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警惕防范旱涝急转风险

前言：

本文以“《警惕防范旱涝急转风险》”为题将刊发于明日（2022.9.1）《第一财经日报》，基本完整刊发，有些微字句修改，这里原稿全文刊发。

原来提出的判断观点，上周三（8.24）日写好初稿，联系刊发费了点周折，原来是一篇文章近六千字，因篇幅限制等问题拆分为两篇，这是下篇，这几天情况发展部分证实了我对旱涝急转风险的判断，补充了一些巴基斯坦旱涝急转风险的情况。

上篇链接：梅新育：高温干旱更有可能是暂时现象而非长期趋势

 

202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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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巴基斯坦俾路支省贾法拉巴德灾民，图自CNN）

  

2022年高温干旱评论之二

 

警惕防范旱涝急转风险

梅新育‍

巴基斯坦自6月中旬以来遭受的强降雨和洪灾打击正在持续升级：

重灾区从俾路支省扩展到信德省的23个地区，巴气候变化部长雪莉·雷曼（Sherry Rehman）25日称该国遭受洪灾影响人口至少已有3300 万人，巴基斯坦政府当日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26日，巴基斯坦国家灾害局宣布这场洪灾造成该国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937人，约3000万人无家可归，初步评估报告认定，为灾民提供即时救济至少需723.6亿巴基斯坦卢比（约合22.56亿元人民币）。当日，我国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罗照辉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莫因·哈克，通报、协调紧急援助事宜。

……

（2022年8月26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罗照辉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莫因·哈克）

巴基斯坦当前洪灾的杀伤力之所以巨大，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此前经历了严重的高温干旱，旱涝急转加重了灾害损失。根据有关报道，截至5月中旬，流域降水锐减导致印度河流量比常年同期减少65%，巴基斯坦全国各地气温普遍比正常水平高6—9摄氏度，首都伊斯兰堡和卡拉奇、拉合尔、白沙瓦等主要城市5月中旬气温就达到了40摄氏度，中部城市雅各布巴德5月12日气温就高达49.5摄氏度，……到7月12日，央视财经和新华社两大央媒同日各自发布的报道充分显示了巴基斯坦这场旱涝逆转何其急促：

央视财经最新报道是高温干旱可能导致正在芒果收获季的巴基斯坦信德省减产20%—40%以上；新华社伊斯兰堡报道是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信德省省会卡拉奇强降雨从3日晚一直持续到11日下午，造成当地20人死亡。

从巴基斯坦政府发布的情况来看，根据国家灾害管理局本月前期发布的数据，今年7月巴基斯坦降雨量为30年来同期最高，总降雨量比30年平均雨量要高出133%，其中俾路支省更高出平均305%；到8月25日，巴基斯坦气候变化部长雪莉·雷曼（Sherry Rehman）宣布该国已经进入今年第八个季风周期，常年只有三到四个周期的降雨；在今年的降雨季风期间，信德、俾路支两省降雨量分别比平均降雨量高395%和379%。

巴基斯坦正在遭受的旱涝急转折磨向中国和欧洲、甚至北美敲响了警钟。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及其邻近地区遭受1961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平均强度最大的高温少雨天气冲击，欧洲和美国西部等地遭遇多年罕见、甚至百年未有高温干旱天气重创，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水位已经下降至1936年建成蓄水以来最低水平，正日益逼近无法供水的死水位，抗击高温干旱已成当前中国和欧洲、美国西部等地经济社会生活中最引人关注的主题之一。但从更大范围、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在气候干旱化时期个别年度发生极端水灾，气候趋向湿润化时期个别年度发生极端干旱，这是历史上一再发生过的现象，并不会因此扭转整个时期的气候变化大趋势。根据水旱灾害年均面积和全国平均降水量数据来看，自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以来，中国气候已经进入将延续较长时间的暖湿时期，这场高温干旱是在连续的降水丰年和上半年降水偏多、干旱灾害比常年偏轻、水库蓄水充裕、地下水位普遍比去年同期上升的基础上发生的，不仅由此削弱了其对民生和国民经济的杀伤力，而且更有可能是暂时现象而非长期趋势，不太可能成为未来长期的“新常态”。

事实上，根据水利部8月21日通过央视新闻发布的受旱面积数据，直至8月中旬结束时，长江流域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9省市耕地受旱面积3299万亩（约220万公顷），只相当于2010年代全国年均旱灾受灾面积（1112万公顷）的约20%、2020年旱灾受灾面积（508万公顷）的44%、2021年旱灾受灾面积（343万公顷）的64%。

有鉴于此，对7月下旬以来的长江流域高温干旱我们应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大力抗旱，防备旱情加剧极端情况，另一方面应警惕防范高温干旱区域发生旱涝急转的潜在风险，警惕创造中国历史和世界纪录的超千年一遇“75.8水灾”重演。

（7月11日洞庭湖水面）

（8月15日洞庭湖水面）

之所以要警惕防范旱涝急转风险，是因为中国降水时空分布高度不平衡，无论是在年度之间，还是一年之内，旱涝急转均非罕见，一旦发生，损害常常远大于单纯的旱灾或水灾。在这方面，1975年8月豫南地区特大暴雨（75.8水灾）就是典型案例，不仅是建国以来最严重、很可能也是上百年来中国最严重旱涝急转灾害。

造成75.8水灾的超千年一遇特大暴雨创造了多项降雨量中国历史和世界纪录，造就了一个水利专业术语“75.8型降水”。这场特大暴雨影响范围达4万多平方公里，历时5天，主要集中在8月5、6、7三天，三天最大雨量地点（板桥水库附近林庄）降雨量达1631毫米，超过河南正常年份两年降雨量，相当于旱年三年降雨量。其中，48小时、12小时、6小时、3小时、60分钟点降雨量均创国内最高记录；其6小时降雨量830毫米，超过当地正常年份全年降雨量，打破1947年7月18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密士港6小时降雨782毫米的世界纪录，这项新纪录迄今未被打破。

75.8水灾特大暴雨范围内本来建设了一批大中小型水库，仅库容量1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就有10座，抵御寻常年份的水旱灾害绰绰有余；但这次“75.8型降水”特大暴雨产生的洪水量高达170亿立方米，大大超过降雨区河道排洪和水库防洪调蓄能力。在集中降雨的8月5、6、7三天，7日降雨最大，7日降雨又集中在最后6小时，这种“大—小—特大”的雨型对水库的防洪调度极为不利，进一步加重了水库压力。

结果，在暴雨区10座大型水库中，有8座遇险：薄山水库水位超过坝顶，但低于防浪墙；宿鸭湖、孤石滩水库水位超过校核水位；宋家场、昭平台、白龟山水库水位超过设计水位；位于暴雨中心的板桥、石漫滩两大水库因洪水漫过坝顶而溃坝失事。而板桥、石漫滩两大水库均由苏联专家设计、中央政府投资兴建，并非土法上马，设计和建造标准不低；前者按百年一遇设计，最大库容近5亿立方，调洪库容3.75亿立方，75.8水灾时涌入水库洪水总量近7亿立方，超出调洪库容近一倍；后者按五十年一遇设计，总库容近1亿立方，调洪库容为7千万立方，75.8水灾时洪水总量达2.24亿立方，超过水库抗洪能力一倍以上。同时溃坝失事的还有两座中型水库（库容量1000万—1亿立万米）、58座小型水库（库容量100万—1000万立方米）。

在特大暴雨和一批水库溃坝失事的扫荡之下，75.8水灾造成的巨大生命财产损失令人震撼：受灾人口上千万，死亡数万，数百万间房屋倒塌，京广铁路冲毁100多公里，……而这场超千年一遇特大暴雨就是发生在1970年代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急剧干旱化之时，从当年的河南全省性严重旱灾急转直下而来。

1970年代，中国年均旱灾受灾面积从1950年代的1160万公顷、1960年代的1945万公顷猛增至2537万公顷，随后居高不下，从1970年到发生“75.8水灾”的1975年当年，全国水旱灾害受灾面积近乎直线上升，导致1972年中国粮食、棉花极为罕见地双双减产：

1970年，旱灾受灾面积572.3万公顷，比1967年（407.6万公顷）高40%，成灾面积193.1万公顷，比1967年（53.3万公顷）高262%。

1971年，旱灾受灾面积2504.9万公顷，比上年猛增338%，成灾面积531.9万公顷，比上年高175%。

1972年，旱灾受灾面积3069.9万公顷，比上年上升23%，成灾面积1360.5万公顷，比上年高156%。

1973年，旱灾受灾面积2720.2万公顷，高于1971年水平，成灾面积392.8万公顷，低于1971年水平，但仍比1970年水平高一倍多。

1974年，旱灾受灾面积2555.3万公顷，高于1971年水平，成灾面积273.7万公顷，低于1971年水平，但仍比1970年水平高近一半。

发生“75.8水灾”的1975年当年，旱灾受灾面积2483.2万公顷，接近1971年水平，成灾面积531.8万公顷，与1971年水平相当，比上年几乎翻了一番。

在急剧恶化的气候灾害冲击下，1972年中国粮食产量24048.0万吨，比上年（25014.0万吨）减产966.0万吨，减产幅度3.9%；棉花产量195.8万吨，比上年（210.5万吨）减产14.7万吨，减产幅度7.0%。

同一时期，亚洲许多国家也因气候恶化而出现粮食明显减产，从东北亚的发达国家日本，到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缅甸、泰国、菲律宾，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到西亚的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均未能幸免。其中，发展中国家主要粮食作物不乏减产10%、25%乃至40%以上者，就连当时已经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其大米、小麦、大麦、黑麦4种粮食作物产量合计也从1968年的1648万吨连年递减至1971年的1183万吨，1972—1974年徘徊在1250万吨—1276万吨之间，亦即比1968年减产1/4至30%。

近二三十年来，这种旱涝急转情形在中国仍一再重演，损失可观：

1997年，我国平均降水量613毫米，比常年平均水平偏少4.2%；翌年就发生了1998年大洪灾，全国平均降水量713毫米，比常年平均水平偏多11.3%。

（1998年大洪水就是旱涝逆转案例）

2009—2012年间，我国连续4年旱涝急转：2009年平均降水量591毫米，比常年平均水平偏少8.0%；翌年全国平均降水量猛增至695毫米，比常年平均水平偏多8.2%。2011年全国平均降水量锐减至582毫米，比常年平均水平偏少9.4%，平均降水量、地表水资源量、水资源总量等指标均为1956年以来最少；2012年全国平均降水量大幅回升至688毫米，比常年平均水平偏多7.1%，比上年猛增18%。

正是在旱涝急转的2012年，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发生7.21特大暴雨，为61年来最强暴雨及洪涝灾害。在此之前，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又是第一大工业国，但即使在北京这个中国首都、一线城市，根据北京市政府灾情通报会数据，这场特大暴雨仍然造成死亡79人，房屋倒塌10660间，160.2万人受灾，经济损失116.4亿元。

有鉴于此，面对7月中旬以来长江流域高温干旱，我们既要大力抗旱，也应高度警惕旱涝急转风险，不可重演“75.8水灾”的惨痛损失；不仅我国，欧洲、美国西部等其它国家和地区同样发生旱涝急转、进而放大中国旱涝急转冲击力度的潜在风险，我们也需要给予充分考虑。如果说巴基斯坦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占份额甚微，2020年GDP仅占世界0.3%，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GDP占世界份额也不过0.8%，其旱涝急转灾害对世界经济冲击微乎其微，但中国、欧洲、美国加州等地倘若遭受严重旱涝急转冲击，影响程度就完全不同了。在夏粮丰收、水库蓄水较充裕、地下水位已经连年上升的基础上，单纯的7月下旬以来长江流域高温干旱未必能显著减少我国秋粮产量、大幅推高农产品市场行情；但如果发生严重旱涝急转，带来的商品市场震荡、交通运输冲击等问题就不可低估了，对此要有应对预案。

 

（初稿2022.8.24，修订2022.8.26，三稿2022.8.28，仅代表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