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羚
老婆孩子热炕头是33岁的湖南新邵县板竹山村村民段便生对幸福的定义。但这个梦想看起来越来越遥不可及了：因为要照料70多岁的父母，他必须留在山里；山里的姑娘能出去的都进城打工了，山外的姑娘没有几个愿意嫁到山里来。于是，段便生无奈地成为全村36名光棍之一。
1200多公里之外，在徐州打工的农村青年刘军也面临同样的苦恼。他家住苏北平原，家境一般。同龄人的孩子都10多岁了，他自己还是娶不到老婆。同村像他这样的大龄单身男青年有五六个。
像段便生和刘军这样的光棍汉到底有多少，还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有一个数字很清晰：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15岁到59岁的男性比女性多出近2000万人。
在这个数字背后，一个不易觉察的危机正在全国范围内酝酿着。陕西、山西、湖南、辽宁、黑龙江……隐匿许久的光棍村越来越被世人知晓。
但危机和风险不止这些人们知道或者不知道的光棍村，也不只是数量巨大的底层男性找不到配偶。
“值得警惕的是，性别失衡风险通过一定的程式聚集、放大、扩散，可能会促使已有的社会风险更加复杂化、多样化。对这一点，目前我们的认识还很不到位。”长期进行性别失衡问题研究的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提出警告。
天平倾斜
李树茁常年研究中国社会的男女出生比失衡问题，他在2006年合著出版的《性别歧视与人口发展》一书里就曾预测，2013年之后，中国每年男性过剩人口将达到10%以上，“平均每年有120万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初婚对象”。
这不是危言耸听，根据2005年一项对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婚姻挤压在全国并非个案，几乎所有省份的农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女性缺失”。
在一个社会里，部分男性或者女性单身并不算是异常现象。但在中国，大规模人口流动与超高的出生性别比(其数值为每100名女婴对应的男婴数)叠加，致使大量男性被挤出婚姻市场，被迫进入单身行列。这些人明显超出社会普遍认同的理想适婚年龄(通常为30岁)，并且有可能被迫终身不婚，成为俗称的“光棍”。
人类生育史表明，在没有人为控制的条件下，男女新生婴儿的比例大致在102~107∶100。低于或高于这个比例都属于不正常状态。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迅速飙升，从1980年基本正常的107左右升至2008年120.56的高点。最近几年，虽然经过政府的积极干预，出生性别比依然处在118左右的高位。
长达30年多年的高出生性别比已经使中国人口的性别结构出现失衡。六普数据显示，0~14岁的人群中男性出现比女性多出1855万左右。这意味着，未来的男女失衡情况将更加严峻。
去年，人口计生委已将这一逐步凸显的矛盾摆上议程，宣布进一步加大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力度。在印发的《2013年人口计生工作要点》中要求，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省份要在2012年的基础上，将高于107的部分降低10%。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劳工项目负责人李大君曾经在邢台的光棍村景福村蹲点调查过，对当地农村的性别失衡印象深刻。他介绍，过去贫穷、残疾是光棍的重要成因，但现在邢台、保定、沧州等地一些经济条件还不错的男性，也面临难以结婚的困境。
“现在农村确实是男孩多，女孩少。有些人想要男孩，就去做B超，是女孩就流掉。几十年都是这样，早不是什么秘密了。不光穷人这样干，有些富人也同样，他们希望生男孩来传宗接代，继承产业。”李大君对本报记者说。
因为男孩偏好而进行的性别选择被认为是导致性别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报记者在长期走访中了解到，尽管国家明文规定禁止利用B超做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禁止非医学需要的堕胎(下称“两非”)，但实际上违规操作屡禁不止。
已有一个女儿、家住天津郊区的黄玉在怀孕四个月时被迫做了堕胎，只因为丈夫要求第二胎必须是个男孩。她的一个亲戚在镇上医院当护士，帮她安排了B超和堕胎手术。
黄玉未能出生的女儿在人口学上被称作失踪的女性(missing woman)，指的是因人为干预未能出生或较早死亡的女性人口。根据李树茁等人推算，1980~2000年间出生队列的失踪女性数量在920万人，比例为4.19%。
“不要说农村，就是在北京，要想知道胎儿性别，随便找个熟人就能搞定。国家说是严查，这个很隐蔽，很难查得到。”李大君说。
李树茁告诉记者，胎儿性别鉴定以及随之的堕胎确实隐蔽，这使得执法工作面临困难。“最近在安徽的一次执法，为了确认某医疗机构违反‘两非’，联合执法机构共出动40多人，耗资十余万元。”
去年12月2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也特别指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形势依然严峻；整治“两非”难度不断加大。
风险积聚
李树茁不愿意把目前众多大龄男青年找不到配偶说成光棍危机。在他看来，性别失衡导致的问题远远不是一部分男人被挤出婚姻这么简单，倾斜的性别天平背后，是更加严峻的社会问题。
根据婚姻梯度原理，家庭经济贫困和落后地区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上较不具有竞争力。他们往往在女性缺失导致的婚姻挤出中成为出局者。
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婚姻家庭承担着教育、医疗、养老和传宗接代的社会功能，也满足了个体的情感归属和性需求。稳定的婚姻生活作为减压阀，在个体和社会压力之间构筑了一道缓冲带。但对于光棍来说，不仅没有这种缓冲，同时要承担的压力更大。
刘军对此深有体会。在儿时的记忆中，村里的几个光棍是让人瞧不起的。现在轮到他来承受乡邻们异样的眼神。尤其是母亲，儿子娶不上媳妇让她觉得羞辱，正张罗着到外地给他买个媳妇。
根据李树茁等人组织的《中国的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大量失婚青年的存在，客观上激发了买婚、骗婚、买卖妇女等犯罪行为。接受调查的364个村庄中，有约30%曾发生过骗婚。
在一个常态的社会中，性别结构失衡所带来的男性人口过剩问题，分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风险更多地集中在个体和人口领域。但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和社会转型的利益矛盾，则可能将性别失衡的风险进一步加剧和扩大。
李树茁总结了光棍的三大特征：被迫、脆弱、聚居。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1.66亿人，这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大龄未婚男性。他们带着对财富和婚姻的憧憬进入城市，在这里发现自己依然是相对底层和边缘的人群。
根据2010年李树茁参与合著的课题《中国的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在某些城市的聚居点，失婚男性或已婚分居男性具有明显的规模化特征，一些人群还呈现出团伙特征，这些人群发生失范行为的概率远远高出普通人群。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家庭养老困难、性需求不能满足，这些状态会促使他们选择性暴力、性交易、团体犯罪、自杀等手段，引发公共安全危机。
尽管注意到这一特点，李树茁仍然强调，社会上要避免对光棍进行污名化和标签化，要看到光棍事实上是性别失衡的受害者，是脆弱群体，他们更需要社会各方的帮扶。
应对危机
性别结构失衡已经成为中国人口的重要特征之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融化它也没有那么容易。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政府所采取的干预措施效果有限。以治理“两非”为例，尽管全国上下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目前的出生性别比依然高达118，超出正常水平十几个百分点。
“两非”长期遏制不住，根源是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多年来不断有人口学者呼吁，应放开生育限制，促使中国人口的性别和年龄结构得到优化。
李树茁认为，即使放松生育限制，考虑到目前较高的生养成本和已经很低的生育率，对于缓解性别失衡的帮助并不大。
从六普数据看，中国人对孩子的性别选择意愿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降低。五普之前的数据显示，性别选择基本发生在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的性别比基本在正常水平。但六普显示，第一个孩子的性别比为113，明显高于102~107的正常水平。从总体看，性别失衡的来源，三分之一发生在第一个孩子，三分之二发生在第二个及以后的孩子。这表明，有部分人在生育第一个孩子时就已进行性别选择。
李大君介绍，尽管现在生养儿子也难以起到养老的作用，而且男性结婚的支出越来越高，但是受传统养老防老和重男轻女意识影响，性别选择依然广泛存在。他建议，政府在养老保险制度上的进一步完善应该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李树茁对此表示不乐观。他分析，男孩喜好背后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社会根源，即使在发达国家如加拿大、英国，经济和生育政策上的限制都不存在，华人中依然存在性别选择现象。
尽管在性别失衡的源头上缺乏行之有效的对策，对已经存在的光棍问题，在社保和经济发展方面，政府仍可以有所作为。
性别失衡所产生的社会风险，有部分是可以通过制度建设有效抵制。比如失婚人群的养老问题，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李树茁建议，可以考虑在养老保险制度上给予失婚人群特殊支持。同时，政府可以通过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提高生存能力，并通过建立更大范围的婚姻信息交换平台，帮助更多人找到合适的配偶。
而为配合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国家人口计生委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修订完善，推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专项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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