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史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文章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6期。
2019至2021年，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出版了大批学术资料，刊发了大量学术论著，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进步。
一、新资料的出版和修订
近三年来，学术资料整理取得很大成绩。
甲骨资料方面，宋镇豪主编、马季凡编纂《绘园所藏甲骨》《殷虚书契四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吕静主编、葛亮编著《复旦大学藏甲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宋镇豪主编、孙亚冰编纂《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藏甲骨文拓》(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出版。
青铜器和金文方面，2019年有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龙门书局),山西博物院编《山西博物院藏品概览·青铜器卷》(文物出版社)等著作出版。2020年有田率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青铜器卷(西周)》(上海古籍出版社),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王长丰编著《殷周金文族徽集成》(黄山书社)等著作出版。
简帛依然是学术资料出版的大宗，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九、十、十一辑(中西书局，2019—2021年),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陆)》(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年),甘肃简牍博物馆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悬泉汉简》第一、二辑(中西书局，2019、2021年),张德芳、石明秀主编《玉门关汉简》(中西书局，2019年),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三至六辑(中西书局，2019、2020年),以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玖)》(文物出版社，2019年)等著作出版。
碑刻资料方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何新所编著《新出宋代墓志碑刻辑录(北宋卷)》(文物出版社，2019年),张永华等编《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朱明歧、戴建国主编《明止堂藏宋代碑刻辑释》(中西书局，2020年),周峰编《贞珉千秋——散佚辽宋金元墓志辑录》(甘肃教育出版社，2020年),以及《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四)》(文物出版社，2021年),《河南散存散见及新获汉唐碑志整理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年),《唐代诗人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等书出版。
其他出版的考古资料的成果还有成颖春编著《齐陶文集成》(齐鲁书社，2019年),严志斌、洪梅编著《巴蜀符号集成》(科学出版社，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中华书局，2020年),王振芬、孟宪实、荣新江主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中华书局，2021年),赵莉、荣新江主编《龟兹石窟题记》(中西书局，2020年)等。
在传世文献整理方面，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取得很大进展，有吴玉贵、孟彦弘修订的《隋书》(中华书局，2019年),景蜀慧、赵灿鹏修订的《梁书》(中华书局，2020年)等出版。三年来，张政烺总编纂，孙晓执行总编纂的《今注本二十四史》进展顺利，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吴树平主持校注的《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2020年),孙晓主持校注的《今注本二十四史·汉书》(2020年),卜宪群、周天游主持校注的《今注本二十四史·后汉书》(2021年)等十余种。此外，顾宏义《宋代笔记录考》(中华书局，2021年)、蒋媛媛《宋代寺院碑文集成》和王殿明《唐宋厅壁记集成》(天津古籍出版社，2021年)等出版。另有陈维昭、侯荣川主编《日本所藏稀见明清科举文献汇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国家图书馆编《清代乡试文献集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孟凡松编著《明代卫所选簿校注(云南卷、贵州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冷东等主编《广州十三行天宝行海外珍稀文献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王晓欣等编著《元代湖州路户籍文书——元公文纸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公文资料》(中华书局，2021年)等文献出版。
史料整理和出版中值得注意的方面，一是古典文献的数字化取得了巨大成绩，例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数字化档案开放数量到2019年年底已经突破417万件。二是史料数字化建设和利用问题也引发了思考，例如莫伯峰等《AI缀合中的人机耦合》(《出土文献》2021年第1期)结合计算机缀合实践，探讨了利用计算机结合专家知识推动古文字研究发展的经验。又如李邦等《文献数字化技术在甲骨文数据库建设中的应用与展望》(《殷都学刊》2020年第3期)介绍文档分析技术与字符识别技术在文献数字化过程中的应用及运用前景。
二、研究的热点与新进展
三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在各个领域都有所推进，兹选择研究热点和进步较明显的领域作简要叙述。
文明和国家起源深受学界重视，有数量众多的论著刊发。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以考古发现为基础和线索，讨论了中国早期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等的起源和发展。韩建业《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提出中华文明起源于8000年前，形成于5000年前，分为北方、中原和东方三种模式，三种模式共同作用形成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许宏《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三联书店，2021年)梳理了青铜器时代中国中心地区的人群、社会组织等在商代以前的演化过程。张海《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通过聚落形态与文化谱系研究，展示了多源一体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秦小丽《中原国家形成进程中的南方文化因素》(《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5期)提出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二里岗这一段时间内，漆器、象牙制品、海贝、原始瓷和硬陶等南方产物，融入中原国家并纳入上层社会的礼仪系统之中。戴向明《中国史前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及早期国家的形成》(《考古学报》2020年第3期)梳理了中国石器时代社会发展演变的历程，指出中国境内史前社会亦呈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并表现出“进化”的特征。
夏文化和夏史深受学界关注，学者从历史和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讨论。许宏《二里头与中原中心的形成》(《历史研究》2020年第5期)、董琦《夏文化探索与夏代信史说》(《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戴向明《夏文化、夏王朝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根据考古、文献资料对夏文化的界定、夏史的内涵等作了探讨。刘宗迪《三星在天：夏墟地理与传说考辨》(《文史哲》2020年第6期)提出康叔受封的“唐”及“夏墟”在鲁西，支持“河、济之间”的观点。关于夏文化的研究方法，朱凤瀚《夏文化考古学探索六十年的启示》(《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夏含夷等《〈竹书纪年〉和夏代编年：我对历史方法的反思》(《文史哲》2019年第2期)等对于夏史研究的方法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国家与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传统的研究主题，成果依然很多。具体的制度、事件研究，如权家玉《魏晋政治与皇权传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讨论魏晋两代中枢权力，认为魏明帝与晋武帝对顾命大臣的选择奠定了此后的政治格局，分别导致了司马氏代魏与八王之乱。刘啸《隋代三省制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21年)以隋代作为切入点，勾勒出隋唐百余年间所谓“标准”三省制的演化定型。黄楼《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中华书局，2019年)以神策军为研究主题，提出中晚唐宦官政治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形式，对五代及宋初政治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宏观视角的研究，鲁西奇《齐国的乡里控制体系及其变化》(《文史哲》2020年第1期)认为齐国以国、野二元体制作为基本统治制度。李治安主编《元明江南政治生态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聚焦于元明江南政治与社会的重要问题，考察了13世纪后期至16世纪的江南，从整体上把握长时段内社会的发展进程。此外，从基层视角考察社会组织的论著增多，如杜志明《明代地方武力与基层社会治安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聚焦明代民壮、乡兵等地方军事组织，指出明代卫所制度与地方兵员制度相辅相成，基层社会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地方有司掌控的各种基层武装。邱源媛《清代旗民分治下的民众应对》(《历史研究》2020年第6期)深入考察了错综复杂的清代旗民籍属的社会关系。冯贤亮《近世江南的城乡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对晚明苏南、浙江等地的特殊风俗、乡镇秩序变迁、人文景观构建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研究。
经济与社会方面，晋文《秦汉土地制度研究：以简牍材料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对战国秦汉时期的授田制、赐田制、公田制、亩制与田制，以及户籍制度、赋税制度与土地制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谢坤《秦简牍所见仓储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探讨了秦仓设置、禀食管理、安全管理、人员管理、考课管理等制度及其相关问题。耿元骊《唐宋乡村社会与国家经济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讨论了唐代乡村社会权力结构、运行机制及唐五代乡村百姓的契约关系，并指出赋役征派影响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国家尽力保持平衡，基本维持了社会稳定运行。朱浒《百年清史研究史》“经济史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讨论了研究范式问题，并按照时间线，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史研究。
思想与文化研究方面，杨小召《两周金文中效法祖先之德的观念及其演变》(《史学月刊》2019年第12期)提出效法祖先之德的观念是先秦政治史、思想史的重要内容。李若晖《不丧斯文：周秦之变德性政治论微》(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讨论了周秦之变背景下的德性政治。彭磊《唐前谏议思想及其文化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9年)探讨了先秦至魏晋的谏议思想与文化。史党社《秦祭祀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利用考古材料，考察春秋战国时代秦人祭祀上帝、祖先、山川之礼及秦巫等问题。王子今《“一天下”与“天下一”:秦汉社会正统政治意识》(《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指出，秦汉时期“天下一统”“天下一致”“天下一家”的政治意识得以普遍宣传，执政集团推行的具体实践往往采取强力政策。曾磊《门阙、轴线与道路：秦汉政治理想的空间表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利用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探讨了秦汉王朝国家如何通过人为规划设计，将自然地理空间塑造为政治空间、文化空间。黄源盛《汉唐法制与儒家传统(增订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立足儒家传统，考察汉唐两朝法制。朱昌荣《清初程朱理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马子木《十八世纪理学官僚的论学与事功》(《历史研究》2019年第3期)等，对程朱理学在清初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理学官僚的政治与学术活动有所揭示。
历史地理研究成绩显著，陈絜《商周东土夏遗与夏史探索》(《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利用古文字和文献中夏遗民与夏王朝的史地关系，提出夏早期政治中心在山东及河南东部一带。周代历史地理研究，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中西书局，2021年)将历史地理研究与政治史、民族史、文化史进行融合，研究了南阳盆地与淮河中上游地区在周代历史演变情况。赵庆淼《先秦“异地同名”现象与地名流动的初步考察》(《史学月刊》2020年第10期)对“异地同名”现象进行分类归纳，并探讨了其背后“地随族迁”“张大一统”等形成原因。孙景超《宋代以来江南的水利、环境与社会》(齐鲁书社，2020年)从水利、环境与社会三个角度出发，探讨江南地区的区域水利环境变化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为讨论宋代以来江南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论证。此外，关于历史地理的专栏、专题讨论也不断展开，如《苏州大学学报》组织的“历史灾害地理专题”、《云南大学学报》组织的“黄河保护与治理的历史经验与启示”“文明的图籍表达”“17、18世纪中西地图对海洋的表现”,等等。
与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相契合，历史研究在国家治理、民族认同等领域也取得了成绩。
在国家治理方面，张利军《西周五服制的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古代文明》2021年第2期)认为周王朝通过册命礼仪赐朝臣采邑，册封诸侯封地，纳方国于要服、荒服体系的方式，实现了王畿、地方诸侯和边疆方国的治理。夏世华《周秦之际的月令政治模式及其政治理想——以〈吕氏春秋〉和〈周礼〉为例》(人民出版社，2021年)探讨了周秦之际的月令政治模式及其理想政治模式建构问题。杜文玉《唐宋时期职官管理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20年)从制度层面探讨了唐宋时期的官吏选任、考课、监察、审计、勾检等，并对以法治吏、职官管理制度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得出若干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方志远《明前期国家治理中的民生关怀》(《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对明代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运行进行了讨论。苟德仪《清代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管理——以四川南部县为个案的考察》(中华书局，2020年)从家训乡约和保甲团练等方面讨论了地方宗族及组织的自治价值。吴四伍《清代捐纳与国家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以政治生态与制度实践为路径，聚焦清代捐纳与国家治理之复杂关系，探析了清代满汉对抗最终走向“制度性溶解”的内在理路和深层机制，总结清代国家治理中技术、制度和文化的多重经验。
在族群认同方面，颜世安《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夏”融合与地域族群》(《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考察了“华夏”形成过程中“地域化群体”的影响，跨越血缘的地域性“列国”既是抟成“华夏”的基础，又是“一统”的阻碍，由于存在更广泛的横向文化联系，“华夏”“民族”意识还是顺利成长起来。张佳《元代的夷夏观念潜流》(《史语所集刊》第92本第1分)考察了夷夏观念的显隐变化历程，认为在盛元时代迫于环境压力，汉族人中的族群意识与夷夏观念是一种思想潜流，并没有完全消亡。到元末蒙元政府权威失坠之时，民间蛰伏的夷夏观念再度突显，成为元明易代的重要思想基调。任建敏《族类标签的产生与形塑：以宋末至明初广西的“撞”与“獞”为例》(《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以宋末至明初广西的“撞”与“獞”二字为中心，考察了其作为身份标签与族类标签的产生、形塑与变迁过程。张帆《元朝的多民族统一与国家认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认为元朝的军事优势、统治过程和制度创新，促成了对中原的认同、版图的巩固，并较好地处理了大一统与因俗而治的张力。陈文祥《元明时期河湟地区新诸族族体形成共性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3期)认为元代的民族融汇、军事屯戍和文化兼容推动了河湟地区新诸族的形成。
近三年来，历史书写及其范式与机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杨博《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分析了楚竹书所反映的战国时期史学编撰体例与观念，对战国楚竹书的史学价值作了探讨。程浩《有为言之：先秦“书”类文献的源与流》(中华书局，2021年)提出先秦史官撰写的书类文献与后世儒家选编本并不相同，清华简的“书”可能受墨家传书影响。夏含夷、孙夏夏《出土文献与〈诗经〉口头和书写性质问题的争议》(《文史哲》2020年第2期)论述了《诗经》形成过程中“写本”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张驰《唐国史对肃宗北上灵武事的历史书写》(《史林》2021年第2期)认为肃宗北上灵武本是承玄宗的命令，但是史官为塑造肃宗的形象而掩盖了这一史实。何玉红《汉唐故事与五代十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揭示了五代十国诸政权利用“汉唐故事”塑造政权合法性、重建制度及形塑与效法统治典范。罗亮《草妖或祥瑞：“枯树再生”与前蜀建国》(《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1期)讨论了中古时期“枯树再生”的政治寓意，并为前蜀建国披上神圣外衣。仇鹿鸣《“伪梁”与“后唐”:五代时期的正统之争》(《历史研究》2021年第5期)检视了五代墓志中“伪梁”与“后唐”的书写与五代政权的正统性的关系。苗润博《契丹建国前史发覆——政治体视野下北族王朝的历史记忆》(《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探讨了契丹王朝官方叙述中的建国前史与历代中原文献的相关记载在空间、时间方面存在巨大偏差。彭勇《明代卫所制度设计与军户家族记忆的历史书写——以湖南新田骆氏家族为中心的考察》(《史学集刊》2020年第6期)梳理了明代卫所制度对高级军户家族宗族传统与家族记忆的影响。陈生玺《再论李岩其人——顾诚〈李岩质疑〉辨误》(《文史哲》2020年第5期)通过新发现河南博爱县《李氏族谱》中的记载，重新探析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岩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并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的阶级史观进行了反思。鱼宏亮《发式的政治史——清代剃发易服政策新考》(《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利用清宫档案和宫廷画像、中外史料，对清代剃发易服政策作了全面讨论，对关于剃发易服的传统记述提出了质疑。
与疫情等主题相关的研究也成为热点，龚胜生编著《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齐鲁书社，2019年)以编年体的方式，分年度、分地域辑录了西周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2700余年的疫灾史料，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大型疫灾史料汇编。宋镇豪《商代的疫病认知与防控》(《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杨勇《简牍所见战国秦汉时期的自疗传统》(《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6期)、韩毅《南宋初年瘟疫的流行与防治措施》(《暨南学报》2020年第9期)、赵现海《瘟疫史研究的科学、区域与观念视角——以明末鼠疫为例》(《中国史研究动态》2020年第5期)、余新忠《明清以来的疫病应对与历史省思》(《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对古代个人保健和环境清洁的方式、传统医学中的巫术方技进行了评析。
三、总结与反思
三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出一些特点。
一是总结性的、研究方法领域的研究增多。卜宪群《新中国七十年的史学发展道路》(《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3期)对70年来的中国历史学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并对新时代史学走向作了展望。葛剑雄《新科技与历史研究》(《华中国学》2019年春之卷)认为人文学科有自身特点，现代科技对人文学科的研究有一定帮助，但不能代替长期形成的研究范式。陈爽《垒壁与交集：中古士族研究中的历史人类学借鉴》(《史学月刊》2019年第3期)总结了既往中古士族研究的不足，展望了历史人类学应用于中古士族研究的可能性。
二是宏观性的研究成果增多。晁福林《先秦国家制度建构的理念与实践》(《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指出国家的发轫和奠基期，尤其是商周时期国家制度建构的理念及实践，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徐义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析论》(《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通过考察政治与血缘及国家与宗族的关系，从宗族的视角将中国古代分为氏族社会、贵族社会、豪族社会、宗族社会四个时期，每两个时期之间有过渡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国家维护统治所倚重的社会中坚力量不同。
三是考察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成果大量涌现。《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组织“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笔谈，发表了卜宪群《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等系列文章，多维度探讨了历史学科的建设与使命问题。吕全义《两周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系统考察西周、春秋的里、乡、州、书社，以及战国居民组织加强的情况。张荣强《简纸更替与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考察了简纸更替对中国古代地方的行政管理与权力运作模式产生的影响。韩昇《盛唐格局：唐太宗的国家治理》(中国方正出版社，2020年)剖析了唐太宗的三大谋划：实现治国理念的重大转变，建立国民双赢的政治制度，建立开放自信的核心价值观，为当代国家治理提供历史经验。
四是在研究方式上，聚集前沿学者集中讨论前沿性、经典性课题的专题讨论成为推动研究的重要方式。《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推出“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清史研究”专题，赫治清、倪玉平、徐毅、于沛集中总结清代国家治理经验，分析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秩序之间的良性互动与紧张冲突。《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推出“唯物史观视阈下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变迁”笔谈，探讨战国至明清时期与土地制度变迁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反映了新时代以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的前沿水平。《文献》2020年第3期开设了“史源学与历史书写”专栏，以史料的文本辨析为手段，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历史文献研究的新取向。《历史研究》2020年第5期发表了“二里头考古与中国早期文明”笔谈，从中原中心的形成、青铜文明的诞生等不同角度，论证了二里头遗址在中华文明肇始阶段的重要地位。《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推出一组“圆桌会议”文章，就如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评价近代历史人物展开讨论。此外，《中国社会科学》推出“敦煌学视域中的中古历史”专栏，《历史研究》专门组稿探讨了中国史学中的“经世致用”问题，以及《中国史研究动态》推出的“灾疫视角下的古代国家治理与应对”笔谈等。
五是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出学术专业团队建设加强、大型项目增多、基础理论探讨加强的特点。中国历史研究院于2019年成立，将考古、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世界史、边疆史、史学理论等多个领域和研究单位整合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史学研究力量。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完成改组，整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12所学术单位，创建了协同攻关创新平台。与大型研究团队的建设相适应，《(新编)中国通史》、“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等大型学术项目得以设立和开展，极大推动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在大型团队和大型项目的推动下，关于中国历史分期、土地制度等基础性的和理论性的问题再次引起讨论，并发布了一批成果。
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理论进展不足。理论研究是历史学研究长期存在的短板，近三年来理论研究呈现出明显好转的趋势，虽然多数理论研究依然是基于原有理论或引进理论的阐释与运用，但立足于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总结和理论探讨也明显增多。与中国相对独立完整的发展历程及独特的社会结构、文化制度相比，基于本土历史的理论总结非常不足。符合自身历史的理论探讨不足，导致许多问题，例如碎片化问题，在宏观理论指导下的个案的、局部的研究是必然的和必要的，但在缺乏理论整合的情况下，个案的局部的研究就呈现出碎片化。
二是比较和全球史角度的研究不足。中国历史发展虽然有自身特点，但在人类历史共性方面与其他文明无异。尤其是在历史发展的早期，探讨在各自独立发展的情况下展现出来的共性和差异更具有研究价值。早期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及中国文明在不同时期在全球史上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考察，依然不足，无法充分认识到文明的共性与差异，未能构建出全球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
三是跨学科研究不足。近年来，跨学科研究一直是学者努力的方向，但由于学科分科很细，加之学科知识结构相差很大，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真正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和具备跨学科研究能力的学者都明显不足。例如关于中国早期文明、国家起源的研究，大多以考古学为中心进行，历史学角度的考察、理论性的探讨，依然不足。
四是历史学研究与现实需要之间的结合方式需要进一步调整。历史学是人文学科和基础学科，与应用性学科相比，很少能够提供直接的实用性经验，这导致两种倾向，一方面大多数研究无视当前社会发展趋势，局限于问题本身；另一方面又不顾历史时代背景和价值自身的变化，试图从历史中寻求直接经验。如何把握历史研究与现实需要之间的结合方式，需要进一步研究。
五是普及性著作不足。历史学是人文科学各个分支都关注的领域，同时社会大众对于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历史学一定程度上起着价值观引导和判断基点的作用，这需要有严肃的、可读性强的普及性著作，但目前这方面的著作依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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