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峰
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4期
宋太祖一朝，统治者高度关注以往历史经验教训，不仅史籍中有大量君臣相关活动的记载，并且当时推出的诸多政策以及制度规则，也多从解决五代积弊出发。就此展开的拨乱反正进程，贯穿着以史经世的逻辑主线，并成为宋太祖时代朝政的最重要内容，使得宋朝终于摆脱五代循环战乱的覆辙。这些成就构成的政治遗产，被之后的宋代统治集团所继承，从而产生深远影响。学界对此已有所注意，无论是在论著还是教材中，都往往会提及宋初充分汲取五代教训。不过，这一似乎耳熟能详的史实，却甚少有过系统梳理，特别是对其内容、过程以及与拨乱反正举措之间的关联性等问题，皆缺乏深入论述。本文即专此探讨，俾有助于加深对宋初政治史的认识。
赵匡胤以重视读史著称，具有以史经世的强烈意识。这既与其远大眼光密不可分，更由其所处时代背景及建国初期的形势所决定，与其追求的治国目标有密切关系。在战乱不绝的五代时期，统治集团主要来自武夫悍将，正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所指出，“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夫悍卒”。他们不仅依赖武力打天下、改朝称帝，所谓“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主要凭借武力统治江山。事实上，五代帝王或出身草莽，或出自沙陀族，其文化水平较低，甚至多不识字，其“专上（尚）武力”自不难理解。由于《旧五代史》《资治通鉴》等史籍主要依据五代《实录》《会要》为史源，故当时君主的粗暴无文已难以充分彰显。如所周知，此时因武夫当权，文臣不过是附庸而已，史称：“梁太祖以来，军国大政，天子多与崇政、枢密使议，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讲典故，治文事而已。”参与朝政的文臣以具有干才的文吏为主，科举出身的文士大都处于边缘化境地，如后汉高祖便有“朝廷大事，莫共措大（指书生、文士——引者注）商量”之言。文吏大都缺乏深厚学养，眼界有限，“长于吏事，不识大体”，往往只顾帑藏、甲兵之需，却无视“文章礼乐”。在此背景下，五代君臣多无暇问道求治，甚至夺权后纵容军兵抢掠。即使历来被视为英主的周世宗，在攻克楚州之日，为了泄愤亦曾屠城。就连民间百姓也感叹：“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强制天下，未有德洽黎庶者。”宋人遂指出：“五代以来，四方多事，时君尚武，不暇向学。”正因如此，时势造就的统治集团难以重视和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故通常目光短浅，缺乏长远的治国思路与举措，势必重蹈覆辙。于是，数十年间，改朝换代频仍，以至于历史仿佛陷入循环战乱的怪圈。北宋建国后，没有再延续之前政权短促轮回的宿命，而是终结了唐末五代的乱世，奠定了两宋三百余年的基业。这一历史巨变的产生，当然主要与宋太祖统治集团的所作所为有关，其超越五代统治者的政治远见，化为兼具智慧与理性的高明治国方式，从而引导新政权由大乱走向大治。宋人“不大乱不大治，五代之大乱，天所以开圣宋也”的赞颂之词，则将开国者的作为归结为顺应天命。揆诸赵匡胤政治远见及其智慧、理性来源，固然包含多重因素，但最核心的部分来自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汲取与借鉴。赵匡胤虽出身行伍，但不同于大多数目不识丁的武将，在年少时已有一定学业基础。其后戎马倥偬之余，仍不忘读书。据王禹偁《建隆遗事》：上性严重少言，酷好看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若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以求之。显德初从世宗南征，初平淮甸，有纤人谮上于世宗曰：“赵某自下寿州，私有重车数乘。”世宗遣人伺察之，果有笼箧数车。遽令人取入行在，面开之，无他物，惟书数千卷。世宗异之，召上谕之曰：“卿方为朕作将帅，辟土疆，当坚甲利兵，何用书为？”上顿首谢曰：“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倚任，尝恐不迨。所以聚言观览，欲广见闻，增智虑也。”世宗曰：“善。”
王禹偁曾奉诏参与撰写《太祖实录》，记载当有所依凭。李焘《长编》有几乎相同的记载，可见其史源相同。据此可知三点：其一，赵匡胤喜好读书，千方百计获取图书；其二，其读书目的，在于“广见闻，增智虑”；其三，此举在当时将领中相当稀见，即便周世宗也难以理解。显然，称宋太祖在称帝前“手不释卷”，不免有所夸张，但其已有读书习惯却基本可信。宋人还称：“太祖少亲戎事，性好艺文。”这使其见识超乎大多数武将，并且能保持清醒头脑。北宋建国后，赵匡胤好读书的记载多见于史乘，如“上好读书，每遣使取书史馆”。事实上，宋朝建立之初，面对统治秩序涣散、社会剧烈动荡的严峻形势，尤其是五代王朝无不短命的结局，宋太祖不能不对以往教训引以为戒，便决定了其格外看重史籍。宋人刘安世即称，太祖“极好读书，每夜于寝殿中看历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口不言耳。至与大臣论事时，出一语往往独尽利害之实”。这一晚出的史料虽未见诸其他官方文献之中，不过却符合太祖善于读史的实情。另据记载，赵匡胤针对宗室教育强调道：“帝王家儿，不必要会文章，但令通晓经义，知古今治乱，他日免为侮文弄法吏欺罔耳。”由此可见，其对观史能“知古今治乱”的理解极其深刻。需要指出的是，在开宝七年之前，由于宋朝尚未恢复详细记录君臣上朝言行的制度，“帝王言动，莫得而书”，故有关宋太祖一朝的文献存在明显不足。不过，仅有的记载已充分反映其高度重视读史。宋太祖除了阅史，还注意从亲历者口中了解以往的教训。如他召问侍奉过后唐庄宗的宦官李承进，“上问曰：'庄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国不久，何也？’承进曰：'庄宗好田猎，务姑息将士，每出次近郊，禁兵卫卒必控马首告曰：儿郎辈寒冷，望与救接。庄宗即随其所欲给之。如此非一，失于禁戢，因而兆乱。盖威令不行，赏赉无节也。’”可见，经过亲历者的讲述，赵匡胤对后唐庄宗姑息兵将带来的恶果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又据记载，后蜀宰相欧阳炯曾被宋太祖用为翰林学士，“炯性坦率，无检束，雅喜长笛，上闻，召至便殿奏曲”。有官员劝谏，赵匡胤才说出用意：“朕顷闻孟昶君臣溺于声乐，炯至宰相，尚习此伎，故为我擒。所以召炯，欲验言者之不诬耳。”此事反映赵匡胤用亲自体察的方式，印证以往的伶人弊政。由上可见，通过大量读史以及访闻，宋太祖获取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由此形成长远的政治眼光和智慧，从而超越五代帝王的狭小境界。因此，他势必不满足于现状，而是追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宋人即称颂道：“太祖规模，出于前代远甚。”元代史家评价为：“创业垂统之君，规模若是，亦可谓远也已矣！”王夫之则认为：赵匡胤既无贵胄出身背景，又非胆魄超群的奸雄，登基前也无赫赫功勋，故不仅无法与汉唐开国帝王相比，即使如汉末以降的曹操、刘裕之流，也不能与其比拟。宋太祖能安定天下，主要与畏惧之心有关，“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启以来，百年嚣陵噬搏之气，浸衰浸微，以消释于无形”。这一分析颇有见地，大致勾勒出赵匡胤的施政风格及其缘由。显然，宋太祖的戒惧、谨慎，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以往乱政亡国的警惕，其对辅臣表示，“古之为君，鲜能正身，自致无过之地。朕常夙夜畏惧，防非窒欲”。唯其如此，方能在治国理政上保持长期理性与务实。面对五代遗留的秩序败坏与国家四分五裂局面，以宋太祖为核心的开国集团为了重建中央集权并实现统治长治久安，深入反思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获取治国长策。宋初围绕这方面展开的各种活动，既构成当时朝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宋太祖以史经世的具体表现。宋太祖即位后，在施政中面临的棘手问题几乎都与五代旧弊有关，这就需要系统完整地掌握以往治乱之源。为此宋廷先后下诏编修《唐会要》《周世宗实录》《五代会要》及《五代史》（即《旧五代史》）等前代史书。从史籍编修和成书时间来看，宰相王溥主持编纂的《唐会要》《周世宗实录》两书完成于建隆二年（961），推算下令编纂的时间应在赵匡胤登基后不久。王溥主持的《五代会要》成书于乾德元年中，很可能也是与《唐会要》同时启动。此时正是宋朝建国伊始，既是国力最弱之时，也是政局最不稳定之际，肘腋之患、地方割据乃至反叛叠加，可谓百废待兴。而宋太祖在百忙中竟专门关心修史，足见其重视程度。显然，赵匡胤急于了解前代制度及变乱的由来，以便为当下治国对策提供参考。到开宝六年，宋廷不仅统治趋稳，并且先后剿灭南方多个割据政权，国家呈现日渐统一的态势，于是下诏命参知政事薛居正主持编修《五代史》。该书用时不过一年多就完成，可说相当之快。究其原因，固然与树立宋廷的正统地位有关，但更重要的在于赵匡胤君臣急需掌握五代完整历史，如诏书所云：“唐季以来，兴亡相继，非青编之所纪，使后世以何观？近属乱离，未遑纂集。”虽然《旧五代史》有急就章之嫌，包括宋人及后世史家对此多有批评，却难掩其系统记录五代史实的价值。因此，当该书呈献的次日，赵匡胤就在朝堂上谈到读后心得：“昨观新史，见梁太祖暴乱丑秽之迹，乃至如此，宜其旋被贼虐也。”可见宋太祖非常重视这部史籍，希望借此系统总结和汲取五代以来的历史教训，为全面铺开的国家治理提供借鉴。宋太祖在位期间，臣僚还撰写不少关于五代的史籍，如乾德元年，“（张昭）上新撰《名臣事迹》五卷，诏藏史馆”。就此而言，唐末以来罕有的修史之举，即表明宋初统治者急于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宋太祖君臣常在不同场合谈论历史，涉及面相当广泛。从文献记载来看，他们对五代前后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对于此前的大一统王朝，更多注意的是正面经验，意在从中获取可资参照的样板。如赵匡胤在庙堂上对宰相提及唐太宗善于纳谏，“如唐太宗受人谏疏，直诋其失，曾不愧耻，岂若不为之而使下无间言哉！”可谓领会到君主纳谏的必要性。在任命冯炳为侍御史知杂事、判御史台时，宋太祖特意召见并对冯炳说：“朕每读汉书，见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天下无冤民，此所望于汝也。”分析同一条记载中的“上留意听断，专事钦恤，御史、大理官属尤加选择”，可以清晰发现前后的因果关系。重视御史台、大理寺官员的选任，是受西汉名臣治狱事迹的启发。乾德四年，赵匡胤在亲自主持制科考试期间，对翰林学士承旨陶谷说，武则天“一女主耳，虽刑罚枉滥，而终不杀狄仁杰，所以能享国者，良由此也”，接着“因论前代帝王得失，日晡乃罢”。由对武则天长处的肯定，到长时间评议前代帝王得失，足见太祖与近臣讨论之深入。与此同时，不少官员也留意到以往经验，如在开国当年的李重进之乱时，宋太祖征求枢密副使赵普的意见，赵普举东汉末年群雄角逐的成败为例，说动太祖迅速亲征，遂一举剿灭对手。而在宋初许多制度建设中，当政者都注意取法以往的规则与经验。如在讨论赵宋宗庙中列祖位序时，兵部尚书张昭等引述尧舜以降历代制度变迁，为太祖裁断提供重要依据。至于其他诸多制度方面的情况，亦多类此。如开宝七年，知制诰扈蒙反映，唐文宗时专命起居郎、起居舍人记录皇帝与大臣讨论时政，当时实录最为完备。其后逐渐荒废，“每季虽有内殿日历，枢密院录送史馆，然所记者不过臣下对见辞谢而已。帝王言动，莫得而书”。赵匡胤意识到保存帝王言行的价值所在，当即采纳扈蒙的建议。据记载，卢多逊在知制诰兼判史馆任内，“上好读书，每遣使取书史馆，多逊预戒吏令遽白所取书目，多逊必通夕阅览以待问。既而上果引问书中事，多逊应答无滞，同列皆服。上益宠异之”。由此可知，卢氏提前了解到皇帝所看书目，彻夜通读并精心准备，在朝堂上能够应答自如，因而日益得宠。若进一步细究这条史料，除了发现有人耗费心机地投太祖所好外，还可获悉太祖在浏览史馆藏书后常会发问臣僚的情况。虽然“引问书中事”并未言明何事，但应多与历代史事、典故原委有关。如真宗朝大臣丁谓所云：“卢相多逊在朝行时，将历代帝王年历、功臣事迹、天下州郡图志、理体事务、沿革典故，括成一百二十绝诗，以备应对。”其实，这也是当时君臣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方式。宋开国集团最重视的历史，当然还是以五代时期为主，而关注的重点又主要集中在教训上，因其与宋廷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直接相关，所以宋太祖君臣就此展开的议论最多，反思也最为深入。早在发动陈桥兵变之日，赵匡胤就汲取此前兵变后的教训，对追随的部属告诫道，“近世帝王初举兵入京城，皆纵兵大掠，谓之'夯市’。汝曹今毋夯市及犯府库”。对藩镇割据的危害，认识更为透彻。建隆三年，太祖针对法制中的宿疾说：“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且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此耶！”多年后，他还说道：“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当建隆二年下令清丈民田时，便汲取了后周的教训，“上将循世宗之制，欲先事戒敕之，因谓侍臣曰：'比遣使度田，盖欲勤恤下民也，而民弊愈甚，得非使臣图功幸进，致其然哉？今当精择其人，以副朕意。’”对于北部的边患威胁，统治者同样以历史的眼光关注其根源，太祖在接见契丹使臣后说：“自五代以来，北敌强盛，盖由中原衰弱，遂至晋帝蒙尘，亦否之极也。”最重要的一次讨论，发生在建隆二年七月，史称：初，上既诛李筠及重进，一日，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无复言，吾已喻矣。”
这段著名的对话，突出反映宋太祖君臣对唐末以来乱世根源的认识，也为当时恢复中央权威提供了重要思路。值得注意的是，宋初君臣间的相互探讨似为常态，典型例证如“太祖既定天下，尝令赵普等二三大臣，陈当今已施行、可利及后世者。普等历言大政数十。太祖俾更言其上者，普等历毕思虑，无以言，因以为请”。此外，一些臣僚常以五代教训提醒皇帝。如乾德元年，历仕五代三朝的藩镇符彦卿朝觐，太祖一度考虑让符氏主掌禁军。枢密使赵普一再反对，当赵匡胤表示：“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耶？”赵普回答：“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太祖才醒悟过来，随即收回成命。再如王祐奉命出任知大名府，以监视符彦卿，王祐劝说太祖道：“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无辜，故享国不永，愿陛下以为戒。”诸如此类，足见赵匡胤君臣对五代教训的关注。宋太祖统治集团不断反思开国之前的时代教训，主要是为了提炼总结性结论，应用于指导国家治理。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散见于不同场合的表态、举动或后人著述之中，从宋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以及结果来考察，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将帅掌握军队，致使皇帝兵权旁落，因此武力因素超强干预政治与社会，造成政权难以稳定。如宋人所分析的：“昔唐季五代之乱，其乱果何在也？海内之兵，各隶其将，大者数十万人，而小者不下数万……故当是时，军旅之士，各知其将，而不识天子之惠。”“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第二，藩镇控制地方，削弱了中央权威，如赵普所指出的，“方镇太重，君弱臣强”。另外，因节度使多不识字，往往委派亲吏处理官署事务，产生“多擅权不法”的积弊，加剧了统治秩序紊乱。第三，文武关系严重失衡，武将跋扈，文官受压，如宋太宗所说，“自梁、晋已降，昏君弱主，失控驭之方，朝廷小有机宜，裨将列校，皆得预御坐而参议，其姑息武臣乃如此”，影响了国家政务体系的正常运行。第四，法制败坏，不仅军人目无法纪，胡作非为，“下陵上替，无复纲纪”而且官吏常常徇私断案，“曲纵胥徒，巧求瑕衅”、“诛剥货财”。因此，五代时，期草菅人命的现象层出不穷，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第五，传统君臣伦理观念沦丧，史称“五季为国，不四、三传辄易姓，其臣子视事君犹佣者焉，主易则他役，习以为常”， 甚至连“儒者”也如此。不仅使官员降低对国家的忠诚度，也对世风产生恶劣影响。第六，因五代时期许多帝王昏聩，产生了后妃、外戚、宦官甚至伶人干政的现象，不仅朝政遭受干扰，甚至直接导致王朝覆灭。《旧五代史》对此有详尽记录，宋太祖也对后梁太祖“暴乱丑秽之迹”的恶果有过评说。通过对五代教训的总结，宋初统治集团明晰了治国思路，从而为拨乱反正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使宋太祖的以史经世思想得到落实。宋太祖一朝，在恢复统治秩序的过程中，采取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力图尽快结束动乱，重建中央集权。这一进程能够顺利展开，很大程度也与宋太祖君臣能够以史经世、充分汲取历史教训有关。宋太祖在位期间，围绕拨乱反正推出的各项重大举措，在出台的时间点、内容、过程以及方式上，既有所不同，也存在重合。统治者对自己的意图或公之于众、或隐而不发，其做法亦随着时局演变而出现调整。以下就此逐一解析。宋太祖登基初，其本人亲身经历与后汉郭威的先例，都提示五代“黄袍加身”式兵变是皇权的最大威胁。据记载，“上既即位，欲阴察群情向背，颇为微行”，即使臣僚以安全为由加以劝谏，他依然冒险出行，“既而微行愈数”。太祖通过亲自私访的方式掌握外界动向，当然是为了预防兵变。因此，根除兵权失控旧疾成为巩固统治的首要任务，“收兵权”举措之迅速推出，自不难理解。建隆初，宋太祖除应对藩镇反抗外，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落实收兵权举措上。收兵权的主要对象，则是在禁军统军机构任职的将帅，而非在外将领。内外有别的态度反映了赵匡胤的高明之处，即重点根除肘腋之患。太祖在称帝仅数日后，提拔石守信为首的一批功臣分任禁军要职，随即再任命关系亲近的韩令坤、慕容延钊两位宿将为禁军最高军职。又用胞弟赵匡义为殿前都虞候，以居间握兵。就此，在鼎革之际完成对前朝禁军全部帅职的更替，不仅赢得功臣将领欢心，也争取到部分宿将支持，从而初步控制了兵权。建隆元年七月，在平定李筠之乱后，太祖对侍卫马军、步军两个帅职加以调整，以韩重赟、罗彦瑰分别取代张光翰和赵彦徽。这两个军职的权位相对要低，首先对其动手的风险较小。到建隆二年闰三月，当度过最紧张的一年时间后，宋廷便罢黜韩令坤、慕容延钊的军职，将殿前都点检闲置，马步军都指挥使则授予石守信。事实上，韩与慕容二人既非太祖亲信，又无陈桥兵变之功，故地位虽高，却无禁军实权，所以解除其军职，不会引起太大波澜。同年七月，宋太祖终于采纳赵普的建议，以“杯酒释兵权”方式解除石守信等四位关键功臣的军职。需要指出，此举本质上是以金钱赎买与联姻方式同四位将领达成的政治交易。究其原因，既有对时局不稳的现实考虑，也与汲取五代滥杀功臣激起祸乱的教训有关。故太祖先用抽丝剥茧的方式消解外围，然后充分运用怀柔手段解除功臣兵权，从而在建国不足两年就基本实现收回禁军兵权的目标。在完成以上新旧交替后，宋太祖对禁军统军机构的将帅依旧保持警惕，一旦发现其有专擅嫌疑，便果断予以严惩。如乾德元年，殿前都虞候张琼因“性粗暴”而遭到不轨的诬陷，太祖竟不问真伪，将其拷打致死。事后发现属于冤案，亦不追究。显然，这种将错就错的做法，意在发挥震慑作用。乾德四年，赵匡胤因猜疑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打算予以诛杀。后在宰相赵普劝谏下，韩氏才幸免于难。分析太祖态度之所以转向强硬，除了防范兵权旁落的主因之外，还与统治趋稳的有利形势相关。在此高压态势之下，禁军将帅无不审慎行事，如继任殿前司帅职的杨信因异常忠顺，“上委任之不疑”，即使患病失声也不受影响；禁军将领党进虽目不识丁，太祖“以其朴直，益厚之”。此外，宋廷还将禁军两司的架构分化为三衙，以分权制衡。如此一来，以往危害最大的兵权失控痼疾也就难以再现。自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愈演愈烈，不仅天下四分五裂，而且“藩镇诸州听命帅府，如臣之事君”， 从而极大削弱了中央统治。宋太祖君臣要重建国家秩序，就必须汲取这一教训。宋太祖在称帝之初，为了争取各地旧有节度使对新生政权的承认，不得不笼络安抚他们，唯有起兵造反者才予以镇压。与此同时，赵匡胤开始思考如何重塑中央权威。伴随着收兵权初见成效，宋廷以强大的禁军为后盾，逐步推行削藩举措，并且声调亦不断提高。一方面，对旧藩镇采取从陆续徙镇到逐渐废黜的手段，以削弱割据势力。这一过程贯穿太祖一朝，又以前期最为突出，之后则随着成效显现而渐趋舒缓，开宝二年在后苑之宴上集中罢黜五位旧藩镇的事件，可视为前后期的分水岭。另一方面，则是对旧有体制加以改造，先后将节度使的行政权、财权和精兵收归中央，学界对此已多有论述，不再赘述。不过，这些措施推出的时间点值得玩味。在行政权方面，建隆三年针对“五代以来，节度使补署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吏失职”的问题，宋廷下令重设县尉，以剥夺镇将的部分责权。乾德元年，宋廷开始派出文臣出任知县。随后则加大力度，不断差遣文臣京朝官担任州县长吏，逐渐取代藩镇属下的刺史、县令，而且还规定定期替换，史称：“太祖尝语赵普曰：'唐室祸源，在诸侯难制。何术以革之？’普曰：'列郡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替，则无虞。’因从之。”对于收缴藩镇行政权的举措，宋太祖公开表达了汲取五代教训的用意，如其所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到太祖朝后期，进一步开始推行支郡直属中央的政令，其目的仍在于“强干弱枝”。在财权方面，乾德二年，宋廷下令，各地财赋收入除留必要的经费外，其余“悉辇送京师”，全部上交朝廷。翌年，再度重申这一规定，地方官吏“无得占留”于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在地方军队方面，乾德三年，下诏收缴地方精兵，“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并规定了具体流程。凡此种种举措，皆发挥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从而瓦解了藩镇割据的制度基础。到太祖朝后期，藩镇已失去往昔风光，甚至还出现这样的现象：“太祖皇帝收藩镇之权，虽大藩府不敢臣属其下，使之拜伏于庭，而为小官者亦渐有陵慢其上之意。”难怪宋人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唐朝将帅，富贵骄蹇……每移一帅，未有帖然奉命者。至于五代，余风未殄。太祖制之有术，迄今藩臣有兼相印，提禁旅，及久当边任者，诏旨亟召，则夙夜奔命。”五代时期，文武关系严重失衡，武人跋扈专权，宰相也不过“行制敕，讲典故”。宋朝建国之初，统治者意识到此现状不仅妨碍政务运行，还对政局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力图扭转。建隆元年四月，京城巡检王彦升作为一介中级武将，竟敢利用职务之便夜闯宰相王溥家敲诈。此事提醒太祖关注文武失衡的教训，就此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对策：一方面压制强势的武将影响力，另一方面扶持弱势的文臣队伍。首先，禁止武臣干政。建隆元年二月，将宰相与枢密使分离，“先是（范）质、（王）溥参知枢密院事，于是皆罢”。将中书与枢密院严格分立，虽意在防范留用的几位宰辅合谋议政，但因此明晰了宰相的专有责权，并阻断枢密院与行政权之间的联系，扭转了五代时枢密使权势过盛的局面。至于禁军将帅，则始终严禁干预政事，如宋人所说：“将帅之臣不可预政。”地方上，不仅逐渐剥离武臣的行政权，同时防范其干扰文臣地方官。如开宝后期，任德州刺史的武将郭贵卸任后与任知州的文臣梁梦升发生纠葛，太祖便支持了梁氏。其次，打压武将的跋扈积习。功臣王彦升因敲诈大臣遭贬外地、张琼因“性粗暴”被冤杀的突出例证，姑且不论，出征将领若保留旧日恶习行为，即使有功也不予豁免。如王全斌等将帅虽有灭蜀大功，但因抢掠子女玉帛而遭到贬降惩处。据记载，太祖多年后才恢复了王全斌的节钺，并特意对其说：“朕以江左未平，虑征南诸将不遵纪律，故抑卿数年，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还卿节钺。”可见赵匡胤此举是意在防范武将故态复萌。太祖偶尔也会包容个别偏爱的武将，如龙捷左厢都指挥使马仁瑀，因知贡举薛居正未兑现承诺而乘醉公开谩骂，“上虽怒，曲为容忍”。马氏又与骄横的外戚王继勋“相忿争”，甚至“攘臂欲殴继勋”，亦未被深究。不过，类似现象并不多见。再次，树立武将规矩意识。据记载，建隆三年二月，“上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近臣皆莫对”。这段史料耐人寻味，时当北宋开国初期，内外形势紧张，赵匡胤忽然对近臣说出这样的话，以至于左右不知所对。联想到当时太祖阅读经史的背景，此语显然是有感而发，即要求武将也要阅读这方面的书籍，以明了治世之理。不难看出，赵匡胤本意应是希望武将通过读书了解君臣大义，从而洗脱无视规矩的恶习。若理解此举是为了提高武将的文化素质，就不免隔靴搔痒，如不识字但表现忠顺的党进，依然获得重用。次年，在确定武成王庙中历代名将入选标准时，宋太祖对白起予以否定。此亦当与汲取昔日将领滥杀的教训有关，故借题发挥以示警告。最后，太祖除了充分保障文臣发挥作用外，还确立朝廷不杀文官的规矩，即著名的“誓碑”。此举无疑使文臣群体摆脱长期遭受欺凌的境地，也令其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通过这些举措，宋太祖朝基本解决了文武失衡难题。宋朝建国之前，司法败坏、法典废弛的问题长期存在，史称“五代以来，姑息藩镇，有司不敢绳以法”，“典刑弛废，州郡掌狱吏不明习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恣意用法”，由此加剧统，治秩序紊乱。因此，在宋初重建中央集权过程中，恢复法制秩序是重要一环。宋太祖朝在铲除法制积弊方面采取诸多措施。建隆三年，赵匡胤针对以往教训对宰相说，“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就此下令各地州郡判决大辟后，须将审结案件上奏，由刑部详细覆审。表明在时局基本趋稳之际，宋廷开始重视法制建设。次年，令判大理寺窦仪等编纂《宋刑统》，同年完成并颁行天下。窦仪等人还编修《建隆编敕》，以补充《宋刑统》不足。随后，又对《宋刑统》进行修订。通过编修法典，“使率土以遵行，国有常科，吏无敢侮”。与此同时，还注意司法系统的官员安排，如前述赵匡胤重视大理寺官员的选任，故汲取以往各地用牙校为马步都虞候、判官断狱而导致“多失其中”的教训，将马步院改为司寇院，以新科举人担任司寇参军加以取代。此外，对官吏违法以及执法中的失职行为予以惩戒，其严重者还被处死。对于长期存在的军队法纪败坏的沉疴，宋太祖君臣更明了其危害。正如司马光指出的，从唐肃宗时就已开始姑息将校，“乃至偏裨士卒，杀逐主帅，亦不治其罪”。其后，“是以藩镇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骄横，侵逼主帅。下陵上替，无复纲纪。以至五代，天下大乱，运祚迫蹙，生民涂炭”。太祖为此亲自制定阶级法，以解决其弊，“乃立军中之制曰：'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敢有违犯，罪至于死。’……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从”。宋人评价说：然国擅于将，人皆知之；将擅于兵，则不知也。节度因为士卒所立，而五代人主兴废皆郡卒为之，推戴一出，而天下俯首听命不敢较。太祖既收节度兵权，于是又严阶级，使士知有校，校知有帅，帅知有朝廷矣。
由上可知，阶级法是确立军内上下级服从关系的法则，旨在根除下属不听约束乃至犯上作乱的顽疾。这一铁律确定的时间在开宝五年，时当收取禁军将帅兵权、打压武臣跋扈积习收效之后，也是统治者深入总结五代教训之时，借此对军人行为加以约束，属于进一步整肃军纪之举。事实上，赵匡胤在前一年对唐庄宗“不能用军法约束此辈”的教训，发出“诚为儿戏”感叹，并表态：“朕今抚养士卒，固不吝惜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再从执法情况看，太祖朝对高级将领虽有包容，但态度逐渐趋严。如乾德元年，慕容延钊在征讨荆湖期间袒护部下骚扰百姓，“上以延钊宿将，赦其过”。太祖对这位宿将的偏袒，既有考虑旧情的缘故，也与当时有心无力、只能顾全大局有关。乾德五年，王全斌等将帅因带头并纵容下属抢掠被惩处，反映宋廷态度已经发生转变。到开宝七年征伐南唐时，太祖有鉴于灭蜀后的教训，挑选谨慎的曹彬出任主帅，并一再告诫“切勿暴略生民”，说明已无法再容忍无视军法的行为。宋初对于士卒及中下级军校，凡触犯军法者，则通常严惩不贷。如建隆三年宋廷下诏，“搜索内外诸军不逞者，悉配隶登州沙门岛”。乾德三年，雄武军士卒在京师“掠人子女”，百余人被捕后遭到斩杀。同一年，宋太祖“闻西川行营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杀之者，亟召至阙，斩于都市”。至于谋反者，更是一律予以族诛。总之，随着宋太祖朝法律条文的健全与执法力度的不断加大，紊乱已久的法制秩序得到很大改观。宋太祖即位之初，面对五代以来的世风沦丧与文教衰败，深知其既不利于长久统治，也无法成就王朝大业。宋廷遂在各种场合表达重振之意，同时采取针对性举措，以期扭转现状。赵匡胤君臣亲身经历过五代，深谙当时的世风及其危害，自然不愿其继续弥漫。为此宋廷采取两方面对策：一方面，表彰忠贞行为，针砭变节意识。早在兵变建国之际，赵匡胤就厚葬因反抗被杀的后周大将韩通，并下诏表示：“临难不苟，人臣所以全节。”在随后征剿各地割据政权的过程中，类似举动仍屡见史籍，如对荆南将领李景威“厚恤其家”。更具代表性的事例则有，协助李筠造反的北汉宰相卫融被俘后遭到痛打也不屈服，宋太祖“顾左右曰：'此忠臣也，释之。’”随即任命其为太府卿。宋太祖优待南唐亡国之臣徐铉、张洎的事例，亦与此相类。显然，这些举动表明倡导忠节观的态度，希望朝野加以效仿。对于变节者，赵匡胤则表现出鄙夷态度。如后周翰林学士承旨陶谷虽“文翰冠一时”，且入宋后颇为称职，但因有朝秦暮楚的行为，始终不被重用。太祖晚年，曾就官员的节操问题对宰相说：“为臣者，或不终其名节，而陷于不义。盖忠信之薄，而获福亦鲜，斯可戒矣。”对往昔“君臣之道有所未尽”者的谴责，实为对百官提出的警告。另一方面，随着统治秩序稳定，太祖也逐渐关注到民风中孝悌意识淡漠的问题，适时通过表彰的方式加以提倡，所谓“崇孝弟（悌）”。如开宝二年，“诏诸州官吏次第审察民有孝弟（悌）彰闻、德业纯茂者，满五千户听举一人”，对属实者予以奖赏。再如，75岁的卢县县尉许永上言，反映父兄年事已高，“欲求近地一官以就养”。太祖亲自召见许永，“因厚赐之，即授永鄢城县令”。此举显然是一种姿态，借以表达重视孝悌的用意。对于文教凋敝的状态，宋太祖朝一改五代君臣近乎冷漠的态度，采取积极应对之举。首先，通过各种举动表达重视文教的态度。建隆二年冬，太祖亲赴国子监。次年正月、二月，又两次亲临国子监。同年六月，下令扩修文宣王庙，“上自赞孔、颜，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又下诏对文宣王庙行一品礼仪，改变了其长期受到冷落的状况。其间，当听闻判国子监崔颂聚徒讲学后，“上闻而嘉之”，“遣中使遍赐以酒果”。此时正是北宋建国初期，宋太祖日理万机中的举措，无疑是重视文教的公开宣示，为五代时期所罕见。由关注国子监和文宣王庙之事，即可清晰观察到宋廷提倡文教的导向。其次，采取多项文化振兴措施。赵匡胤在位期间亲自主持科考，并确立殿试的传统，以示对科举的重视。还有前述带头并动员读书、编纂典籍、“诏求亡书”与保护文臣等行为，以及诸如礼乐等制度建设，都属此类举措。有关太祖鼓励臣僚读书之事，宋人倍加赞扬，有必要稍加阐说。若论对五代以来现实的理解，宋太祖君臣并不缺少切身感受，但若非拥有深厚的文化素养，亦难获得深刻认识，尤其是步入建设期后还会遇到各种典章制度问题，倘若对其依旧不熟悉，难免尴尬。如宋灭蜀后，太祖才从饱学之士窦仪口中发现误用了前蜀乾德年号之失，“因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是益重儒臣矣。赵普初以吏道闻，寡学术，上每劝以读书，普遂手不释卷”。此事既反映赵匡胤对大臣“寡学”的不满，也说明其进一步意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故不断推行振兴措施自在情理之中。除了以上举措外，宋太祖还对外戚、宦官干政问题保持清醒认识，严防其旧弊复发。如对外戚虽崇以高爵厚禄，但又严加约束，所以宋人云“祖宗待外戚之法，远监前辙，最为周密”。对于宦官，则“止令掌宫掖中事，未尝令预政事”。不仅汲取了历代教训，也从南汉覆辙中获得借鉴，如宋人所说，“艺祖（赵匡胤）既缚（刘），以永鉴其祸”。至于对伶人弄权的现象，赵匡胤亦引以为戒。教坊使卫德仁年迈，援引后唐惯例谋求州郡长吏，太祖认为：“用伶人为刺史，此庄宗失政，岂可效之耶！”遂仅授以太常寺大乐署令。综上所述，宋太祖在以史经世的意识与行为基础上，针对五代积弊对症下药，推行的各项重大举措取得了成效，从而结束了唐末以来长达百余年的动乱，并为宋朝的长期发展奠定了牢固基业。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开国君臣大都会留意前朝覆灭的教训，高明者还能将获得的启示应用于施政之中。如汉初君臣对秦朝速亡反思及讨论时，陆贾对刘邦发问：“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汉高祖遂要求道：“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于是陆贾著述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贾谊《过秦论》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上层的认识，即秦朝被推翻的主要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赋敛无度”、“繁刑严诛”及孤立无援。汉初对这些教训的汲取，为采取轻徭薄赋等政策提供了重要理据。唐初对隋炀帝暴政及亡国覆辙的深刻总结，在《贞观政要》一书中有相当集中的体现。唐太宗常与臣僚探讨历史教训，以寻求长治久安之道，他曾特意对侍臣说：“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李世民还据亲眼所见指出：隋炀帝“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唐太宗君臣从隋亡于天下反抗的后果中汲取了反面经验，因此达成“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共识，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相较于汉唐初年更重视民众造反的威力而言，宋初汲取的历史教训则主要集中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威胁，即将帅兵变、地方割据对皇权与统治秩序造成的危害，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后果。因此，防范权力失控成为宋太祖君臣关注的重点，于是殚精竭虑地采取各项对策。这便不难理解当时为何以“防弊”为施政重心，凡事以防患未然为考量标准，在制度运行上一再强调分权制衡原则，如宋太宗在登基诏书中总结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邓广铭先生对此精辟指出：“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换言之，不追求制度创新，而注重机制的效能。如当有人以为“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乱为治”时，朱熹却认为：“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南宋人吕中也说：“国初，继唐末五代之后，此正制作之一机。而我太祖创法立制，不务名而务实，不变其法而变其意，一转移之间，事体顿异矣。”宋朝就此终结五代，走出了循环战乱的历史迷途。可以说，宋太祖朝对历史教训的把握，既是顺应形势的明智之举，也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宋太祖朝为惩治五代弊政所确立的统治路线，被证明为成功的经验，因此对后嗣君臣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宋太宗即位时宣示要遵循太祖成宪，“仰承法度，不敢逾违”。宋真宗公开表态，“朕谨遵圣训，绍继前烈”。其后历任宋朝皇帝均有类似表示。而官员的赞誉言辞同样连绵不绝，如王旦所称颂，“太祖制之有术”。宋高宗朝范宗尹上奏称：“昔太祖受禅，与赵普合谋收藩镇之权，天下晏然无事一百五十余年，可谓良法。”乃至达到被神化的境界，如曾巩颂扬道：“是自三代以来，拨乱之主，未有及太祖也。”然而，宋太祖朝的政治遗产在被继承者视为神圣法宝的同时，却未能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加以变革，遂使其沦为僵硬教条。事实上，宋太宗朝以降的当政集团在沿袭太祖统治路线的基础上，不断加大防弊原则的力度，分权制衡及繁文缛节之病日渐突出，从而导致政治上愈益保守、僵化。因而，尽管宋廷的内部统治秩序长期相对稳定，但国势却渐趋萎靡不振，对外更是长期陷于被动挨打的困境。到北宋中叶，已有官员意识到某些弊端的后果，特别是对过度崇文抑武的做法提出批评。如范仲淹在给宰相的上书中说：“皇朝罢节侯，署文吏，以大救其弊，立太平之基……忘战日久，内外武帅，无复以方略为言，唯文法钱谷之吏，驰骋于郡国，以克民进身为事业，不复有四方之志。”南宋以后，更有学者对现实中的沉疴进行深刻反思，如叶适痛心地指出，“而本朝之所以立国定制、维持人心，期于永存而不可动者，皆以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为言，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术，辅之以正论，人心日柔，士气日惰，人才日弱”。朱熹也批评道，“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还有人以前代评述本朝得失，如南宋末期有人指出，“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者”，其因即主要在于“自太祖以来，外权愈困，内法愈密”。由此，宋朝与汉唐呈现明显不同的发展特征。（作者陈峰，系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暨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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