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第259期
2023
02.27
【摘要】
古代哲学“诸子”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倚赖早期史书的记述，其中，司马迁的《史记》至为重要，它提供了一系列篇幅不一的战国思想家传记。然而，在这些叙述中，个人的生平、思想和著述交织混杂，方式多样而不均衡，并不构成了解中国早期思想与思想家的可靠导览。《史记》对不同思想家的处理是有选择性的，大量文本遗产未在其中获得充分呈现，但是，它发展了几种独特的作者模式，包括文本素材库的匿名汇编模式，以及因困厄不得志而发愤著书的个人经验模式。
【关键词】
司马迁 《史记》 诸子文献 历史编纂学 思想史
【作者简介】
柯马丁（Martin Kern），汉学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哲学院院士，国际汉学学术刊物《通报》（T’oung Pao）主编
柯马丁教授
【译者简介】
陈龙，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讲师
【校者简介】
郭西安，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古代“诸子”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倚赖早期史书《史记》与《汉书》的记述。司马谈（公元前110年去世）的《论六家要旨》并未注明特定的文本或思想家，《汉书·艺文志》则将这些信息有序措置。尽管如此，在《史记》的列传部分的确包含了一些叙述，将《汉书·艺文志》中的一些“子”以作者的面貌呈现。本文力图探究《史记》是如何再现这些作者的。
方丽特（Griet Vankeerberghen）的近作《〈史记〉中的文本与作者》（Texts and Authors in the Shiji）堪称此项探究的极佳起点。该文谈及出土文献，提醒我们“就标题和内容而言，《史记》所呈现的文本与其他传世文献的差异程度，或许并不亚于它与考古所见写本的差异”。朴仙镜（Esther Klein）则借助传世文献（其中主要是《史记》），揭示西汉时期〔包括司马迁（约公元前145—约公元前85年）笔下〕的《庄子》极有可能迥异于现今所见的传世本《庄子》。这尤其体现在《史记》未曾赋予《内篇》特殊地位，甚至连《内篇》都没有收录，而《内篇》被后世誉为《庄子》的思想核心，并由此归作庄周（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或公元前3世纪早期）本人的手笔。上述二文均提示我们在读解《史记》中的“诸子”时，不可假定他们的同名传世文献与《史记》所据文献相差无几。
我们在审思早期“诸子”时，也必须全然摒弃将早期“诸子”视作其同名文献之个人作者（personal authors）的传统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这要求改弦更张，反对《史记》中那种声称作者身份的常规方式。尽管仍然偶有诉诸这种传统观念的做法，并被中国学界和当代西方中国哲学研究界广泛笃信，然而已有大量证据表明，绝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的传世“诸子”文献都是后世编纂而成的复合文本，它们是各自展现了诸子，而不是为诸子所作。依我目前研究所见，绝大多数中国早期文献实为出自特定条件限制的选集（circumscribed anthologies）或材料素材库（repertoires of material），并非“写就”而成，而是经由“逐步编定”，形成现今所见的著作。此过程完全消解了“独著”（individual authorship）的观念，使之让位于编者与选家的角色。简言之，我认为《史记》突出强调特定历史人物是其文本之作者，乃是一种时代误置的表现，其原因需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后期，很可能受到司马迁本人经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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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据方丽特的研究，《史记》各卷提及作者时并不均衡。在69卷的列传中，仅有11卷将文献归于特定作者名下。我们还会注意到，对先秦作者的提及集中于某些特定的卷束：卷62《管晏列传》至卷65《孙子吴起列传》记述了11位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思想家，包括管仲（管子）、老耳（老子）、庄周、申不害、韩非、孙武（孙子）。而自《汉书·艺文志》起，传统将他们归为法家、道家或兵家。卷68《商君列传》专述了法家典范商鞅。卷74《孟子荀卿列传》涵括了至少16位各类论辩文作者，尤以孟轲（孟子）、邹衍、荀况（荀子）、公孙龙、墨翟（墨子）最为知名。卷76《平原君虞卿列传》的部分文字专述了政治家虞卿。卷77《魏公子列传》介绍了另一位兵家魏无忌（魏公子）。此外，卷84《屈原贾生列传》和卷85《吕不韦列传》分别呈现了屈原和吕不韦的生平。在诸如卷14《十二诸侯年表》序言部分等处，司马迁也有些出人意料地谈及了这些作者，但值得注意的是，列传部分的首卷为卷61《伯夷列传》，前文述及的第一组作者则出现在紧随其后的4卷中。而除了屈原与吕不韦之外，所有作者的传记都集中于总计69卷列传的大约前四分之一部分（屈原、吕不韦与孔子都不应被视为“诸子”）。此外，司马迁对这些作者传记的措置并没有遵照思想内容的一致性，至少不同于《汉书·艺文志》给出的思想线索。
较诸《汉书·艺文志》和新近出土文献，《史记》远未详尽罗列作者和文本，它提及的“诸子”仅是《汉书·艺文志》中列出的一小部分。此种对著书情况的有限描述甚至延及司马迁本人所处的时代：《史记》对西汉“赋”的记述不够连贯完整，甚至未曾提及司马迁本身即为辞赋家，即使《汉书·艺文志》将八篇“赋”归在其名下。这并非指《史记》只字不提那些举世闻名的高产辞赋家，他们多为司马迁的同时代人，寄身汉武帝（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在位）的宫廷中，在《史记》中，这些人大多在不同的语境下被提及，其中一些人甚至重要到被单独立传，却没有被当成文本的作者。对此的完整论述，我们不知如何解释此种“遗漏”，尤其是比照之下，贾谊（约公元前200—公元前168年）或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公元前117年）等其他历史人物在《史记》中的传记充斥着大量归于其名下的作品。倘若《史记》对司马迁同时代人作者身份的记载都吝于笔墨，那么它对更早时期情况的记述同样简略，便也不足为奇了。我们只能说《史记》对作者的收录极具选择性，但无从了解这些拣选背后的原则。
在继续探究《史记》对“诸子”的再现方式前，需对此种再现的作者做一简要说明：纯为方便起见，我们假设《史记》对“诸子”文本的各种描述出自一人之手，将这位想象中的作者称作“司马迁”。我其实非常怀疑此种假设。在《史记》中，有太多的内容（譬如司马相如的传记）似为后世所植，而屈原、老子等人的传记杂乱凑泊、漏洞颇多，不可能由那位在别处以卓越文体学家面目示人的司马迁所作。但另一方面，《史记》对作者的描述颇有共性，尽管不一定反映了某种单一声音。我们姑且把这一声音称为“司马迁”，这会使下文言说起来便利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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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如上文《庄子》之例以及下文所要详述的内容显示，这位记述“诸子”文本的作者对这些文本的理解或探究方法似乎迥异于我们。首先，他更多时候谈论的是单篇文章而非整部著作；其次，传世文献包含众多有标题的篇章，他却往往倾向于仅提及少数篇目。此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史记》中不同的两卷会对同一文本采取各异的处理方式，这或许会削弱两卷出自同一作者手笔的假设。
司马迁在谈及文本〔他多称之为“书”（writings），间或在涉及如《吕氏春秋》不同部分时，以具体文类称之〕时，偶有提及体量巨大的文集（再三申明“十余万言”），但同时仅列出少数篇目，它们在相对应的传世文献中所占的篇幅，至多相当于现代著作的一章（《轻重》实属例外，它在传世本《管子》中由数篇而非单篇文字构成）。除了卷帙浩繁的《吕氏春秋》、系诸孔子之名的《春秋》以及司马迁认为是同一标题总领诸种文本的少数情况（见下文）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司马迁认为战国时代作者所著之“书”是“著作”（books）；我们也不清楚“数万言”或“十余万言”，这类套语的真正意涵：《史记》称庄子“著书十余万言”，但传世本《庄子》的篇幅不到其三分之二。这种庞大体量或许源于许多早期文本存在诸多平行版本（parallel versions），致使奉诏校书的刘向（公元前79—公元前8年）在整理《荀子》《管子》等文本时，删除了大约90%（！）的被他作为“副本”（duplicates）的材料。这些材料并非近乎相同的真正副本，因为此类缮写本（copies）仅是多份物质文件而已。它们若要作为独立写本而藏于秘府，就很可能需要彼此差异显著、相互独立，譬如围绕荀子或管子大体形成了相关的文本素材库，其中，相同的思想会有不同的表达，或以不同的文本措置来呈现。如是，司马迁归诸庄子的“十余万言”或许并非由全然有别的文本构成，而是可能包含了被认定属于同一文集的诸多材料，部分重叠，从中或可见其彼此之间的一致性。
与此同时，这些材料的重要性未被等量齐观。对于归诸庄子的文章，司马迁仅仅提及4个或5个篇目（具体数量取决于文本解析），皆非出自备受推崇的《内篇》。对于另一份“十余万言”的文本《韩非子》，司马迁列举了其中的6个篇目，包括占据传世本《韩非子》6卷篇幅的《内外储》。有别于《史记》中的其他先秦“诸子”传记，韩非列传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整篇《说难》的录文。对于《管子》，司马迁列出了其中的5个篇目，包括《轻重》，它类似于韩非子的《内外储》，可能由多篇文章构成（同样，这反映在传世本的篇章划分上）。对于邹衍的“十余万言”文本，司马迁只提及了2个篇目。或许，尽管司马迁意识到了有一个庞大得多的文献总集存在，但他可能也只知晓其中一小部分内容。又或者，他是有意选择聚焦某些篇章，对其余篇章缄默不语，这颇似众多读者对《荀子》的态度：认定《性恶》完全代表了《荀子》，以致“后世读者……似乎不那么精细地去品阅”除此以外的其余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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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史记》虽对“诸子”文本的记述颇为有限，却以几种不同方式再现了这些文本的形成过程。有些“诸子”传主被主要描述为作者，他们的传记几乎未包含其他实质性信息。《史记》卷74《孟子荀卿列传》即为典例，它以“太史公曰”开篇，随即将作者问题作为该卷的核心主题：
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这恰好涉及传世本《孟子》开篇的第一句话，司马迁的表述暗示，他之所见并不是一部以这种方式开篇的独立著作，否则他也不会用“至”来引导梁惠王的问句。其后，“太史公曰”继之以下文：
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引按：出自《论语·子罕》）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引按：出自《论语·里仁》）。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在此，司马迁以批判“好利”为“太史公曰”评断的主题，仿佛这就是整篇列传的核心。除此以外，他还融入了与孔子相系的其他两句引文（分别见于《论语·子罕》与《论语·里仁》），将孟子的文本直接嵌入孔子的思想和文本传统中。司马迁援引孔子之言，却未提供明确出处，似乎假定了其读者熟稔该传统。
紧随这番开篇导言的是一份关于孟子的简要传记，完全旨在提供孟子文本得以产生的背景，但对孟子的生平几乎只字不提。相反，它将孟子置于公元前4世纪的政治思想语境中，将孟子著书标示为他对自己未获认可或器用的最终回应：
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后有驺子之属。
因此，在孟子的故事中，他的远大抱负折戟沉沙，政治活动一无所获，加之饱经世界动荡不安，这些使他最终只能潜心著述。孟子本人在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抱负，如今寄托于《孟子》的文本。《孟子》以上古思想为蓝本，正如孟子的传记以孔子的先例为蓝本一样。依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其贤明之谏被拒后方才转向著述：“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荀子的传记同样简明扼要。荀子，赵人，当他抵达齐国之际，邹衍、邹奭和淳于髡的学说正兴。因大夫之缺，荀子三次被齐国任命为祭酒，但后遭谗言，他不得已奔赴楚国，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荀子再次被废。他对浊世之政与周遭的无耻学者深感震惊，批判各种思想流派，“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卷74《孟子荀卿列传》虽然明言荀子著书“数万言”，并在标题中提及荀子，却未透露任何与荀子思想立场有关的信息。荀子对各种思想流派的批判可能间接牵涉传世本《荀子》第6篇《非十二子》，依王志民（John Knoblock）之见，该篇“对荀子声誉的损害最大”，远甚于《荀子》其余篇章。它抨击了墨子、慎到、田骈这三位均于《史记》同卷被提及的人物，并将矛头指向子思和孟子；它还进而批判了“五行”（五种德行模式）之说。
与此同时，在《史记》卷74中，邹衍的传记篇幅最长，上承孟子，下接淳于髡、慎到、荀子、墨子和其他一系列被顺道提及者，包括环渊、接子、田骈、邹奭、公孙龙、剧子、李悝、尸子、长卢和吁子。就思想立场而言，这些不同的思想家无法都被归置于这样一个凸显孟子与荀子的标题下，况且孟、荀二人本身也无法相互勾连。那么，《史记》卷74为何会取这样的标题呢？
依据传记，孟、荀二人只有两点共性使之有别于该卷提及的其他所有人。第一，他们人生失意。孟子从未被器用，荀子首次出仕便遭谗言构陷，再次出仕又被废。而对于其他人，司马迁或对其职业不置一词，或凸显其在当时的诸侯国中功勋卓著——如邹衍与淳于髡的例子所示。第二，孟、荀二人都受困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这解释了他们的人生何以失意。
事实上，《史记》在邹衍传记末尾，透露了司马迁的个人判断：
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
由此，司马迁引出了一系列刚正不阿之人（再次包括了孔子与孟子），他们不愿折节以媚上，而在邹衍门下：
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因此，《史记》卷74远非简单描述诸位思想家及其传统。除了邹衍之外，它对“诸子”的实际生平或思想立场着墨甚少，对许多思想家只是提及名字而已，因为“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无须详述。墨翟的简略传记略显尴尬地被司马迁附于该卷末尾，只是些道听途说之言：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司马迁似乎对墨翟其人其作几乎一无所知，但仍将之囊括在《史记》卷74内，这说明该卷旨在总括过去的著名思想家，不过对他们的实际生平或思想立场没有特别的兴趣。尽管孟、荀二人是该卷名义上的主人公，但对其生平思想，我们从卷中实际上几无所知。司马迁反倒将笔墨用于对不同哲学传统的代表人物的分类上，大致分为三类：一大类是为了荣华富贵而趋炎附势（“以干世主”）之徒；另一大类是他不予置言或者认为无须多言之辈；还有少数人，即如孔子、孟子、荀子，他们哀叹浊世之政礼崩乐坏，作文针砭，并愿意为此受难。《史记》卷74似乎只为最后一类人所作，其他人纯属陪衬或者无足轻重。回想一下开篇的“太史公曰”那段文字，其核心聚焦“好利”：这不仅是《孟子》的主题，而且成为衡量所有战国时代思想家、著书者和说客道德操守的标尺，使司马迁得以将孟、荀二人置于该卷众人之上。正如下文所示，对“好利”的抵抗和批判这一主题并非《史记》卷74独有，而是司马迁的作者概念的核心，它由此也极大影响了后世无数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认同与塑造。
《史记》中还有一些“子”，其特点主要体现在思想和文本创作方面，庄子堪称典型，他出现在另一思想家与作者的列传——《史记》卷63《老子韩非列传》中。庄子的简略传记仅在开篇列出他的籍贯、姓名、生活时代，之后完全聚焦其思其作，他“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所作“皆空语无事实”。最终，不获器用这一主题先被提及（“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但转而在关于庄子的一则简短轶闻中被颠覆：庄子笑谓其志在“终身不仕”。此则轶闻也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出现在传世本《庄子·列御寇》篇中，这使得庄子传记与司马迁所称“皆空语无事实”之《庄子》文本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
《史记》卷63中的其余传记详略迥异，最长的是韩非的传记，除了孔子的传记，它是《史记》中对先秦“诸子”生平与思想最具实质意义的记述。与孟子和荀子一样，韩非也被描述为对当时的腐朽政治失望沮丧，故作“十余万言”应世。但有别于孟、荀二人的传记，司马迁提及了韩非所作的6篇文章的篇目。这些篇目不同于庄子传记所引篇目，并非传世本《韩非子》中的无足轻重者，而是即便今日也仍被奉为其正典的代表之作，包括《五蠹》《孤愤》《说林》《说难》。司马迁虽将老子与韩非二人的传记并置，却未提及韩非的《解老》与《喻老》这两篇论说文，也未提示二人之间的任何其他特殊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就故事结局而言，韩非与孟、荀二人相似，只是更为凄惨。韩非至秦廷，遭到包括李斯在内的一干人等的构陷，被迫自杀。但这些故事也存在一个重要区别——韩非写作并非源自个人苦痛或挫折沮丧，韩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因此“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尽管韩王“不能用”，但韩非后来被召入秦廷（虽然最终遭受猜疑），以其《孤愤》《五蠹》深得秦王赏识。换而言之，在最后遭遇不测之前，韩非业已赢得尊崇。
思想家申不害则仕途亨通，他的小传与老子、庄子、韩非三人的传记被一道收录于《史记》卷63（但《史记》未记载其死亡信息）。公元前4世纪中叶，申不害被韩昭侯任用为相，为韩国带来了繁荣和安宁。据司马迁所述，申不害的学说“本于黄老”，他“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史记》卷63以老子的传记开篇，老子的传记是“一堆令人费解的零碎之物”，借用韦利（Arthur Waley）之言，“根本谈不上任何材料”。它与其说是传记，不如说是传奇故事，它在叙述一则老子与孔子会面的轶事之前，简要列出老子的姓名、籍贯和“周守藏室之史”的官方职位，这一叙述是早期文献中老子传说的核心内容。紧随其后的是老子“修道德”的文字，这是对老子思想的主要描述。他眼见周朝衰落，遂西去；在边关，关令尹喜请求老子著书，于是老子当场著书五千余字，分上下篇，言说“道”“德”之意，然后离去，“莫知其所终”。
司马迁有关老子传记的第一个版本到此就结束了，这也是对老子著书情况的唯一记载。那么老子为何著书？我们为何会有他的这部书？该书是如何传回边关以东的？是因为一个边关官员突发奇想，成功说服老子著书，然后感到有责任传布这份文本吗？有别于几乎其他所有情况，司马迁并未合理解释老子的作者身份：就是单纯一份无题文本在那里，老子的传记看起来是完全围绕着文本的存在而展开的。正如郭店、马王堆的出土文献和新近刊布的出处未明的北大简所充分证明，这一文本在司马迁的时代就已十分有名，人们当时就在寻求其作者。为老子立传者所知的文本最有可能与现存文本形式类似。这份传记由轶事和传闻凑泊而成，构思毫无章法，一再引起司马迁本人的质疑，它为《老子》这份来源不明的重要文本提供了一位作者，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提供的是一段有关作者的明显虚构的传奇，却竟然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上占据《老子》文本及其作者相关叙述的主导地位。在《史记》中，所有其他文本及其作者都被置于其所属时代的政治框架内，《老子》及其声称的“作者”则不然，但老子被叙述为启发了《韩非子》、《庄子》和《申子》的先声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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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上文探究的《史记》卷63与卷74的所有事例中，传主的最典型特征是表达了思想，并由此著书。这些特征似乎是传主首先被立传（或被简要提及）的唯一原因，但这并不适用于所有在《史记》中被提及的作者。司马迁还将一些成功的兵家视为作者，主要基于其功绩而非著书，他们的著书仅被当作事后之思。这些兵家包括了《史记》卷64中的司马穰苴，卷65中的孙武（孙子）、孙膑和吴起，以及卷77中的魏公子。司马穰苴的作者身份仅在其传记最后两句话中被提及：
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然而，司马迁在紧随其后的“太史公曰”评论中，对穰苴参与创作早期《兵法》一事深表怀疑，声称该作“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而穰苴身为区区小国的军事将领，不可能创作这个《兵法》。司马迁在提及穰苴得到齐威王认可后，便淡化了穰苴的思想家地位，似乎在说书名有误，需要纠正。
颇值一提的是，前文所述的著书动机（政治挫折和个人郁结）在此均未发挥作用。孙武的情况亦然，其传记颇为奇怪地聚焦一则轶事。孙武因其《兵法》而被吴王召见，吴王声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要求孙武用宫女来展示其勒兵之技。孙武应允，但最后违背吴王意愿，处决了两位无视军纪的吴王宠妃。孙武随后得出结论：“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此言不同寻常——无论作为读者的吴王是否业已“尽观”（这里显然是反讽转折）整部作品，文本唯被付诸践履（“用其实”），方非虚词空语。
孙膑的传记意蕴更加丰富，颇为详细地介绍了其运筹帷幄的能力。与司马穰苴一样，也仅仅是在传记的末句，孙膑才被确认为另一部世间流传的《兵法》的作者（“世传其兵法”）。就篇幅而言，吴起传记相当于孙武和孙膑二人传记的总和，但该篇传记甚至未提及任何著作。唯有在“太史公曰”的评论中，司马迁才聚焦到三位兵家之为作者的这一面向：
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早救患于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最后一篇描述军事专著作者的是《史记》卷77《魏公子列传》中的魏无忌（魏公子）传记，内容丰富，堪比《史记》卷63《老子韩非列传》（不包括其中的《说难》文本）、卷65《孙子吴起列传》或卷74《孟子荀卿列传》中的任一传记。以下为司马迁对魏无忌作者身份的全部论述：
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
司马迁似乎认定军事专著写作是这些兵家成就的偶然副产品（accidental byproduct）。他从未主张这些兵家的作品或知识先于或者高于军事计划或行动，也不曾将任何兵家视为著书之人。在孙武传记中，司马迁甚至似乎在嘲笑好读书却又无法付诸行动的国君（至少这是司马迁借孙武之口所言）。哲学家们因浊世之政与礼崩乐坏而著书，与之相反，军事文本颇与个人因素无关。司马迁屡次指出军事文本广为流传，在司马穰苴和魏无忌的传记中，他两处均谈及全部文本素材库的汇编新修。此中，文本材料都被标记为“兵法”，但往往不清楚是否指实际标题。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所有军事谋略著述总称“兵法”，它们易于合并、重编并赋予新题，从而抹除所有前人的作者权。这也说明了这些文本不论长短详略，皆广泛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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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后，留给我们探究的还有《史记》所论的历史和哲学传统中的其他6位先秦作者，他们皆大名鼎鼎：吕不韦、商鞅、虞卿、管仲（管子）、晏婴（晏子）和孔子。《史记》卷62《管晏列传》是管子和晏子的合传，二人成就非凡，但其传记只字未提著书一事。“太史公曰”的评论声称《管子》和《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指出“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商鞅的传记同样未曾提及其著书，而“太史公曰”的评论指出：
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秦相吕不韦仕途成功，但死于非命，其传记描述了《吕氏春秋》的编撰情况：
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另一位成就斐然的政治谋略家虞卿的传记篇幅颇长，司马迁在其传记末尾提供了下述信息：
魏齐已死，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的评论补充道：
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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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所有这些文段或许都很简短，却蕴含了有关不同著书实践和司马迁自身解读的各种丰富信息。首先，司马迁把一些历史人物主要描绘成思想家和演说家，他们的著述是自身政治实践的自然延伸。在孟子、荀子、韩非或者虞卿的传记中，作者被描绘成在饱受政治挫折或个人郁结（或兼历二者）之苦后，方才发愤著书，这就将作者所著之书与其生命直接相系，可能会赋予这些作品显著的个人化甚至情绪化声音。其他情况（主要是军事著述）则截然相反，谋略的实际运用被认为远比阐述它的文辞重要。最后，司马迁多次试图融合写作和实践，他为管子、晏子和商鞅立传的兴趣受到他们所著之书的激发，期冀将其著述与实际作为相比。就上述三人和兵家孙武、孙膑和吴起而言，著书之事皆不见于他们的传记，仅在“太史公曰”的评论中被提及。这些评论并不聚焦作者如何受到个人情感的驱使（若然，则此事原本应见于他们的传记中）。相反，重点倒在于司马迁本人，因为他将自己描述为这些作者的读者——他一再喟叹纵如卓越谋略家，面对不义与极刑，也依然无法自救。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些不同的著述记载，也就是去考虑这些文本的创作模式。在《史记》的描述中，仅有极少数文本是边际分明的：《吕氏春秋》（八览、六论、十二纪）、《虞氏春秋》（8篇）、《老子》（分上下篇，共计五千余言）、《孟子》（7篇）、《孙子》（13篇）、《申子》（2篇）和《老莱子》（15篇）。还有一些文本据说体量巨大（“十余万言”），但就《管子》《庄子》《韩非子》等文本而言，实则仅有少数篇目被提及，并且我们完全不知道司马迁还可能掌握了传世文献的其他哪些部分。事实上，即便是《史记》提及的篇目，我们也不清楚它们与传世文献的关系，尤其是在司马迁未曾援引这些篇章的实际文辞（唯一的例外是《韩非子·说难》）或以其他方式予以说明的情况下。正如李克（W.Allyn Rickett）在研究《管子·轻重》时所言，“司马迁指的是否就是这些篇章，尚无定论。关于它们的创作年代，聚讼纷纭。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们写于汉代”。因此，这些篇章或为后世编定，而司马迁的记述本身影响了这些篇章在传世文献中的题名和措置。
最后，还有一种特殊的著书模式，似乎根本与个人创作无关，而是对既有材料的编纂与重修，编纂者仅做少量添补。这种文本生成模式似乎适用于绝大多数军事文本，但亦见于《吕氏春秋》。就此而言，《虞氏春秋》堪称一有趣的混杂体（hybrid）：此书因个人失意郁结而作，但也由早期资料汇编而成——至少部分如此。
大量佚名文本在被编纂成新作时，篇幅通常会变小，然后被赋予新题和名义上的作者，这在中国早期历史上屡见不鲜，其例证于《史记》中亦比比皆是。据称孔子本人从《诗经》“三千余篇”中选出305篇，“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换而言之，编纂乃删减、节选，关涉“去重”的行为。正如刘向从他的《荀子》和《管子》材料中汰除了大约90%的文本一样，“重”（duplicates）不太可能指大致重合的平行文本。相反，我们应该假设这是一个特定文本的不同版本，或对来自同一素材库的材料的不同具现。此种著书模式牵涉编纂者而非作者，说明了两种相关联的现象。第一，同一文本存在平行但又不同的版本（譬如伍子胥传奇，又如《诗经·蟋蟀》，我们如今在清华简中发现了一个新版本，与传世文献的相似度达到50%）。第二，对源自更为庞大的故事（包括诗歌）素材库的材料进行重新编纂，从而产生的复合型或者模块式文本，易似凑泊之作，正如我们在老子传记或屈原传记中所见的那样。
将体量较大的文本素材库缩减为篇幅较小作品的做法亦灼然见诸他处。“论语”这一标题据说是对孔子弟子从其记下（“记”）的孔子言谈（“论”）中选出名言语录（“语”）的反映。此外，《史记》记述，孔子除了采删《诗经》，还“因史记作《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这段文字的另一个版本亦可见于《史记》，描述得更为详细：孔子“论史记旧闻”，“约其辞文”“去其烦重”，口授“不可以书见”的文辞。其后，左丘明据说“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编成《左氏春秋》。与之相似，铎椒为楚威王（公元前339—公元前329年在位）傅，认定“王不能尽观《春秋》”，于是“采取成败”，创作了《铎氏微》。同样，如前所述，虞卿“上采《春秋》”，“观近势”，创作了《虞氏春秋》。它稍异于《史记》卷76《平原君虞卿列传》中的文辞。吕不韦在编撰《吕氏春秋》时，也是“删拾《春秋》”。进一步而言，正如司马迁所述，“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
要之，以上这些叙述都认为文本形成乃部分创作加部分编纂的结果，并且都一致性地使用了“采”“删”“拾”“去”这类词汇，亦即通过对较大素材库的缩减来构塑文本。在这种文本生产观中，我们看不到司马迁在《史记》别处强调的那种受到个人经历和情感驱动的作者模式。
2023
七
将创作表述为编纂，深刻动摇了文本的稳固性，因为它令文本的起始点不再可见。它也动摇了作者身份本身，正如人们一再注意到的那样，对中国先秦文本而言，事实上几乎每一篇文本的作者身份都极为脆弱，聚讼纷纭。除了最狂热的传统主义者外，鲜有学者会假定先秦哲学著作出自单一作者之手。正是在文本流动性这一背景下，《汉书·艺文志》主要围绕作者来谋篇布局就颇畟然了，这是将文献目录的秩序与区分强加在一份更加冗杂的文本遗产上。也正是在相同背景之下，我们会注意到《史记》作出了有关作者身份的最为坚定的一些表述，以更激进的方式扩展了司马迁对孟子、荀子、韩非、虞卿的描述：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段文字出自《史记》末卷（卷130）《太史公自序》，它的另一个版本见于仅在晚出文献中流传的名篇《报任少卿书》。在这两份文本中，司马迁将著书描述为对个人苦难的直接回应，这可能从根本上反映了他遭受皇帝摧残的经历，但或许更重要的是，这是将文本与作者相系的最有力的纽带。也就是说，创作是个体对监禁、饥馁、流放、残毁等肉体和生存折磨的情感反应。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宣扬真相、表露真情，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将文本及其意义植根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司马迁在为屈原和孔子立传时，采用了此种悲剧模式，他在其余任何地方都未曾以类似的力度论及作者的命运与写作动机，并让作者以相似的情感来自我言说。
前文称引的一些文段可谓与此相应和，只不过措辞没有那么极端。在司马迁对孟子、荀子、韩非和虞卿的描述中，有一个特定的主题似乎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便是个体亟须受到认可，但却未能如愿。《孟子·滕文公下》提及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那些在其所处时代未获认可之人转而著书，这些著作最终有望得到后人更广泛的接受。请注意前文所述的管子、晏子与商鞅的传记，司马迁自称先见其著书，后才究其生平、言行是否与之合一，他甚至认为商鞅之文确证了他为何“卒受恶名于秦”。
《史记·孔子世家》载有一则轶闻，后亦见诸《孔子家语》，描述了孔子习琴之事：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此处的观点是个体借由对艺术作品的感知与鉴赏，可发见作品的原初之“志”（purpose），最终甚至能直探作者个性（personality）。这也是司马迁为管子、晏子和商鞅立传的切入点，并进一步构成了他评价孟子、荀子、韩非、虞卿等作者的基础。他能经由这些作者的文学活动追溯其“志”，而这些“志”又源自这些作者的现实生活经历。然而，最明确体现这点的还是司马迁“太史公曰”对孔子与屈原的评论，他们二人堪称司马迁在志向、德行、创作方面树立的主要典范：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司马迁的反应既满怀情感，又颇为程式化。其核心是作者而非文本，他们凭借强而有力、真情实感的表达，昭示了本真的自我。进而，作为作者的司马迁就至关重要了，他反过来将其自身显示为敏锐过人的读解者与立传者，在更普遍意义上而言也是孔子式的史家。因此，与阅读屈原之作时的情况一样，司马迁常常被所读之作深深打动——他曾多次表示“未尝不废书而叹”甚或“而泣”。司马迁对先秦作者的反应和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强烈情感的程式化表达。有鉴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追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司马迁对作者与文本的刻画，与其说行使了追求真相的史学记载的功能，毋宁说是体现了一种可能受其自身经历形塑的个人选择？《史记》对先秦文献的记述并不均衡且高度不完整，它不构成对中国早期思想、文本与作者世界的可靠导引。《史记》并未充分呈现大量文本遗产，而表现出对某些特定作者模式的青睐，这些作者模式反映了司马迁的自我认知。司马迁笔下的荀子、孟子、屈原等作者皆为例证，孔子的形象尤为如此，他是《史记》描绘的最为重要的作者，也是代表司马迁自身作者身份的终极典范（ultimate model）。
（责任编辑：张梦晗）
（网络编辑：曹谆谆）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学报编辑部官网提供纸刊PDF版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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