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群
原文刊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4期
西汉 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图源：云南省博物馆）
中国边疆是伴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具有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边疆观是中国古代对不同范围与层次的内外关系认识的总结，也是研究者对于边疆社会、民族、文化等相关的认知和见解。边疆观是历史发展与现实结合的产物，不同时期对边疆的历史书写，建构起了从中心向边缘、国家到地方、整体到个体、主观到客观“差序对应”的边疆观念，并对边疆认知与边疆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从古代直至近代对其边疆地位与重要性的历史书写和建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殊方异域”“化外之地”到“边备”“御侮”前沿，从僻处西南至“民族复兴根据地”，从“西南夷”到云南人（国民），边疆形态和国家体系发生巨变，引发了时人对边疆从边缘到中心、从多样到整体、从民族到国家等方面认知上的重大转变。
边疆乃国家的边疆，作为国家统治范围内的一个特定区域，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更多表现为远离中央政权所在地的边远地带和特定疆域范围内的边缘性区域，既体现了国家的地理空间属性，也反映了国家在边疆地区统治的有效程度。中国的边疆认知主要形成于秦汉之际，是在王朝国家统治的时代语境中，通过官修史书或私家著述的文本书写，将中央与地方、“内陆”与边疆、华夏与“蛮夷”对举，建构出“中心—边缘”的话语体系和维护王朝国家安全的藩篱。直至清季，随着大一统王朝国家体系向主权国家世界体系转换，边疆认知最终体现了由“模糊的王朝疆域”向“清晰的国家边界”转化，在国家致力于边疆统合与边疆治理的历史场景中，建构出“国家—边疆”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先秦时期的边疆观，集中反映在服事观与“华夷观”，并长久地影响着历代王朝边疆观的形成与发展。《尚书》载：“五服，侯、甸、绥、要、荒服也。服五百里。”“五服制”以“中土王畿”为中心，由中心的“邦内甸服”，过渡层的“邦外侯服”“侯卫宾服”，直至向外圈的“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发展，以此来衡量中心—边缘的亲疏与距离。中央王朝以“冠带之国”“礼仪之邦”自居，边缘的“四夷”在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各方面均与华夏相差甚远，产生了“华夷之辨”的等级观念。《公羊传》载：“王者不治夷狄，录戎者，来者勿拒，去者勿追。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朝聘会盟，例皆时。”在上述以中原王朝为中心，“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五方格局”中，云南是“蛮夷”与“荒服”之地。秦统一后，推行郡县制来配置国家权力，“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西汉建立后，百废待兴，“因秦制度，崇思德，行简易，以抚海内”。“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在沿袭秦制的情况下，仅保留两县一都尉的行政建制。汉武帝时期，以中原为中心渐次向四周推进，采取不同措施加以治理。《汉书·叙传》将西南列为“外夷”，“西南外夷，种别域殊”。元狩元年（前122），张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另据《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汉武帝打通“西南夷”后，虽设郡县，但其统治以羁縻为主。“羁，马络头也；縻，牛引也。”又据《汉官仪》：“'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羁縻”乃统治者因地制宜之策，“以其故俗治”，实质是承认边疆地区的特殊性，在确保已有隶属关系的前提下，不强行改变“蛮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构建较为宽松的边疆统治。而将“四夷”比作“牛马”，一方面体现了“华夷观”下的民族差别与歧视，故有“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的边疆认知；另一方面，《西南夷列传》作为《史记》70列传之一，位列第56，开启了为“蛮夷”作传的传统，表明汉王朝始终将“西南夷”作为大一统中的一部分加以管理。故一旦出现“西南夷”反叛、朝廷镇压无果的情况，便有了“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的记载。唐朝建立后，在唐初强盛的国力下，“且自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虽居要荒，尽遵中国”。唐太宗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民族与治边观念，开始以“四海如一家”“夷狄亦人”的平等态度认识内陆与边疆，在西南地区设置羁縻府州的同时亦强调施以德泽。神功元年（697），狄仁杰上书：“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阻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硗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足以耕织。苟求冠带远夷之称，不务固本安人之术。此秦皇、汉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业也。”唐代史学家杜佑也曾言，“夫天生烝人，树君司牧，是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患在德不广，不患功不广”；“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在上述有关边疆与“夷狄”的记载中，不仅仍通过“荒外”“绝域”“硗确不毛”与“地偏”“气梗”等从地理空间上区分内外及中心与边缘，在言及“增赋”“耕织”“诰训”“礼义”时，则又从经济和文化上区分了“华夷有别”的边疆观，具有用农业经济和国家赋役的眼光看待向“四夷”开拓的实用主义传统。唐初云南分为六诏，“诏王之祖，六诏最小夷也。天子录其勤，合六诏为一，俾附庸成都，名之以国”。为牵制吐蕃，唐朝扶持南诏统一云南，双方最终发生“天宝战争”。天宝九年（750），云南王阁罗凤杀云南太守，联合吐蕃反唐。天宝十年（751），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出戎、巂州，往击南诏，“阁罗凤遣使谢罪，仍与云南录事参军姜如芝俱来，请还其所虏掠，且言：'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鲜于仲通不许，兵临南诏都城大和城，被南诏击败。战事结束后，南诏归附吐蕃，“遽有轻中国之心，三入蜀境，而南诏之患与西戎、北狄等”。此后，唐朝的多次南征均以失败告终。在“天宝战争”中，南诏游离于吐蕃与唐朝之间。而唐朝对南诏的数次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解除西南边患，牵制吐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王朝的“大一统”与“四方来朝”的威严，对南诏只要求名义上的归顺而非实际的占领。“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衰颓，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的军事威胁。贞元年间，吐蕃与南诏的矛盾也公开化，唐朝一改对南诏的强硬态度，转而联合南诏以御吐蕃。“贞元初，李泌劝德宗和回纥，且请招云南以断吐蕃之右臂”。贞元十年（794），“以尚书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内给事俱文珍、刘幽岩入云南，持节册南诏异牟寻为云南王，为西南之藩屏”。此时唐朝统治者看待云南，如若云南归附吐蕃，则为“吐蕃之右臂”；如若云南归附唐朝，则为“西南之藩屏”。可见，此时唐朝的云南边疆观已有较大灵活性。吐蕃在内讧中衰亡后，南诏成为唐朝在西南地区的唯一威胁。大中十四年（860），南诏首领坦绰酋隆称帝。咸通十四年（873），南诏攻蜀，坦绰酋隆遣使致书剑南西川节度使牛丛，言将借道入唐朝。牛丛回书责之，“况天设华夷，国分大小，小当事大，夷不乱华，岂有兴动蛮师甲兵，侵凌天子藩屏？必是坦绰数尽之岁，殄灭之秋，不然，何以不恤其民，妄动于众？一旦天子赫怒，诸侯会兵，长驱渡泸之师，深入铸柱之境，必不更七擒七纵，即须翦蔓除根。当此之时，后悔无及”。从牛丛的回书来看，将双方关系视为“华夷之别”下大国与小国间的关系，而所谓的“天子藩屏”，则是其领有的剑南道。在唐代官方和文人对西南边疆与民族的记载中，边疆多以不在场的“他者”角色出现在中央王朝的认知中，通过内部差异性的放大与书写来强调“华夷有别”，故多有“不食五谷”“夷狄兽面”等异化形象，建构了僻处华夏边缘的云南边疆的历史与文化空间。如杜佑在《通典》中对“尾濮”的离奇介绍：“尾濮，汉魏以后在兴古郡，今云南郡地千五百里徼外。其人有尾长三四寸，欲坐辄先穿地为穴，以安其尾，尾折便死。居木上，食人俗，又噉其老者，唯识母而不识父。其俗有宾客贷老以供厨。”以此展现出“不与华同”的边疆特性。大理于后晋天福二年（937）建立边疆政权，地域包括我国今云南省、川西南及缅甸东北部和老挝北部。随着中原人口不断进入，大理国经济、文化深受内陆影响，对中原王朝有较强烈的归属感，希望与之建立长期的臣属关系。后蜀平定后，王全斌进献云南地图，“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自是云南遂不通中国，而段氏得以睨临僰爨以长世矣”。北宋坚信“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加之“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实质上放弃了对大渡河南越嶲诸郡的直接统治，两宋的统治并未深入云南。宋朝与大理除了经济层面的南宋时战马贸易，极少开展交往。宋仁宗朝为交涉侬智高事，第一次派人出使大理国，因“南诏久与中国绝，林箐险深，界接生蛮，语皆重译，行百日乃通”。此外，宋人对唐朝历史的书写与记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朝有关云南的边疆观。如《资治通鉴》载：“云南有众数十万，吐蕃每入寇常以云南为先锋，赋敛重数又夺其险要地，立城堡岁征兵助防，云南苦之。”曾巩也曾言：“南蛮于四夷，为类最微，然动辄一方受其患。至覆军杀将，与夫转饷烦敝之久也，则他盗亦缘而有，大中、咸通之间，安南之变是也。故为政者不得不戒焉。”翰林学士朱震则言：“按大理国，本唐南诏。大中、咸通间，入成都，犯邕管，召兵东方，天下骚动。”另有范祖禹评价：“唐室之衰，宦者蛊其内，南诏扰其外，财竭民困，海内大乱，而因以亡矣。蛮夷非能亡中国也，而中国之亡，蛮夷常为资，是以圣王不重外而轻内，不勤远而忘迩；恐征伐不息，变生于内而摇其本也。”宋代史学家将南诏的侵扰视为唐朝灭亡的外因，故对大理国采取敌视的态度。大理国与北宋虽然建立过宗藩从属的关系，但由于宋朝有意疏远大理国，故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对于“宋挥玉斧”，蜀中学士郭允蹈曾总结道：“惟我艺祖，远法三代，玉斧画河，不贪其土，而蜀于是鲜有腹心之疾。凡我疆吏，谨固封圻，一是皆以砥砺廉隅为安边之本，孰谓其不行于蛮貊哉，虽百世而无南夷之忧可也。”事实上，由于宋朝所面临的周边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构建“华夷秩序”时的实用主义，两宋在处理云南边疆问题时尽量疏而远之，这既是历史的考量，也是现实的妥协，总体上仍是对历史上不同传统的承继和延续。宝祐元年（1253），蒙古汗国灭大理国。之后，元世祖忽必烈“以其地内属本朝，立为藩府，设置如内陆，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车里等处为西南夷，亦犹汉时自成都而视滇池也”。至元十一年（1274），设置行省，治中庆路，统有37路、5府。与此同时，元朝还派驻宗室为“云南王”或“梁王”，采取直接控制与羁縻统治相结合的办法，因地制宜治理云南。元朝以游牧族群入主中原，较少受中原王朝“华夷观”的影响，郭宝玉曾献策：“西南诸藩，勇悍可用，宜先取之，籍以图今，必得志焉。”元世祖谓赛典赤曰：“云南胜地，极在遐荒，自朕亲临，率兵归附，迄今役属二十余年，抚恤之心虽切于己，而下民之志亦尚未安，今欲得人以革其弊”。至正二年（1342）起，元顺帝先后三次招降麓川首领思可法，曾感叹道，“眷此西南之地，实我祖宗之民”。此皆阐明了云南作为国家疆域的重要位置，并充分肯定了西南民众与内陆的同等地位。云南的“内陆化”不仅仅在于行政建制层面，也反映在时人的边疆观中。将元之云南视为汉之成都，则是云南被视为“内陆”的标志。张道宗在《纪古滇说集》中曾言：“云南古为滇国，天则参井余气，地则梁益裔土，故其沿革附于巴蜀，《河图纬》所谓南中为蜀之苑囿是也。”对此，元人李京也说：“天运勃兴，文轨混一，钦惟世祖皇帝，天戈一指，尽六诏之地，皆为郡县，迄今吏治文化侔于中州，非圣化溥博在元朝的统治下，“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陆”。明军攻占云南后，太祖敕谕傅友德等将领：“朕观自古云南诸夷，叛服不常，盖以其地险而远，其民富而狠也。驯服之道，必宽猛适宜……为今之计，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尔。”此一敕谕为明朝在云南采取羁縻之治奠定了基础。洪武十五年（1382），明朝在云南设置都、布、按三司，正式纳入王朝版图，所谓“云南古荒服外，自元以前夷视之，天朝平定，始视犹中国而后进”。至于云南的边疆地位，则有“滇南视中国，譬则四肢也”，“京师心腹也，中原肩脊也，滇黔一带手足也。手足受病，心腹为之不宁焉”等，将云南比喻为四肢、手足，既强调云南战略地位的重要，更彰显云南作为明朝不可分割的领土，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对于云南的边疆治理，主要分为重治与羁縻两派。前者如云南巡抚何孟春曾言：“今照云南，系西南极边地方，关隘巡司所系亦重，但前项事例止言边备官及文武职员，而各处土司，悯其夷俗冥顽，未曾议及，以故狎恩玩法，全无畏惮，今不严禁重治，将来日复一日，地方岂有宁时。”又如王直所言：“云南古蛮夷之域也，虽服圣化久矣，偏州下邑，其犹有循夷习者乎，以蛮夷之故而宽之，则废法，一以中国之治治之，则伤化。仰善于此，必有以处之者，然予之情亦安能已于言乎。”关于羁縻，如内阁首辅杨廷和认为：“朝廷治远人，与中州殊，云南又远在荒服外，易于生变，土官世禄相传已久，欲拘系之，恐未必可得，徒损威重。急之或逃避山泽，或贼害诏使，或潜结交趾为变，后患将奈何。况土官贪淫暴虐，自其常事，但不为乱，足矣。”又如孙仁言：“云南自古羁縻之地，而不通于中国之法，盖其犬羊之性，顺之则臣，逆之则叛，势使然也。故求大治者，肇大乱之基，置不治者，乃深治之法。”以上虽然治策不同，但其中对“极边”“荒服”“蛮夷”“羁縻”等概念的历史书写仍建构出云南作为边疆的地理、政治、文化、民族属性，体现出“重治”与“羁縻”之间权衡的从中心到边缘的“华夷”等级差序的疆域观。明朝国家疆域观的建构还体现在对云南边界的认知上。《大明会典》载：“云南民夷杂居。国初，内置府，外设宣慰等司为藩蔽。正统间，麓川用兵。嘉靖中，元江、武定乱，皆久而后定。近年缅甸内侵，永昌、腾冲尤称要害云。”明朝统治者已将永昌、腾冲等视为与缅甸外邦接壤的地区而加以重视。礼部尚书周洪谟还曾上书称：“云南临安县南有野人一区，内不属云南，外不属交趾。宜善谕其酋长，与之建立衙门，使自推寨主，堪任知府等官者，奏请定夺，止许三年贡马，免其一应差发，则内可以屏障云南，外可以捍蔽交趾。”虽然周洪谟意在有效管理“野人区”，但其对临安县“内云南而外交趾”的表述，显示了较明确的国家疆域观，既是对宋以后交趾独立的确认，更明确了云南的边疆省份地位。此外，明代实行移民制度，“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大量汉人通过军屯、商屯、民屯进入云南，成为云南的主体民族，传统的“华夷观”发生改变，“用夷变夏”的情形反复出现在官方与民间的记载中。如沐英之子沐昂所言：“云南古西南夷也，自汉始通中国，元虽郡县，其地不过羁縻而已，洪惟圣朝混一区宇，洪武辛酉年始入职方，仁渐义摩，风俗丕变，民安物阜于兹。”又如史学家尹守衡写道：“云南非古所称荒服地哉。汉武虽习战昆明，仅置益州，莫能全土，元裔虽分封善阐，而疆宇分裂，尚在羁縻。夫王马笔之所麾，及书文之所通被，直度金马碧鸡而上之。蛮陬夷落，以次蓐食一统之规，岂不赫然盛哉。”官员刘文征则认为：“夫自汉以来，侈舆图之广者，莫若李唐，乃姚、嶲诸州，仅属羁縻，而今按籍所载，不啻斥地数千里，折棰所使，并在迩封。此亦声教之极盛哉。”上述记录打破以往“蛮夷”之地、荒服、羁縻的云南形象，强调中原王朝的边疆经营使云南在经济、风俗、文教上成为“民安物阜”“声教极盛”的典型，如时人所谓“广学校以变夷风。臣窃惟云南古荒服之地，人性桀骜，前代以来，窃据无常。至我国家始袭华夏风，被礼仪之教，渐变夷俗，迩来农务于耕稼，士勤于书画，土官夷人亦知有学，盖前古所未尝有也”。清顺治十五年（1658），清兵平云南，设云南巡抚及云贵总督，与内陆各省相同。洪承畴上书：“云南险远，请如元、明故事，以王公坐镇。”清朝遂以吴三桂为平西王，开藩设府，总管军民事务。永历政权覆灭后，清朝大一统的理念与吴三桂割据的现实产生了矛盾。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以昆明为基地，发起了“三藩之乱”。康熙二十年（1681），清军占领昆明，吴世璠自杀，叛乱被平定。永历政权据滇抗清与吴三桂据滇反清，使清朝意识到云南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性，即“滇中形势较他省独异，所以论滇中疆域，亦当较他省各殊”。此后，藩王坐镇云南的制度被废止，云南在行政建制与边疆经营上更加“内陆化”，“云南山多于地，民无储蓄，其敛视他省宜更薄，而刑则断不可轻。云南旧染蛮夷之习，视礼法若土苴，仰刑法如雷霆。布德未见其怀也，示威犹见其畏也，则刑为祛疢之药石矣”。清朝对云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及特殊性比前代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云南沿边，环接外夷，南境之蒙自，当越南国；西南境之腾越，当缅甸国，尤为南维锁钥。”《清史稿》卷137《边防志》。“云南一府，山蟠水曲，较诸郡稍平，衍用建会城控驭两迤。东以曲靖为门户，西以楚雄为屏垣，澄江卫其南，武安障其北。大理居迤西之中，设提督与省城相策应焉。至元江、开化、临安攘接交趾。永昌、顺宁、威远外临缅甸。永北、鹤庆、丽江近连吐蕃。此数郡者，实资锁钥，与黔蜀粤西，境相连，壤相错也。夫谋国者，必相阴阳以居民，筹边者，必扼险要以御远，于形势当有考也。”（清）许鸿磐：《方舆考证》卷91《云南总部》，清济宁潘氏华鉴刻本。上述记录将云南比喻为“锁钥”战略要地，更加强调了云南从异地到边疆的政治和军事属性。另据雍正《云南通志》载：“滇岩疆也。北蒙藩，南交趾，西缅甸，皆与外域接壤。惟东北与黔蜀粤西邻，中间夷猓交错，喜则人，怒则兽，控制抚御，厥惟艰哉。官斯土者，严内外之限，斯伏莽无虞，慎郊圻之守。斯民志有定，凡劝农、敬教、戢暴、诘戎诸政，一一经理于平时，周防于无事，将西南万里而遥莫非德泽之所涵濡，风声之所鼓动，茫茫疆索，永莫于坤维矣。至其与封畛相系属者，则详览形势，具知四封，阨塞疆弱之处，亦经国之远图也。”由此可见，清代中央政权以强势姿态进入云南，对边疆的经营不再局限于政治上的“归顺”和抵御外部势力入侵的屏障，而是将云南视作国家疆域的一部分，倾力进行开发，竭力将其纳入与内陆相一致的政治管理和经营模式，并以此奠定了其云南边疆观的基本内容。作为满洲人所建立的大一统政权，清朝较少有“内华夏外夷狄”的观念，在继承明朝疆域的基础上大幅度拓展，更加重视云南边疆的开发与移民，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既因旧俗而又有创新。其中雍正年间推行的“改土归流”可谓是边疆一体化的重要认知与尝试。而自元代以来广泛推行的“土司”制度虽然顺应了稳定边疆、“以夷制夷”的需要，但毕竟带有浓重的“羁縻”色彩，土司独据一方往往成为中央政令在边疆难以贯彻的障碍，所谓“滇省汉土交错，最称难治。治滇省者，先治土人，土人安而滇人不足治矣”。鄂尔泰督理云南时上《改土归流疏》，指出土司制度的弊病与危害，“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若不铲蔓塞源，纵兵刑财赋事事整饬，皆治标而非治本”，应“翦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赋税，以靖地方”。雍正四年（1726），鄂尔泰首先废除沾益土知州、镇源土知府，以后对东川、乌蒙、镇雄各土司实行“改土归流”，以军事手段完成了这一地区的“改土归流”，接着继续用兵，对澜沧江下游以东地区，全部“改流”，澜沧江以西地区仍由车里宣慰司管辖，完成了对云南西部的“改土归流”，为云南边疆与内陆的一体化奠定了基础。鸦片战争后，随着英、法相继侵占东南亚地区的缅甸、越南等，打破传统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的朝贡秩序，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先后被卷入以西欧为中心的近代国际体系中，宗藩关系名存实亡，西南边疆藩篱尽失，门户洞开，边疆地缘政治安全发生重大变化，边疆成为列强争夺瓜分的对象。正如时人王之春所言：“固边者不可不恤藩，以藩服即边疆之屏障也。国朝边藩有四：曰安南，曰缅甸，曰暹罗，曰南掌；海藩有二：曰高丽，曰琉球。缅甸见侵于英，国势日蹙；暹罗依附于英，朝贡不入；南掌介于暹罗之间，已有不能自存之势。是三国者，无庸高论矣。安南屡为法人所侵削，现虽割地求和，而西贡不复，东京堪虞，势亦岌岌矣……琉球既为倭人所灭，夷为县鄙，幸此案至今未结，尚有转机……高丽历尊圣教，恪守藩封，而北逼于俄，南迫于倭。式微之叹，几不能免。”面对条约体制的冲击，清朝开始在近代主权国家的话语体系内审视边疆，逐渐摒弃传统的“守在四夷”、重内轻外的边疆观，主权意识开始取代君主权威，推行边疆与内陆的“均质化”政策，通过建立行省制度，边疆行政管理体制逐步与内陆接轨，希冀通过对边疆地方的直接控制，调整中央与边疆关系。随着英、法侵占越南、缅甸等国，中法战争法国不胜而胜，清朝承认法国占有越南的现实，传统的宗藩关系已不复存在，唇亡齿寒。郑观应早已认识到“云南一隅绝无屏翰之可恃矣”，呼吁对此应“及早防维”。云贵总督岑毓英上疏建议加强边防力量，固藩自保，以安边疆。“保藩固边”是在内忧外患、边疆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含有明确的国家边界概念。清朝在边防要隘设立关卡、兴建城镇、编户边民，在移民实边、开发边疆的同时确保了国家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表明晚清的边疆认知已由最初的“安内”向“攘外”保疆转变，最终实现了由“夷夏之防”向“中外之防”的近代转变。在上述云南边防由内防向外防的转变中，中央饬令地方督抚大臣清查边疆户口，“著各该督、抚整顿吏治、军政，留意交涉事件，以固边防，毋得轻启衅端”。面对英、法侵入缅甸、越南后，云南边疆防务益加棘手，云贵总督王文韶下令由各路土司加强边防，各自为守。至光绪年间，“法睨于南，英瞰于西，形势可危”，“云南一隅犹小，其有挠于中夏全局甚大”，“普洱他郎，思茅各府厅界西南之交，当英、法之要，亦须添筹防营，以谨不测……易武等各茶山及九龙江各土司地，均与法界毗连，该处地大物博，久为彼族所垂涎……现亟应简员，于该各土司地方添设防兵，挑练土练，以资备御，实目前不可再缓之图，以免贻误大局”。至民国时期，中央政治权威弱化，对边疆的控制难以奏效，边疆危机日益加剧，引起国人广泛关注。“缅甸遂亡，而滇之西防危”，“越南遂亡，而滇之南防危”，“边疆问题的重要和边疆建设的迫切，已为举国人士所公认”，开发边疆是“今后中国民族一条最光明的出路”。“边疆问题是省政问题，其实还是整个国家问题”，时人在对云南边疆地位的认知与建构中，开始超越以往“从中心看边疆”的边缘视角，而将云南置于远东和近东的“中心”位置。以边疆为“中心”，云南“就国防言，实为康藏与长江的连锁，我国西南的门户！就国际形势言，云南又为远东与近东的关键；欧洲与亚洲交通的枢纽”，此是对边疆地位与作用的再审视和再发现。蒋介石对此曾论述说：“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无论就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看来，云南种种条件都具备，可以作为复兴民族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此外，边疆地区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国家的发达需要边疆的开发。西南边疆“未能开发利用，小之足以影响本省政治、经济、文化之向上发展，大之足以妨碍国家民族之团结统一”。唯有经过边疆开发的渐次推进，才能打破“中心—边缘”区域发展不平衡情况，推动国家内部各种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关系的重构，实现现代化。完成对传统中国的社会改造，“在于使边疆与腹地同进于现代化的境地，不再有腹与边的分别；鉴于此，开发边疆，与其说是'利用边疆’毋宁说是'改善’边疆，改善边疆民众的生活到和内陆有同样的水准，改善边疆文化到接受现代化的途径上的基点，然后在整个中华民族现代化建设的途径上，才能够全面推展而不致有所牵累”。对南京国民政府西南边疆观的转变与抗战建国的政策建构，江应樑曾评价：“自抗战以后西迁，西南边疆及西南边民实况，始渐为执政诸公所明了，才深觉得这广大区域与复杂的宗族，实在不能不有特殊的治理方策和开发方案，实在应当和蒙古、新疆作等量齐观，于是政府治边的范围乃始扩大，把西南的苗夷区域算作了边疆，把西南的苗夷人民认作了边民”；“抗战后政府对西南边区政策的转变，是一个智慧之举，承认西南边疆的特殊性，是极为合理的。”在中原王朝“守在四夷”“华夷有别”的边疆观念建构下，中心与边缘的伸缩变化，内陆与边疆的交往交流交融历程与互动，始终与西南边疆纳入或游离于华夏政治体系的过程交织在一起。故而在“华夷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边疆往往成为“可弃可取”的“他者”，不论其在华夏—边缘的伸缩扩张中反映出的是融入抑或背反，均普遍存在于中央王朝与地方的认知与书写中。古哀牢国是遥居西南极边的部族联盟政权，农耕发达。《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哀牢国拥有“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的广袤疆域。东汉建武十九年（43），“西南夷”渠帅栋蚕叛乱，朝廷命武威将军刘尚统兵征讨，大获全胜。时隔五年，哀牢王扈栗派兵攻打当时已内附汉朝的鹿茤部落，“鹿茤民弱小，将为所禽。会天大震雷，疾风暴雨，水为逆流，箄船沉没，溺死者数千人。后数年，复遣六王……乃惧，谓其耆老小王曰：哀牢犯徼，自古有之。今此攻鹿茤，辄被天诛，中国其有受命之王乎，是何天佑之明也?汉威甚神”，“贤栗等遂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巂太守郑鸿降，求内属”，世祖纳之。此后，汉明帝又以其地新置哀牢、博南二县，并割云南、叶榆等益州西部都尉属国六县合建永昌郡，颁发“哀牢王章”，以彰其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东汉建初元年（76），“哀牢王类牢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叛”，叛军先后攻巂唐、博南，永昌太守王寻仓皇出逃至叶榆。朝廷动员永昌及邻近郡县“夷汉九千人讨之”，大破类牢于博南。三国蜀汉时期，南中叛潮汹涌，唯永昌一郡在功曹吕凯带领下“执忠绝域”“孤悬汉帜”，协助诸葛亮抚边恤民，为边疆稳定与开发做出贡献。由上可知，面对西南边疆“舟舆不通，人迹罕至”的地理环境，在“夷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双方必然经历长久的冲突与调适。当中原王朝将主要安边政策用于应对北方游牧群体时，南方“以距汉远”的众多族群不仅“君长以什数”，而且还面临着“汉孰与我大”的华夏认知缺失的局面，故“蛮夷喜叛”的情形时有所见，长期处于设治与撤治、反叛与镇压的循环往复之中，使西南边疆始终处在伸缩变化的不稳定状态中，致使一些士大夫认为：“朝议以为郡在边外，蛮夷喜叛，劳师远役，不如弃之。”另一方面，哀牢王扈栗认为中国有“受命之王”，受天庇佑的感慨，侵扰华夏边徼等行为与中原王朝的意旨相悖，所以受到“天罚”。正是通过中原王朝大一统“德泽之化”的书写与构筑，促使“西南夷”以华夏为中心，并从中原王朝的封赐及文教规范中找到了自身权威的合理性。其后“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的主动参与和调适，则更体现出其在华夏“天下格局”中的明确位置并主动融入“天下”秩序当中。南诏在唐朝的扶持下统一云南，将对唐朝富足与强大的倾慕直接转化成对“华夏”的认同。据《蛮书》载：“当天后时，逻盛入朝，其妻方娠，行次姚州，生盛逻皮，逻盛闻而喜曰：'吾且有子承继，身到汉地，死无憾矣’。”随着南诏的壮大，其作为云南主体的意识逐渐产生，“华夏”与“我”的双重认知成为其左右摇摆的考量。阁罗凤在“天宝战争”中，将“归命”于谁，作为与唐朝讨价还价的资本，联合吐蕃反唐。贞元九年（793），异牟寻决意再次归附唐朝，遣使三人赴成都，并遗韦皋帛书言：“异牟寻世为唐臣……曾祖有宠先帝，后嗣率蒙袭王，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吐蕃诈绐百情，怀恶相戚。异牟寻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请加戍剑南、西山、泾原等州，安西镇守，扬兵四临，委回鹘诸国，所在侵掠，使吐蕃势分力散，不能为强。此西南隅不烦天兵，可以立功云。”唐大中十三年（859），“丰祐亦死，坦绰酋龙立，恚朝廷不吊恤；又诏书乃赐故王，以草具进使者而遣。遂僭称皇帝，改元建极，自号大礼国。懿宗以其名近玄宗嫌讳，绝朝贡。乃陷播州”，唐与南诏的关系再次破裂。咸通元年（860），酋龙遣清平官董成等19人诣成都，节度使李福与其会于廷，董成提出“皇帝奉天命改正朔，请以帝国礼见”。此举是对华夏正统的认同，表现出对中原信仰“天道”的崇尚，道高于治，而非对唐朝的认同，则又表明其以中华文明继承者自居，以“奉天承运”的名义重建王朝。（三）南明史书写：“边缘—中心—边缘”边疆观的建构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于煤山自缢。明朝宗室早有逃奔云南边疆的计划，崇祯皇帝死后，南京的明朝官员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建立了弘光政权。此时的云南仍由沐氏镇守，随着清军的南下和南明政权相继更迭南移，使云南从西南边疆一度成为各方政治力量博弈的焦点。隆武元年（1645）九月，武定元谋土司吾必奎言“已无朱皇帝，安有沐国公”，发动叛乱。沐天波调阿迷土司沙定洲等平叛，沙定洲趁机发动叛乱。永历二年（1648），叛乱被孙可望平定，云南遂为孙可望所据。由此可见，具有正统地位的明朝对边地土司及边疆稳定的重要性。永历八年（1654）“甲午正月壬辰朔，上在龙安府。改云南省为云兴，辰州为沅兴府，沅州为黔兴府。诏以刘文秀为大招讨，都督诸军，出师东伐”，以西南偏远之地为复明基地，边疆遂因其地理与区位优势成为抗清复明中心。永历十年（1656），李定国、刘文秀、沐天波等同奉永历帝入昆明，“王入城，居可望第，改为滇都”，“中心”地位正式确立。永历十二年（1658），清军抵曲靖，知府盖世禄降，昆明危在旦夕。永历召群臣集议对策：“刘文秀之部将陈建举文秀遗表请王幸蜀，太仆寺正卿辜延泰亦请幸蜀开荒屯练”；李定国则言“入湖南之峒乌、车里、里角，诸蛮不相统摄，我今临之，必无所拒。安跸峒内，诸将设御于峒口，胜则六诏复为我有”；黔国公沐天波提议“自迤西达缅甸，其地粮糗可资。且出边则荒远无际，万一追势稍缓，据大理两关之险，犹不失为蒙段也”。此三种方案在强调西南边疆位置的同时均将其视为明朝延续之希望，并以“六诏”“蒙段”为割据自雄之意。永历十三年（1659），清军占领昆明，永历帝逃往永昌，继而入腾越，“王以从臣多叛，决意入缅。遂出铁壁关，关外即缅甸境矣”。在军事节节失利下，永历恢复中原的愿望成为泡影。对此，昆明薛大观有言：“生不能背城一战，以君臣同死社稷。顾欲走蛮邦，图苟活，不重可羞耶。”曾为永历政权庶吉士的钱澄之在《曼公书至得山阴师死事信》中也说，“曾为三策筹滇事，纶阁传看亦动容。庭议只知争祖制，帝心原自慎藩封”。同样表达了对“帝心原自慎藩封”的失望。南明政权彻底丧失“正统”地位，云南亦从华夏复兴之根本，复亦成为华夏边缘之云南。抗战时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之地的云南，因国防与经济建设之需求，成为抗战大后方和物资交通要道。从中央到地方，各界目光聚焦于此。随着边疆作为“国家生命线”地位的凸显，边疆的稳定与否关乎国家安危。云南地方政府乃至本土精英的自豪感由此而激发，开始以本地区为中心，重新审视和发现边疆社会，边疆不再居于国家中心的末梢而被忽略，被置于一个崇高的“国家复兴基地”之中心地位。1939年，云南省主席龙云明确提出开发云南：“云南蕴藏富源之丰富，乃人人共晓之事，其所以弃于地而不能开发者，一因交通不便，二因资本缺乏。近年来公路密布，成效已著，交通不成问题，抗战以后，沿江沿海工商区域失陷，资金移入内陆，便于利用，资本与运输既无困难，则今后开发云南富源之良好成绩直可以预为期祝也。”1944年，时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的陆崇仁认为：“所谓边疆，从地理上言，是指未经垦殖的荒原地区；从人文上言，是指这一地区尚居住着若干比较原始的人民集团。因为这些区域都在全国的边沿地带，所以概称之曰边疆。本省的边疆区域，并不仅是指边疆的几个县局而言，凡具备着上列两种情况的地方，都可认为边疆。”随之，他不无自豪地强调：“云南为一边僻之省区，过去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不能与内陆并肩前进，说者谓此皆由于本省拥有若干特殊性之边疆区域所致，质言之，边疆区域足以阻碍本省之进步。其实，倘若放大眼光以观，则所谓边疆区域者，不仅不为本省进步之障碍，且正可以造成本省前途无限量之光明。盖边疆区域，大都土地肥沃，产物丰饶，蕴藏富厚，民情质朴；过去因交通阻塞，民智未开，致令货弃于地，民穷于财；倘能予以适当开发，则不仅可造就本省之繁荣，且可直接福国而利民。”1946年《云南日报》发表社论，认为边疆地广人稀，对其开发“不能纯恃政治力量”，强调要政治、经济双管齐下：“开发边疆，应当配合'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三方面，一齐着手。”这反映出近代以来地方对于边疆及边疆开发认识的不断深化。在中央政府重塑并整合政治权威、开发边疆经济的同时，云南地方政府也致力于“新云南”现代化建设，清丈耕地，征集田赋；整顿财税、稳固金融；建仓购粮，积谷存粮；注重教育，培养人才；兴办实业，发展交通；“寓改进于开发，寓国防于建设”。此外，鉴于云南边地“未能开发利用，小之足以影响本省政治、经济、文化之向上发展，大之足以妨碍国民民族之团结统一”，云南省民政厅决定成立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对边疆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专门负责边疆开发事宜，并制订相关开发方案。各种边疆开发方案的制订与实施，也主要是依靠云南地方，“故对于边务之一切措施，不能不就地方特殊情形因缘为制，以期抚绥边民倾心内附，然后徐图开发，用以巩固国防”。民众作为边疆区域中的主体，不同的阶层对边疆有不同的认知，“越往高层，边疆的界限与特色更明朗，越往基层，边疆意识越淡、越模糊”。其中最核心的部分仍然是边疆民众对边疆、对国家的认识与认同。因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边疆人而言，守家即卫国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他们是维护边疆长治久安的根本和栋梁。在“华—夷”的交往交流交融互动以及中心—边缘关系的确立与演变的长时段发展过程中，并非只呈现单向的“用夏变夷”，同样也包涵了“以夷变夏”的身份转换与认知，边疆“蛮夷”与中原华夏主体之间的认知关系也在阶段性地发生着变化。早在楚威王时期，庄蹻伐滇首经牂牁，“蹻至滇池……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至汉明、章之世，牂牁郡便有毋敛人尹珍“以生遐裔，未渐庠序，乃远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又师事应世叔学图纬，通三材。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自汉武帝设置“西南夷”七郡以后逐渐形成的汉人大姓则是“夷夏互变”的体现。所谓“南中大姓”，即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占据西南边疆，并拥有“部曲”的地方实力派。大姓当中，有的是落籍的汉人，有的则是从僰人中的奴隶主转化而来。南中大姓是随着“华夷”交融的过程发展并壮大的，有着“既汉又夷”的特点，一方面表现为以大姓为代表的汉人移民的“夷”化，另一方面也是“夷”人的汉化。蜀汉章武三年（223），刘备死后，雍闿等南中大姓闻风而动，杀蜀汉官吏反蜀。“闿假鬼教曰：'张裔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杀之不可，缚与吴。’于是执送裔于吴。”雍氏为南迁汉人，“假鬼教”表明了“夷化”的结果。而在“雍闿之乱”发生后，从事蜀郡常颀行部南入，以都护李严书晓谕闿。闿答曰：“愚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派敝，正朔有三，远人惶惑，不知所归。”由此可知雍闿对中原大一统的认同，奉“正朔”，自称“远人”乃是对“华夏边缘”身份的一种认知。建兴三年（225），诸葛亮率军南下，七擒七纵孟获，孟获更感叹曰：“明公，天威也，边民长不为恶矣。”“边民”的身份再次强调了其对边疆地位的认知及对中原王朝的政治认同。南中自晋永和三年（347）以后，历东晋、刘宋、萧齐、萧梁的200年间，虽设置宁州，但一直未能进行有效统治，仅郡县名号载于档册而已。此一时期，建宁大姓爨氏成为实际的统治者，长久独占滇东，“以夷变夏”，以“大鬼主”“鬼主”的身份称雄于南中达两个半世纪之久。刻于东晋义熙元年（405）的《爨宝子碑》颂词云“矫翮凌霄，将宾乎王”，重申了对东晋皇帝的忠诚，并在名义上一直以宁州的形式隶属于朝廷。此外，刻于刘宋大明二年（458）的《爨龙颜碑》，对爨氏的书写更是建构出华夏祖源与兴盛于边疆的地方权威与福泽：君讳龙颜，字仕德，建宁同乐县人。其先世本高阳颛顼之玄胄，才子祝融之渺胤也。清源流而不滞，深根固而不倾。夏后之盛，敷陈五教，勋隆九土。纯化布于千古，仁功播于万祀。故乃耀辉西岳，霸王郢楚，子文铭德于春秋，斑朗绍纵于季叶。阳九运否，蝉蜕河东，逍遥中原。班彪删定汉记，班固述修道训。爰暨汉末，采邑于爨，因氏族焉。姻娅媾于公族，振缨蕃乎王室。
（二）筹边固圉：民国时期的边疆著述与云南边疆认知体系建构民国时期，随着云南边疆地位的日趋紧要，时人“筹边固圉”审视边疆问题的视角与深度不断提升，一批或出生于云南，或在云南地方任职的政界与学界人士提出了诸多关于云南边疆开发的建议与方略，希望通过边疆问题研究，既抒发“学术救国”的爱国热忱，又实现家国情怀下化边疆为内陆，解决边地问题的强烈现实关怀，使得边疆认知体系的宽度和深度均有所拓展。“使国人皆知昔日所谓'五谷不生，千里不毛’之地，却正是肥沃膏腴，产物富饶之区；昔人所视为'茹毛饮血，犷悍难驯’者，却正是朴质强健，勤苦耐劳的优秀国民。边疆之本来面目，真实价值，由此而显现于当世。”西南边疆作为抗战大后方和边疆开发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倭祸起，敌蹄所不易到者，惟西南数省。华阳滇池之间，遂为政治经济军事汇流之都。在昔国人所视为不毛者，一旦负荷巨艰，知其不能以一隅视之，方言开发，言建设。”至20世纪40年代，有关边疆概念认知的内容已经不再局限于地理、国防等传统领域，而是兼及边疆政治、经济、外交、民族、社会等内容。“中国的边疆，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为国界的边疆，即与外国领土接壤的区域；一则为文化的边疆，即未尽开发的土地，其间为游牧经济的各宗族所散居，而其习俗、宗教生活、语文等与农业文化不同的区域。”吴文藻也指出，“国人之谈边疆者，主要不出两种用义:一是政治上的边疆，一是文化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是指一国的国界或边界言，所以亦是地区上的边疆；文化上的边疆，系指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边疆”。“以前要研究边疆而边疆不易来；要开发边省富源，而资本缺乏。现在沿海的人才、财力都已被迫流向边地，正是建设西南边疆千载难遇的机会，希望举国上下，切莫错过”，并由此催生了专门研究边疆问题的学科——边政学，以改良边疆政治、抵御外侮和巩固国家边防、为各民族团结一致抗战为目标，不仅尝试从学科层面建构边疆认知的话语体系，还推动了边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三）“云南”与“云南人”：留学生的国家观念认知与国民意识建构如上所述，在云南边疆从华夏边缘到国家屏藩转化的历史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边疆民众对云南的家乡认知与云南人的自我身份认知。模糊的中原王朝国家观念被明晰的国家主权及疆域观念所取代，“西南夷”转化为云南人，建构出“中国之云南”“中国的同胞”的国家观念与国民意识，并逐渐获得稳定的内涵。清末至民国时期，为“竞存滇省权利，巩固国家疆圉”，一批关心国事的青年人组织成立“筹滇学会”，通过创办刊物、发表演讲、发布文告等方式表达对云南、对中国的热爱，在积极宣传“民族大义”的同时唤起“云南人”的共同记忆，最终达到团结云南人乃至全国人民、共同抵御外患的目的。“夫中国之土地，我中国四万万人民之所有也。云南之土地，我云南一千数百万人民之所有也。非他人所得而有之，即非他人所得而盗卖之，更非他人所得而估买之、强借之也。”“由地势上的关系看来，云南一亡，中国就相继亡了。由侵略政策上的关系看，云南一亡，中国就一时瓜分了。无论由哪一方面的关系看来，要使中国不亡且先使云南不亡。”而对于中国21个行省的民众，“无论边省的、腹省的，大省的、小省的，男的、女的，都是我们中国的同胞”，“一寸土，一尺地，都是我们中国同胞的疆圉”。留学生群体因其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政治参与热情，成为国家观念建构与国民意识书写的中坚力量。1905年，留日学生杨振鸿撰写《敬告滇中父老兄弟书》一文，列举英、法“久视为滇桂两省为其势力范围圈”的野心与事实，并以缅甸、越南亡国引以为鉴，不可“坐待他人安南我，缅甸我，而不恤乎”。而云南不仅是云南人的云南、政府的云南，乃“中国之云南也”，其边疆地位更关乎国家存亡。“必先使全体之人知云南非外人所得觊觎之云南，乃云南人之云南。云南之利，云南人享之；云南之害，云南人被之。有一云南人，即有一负担云南之责任，不得独诿之君上，不得独诿之官长，并不得诿之士绅，方不负为云南人，方不负为负担责任之云南人。”1906年，同盟会云南支部创办《云南》杂志，在发刊词中阐明了云南的边疆地位：“据云岭之余脉，控金沙之长流，昆明六诏之遗墟，黔蜀两粤之保障，形势突兀，虎踞龙骧者，夫非禹域神州西南一隅之所谓云南者耶？夫非我祖我宗荜路褴缕，斩除狉榛以开辟经营之云南也耶？”而清末英、法引发的云南边疆危机则在于云南之“大好河山，极乐世界，遂不幸成弗兰克、萨克孙两族相争之焦点。一视其虎狼毒威，而倒云南之屏藩；再逞其鬼蜮狡计，而食云南之边疆。萨克孙得志长江流域，弗兰克乃更肆意吞噬。强索铁路，云南之腹心溃；攘夺矿权，云南之命脉绝。教语言以收人心，屯重兵以胁官吏。势力范围之图，只见法国之云南，不见中国之云南也；环球万国之心，只知法国之云南，不知中国之云南也”。对于国家与云南及云南人利益攸关、荣辱与共的关系，“乃我最亲爱最宝贵之中国之云南”，“若地球之有太阳，肉体之有灵魂，有之则以存以生，失之则以灭以死，以永劫而无复”。此体现了边疆地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和国民意识的觉醒。边疆所特有的政治与国家属性会本能地激发边疆各族人民守家即是卫国的职责与热情，二者是“同休戚、共存亡”的关系。边地土司的职责是“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在《九土司呈中央文》中便有腾龙边区土司“或执戈而卫国，固国家之疆圉；或集民而垦荒，辟蒿莱为沃壤”的边疆认知与书写。芒市土司代办方克胜更强调自己“份属国民，世守边土”的职责，“惟以激于爱国热忱，不敢缄默”，“稍谙边情，不甘缄默”；“以为腾龙边区各土司捍卫边疆，抚辑边民，在今日其任务亦显重大。亟望政府合法保障其地位，特别扶植此地方自治事业”。在“班洪事件”中，班洪总管胡忠汉曾说：“我不大会说汉话，我说一句就是一句，我数代人服汉朝，汉朝对我家好，我不能背叛先祖，不能背叛汉朝。炉房银厂是汉朝的，我们为汉朝看守，我不能失了先祖之意。洋人来，我一定要打，这是我的责任。”至1937年，阿佤山佤族各部落首领联合发出《致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委员会主席书》和《告祖国同胞书》，称“自昔远祖，世受中国抚绥。固定边疆，迄今数百年，世及弗替，不但载诸史册，即现存历朝颁给印信，可资凭证”，英人“明则探矿调查，遮盖我祖国人之耳目，淆乱世界之公论；暗则占领我班洪、炉房等银矿，以逞其野心。步步压迫，种种手腕，无所不用其极，必得我全卡佤山地，奴我卡佤山民而后已”；阿佤人“宁血流成河，断不作英帝国之奴隶；即一枪一弩、一妇一孺，头颅可碎，此心不渝”。在国家认同的感召下，边疆作为国家疆域的重要组成，边地土司为维护现代中国的统一做出了完整而坚定的历史叙述。边疆由于其所具有的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特殊属性而成为我国疆域中客观存在的现实，一直以来被观看、描述、书写，强化其边缘性与边疆性，形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边疆观念，是“带有目的性的历史再现或历史建构”，因此边疆也是在客观存在的基础上通过主观认定而建构的历史的产物。边疆观对边疆的形成与发展、调整和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自身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是中原与边疆、中心与周边、华夏与“四夷”、中央与地方、民族与国家等不同范围和层次的内外秩序关系的总结与观念乃至想象的建构过程。云南作为西南边疆，一直处于华夏边缘，不仅形塑了“周缘边陲”和“中央属土”的疆域空间观念，还体现了云南边疆与中原王朝紧密的政治隶属关系，反映了华夏与“蛮夷”的文化和秩序认同，以及近代主权国家世界体系下边疆认知由“模糊的王朝疆域”到“清晰的国家边界”，及云南从边缘—中心—边缘的转化中，呈现出从国家到地方边疆观的流变以及边疆民众对边疆、民族、国家的不同认知与国民意识的建构。在上述边疆观的历史书写中，不论是对“内”与“外”国家疆域的理解，抑或是“西南夷”与“云南人”概念的转换，都是一个多维的、动态的历史过程，最终嵌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国历史多元一体格局，并内化为国家稳定、边疆发展的强大力量。作者罗群，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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