自言：“予书不工，又苦目疾，既闲居山中，书亦绝少。”但此后的大都及大都故友留给虞集的恐怕也只有想象了，“仆自归田以来，当时故人，俱在天府。而集以目眚，又不能起居，遂成路远。”
元 虞集 楷书刘垓神道碑卷（之三） 上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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