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整体处于低潮、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许多新变化的大背景下，
国外非执政共产党审时度势，克服了以往“极左”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做法，逐步调整了各自的阶级联盟政策。
国际垄断资本的进攻、
不利的政党政治环境和议会选举制度、
共产党谋求自身发展
和扩大生存空间的需要等。
广泛群众性、
开放包容性、
独立自主性、
差异性的鲜明特征。
苏东剧变后，国外非执政共产党普遍汲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逐步放弃了以往错误对待中间阶层的政策和宗派主义做法，实行比较开放、包容的阶级联盟政策，主张将包括广大中间阶级和阶层在内的一切反帝反垄断的力量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而形成反对资本主义的合力，扩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
国外非执政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深刻总结了过去在建立阶级联盟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和新看法，并逐步调整了各自的阶级联盟政策。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阶级联盟政策，以苏东剧变为重要历史节点，普遍有一个从带有宗派主义色彩的“左”倾教条主义政策向比较符合本国实际的较为开放灵活政策的调整过程，这一政策调整的特点在新世纪愈加明显。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左”的阶级联盟政策，是冷战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产物。随着苏东剧变和国内局势的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从自身发展和斗争实际出发，不断反思之前阶级联盟政策的实际效果，认为“左”的阶级联盟政策隔绝了党与其他可争取的社会力量之间的联系，使党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愈来愈处于不利地位，进而削弱了党的社会影响力和组织动员能力。例如，美国共产党在冷战时期的阶级联盟政策深受“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对社会民主党实行严厉打击，这不仅加速了劳工统一战线的破裂，而且使该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大大受限，在资产阶级当局的政治迫害下更是处境艰难；法国共产党在1984年9月宣告停止左翼联盟策略之后，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特别是苏东剧变后，该党的实力遭到进一步削弱。
在总结和反思以往阶级联盟政策的基础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大都制定了比较符合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特点的较为开放、灵活的阶级联盟政策，普遍认为社会主义运动中基本的阶级力量配置是：工人阶级依然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基本依靠力量；知识分子阶层是中坚力量；中小资产阶级是需要争取和团结的对象，因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可以起到对社会主义革命有利的作用；垄断资产阶级是反动统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例如，美国共产党在世纪之交举行的第26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新千年的全国理事会上对阶级联盟政策进行了新的重大调整，主张社会主义运动绝不是曲高和寡的独唱，而是一切反对现行体制的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同频共振的“大合唱”,共产党应该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的途径，加强工人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中间阶级之间的联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构建广泛的统一阵线。具体而言，党要加强与工会的联系，重新回到工人运动中去；民主社会主义者不是党的敌人，而是党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与民主社会主义者及其他左翼力量在意识形态认知上的不同，善于在共同的目标下求同存异，在某些领域和斗争中联合行动；加强与宗教界进步势力的团结；将社会中一切反对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的广大劳动者、被压迫人民、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和平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及群众运动的积极分子都作为联盟的对象。法国共产党在世纪之交举行的第30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建立“左翼进步力量联盟”的新主张，力图“在议会和政府中实现一切左翼进步力量的联合，以便同议会外的广大人民群众结合起来，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小资产阶级结成的广泛联盟结合起来，共同实行由人民决定的社会变革”
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相比，发展中国家共产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很大不同。它们普遍主张社会主义革命要分阶段、分步骤地进行，先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当前还处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但现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型的民主主义革命。例如，印共(马)认为，由印度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现阶段印度革命的性质是由工人阶级组织和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有中产阶级和非垄断资产阶级参加的反封建、反垄断、反帝国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认为，尼泊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尼泊尔革命的历史任务，决定了尼泊尔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1世纪以来，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普遍制定了比较灵活、又颇具本国发展特点的阶级联盟政策。例如，印共(马)在新党章中明确提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需要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阵线”——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并有中小资产阶级及非垄断资产阶级广泛参加。其中，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印共(马)承担领导作用；深受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工人和穷苦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基本同盟军；深受高利贷、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盘剥之苦的中农是“人民民主阵线”的可靠同盟军；白领雇员、教师、自由职业者、工程师、医生以及新型知识分子是印度社会的中产阶级，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常常遭受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国家税收增加、严重失业和基本生活设施供应不足的痛苦，也是“人民民主阵线”的同盟军；富农在革命中尽管存在动摇的可能性，但在某些关键时刻，也可以被团结进“人民民主阵线”之内并发挥一定的作用；印度非垄断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应充分利用他们同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国外垄断资本具有矛盾性的一面，积极争取他们加入“人民民主阵线”
苏东剧变后，该地区各国的共产党普遍经历了分裂、重建、艰难发展、逐步稳定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们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国内外实际情况，对党的阶级联盟政策进行了适时的变革和调整，改变了过去“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的错误观点和做法，进而制定了联合广泛社会力量的阶级联盟政策。
早在1993年恢复重建之初，俄共就主张把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中间政党及爱国主义运动作为自己的同盟者，团结工人、农民、妇女、青年、企业家及所有传统教派的宗教团体。进入21世纪后，俄共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党的核心永远是工人阶级，同时还要吸引农民参与党的政治斗争；知识分子、爱国的企业家、中小企业主和小商贩，是党的同盟者。俄共争取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与争取国家复兴、解决一般民主主义的任务紧密相连的，因此，作为现行制度的反对派，俄共同资本主义的斗争需要得到广泛的社会组织的支持，俄共要与一切珍视民族利益、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阶级和阶层合作。
由于以往在角色定位、斗争策略等方面的严重分歧，乌克兰并不存在一个左翼联盟。乌克兰共产党因其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曾是议会第一大党),并不看好其他左翼小党，更没有主动团结。一些左翼政党则对乌克兰共产党“痴迷”于议会政治的行为颇多指责和不满，更担忧被其吞并。但是随着国内政局的变化，特别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包括乌克兰共产党在内的左翼政党遭受猛烈打击，处境堪忧。曾经作为议会第一大党并两度成为联合执政党的乌克兰共产党更是每况愈下，实力大不如前。在此背景下，乌克兰共产党及时调整了阶级联盟策略，强调要建立一个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其他反对派力量的联盟。2015年6月，在乌克兰共产党的积极倡议下，一个包括6个左翼政党和13个社会团体在内的左翼反对派“全乌克兰社会联盟”得以建立，乌克兰左翼大联合的局面开始出现。
于2001—2008年连续两度执政的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也在党纲中明确宣布，该党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全体劳动人民的政党。该党主张，要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失业者、退休工人以及所有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团结一切志同道合的人士，要与所有坚持社会公平、人民主权原则的社会力量进行合作，并在必要时与他们建立政治联盟，因为“不联合全体公民的力量，就不可能使国家真正摆脱制度危机”
21世纪以来，国外非执政共产党生存和斗争的现实土壤已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垄断资本的进攻、不利的政党政治环境和议会选举制度、共产党谋求自身发展和扩大生存空间的需要等内外部因素纵横交错、相互交织，促使这些共产党积极调整阶级联盟政策。
20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国外非执政共产党的发展随之陷入了艰难的局面，资产阶级右翼人士炮制的“马克思主义失灵论”“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经过30年的发展，虽然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已经摆脱了剧变之初极端困难的局面，生存了下来，有些国家的共产党还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有所回升，甚至上台执政。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情形来看，当前的局势并不利于这些共产党的发展。
在国际范围内，垄断资本不断对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民主权利发动疯狂的进攻，大肆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此同时，垄断资本对共产党的攻击也在不断升级，资产阶级媒体的狂热反共宣传、对社会民主党和机会主义者不遗余力的支持、在经济和法律上对共产党施加的诸多压力和限制等，都无一例外地表明了这一点。国际垄断资本的进攻，对各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各国共产党若要站稳脚跟并进一步有所作为，就必须寻求更广泛的阶级力量支持。正如加拿大共产党在21世纪初的党纲中所指出，最广泛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参加政治斗争，人民大众最大限度的团结，对于制止资本主义的暴力行径、抵挡反动势力的进攻至关重要。
一方面，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民主、法治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民主”成为各政党达成政治目标的核心词汇，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内普遍出现了一种“去激进化”的社会氛围。在这种环境中，共产党的发展空间愈益狭窄。如果共产党单纯将自身的性质定位为现政府的反对党，只注重维护自身的左翼激进形象，完全站在反对党的立场行事，只会导致自身陷入孤立无助的窘境。因此，参与民主政治和选举政治，就成为各国共产党的不二选择，实现党的政治目标必须通过议会选举的途径。共产党若想获得政治地位，就必须积极地寻求与其他左翼政党和阶级力量的联合，制定符合具体实际的阶级联盟政策。
另一方面，有不少国家对议会选举制度进行了更加有利于大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改革，这也迫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必须积极地构建广泛的左翼力量联盟，才能在激烈的政党政治竞争中站稳脚跟。例如在意大利，自1993年以来，大资产阶级将选举制度改为多数代表制，这样中小政党就很难单纯依靠自身的力量达到进入议会所要求的最低选票数，因此，组成政党联盟参与议会选举就成为意大利各政党的政治常态。在此背景下，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对其选举策略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积极寻求与各左翼政党力量结盟。同样，在加拿大，共产党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加拿大实行的是单选举区制，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一个政党的席位就是它所赢得的选区数，而与它所获得的选票占比并不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在加拿大的议会选举中，议席与得票数不成正比的情况比比皆是。当然这种选举制度安排只会对大党有利，像加拿大共产党这样的小党要想在选举中获得更多的席位，就必须积极扩大选民基础，实现左翼力量的团结合作。
在高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阶级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不断扩大，白领工作者和科技管理人员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一方面，这导致传统产业工人——共产党的传统基本依靠力量的萎缩；另一方面，也导致工人阶级内部的不断分化，使其变得更加多层次化和碎片化。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对共产党的构成来源产生了直接影响，即新党员的阶级来源和文化背景更加多元化。这不仅冲击了党的传统阶级基础，同时也给党的凝聚力带来了严重挑战，工人阶级与共产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松散。
有鉴于此，苏东剧变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各国非执政共产党一直把工人阶级作为政治行动和选举活动的主要依靠力量，但是它们也意识到，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普遍确立的情况下，共产党影响力的扩大、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不少国家的共产党组织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党的社会基础，纷纷提出了建立“群众性政党”“现代化政党”,甚至“全体国民的党”等主张，强调党与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宣称它们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同时也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政党；既要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也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凝聚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行动，形成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合力，通过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才能实现。
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是与过去时代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在很多方面出现了新变化，在现实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显然已经不同于过去，因此各国共产党必须顺应时势，对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策略进行调整和改变。美国共产党明确指出，尽管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却不失为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民主权利的一种途径。随着美国人民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美国很可能通过议会选举的方式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内部分层、利益碎片化，宗教和种族认同、民族意识日益强烈，少数族裔、青年工人和各类边缘性群体的利益诉求不断彰显。在这种新形势下，共产党应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引导和团结一切有利于党的发展和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力的积极力量。因此，当今国外非执政共产党在构建阶级力量联盟的理论中，都十分强调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重大战略意义。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强调，“与传统政党不同，重建共认识到政治和社会行动不能仅由党员和相关组织来完成，而应该通过众多的个人和组织的群体来实现”
当今国外非执政共产党的阶级联盟政策，普遍摒弃了冷战时期所形成的封闭、保守的思维方式和做法，要求党向全社会广泛开放，与社会建立真正的多维关系。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指出，“开放要求抛弃党与社会的一维关系，建构一种多维关系”
法国共产党也指出，为了战胜强大的垄断资本，党的组织必须向普通党员、妇女、青年、移民开放，向社会下层和全社会开放。开放是共产党的一项长久之计，而非一时的权宜之计
在构建阶级联盟的过程中，当今国外非执政共产党普遍认识到，由于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工会组织或其他政党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必要的清醒，坚持政治上的独立，不随波逐流，独立自主地实施党的政策纲领和进行党的建设，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
印共(马)指出，党的战略重点是构建一个强大的左翼民主阵线，为了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必须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党，要把提高党的独立性放到重要地位。葡萄牙共产党强调，在与左翼力量联合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党的独立性，共产党不应忘记自身的身份和特征、理想和最终目标，担任国家公职和社会职务的共产党员，尤其不能忘记党员的身份和党员义务
由于当今国外非执政共产党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国情不同，各国共产党的阶级联盟政策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体现了各国共产党尊重实际、灵活务实的一面。以“激进左翼政党”形象著称的希腊共产党，对国内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左翼联盟”等左翼力量的态度及策略，就与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等较温和的共产党有很大的不同，表现出其“特立独行”甚至有时非常强硬的特性。曾经在逆境中崛起并一度执掌国家政权的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近年来在不同的革命时段，采取不同的联盟形式，与不同的政党力量结盟，甚至有时采取迂回妥协的策略，这无疑是该党能够在国内政坛上取得重大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
总体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国外非执政共产党阶级联盟政策的实践大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效。
这首先体现在很多非执政国家的共产党，在资产阶级右翼的大肆进攻面前，与其他左翼政党及进步力量握手言和，加强团结合作，组成联盟共同参加议会选举，共同反对或限制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与行径。例如，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20世纪90年代成立伊始以充当坚定的反对派作为其政治定位，采取了自我封闭的斗争模式，坚决反对与其他政治力量合作。但是不利的政治形势，迫使意重建共开始以参政为目标，并积极寻求政治联盟，进行议会选举合作，以摆脱被边缘化的政治处境。2005年，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建立一支更加团结和开放的左翼替代力量的目标，并组成中左翼联盟参加了2006年的议会选举，从而取得了参与政府的机会。2007年，该党与共产党人党、民主左翼和绿党组成“彩虹左翼”联合参加竞选。2012年，该党与共产党人党、绿党联盟等其他左翼政党共同组建“公民革命联盟”参加议会选举。2017年，该党与新意大利共产党、“另一个欧洲”等其他左翼政党结成“权力归于人民”政治联盟，共同参加了2018年的议会选举
国外非执政共产党还非常重视与其他左翼政党及进步力量在议会外的团结与合作，共同反对资产阶级右翼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维护养老金、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制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危机，众多左翼力量、新社会运动等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右翼资产阶级政府在摆脱经济危机时的种种“倒行逆施”。西班牙共产党与国内其他左翼力量共同发起了抗议右翼政府应对危机不力、削减社会福利等社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党的社会影响力。在2018年11月爆发的法国“黄马甲运动”中，法国共产党提出的增加工资、减少退休工人的税费和实现基于社会公正的生态转型等不少主张，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此外，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反对本国政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推卸责任”和错误政策，反对种族歧视的一系列斗争中，国外非执政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力量也进行了诸多合作。国外非执政共产党还与其他左翼力量的领导人经常进行会晤，就彼此共同关切的政治与社会现实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磋商，并就公平、民主、正义及生态保护等原则性价值目标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国外非执政共产党构建广泛阶级联盟的政策对左翼力量的恢复和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一方面，它直接促进了共产党同其他各种左翼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为各项政治实践活动的开展拓宽了空间，有利于反抗资本主义力量的发展与壮大；另一方面，通过联合斗争，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力量不仅顶住了资产阶级反共势力的疯狂进攻，逐渐站稳了脚跟，而且普遍强化了其在各自国家中的政治存在感，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构建阶级联盟的过程中，国外非执政共产党还面临着很多难题和一系列挑战。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如何平衡坚持党的阶级基础与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外非执政共产党面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迅猛来袭，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较之以前发生了巨大变化，中间阶层崛起，产业工人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以产业工人为核心阶级基础的共产党的力量遭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共产党的身份特征与选举诉求发生了严重冲突，在政治格局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正如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卢克·马奇所指出，“在后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异质的阶级结构更加决定了纯粹以工人为基础的战略在选举中只能争取到少数选民”
在国际共运史上，同属左翼阵营的不少政党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甚至与共产党同宗同源，它们与共产党在很多问题上有着基本一致的立场。正因为如此，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共产党与其他左翼政党存在着携手合作的基础与可能性。但是，许多左翼组织提出的政策主张，更多表达的是一种对民主、公平与正义的价值诉求，而并非要进行制度替代。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无论是风起云涌的罢工风潮，还是遍及欧洲各国的“愤怒者”运动，许多左翼力量反对资本主义的声浪虽然很高，但其斗争目标似乎只是为了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许多左翼政党提出的政策纲领、计划目标等大多体现了这一点。例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其纲领中就明确主张，党的奋斗目标就是在希腊和欧洲建立“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进而在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基础上使整个欧洲实现社会转型。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既无具体的制度设计和特定的内容框架，也不主张终结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充其量只是一个吸引选民、为争夺议会选票而摇旗鼓噪的口号而已。所以，以制度替代为最终目标的共产党与这些左翼政党在意识形态及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认识分歧，两者在联合的过程中常常龃龉不断，矛盾重重。例如在希腊，共产党与激进左翼联盟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希腊共产党一直不赞同激进左翼联盟的政策主张，斥之为旨在迎合选民意愿的“激进机会主义”。又如在法国，尽管共产党与左翼党建立了选举联盟“左翼阵线”,并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总而言之，进入21世纪以来，国外非执政共产党积极调整阶级联盟政策，这既是它们对以往“左”的错误理论与路线的纠正，也是面对已然发展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环境和阶级结构作出的适时应对之策；既反映了各国共产党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优良传统，也反映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巨大进步。但是这些共产党的阶级联盟政策要想获得更大的成效，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简介：刘卫卫，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讲师(泉州3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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