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帝王庙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是明清两朝的皇家庙宇，由明清皇帝选择入祀帝王，主导者是明洪武、嘉靖、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六位皇帝。由于选择者与入祀者都是帝王级人物，故是一处典型而独特的帝王文化遗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
建庙沿革
我国很早就有祭祀前代帝王的传统。《礼记·祭法》记载说，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捍大患者，皆“有功烈于民”，值得祭祀。秦汉以来主要是在帝王陵寝或帝王肇迹之地的庙宇祭祀，隋代始有定制，由地方官府操办。唐代天宝年间，出现在京城建庙祭祀的做法，唐玄宗在长安为三皇、五帝、周武王、汉高祖分别建庙祭祀。
明朝建立，定都南京。洪武帝朱元璋诏建历代帝王庙，创一庙之中合祭历代帝王之制。洪武七年（1374年），庙成于钦天山之南，后遇火灾，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又易地建成于鸡鸣山之阳，命大学士宋讷撰写《敕建历代帝王庙碑记》。庙、碑今已不存，《明实录》载有平面图，碑文见于文献著录。
明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对历代帝王之祭，附属于南郊天地坛之祀，不伦不类，长达百年。嘉靖十年（1531年）三月，嘉靖帝规范礼制，选定在阜成门大街原保安寺旧址建庙。建庙期间，暂于紫禁城文华殿祭祀。嘉靖十一年（1532年）夏，新庙落成，其等级高于南京旧庙。
历代帝王庙正殿称景德崇圣殿，重檐庑殿顶，四面坡，双重檐，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殿柱六十根，皆金丝楠木。正殿两侧为东西配殿，单檐歇山顶，面阔七间，进深三间。配殿南设两座燎炉。正殿后面有祭器库。
正殿前为景德门，门外东跨院为神厨、神库、宰牲亭和井亭，院外设钟楼。西跨院为遣官房、典守房等。庙门前建影壁，庙前街建东西牌楼，两座牌楼间，名景德街。
清雍正帝时，庙宇已近二百年，年久失修，雍正七年至十一年（1729─1733年）进行大规模修缮。今景德崇圣殿内707块天花板上的金坐龙彩画，即此次大修的遗留，其皇家气派可见一斑。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帝要求把景德崇圣殿顶的黑色琉璃瓦和绿色瓦边，全部更换为纯黄色琉璃瓦，外檐改为最高等级的金龙和玺彩画，大殿规格被提高到紫禁城乾清宫级。庙门前修建三孔石桥，东西各立下马碑（牌）。
清代后期，在西跨院设关帝庙，独祀关羽，遂成“庙中庙”格局。
二
明清皇帝选择入祀帝王的过程
历代帝王是总称，庙宇祭祀有选择。
历代帝王涵盖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夏商周时代的王和秦汉至明清时代的皇帝，共460多位，复杂而多样。一是历史功过不同，《资治通鉴》分为创业、守成、陵夷（衰落）、中兴、乱亡五种帝王，通常说法是有明君、庸君、昏君、暴君之分。二是所处朝代性质有别，以大一统王朝为主，称正统王朝，也有分裂割据时期诸政权，称“偏方之国”。三是帝王族属不一，以华夏—汉民族帝王为主，也有北方民族帝王，还有不同民族血统的帝王。
历代帝王庙崇祀有功德于民的帝王，昏庸乱亡之君则拒之门外，不予祭祀。在此前提下，平等入祀正统王朝和偏方之国帝王，华夏—汉民族和北方民族帝王。最终确定188位，不及总数之半，其入祀门坎较高。
此入祀结果，并非一次形成，是经过明清六位皇帝的选择完成的。他们的主张不尽相同，却是前后互补、矫正纠偏，递进完善的关系，其入祀过程，可圈可点。
（一）明洪武帝：开创历代帝王庙祀典
朱元璋出身贫苦，推翻元朝统治，成为明朝开国皇帝，深感历代帝王开基创业之不易，遂在京师（今南京）修建历代帝王庙，集中在一庙祭祀。
崇祀三皇五帝，“继天立极为帝王之所宗”。依据《帝王世纪》所载，三皇为伏羲、炎帝、黄帝，五帝为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三皇五帝之后，只入祀统一天下，“主中原安人民”的开国帝王，即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和元世祖忽必烈。但不入祀秦始皇、晋武帝和隋文帝（先入祀后罢黜），理由是，“秦、晋及隋，视其功德，不能无愧，故斥而不与”。此后，他们一直缺席无位。
入祀元世祖忽必烈。朱元璋曾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为战时口号，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后，又理性回归到“胡汉一家”和“华夷无间”的历史与现实中，肯定元世祖忽必烈“治安之盛，生餋之繁，功被人民”的功德，把他列入中华正统帝系，与华夏—汉民族帝王一起入庙享祀。
此外，朱元璋还以“世祖有功德于燕土”为由，命在前朝元大都金城坊（今北京白塔寺以南地区），单独修建元世祖庙，由地方官府每年致祭。
仿太庙同堂异室之制，排列入祀帝王位次。
太庙本是皇帝祭祀自身祖先的庙宇，以“先祖居中，左昭右穆”之礼排列位次。历代帝王庙把入祀帝王的朝代早晚，视为先后辈分，依太庙之制排列位次。正殿分为五室（龛），中室为三皇，左一室为五帝，右一室为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再左室为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再右室为宋太祖、元世祖。每室内亦先者居中，左昭右穆。于是，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犹如一个“大家族”的列祖列宗，“塑成衮冕坐像”，尽享祭祀。朱元璋曾三次亲祭，以示尊崇古今一统之意。
朱元璋还亲自审定37位历代名臣从祀，遂成正殿主祀历代帝王，东西配殿从祀历代名臣之格局，使历代君臣得以同庙享祀。
（二）明嘉靖帝：再建北京新庙，罢祀元世祖
嘉靖帝赢得“大礼议”之争后，热衷坛庙改革，决定恢复历代帝王庙的独立地位，北京历代帝王庙应运而生。建庙之初，入祀帝王与南京旧庙相同，唯只设牌位不塑像。嘉靖亦亲临躬祭。
建庙期间，就有翰林官姚涞要求罢祀元世祖忽必烈，被礼部严辞驳回，“胡元受命九世，世祖最贤”，“太祖神谋睿断，必有见于此”，“宜遵旧制，庙祀如故”。这次嘉靖帝恪守祖制，听从了礼部意见。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二月，礼科给事中陈棐再次上书，强烈要求罢祀元世祖忽必烈，嘉靖面对蒙古鞑靼部的北患之扰，未采纳化干戈为玉帛的良策，却倒向强硬派，罢祀了元世祖忽必烈，使民族矛盾加剧。数年后，俺答汗兵临北京城下，武力要挟开放边贸，史称“庚戌之变”。
嘉靖功过参半，再建北京新庙功莫大焉，罢祀元世祖忽必烈则是妄动之过。
（三）清顺治帝：满族君臣首次面对历代帝王庙
顺治是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位满洲皇帝，六岁继位，由其叔父多尔衮摄政，干了三件事。一是太庙易主。把明朝诸帝牌位从太庙移入历代帝王庙奉祀，清廷使用太庙祭祀自家先祖，以此宣告大明国祚终结、大清继统肇基，昭示其正统地位。二是纠正嘉靖罢祀之过，恢复对元世祖忽必烈的祭祀，重登庙堂。三是扩而大之。以“元世祖之有天下，功因太祖”为由，新入祀了元太祖成吉思汗，还以“宋之天下，辽、金分统，南北之天下”为由，新入祀了契丹族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女真族的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和金世宗完颜雍，北方民族帝王明显增多。
顺治亲政后，勤读史书，最崇拜明洪武帝，首肯朱元璋等明朝帝王入庙享祀，亦赞成复祀元世祖忽必烈。顺治十四年（1657年）春，亲祭历代帝王庙，“以抒景仰前徽至意”。
顺治十七年（1660年）六月，顺治接纳汉臣谏言，重视中原汉族皇帝治国安邦之法，增加商周汉宋明朝的七位“守成贤君”入祀，撤出了多尔衮新增加的辽金元诸帝王。顺治去世后，康熙八岁继位，四位满洲大臣辅政，否定顺治帝主张，入祀帝王又退回到多尔衮时期，满族权臣的强势主张占了上风。
（四）清康熙帝：确立大历史帝王祭祀观
康熙生前最后二年，以非凡的帝王经历和史观学识，对历代帝王庙祀典进行彻底改革。
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康熙颁布谕旨，首先说明清朝为什么要祭祀历代帝王：“前代帝王，既无后裔，后之君天下者，继其统绪，即当崇其祀典。”进而，针对入祀帝王的族属之争和只崇祀开国帝王，未入祀治国守业帝王的弊端，给予矫正纠偏，用排除法划定入祀底线：“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既大度包容，又不失标准，实乃“至大至公”的改革。
康熙还指出，对亡国之君要追究成因。如明朝亡国并非崇祯之过，亡国祸根在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崇祯“虽励精图治，终不能补救也”，故可祀崇祯，不祀万历、泰昌、天启三帝。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夏，礼部拿出入祀164位历代帝王的方案，主要入祀三皇五帝和夏商周及两汉唐宋元明等大一统王朝的创业与守成之君，偏方之国中，只入祀与宋朝南北对峙的辽、金帝王。康熙基本认可，但指出“尚有应详细斟酌者”，然未及进行，康熙就在当年十一月十三日辞世。他还要“详细斟酌”何处，已不得而知，留下极大遗憾。
康熙去世后七日，胤禛继位（次年改元雍正），即命“依议速行”，赶在年底前完成了入庙事宜。因入祀帝王巨增，大殿由五龛改为七龛，位次排列仍依旧制。
（五）清雍正帝：强调入祀治国守业君臣的重要性
雍正是一位艰苦的治国守成之君，对历代帝王庙增加众多治国守业君臣入祀，怀有特殊感情。他在位13年，五次亲祭，首次亲祭后，要求礼部今后亲祭时，“卤簿大驾，俱由庙前映壁外行”，即车驾仪仗要避绕正门，以示尊崇之意。
雍正七年至十一年（1729—1733年），对年久失修的帝王庙彻底修缮。修缮工程告竣之际，亲书《历代帝王庙碑》，立于大殿东南，重点阐述治国守业的极端重要性，观点鲜明，文字精辟。雍正在碑文中表示：历代王朝开国之后，只有出现或继世而生，或间世而出的守成英主，才能使功绩重光、德教相续，呈现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治国名臣比起开国元勋毫不逊色，他们的功劳有益于国家社稷，堪为股肱重臣。
雍正十二年（1734年）四月，此碑亭修建完成，雍正国事繁巨，特命其幼弟諴亲王允祕代祭历代帝王庙。第二年八月雍正病故。
三
乾隆皇帝的集大成和统绪观
乾隆最关注历代帝王庙，从25岁继位，到79岁高龄，七次亲祭，五次赋诗，四次撰写碑文，十多次颁布谕旨。所谓集大成，主要指完善皇祖康熙的入祀底线，提出自己的中华统绪观，使庙祭要义和入祀格局趋于尽善，为历代帝王庙画上了圆满句号。
（一）完善康熙的入祀底线
其一，把法戒论作为祭祀要义。乾隆赞成康熙划定的入祀底线，自己也认为入祀标准不能过严，否则，“三皇五帝之外，其宜入庙者有几？”但入祀底线，只能排除最差帝王，不能说明入祀者都是最好帝王。故乾隆进一步申述说：对于入祀帝王不可盲目推崇，唯有效法其功德，引戒其教训，法戒并重，才是祭祀要义。为此，乾隆提高大殿等级，“以崇祭礼”，亲自题写匾联，匾额书“报功观德”，是庙祭主旨，上联为“治统溯钦承，法戒兼资，洵哉古可为鉴”即庙祭要义，下联 “政经崇秩祀，实枚式焕，穆矣神其孔安”是讲殿堂肃穆，神主安详。以此郑重宣示其“法戒论”。
其二，增加缺失帝王入祀。乾隆重温康熙谕旨，审核当年礼部呈报的入祀名单，指出尔时“诸臣未能仰遵圣意，致多遗漏”，偏安之国中，只入祀辽、金帝王，不祀其他偏安英主，是明显缺失。如北魏鲜卑族帝王拓跋氏结束战乱，雄据黄河以北，地广势强，勤思政理、讲学兴农，就是偏安英主。若这类帝王，置而不论，祀典有缺，岂能让千秋公论诚服？故选择东晋、南朝之宋齐陈、北朝之北魏、五代之后唐、后周等偏安之国的合格帝王入祀，使享祀帝王最终达到188位。
至此，明清六位皇帝完成了入祀帝王的历史使命，既体现了中华帝系一脉相传和多元一统的特点，又发挥了庙宇祭祀的法戒功能。对此，明洪武帝具有开创奠基之功，清康熙、乾隆二帝使之弘扬光大，乾隆帝终成正果。
（二）乾隆皇帝的中华统绪观
乾隆皇帝的最大建树是首提“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统绪观。这是乾隆对中华治统（帝系）一脉相传的别样表述，形象生动，极为精当。乾隆用笔在心，用词考究，表现在绪字与线字对称，是说中华治统（帝系）自绪端开始，就像一条完整的线条，任何情势下没有中断过。此语出自乾隆四十九年“命廷臣更议历代帝王庙祀典谕”，乾隆用“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眼光，看待中华治统（帝系）世代传承的韧劲与力量，敏感察觉到入祀帝王的缺失，遂即增补入祀，最大限度地彰显了中华帝系一脉相传的特点。
乾隆皇帝的统绪观思想还体现在其他方面。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为历代帝王庙升级竣工赋诗立碑，置于大殿西南，第一句便是“三皇五帝道功崇，历代君王懋建中”，颂扬三皇五帝作为中华统绪之首，他们的思想与功德无比崇高，是历代帝王的榜样楷模，用以勉励自己建功立业。说出了三皇五帝作为历代帝王之宗，对中华统绪世代传承所发挥的正能量作用。
乾隆对本朝顺治初年，满族权臣只入祀辽、金帝王的做法也不留情面，批评他们显然有左袒北方帝王之意，孰不知“自古帝王统绪相传”，“非南北中外所得私”的道理。
乾隆皇帝首倡祭祀法戒论，更提中华统绪观，终使庙祭理念与入祀格局趋于尽善，为历代帝王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乾隆之后，清朝诸帝再无新建树。清帝退位后，帝制不存，庙祭终止，清代皇帝无缘入祀。然而，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帝对历代帝王庙的建树与贡献，是不可湮灭的。
四
历代帝王庙的文物价值
历代帝王庙集明清皇家建筑精华于一身，主体大殿气势恢弘，雍正、乾隆所竖四座巨大御碑亭矗立左右，交相辉映，整座庙宇蔚为壮观，承载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多年未曾中断的历史，历代帝王所代表的中华治统之一脉相传，即重要见证。乾隆帝将其表述为“中华统绪，不绝如线”，极为精当。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虽然朝代屡经更迭，但以历代帝王为象征的主权与治权始终延续，创业与守成相沿，多元与一统相系。
中华文明崇尚功德，尊崇三皇五帝为恩泽华夏的治统之首，历代帝王崇祀有功德于民者，且以“法戒兼资，古可为鉴”为祭祀要义。
历代帝王庙极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独树一帜，举世无双。
五
保护工作
民国初年祭典废除，历代帝王庙成为绝版庙宇，改作它用，先后由中华教育改进社、河北省国术馆、香山慈幼院北平幼稚师范学校、北平女三中、北京女三中和北京一五九中学使用。对它的保护工作，直到一五九中学迁出，文物被腾退后，才取得实质性进展。2000年底到2004年春，北京市和西城区政府，实施了历代帝王庙文物保护工程，包括搬迁学校、修缮庙宇、恢复殿堂陈设、举办专题展览、实现向社会开放。2002年西城区政府批准成立北京历代帝王庙管理处，2007年经北京市文物局批准建立“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历代帝王庙的保护利用工作开始步入科学化、专业化和法制化轨道。我作为当年的亲历者，坚信随着时间推移，历代帝王庙必将得到永续保护，并以自己特有的文化内涵，向世人讲述更多更好的中国故事。
文章来源：《北京文史》2022年第1期 总第80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