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在《中国编辑》杂志2023年第1-2期
经典新闻理论对新的传播现象的解释逐渐乏力，驱使学界和业界重新思考“新闻是什么”这一根本性问题，实践转向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立足数字时代的传播实践，媒介技术变革带来工具理性的急剧膨胀，由此产生新闻边界模糊、主体消解、伦理失范等问题，亟须重塑价值理性以引导和规约工具理性。价值问题的本质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主体间性是重构新闻价值的切入点，对话和沟通的重要性也由此显现。平等有效的对话以规则为前提，新闻作为连接人与现实世界的中介，具有形塑社会认知、确立交往规范的功能，即“新闻世界”提供了一种实现差异化共存的路径。因此，应尊重新闻生产的多元主体，以人文价值为旨归推动新闻业结构转型，以解释数字时代新闻实践的新现象。
实践转向对新闻学元问题的省思
元问题是关乎人的个体和人类群体存在与意识根本性的问题。各学科从自身研究领域出发，对其“本源性”问题的追问构成各自的元问题，这是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之一。就新闻学而言，现代新闻业诞生于大工业时代和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新闻在资本和市场经济逻辑下在某种程度上被当作工业化产品和所谓民主制度的守护者来看待，于是学科的核心概念和理论路径具有明显的工业基因，更多地聚焦新闻的叙述、生产、传播、分发，以及资本、制度、控制、民主等问题［1］。真实、客观、时新等经典新闻理念也在此背景下形成。
这套新闻理念在民国期间被逐渐引入国内，为早期无序的新闻生产确立了一套具有操作性的标准。例如，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等记者为确保新闻的真实性，愈发重视通过实地采访获得第一手材料，推动了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但进入数字时代，新技术形成具有沉浸性、互动性、个性化、迭代性和瞬时性的数字新闻生态系统［2］，经典新闻理论对自媒体、融媒体的新闻生产和传播现象的解释逐渐乏力，新闻学“液态化”现象明显。例如，在贸易摩擦中美、俄乌冲突期间，情绪和立场成为新闻生产的主导因素，客观性原则完全丧失规范意义，各种煽动性话语充斥网络，混淆了受众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经典新闻理论与传播实践的严重脱节，导致新闻学作为学科的主体性不断被质疑，加之“新新闻”对传统新闻生产模式的冲击，驱使学界和业界重新思考“新闻是什么”这一根本性问题，并试图在变动不居的传播实践中抓住不变的内核。在这种情况下，重返历史现场、重思元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关系到学科的合法性问题，也是建构中国自主的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
既往对新闻学元问题的追问主要基于两种思维定式：一是遵循经验主义的分析路径，根据研究者对新闻活动的观察来归纳、概括新闻的性质；二是以类似理性主义的思考方式来界定新闻，具体包括事实说、报道说、信息说、手段说［3］。这两种方式都囿于新闻业的内部逻辑和文本层面，在诠释“万物皆媒”的新传播生态时有些力不从心。既然问题来自新闻传播活动，那么可以调转视角，向实践发问并尝试在实践中求索答案。正如马克思所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这一哲学思维成为后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实践转向”的思想动力。每一门学科都在各自的知识域中尝试将元问题和“人”的本质相关联，新闻学也不例外，毕竟新闻在社会转型和人的自由解放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实践转向引导人们超越现象进入关系层面，思考新闻传播活动如何影响个体发展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说，对新闻学元问题的追问应当从关注围绕新闻文本的系统性知识转向关注广义新闻与个体、群体、社会之间的关系［5］。实践提出新的问题，也是从问题出发构建新的系统知识、进行理论创新，以及最终检验理论是否成立的标准。实践转向为新闻学元问题的重新发现提供路径和理论支撑，启发学界从中国新闻传播活动的具体实际出发，以生动的过程、变化和改造为阐述要点，突破长期受西方理论影响而形成的框架性、概念性的思维藩篱，在本土化关系网络中重新定位新闻学。
以对话和沟通为核心理念的元问题回应
中国传播思想史在实践之维的元问题是秩序［6］，围绕“共识和秩序”的讨论目前备受学界关注。尽管新闻学与传播学交叉融合，但笔者主张分开讨论两门学科的元问题。一方面，“共识和秩序”具有相对稳定性，而新闻对社会现实始终保持着警觉，能够敏锐地触摸、聚集和呈现社会的最新变动；另一方面，“共识和秩序”在某个时空阶段的尾端必然存在固化和落后的一面，新闻则拥有更为灵活自由的价值追求，有时甚至以破坏的姿态冲击旧秩序和旧伦理，清末新式媒介对近代社会转型的积极驱动即是明证。
在呼吁新闻回归实践的凯瑞看来，“新闻是对话而非信息传递”［7］，意在借助协商、交谈等方式形成一种共同体文化。立足文化的视角，这一观点具有跨语境意涵，有助于克服狭隘的价值偏见。个体虽有不同的利益需求，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的价值规范，这是对话和沟通的思想前提。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新闻通过选择和加工各类信息，为不同社会主体提供交流的质料，同时形成相对稳定的话语表达和叙事方式，构成人们交往的基本形态；另一方面，作为集体的组织者，新闻致力于增进个体交往、营造共享空间，进而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聚焦新闻的意义维度而非内容范畴，是从元问题出发理解新闻本质的切入点。
西方新闻界将公平、正义、民主作为基本价值宣言，并配置一套工作手册类的操作标准来保证新闻的真实和客观，由此形成逻辑自洽的价值体系。中国新闻业一段时间以来，引入、借鉴了这一标准，却忽略了新闻活动天然携带的民族文化基因在实践中的真实存在和彰显问题。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早已存在，无论是将朝廷政令传至地方的官方邸报，还是登载各路小道消息的民间小报，中国早期的新闻事业都起到沟通上下、联结社会的作用。尤其是近代以来梁启超提出“耳目喉舌说”，强调了报纸作为社会有机体，与社会既有组织机构和谐共处、辅助支持原有社会机器运转的嵌入意义和功能［8］。从历史实际来看，“对话和沟通”的新闻理念较真实、客观、自由等更早地被国人实践。
进入数字时代，个体情感、政治立场、群体利益等不断加剧社会的分化程度，如何实现差异化共存成为时代命题，新闻提供了一种可能路径。新闻将对话作为促进沟通的方式，通过新闻的生产和消费增进社会交往，旨在达成某种认知上的一致或行为上的协调。这是建立社会认同机制的过程，也是中国新闻实践一直以来的价值追求。
重构中国新闻实践核心价值的路径
媒介技术变革催生网络化、数字化等新的社会特征，随之而来的是信息秩序的复杂化。传统新闻业的主体地位不断被消解，出现舆论极化、信息茧房、技术黑箱等问题，亟须重塑价值理性以引导和规约不断膨胀的工具理性。如凯瑞所说，新闻是人类建构世界的一种主体实践，这种实践不仅建构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而且建构了记者和新闻本身［9］。主体间性是重构新闻价值的切入点，对话和沟通的重要性也由此显现，“新闻世界”成为实现差异化共存的路径之一。
（一）协调新闻生产的手段和意义，以新的价值理性引领工具理性
经典新闻价值理念伴随机械工业的勃兴被广泛接受。工业化以生产标准化、批量化的产品为目的，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使得西方新闻业具有显著的工具理性取向，尤为重视新闻生产的手段和效果。这一倾向伴随其他现代新闻理念一同被移植到中国，并在相当长时间内占据主流认知。但由于中国新闻实践并非完全由市场驱动，对社会现实的关切使得新闻生产携带明显的价值基因，例如，近代知识分子十分注重新闻的政治效用，办报是实现政治理想的途径之一，此时新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处于调和状态。媒介技术变革带来工具理性的急剧膨胀，技术逻辑无可避免地型构人们的行为逻辑，日益凸显的“技术主体性”强化了新闻的工具属性。如果说早期新闻业中技术只是物质条件，那么技术作为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已然可以主导新闻生产，成为决定新闻的关键性因素。
在这个变革过程中，技术看似中立客观，实则由技术黑箱产生的“不透明性”使得新闻行业不断陷入认识和伦理危机之中。一方面，造成“畸形”的新闻现象。例如，频繁出现的假新闻和反转新闻极大损害了新闻业的严肃性，由此形成的信息消费惯习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异化现象；媒介技术虽然打破了传统的单向传播范式，但由算法支配的新闻分发手段却将受众困入信息茧房，传播的高度圈层化无形中提高了对话成本。另一方面，更严重的危害在于“技术决定论”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造成过度追求效率而置价值于不顾的情况。曾经红极一时的机器人写作，以及现下热门的虚拟主播等新型数字产物，虽有助于提高新闻生产效率，但存在质量参差不齐、责任归属不明、边界模糊等争议。在工具理性统摄下，传统新闻从业者从内容生产者和评判者群体性地成为工具的操作者，人的主观能动性逐渐被固化为技术思维。
虽然媒介的技术转向不可逆转，但工具价值并非新闻的最终价值追求。在马克思看来，价值问题的本质从来就不是在人与物的关系上，而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10］。因此对新闻本质的思考应走出工具理性的桎梏，更多关注新闻活动的动机和意义，在价值理性维度考察新闻建构社会观念、塑造个体心灵的作用。当然，过度强调新闻的价值理性也潜存危机。从情感因素来看，回归人文主义的呼声驱使新闻活动把“情感”纳入考量，却直接导致受众对事实的需求不断减弱，充斥煽动性和主观性的内容获得市场。因此最理想的认知状态是，立足数字时代的新闻实践，重塑价值理性以引导和规约工具理性，既尊重新闻在客观层面的基本原则，也关注新闻在意义维度的价值归宿，实现手段和意义的有机统一。
（二）以实现差异化共存为旨归，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伴随技术变革出现的价值危机并非某个国家遭遇的个性化问题，而是具有超越文化的普遍性问题。这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信息传播生态。经济全球化驱使国际交往向纵深发展，但同时，局部战争、贸易制裁、气候变化等国际问题不断加剧政治主体间的意见分歧，矛盾愈发呈现激烈之势。在此世界传播格局和国际局势下，如何消解文明冲突、实现差异化共存，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时代问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回答。
共同体是个体存在和交往的基本情境，具有超越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普遍价值，因此成为人类在面对共同危机时的对话空间。在世界范围内冲突和对立持久存在的情况下，接受差异并在差异中共存成为各个国家的必然选择，对人类行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共同体的形成尤其依赖对话和沟通消弭分歧、增进理解，平等有效的对话以规则为前提，包括话语体系、叙事方式、转译框架等。在极化思想和异质化程度不断加剧的当下，新闻的中介功能愈发重要，通过不断突破职业语境范畴，广义地连接个体与社会。
新闻具有型构现实世界的能力，可以借助议程设置、话语建构和社会动员等传播策略，在传递信息的同时形塑社会认知、确立交往规范。对新闻价值理性的彰显能够引导人们在尊重差异之外，仍旧相信人类社会存在共同规范，并积极通过对话和沟通形成这种规范。因此可以尝试使用“新闻世界”［11］一词来形容由新闻主导建构的意义空间，考察新闻生产和消费主体之间、新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新闻形塑的认知范式和共识标准如何影响人的生活实践。
（三）以“新闻世界”为认知路径，形成具有人文价值的共识标准
技术变革推动新闻生产从职业化语境走向社会化语境，这是“新闻世界”得以成立的前提，但也使得新闻生产主体的边界不断拓展，新闻活动进入更为复杂的社会网络。“只有从网络化关系视野去探析，始终不断从新的经验事实入手，方能理解和分析新闻实践的状况，方能辨析乃至抽象出规范和原则。”［12］
“新闻世界”的价值规范由技术、制度、人等多主体通过对话共同形成。这种建构模式摆脱精英话语逻辑和技术决定论，将新闻生产和评价的权力归还人本身，通过保障表达权力、革新传播模式、确立评价标准等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首先，媒介技术赋予民众公共表达的权力，为社会主体提供平等对话的可能，个体得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其次，社会运转依赖社会成员对其发展目标和基本价值的广泛认同，共识的形成需要有“公共”的意识和“参与”的方式［13］。同时，随着民众意识的普遍觉醒和多元意识形态的相互竞争，既往单向灌输的传播模式已不再适用，新闻业尝试更新行业标准和分发手段，以多方对话的温和方式消弭分歧。最后，不同语境下的新闻生产呈现差异化，对话和沟通可以在纷繁复杂的传播现象中确立评价标准，将碎片化的新闻活动纳入相对统一的阐释逻辑中，由此规范新闻活动，同时培养人的交往理性。
“新闻世界”强调新闻生产回归人的主体性，并非意味着完全自由和脱离控制，因为个体存在“异化”的可能，协商达成的共识也并非都是“真理”。例如，舆论干预司法审判的现象曾多次发生，新闻对事实尚未清晰、正处于司法调查阶段的案件作“定性式”论断，是对司法独立和政治秩序的破坏。其他由于主体权力膨胀造成的负面现象也屡见不鲜，舆论极化加剧群体分化、新闻泛娱乐化导致道德虚无、技术赋权造成新闻庸俗化……因此新闻实践各环节离不开规制的约束，要在尊重新闻规律的基础上，以人文价值为观照制定行业准则和共识标准。
以新闻业的结构转型带动新信息传播秩序的形成、平衡好新闻生产多元主体间的关系，是“新闻世界”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专业媒体的示范效应：通过提高新闻质量形成价值引领、通过调整内容布局打破信息壁垒、通过丰富对话议题加强社会联结、通过形塑认知模式创新社会治理。一方面，强化专业媒体的主体地位有助于明确新闻的边界和底线，防止新闻主体多元泛化和新闻价值“液态化”可能产生的民众认知失调、媒体公信力消解等问题。另一方面，个体在社会化语境下逐渐由新闻的消费者化身生产者，加之各类组织化程度不同的自媒体机构，使得非职业主体得以深度介入新闻价值体系的生成过程。因此，应尊重并规范新闻生产社会化主体的合法权益，这是新闻价值的内在要求，有助于新闻脱离精英语境，实现更广泛的对话和沟通。
重思新闻学元问题的现实意义
新闻学元问题是应对行业新现象和学科新发展亟待厘清的根本性问题，从中国语境出发，将新闻认知从客观、真实等西方经典价值体系转向更具本土意涵的对话和沟通，不仅是研究范式的转向，更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其一，有助于改善当前新闻业的结构性危机。不断更迭的媒介技术对传统新闻业的产业结构、市场运作、社会功能等造成冲击，此前可持续的结构化再生产模式遭遇重创，尤其是围绕人技关系和生产主体的讨论较以往更加激烈。如何协调“技术的自主性”与“人的主体性”？这是技术哲学家长久关注的问题，尤其是伴随着技术逻辑对日常生活的深度嵌入，天平逐渐倾向技术一端。学界早已发出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警示，提倡新闻实践回归人本身，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以突破技术思维设定的框架和原则，并通过制定管理策略防止技术宰制和泛滥，培养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传播理念。随着新闻活动从职业语境走向社会语境，生产主体泛化虽保障了民众公共表达的权力，但也导致新闻质量良莠不齐、行业监管滞后低效等负面影响，因此亟须形成一套基于中国新闻实践、具有广泛共识的新闻价值体系。新信息秩序的形成既要尊重多元主体，更要肯定专业媒体的职业能力，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和价值引领作用，对社会化的新闻活动形成示范效应。
其二，有助于消解学科的合法性危机。对新闻学学科主体性和合法性的质疑声音一直存在，学界对“新闻是什么”的探索未曾停止。早期研究将视野局限于职业化生产内部，较少向外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关联，也未能回应人类存在的终极命题。从实践出发重新审视新闻活动，新闻之于中国社会的沟通、教化等核心价值理念逐渐显现。这种认知转向一方面能够打破长期以来西方理论对中国学界的“统治”，立足中国文化传统和传播实际探索新闻的内在规律、价值体系、社会功能，所形成的新闻理论更具阐释力和说服力。另一方面与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形成知识对话，从实践中找寻学科共性，同时明确新闻学在社会建构中的独特贡献，以此厘清学科边界、确立合法地位。实践也向新闻学提出更深层次的理论追问，比如新闻如何为“对话和沟通”提供更加合法的介质、新闻如何嵌入社会结构、新闻如何与各类社会现象相互作用等，这是建构中国自主的新闻学知识体系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更宏观地讲，从实践出发重思新闻学元问题，并尝试以对话和沟通作为回应，有助于在数字时代重新定义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新闻作为人的主体性实践，需要放置在关系网络中来审视：通过平衡主体关系形成行业规范、根据信息需求调整内容生产、依据社会需要确立价值标准……新闻实践的背后是个体与他人、社会的互动关系，也是对个体如何社会化的回答。洛克指出，沟通不仅是语言、修辞和话语的总称，更是个体之间思想的分享［14］。这一理念在差异化程度加深的当下更具现实意义，新闻作为对话和沟通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个体参与型构社会提供了渠道。将新闻实践向人文价值靠拢，有助于在更广阔的视域中回应新闻与人的个体解放、群体正义和社会公平的关系。
注释：略。
作者：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常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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