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埃及学诞生200周年，也是图坦卡蒙陵墓（Tomb of Tutankhamun）被发现100周年。1922年11月4日，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及其团队在埃及帝王谷发现了通往法老图坦卡蒙陵墓的台阶。图坦卡蒙陵墓被发现的消息震惊了世界，掀起了全世界考古界的埃及热，成为现代考古史上最著名的发现之一。在发现图坦卡蒙陵墓的同一年，1922年埃及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部分政治独立，陵墓新出土的黄金面具立即成为这个文明古国的国家面孔。然而，如果霍华德·卡特早几年发现了这座陵墓，图坦卡蒙的宝藏现在极有可能存放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而不是开罗的埃及博物馆。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由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东民族主义考古的勃兴时期，埃及和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主张他们对在其境内发现的文物拥有主权。 尽管中东地区拥有深厚悠久的文明遗产，但它的考古发掘并非始于当地人，而是始于近代以来向该地区扩张的欧洲殖民者。从19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被称为殖民主义考古阶段，以法国、英国、德国等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为了争夺考古和文物资源在中东地区开展了系统性的发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在此基础上诞生了现代中东的基本格局，许多新生的中东国家逐步认识到考古文物的价值，发起民族主义考古发掘，力图通过对古代历史的自豪感来团结公民，并作为摆脱西方殖民势力控制、实现民族独立和复兴的重要途径。可以说，考古发掘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的运用相当普遍，它在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东地区尤为突出。就中东地区考古发掘的进程和特征而言，埃及、伊拉克、以色列这3个国家具有某种程度的共性：其一，它们都具有深厚悠久的文明遗产，并先后成为西方殖民者的主要考古目标；其二，它们都在20世纪上半叶发起民族主义运动，逐步摆脱殖民统治和外国托管，兴起了民族主义考古运动；其三，它们都把古代辉煌时代作为考古发掘的重点，以激励民族自豪感。鉴于此，本文聚焦埃及、伊拉克和以色列这3个中东国家，探讨考古发掘如何介入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具体围绕西方殖民入侵与中东考古的起步、民族主义考古发掘在中东的兴起、中东国家考古发掘的目标指向等展开，力图揭示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返古主义特征。
西方殖民入侵与中东考古发掘事业的起步
很大程度上，欧洲对中东地区的关注以及在当地开展的考古发掘活动是在近代殖民主义的框架下展开的。在古代文明中，中东地区备受欧洲考古学界的重视，具体来说，其主要原因如下：其一，欧洲考古学家认为中东地区是最初文明萌芽的地方，把它作为欧洲文明的前身，将之誉为“文明的摇篮”（Cradle of Civilization）其二，宗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中东地区是亚伯拉罕系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诞生地，特别是《圣经》描述的许多场景所在地，被称为“圣经的土地”（Biblical Land）。基于此，在当地开展考古发掘附属于欧洲人为证实《圣经》叙事的真实性做出的努力。其三，近东考古在19世纪的兴起与欧洲对东方的关注密不可分。被称为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的学术研究受到欧洲殖民者态度和兴趣的影响，以表明欧洲人对于东方的优越感。可以说，考古发掘充当了欧洲向中东地区殖民扩张和进行文化征服的急先锋，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手段。 在所谓“文明和进步”的论调中，中东地区的古代文明被纳入西方文明起源的宏大叙事之中，西方学界认为早期文明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起源，文明的火炬后来传递给希腊人和罗马人，然后传递给中世纪欧洲和现代西方。因此，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古代文明的进步理想在西方得以保留，而这些古代文明地区随后陷入了野蛮和停滞之中。当第一批欧美考古学家来到中东进行考古发掘时，基本都是在这个预先设定的框架内进行解释的，认为自己是带着“文明使命”回到文明的摇篮。根据这种推理，当代中东人不值得受到任何尊重。正如有学者指出，欧洲人在中东地区的考古活动是“巩固西方神话根源”的一项专门工作。通过在中东地区的考古发掘，西方强化了对文明起源的侵占，为殖民事业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并使殖民者的“文明使命”合法化。 欧洲对近东地区的系统关注始于1798年拿破仑率领的法国远征军入侵埃及。随军远征的167位专家学者对埃及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包括埃及的自然地理、风土人情和古代建筑，并且还编纂了埃及发掘报告。1799年7月，法国军官皮埃尔-弗朗索瓦·布查德（Pierre-François Bouchard）发现了著名的罗塞塔石碑。当时，法国与英国展开着激烈的竞争，英国很快对法国在埃及的军事行动感到震惊，并派遣舰队夺回埃及。法国军队在1801年投降，英国没收了法国在埃及的考古文物，包括著名的罗塞塔石碑。1820年，英国学者乔瓦尼·巴蒂斯塔·卡维利亚（Giovanni Battista Caviglia）在孟菲斯附近的普塔神庙（Great Temple of Ptah）发现了拥有3 200年历史的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尽管英国取代法国占领了埃及，但后者在古埃及研究领域占据领先地位。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破译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标志着埃及学的诞生。商博良释读古埃及象形文字激发了欧洲社会对埃及古迹和文物的强烈兴趣，欧洲兴起了“埃及热”。随后，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都派遣大规模的考察队到埃及各地调查发掘。 在“埃及热”兴盛于欧洲的同时，两河流域也引起欧洲考古学者的关注。率先在这一地区开展考古发掘的是英国人，1808年英国驻巴格达官员里奇（Claudius Rich）考察了古巴比伦遗址，1815年出版《巴比伦遗迹日记》（Memoir on the Ruins of Babylon），在欧洲引发巨大关注。随后，英国人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于1835年至1837年间发掘了尼姆鲁德（Nimrud）和阿苏尔（Assur）遗址。在当时英、法竞争的态势下，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新职业“外交家兼考古学家”，许多西方国家驻近东地区的外交官同时也是考古学家，他们利用领事职位之便在当地从事考古发掘和文物倒卖活动。1840年，保罗-埃米尔·博塔（Paul-Emile Botta）被任命为法国驻摩苏尔领事，1842年博塔开始在尼尼微和霍尔萨巴德（Khorsabad）挖掘。1845年，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随员奥斯汀·莱亚德（Austin H.Layard）发掘了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尼姆鲁德和尼尼微。随后，欧洲考古学家的足迹向两河流域南部延伸，发掘了苏美尔文明。在上述考古发掘基础上，楔形文字系统被成功破译，开启了一门新的学问——亚述学。 19世纪中叶，欧洲人把目光转向巴勒斯坦地区，这一时期的考古学家“一手带着铲子和一手捧着《圣经》”来到巴勒斯坦，其目的是证明《圣经》叙事的真实性，兴起了“圣经考古学”。1838年，美国圣经学者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Robinson）在巴勒斯坦进行了开创性的考古调查。作为英帝国向中东扩张的一部分，1865年成立于伦敦的巴勒斯坦考古基金会（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考古组织，维多利亚女王为其赞助人。1867年，英国人查尔斯·沃伦（Charles Warren）和查尔斯·威廉·威尔逊（Charles William Wilson）对耶路撒冷的圣殿山进行了大规模调查，耶路撒冷的“威尔逊拱门”即以此命名。1870年，一位年轻的法国考古学家查尔斯·克莱蒙特·甘诺（Charles Clermont Ganneau）来到巴勒斯坦，研究了两个著名的铭文：约旦的米沙石碑和耶路撒冷的圣殿铭文。在英国之后，许多国家相继成立探索巴勒斯坦的国家协会，如美国巴勒斯坦考古协会（American Palestine Exploration Society，成立于1870年）、德国巴勒斯坦考古协会（Deutscher Verein zur Erforschung Palästinas，成立于1877年）和法国圣经与考古学会（French Dominican École Pratique d’Études Bibliques，成立于1890年）。这些机构支持、赞助并开展了在巴勒斯坦进行的大部分考古发掘工作。 一部中东考古的早期历史，既是西方国家对古代文明的发掘史，也是一部对当地文物的掠夺史。由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等古代文明区域在奥斯曼帝国版图之内，欧洲帝国列强争相把各自势力范围扩大到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境内，以援助为借口对其进行渗透和肢解。19世纪，西方考古学家在外交官、富有的赞助人和政治人物的帮助和怂恿下掠夺东方，用极为古老的考古文物丰富西方馆藏。例如，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德国柏林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博物馆等存放了大量掠夺自中东地区的古代文物。1816～1827年，英国任命亨利·索尔特（Henry Salt）为驻埃及领事，为大英博物馆收集了大量古董，其中一些由著名的意大利探险家乔瓦尼·贝尔佐尼（Giovanni Belzoni）“巧妙”地组装和运输。1843～1845年，法国驻摩苏尔领事保罗-埃米尔·博塔用他在霍尔萨巴德（现代伊拉克北部）发掘出土的文物，帮助卢浮宫建立了第一批亚述收藏。西方“探险者”在中东地区开展的考古发掘与当时的东方主义话语和实践是一致的，考古发掘因此成为西方国家向中东扩张、实施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途径：通过把古代文明地区的重要文物带回欧洲或美国，表明这些地方在当前已沦为落后地区，古代文物只有在“文明”的西方才能得到完好的保存，进而确认欧美国家在现代世界中的领导和先进地位。
一战后民族主义考古发掘在中东国家的兴起
在19世纪，中东当地人对考古发掘基本不感兴趣，尤其对前伊斯兰时代的古代历史漠不关心，甚至持谴责态度，认为它是一个“无知”的时代。许多西方考古学家认为当地人的“无知”导致其不能欣赏古代文物的价值，这成为西方人从中东地区带走文物的主要理由之一。在20世纪以前，中东本土居民主要在各个考古发掘地点充当体力劳动者，他们通常不被允许在考古发掘和相关研究领域担任重要职务或享有控制权，如埃及文物局掌控在法国人手中、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文物部门掌控在英国人手中，这种局面一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埃及、伊拉克等国家获得部分独立地位，民族主义意识在中东地区迅猛发展，一些当地学者参与到考古发掘活动中。中东地区的本土考古活动与民族主义运动相互影响，民族主义运动成为本土考古活动的强大情感动力，而本土考古活动的开展反过来又为民族主义运动创造了历史资源，成为中东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手段。 （一）开展自主考古发掘 虽然埃及人参与考古发掘活动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真正意义上的埃及考古学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标志性的事件是1922年11月4日法老图坦卡蒙陵墓的发现。此后不久，埃及政府和卡特之间围绕陵墓及其文物的控制权爆发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争论，卡特认为他以及英国作为发现者有权处置新发现的文物，而埃及政府主张对图坦卡蒙陵墓及其文物拥有完全的主权。欧洲考古学家认为埃及人的技术手段落后，难以胜任对古埃及文明的发掘任务，以图坦卡蒙陵墓是“人类共同遗产”的名义，把围绕图坦卡蒙陵墓的斗争描述为一种无私的西方科学与贪婪无知的埃及民族主义者的斗争：“这一独特的发现及其丰富的历史和考古事实不仅属于埃及，而且属于整个世界”。 以图坦卡蒙陵墓的发现为标志，埃及民族主义者把法老时代作为埃及身份认同的一个基本要素，通过激发民众对古埃及的自豪感，试图建立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埃及民族身份的连续体。在此情况下，埃及兴起了“法老民族主义”思潮，把考古发掘和古埃及文明作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工具，进而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再度辉煌。图坦卡蒙陵墓事件唤起了埃及民众对于考古发掘的热情，推动了埃及人开展自主考古发掘活动；通过开展自主的考古发掘，埃及民族主义者迫切希望从发现和霸占古埃及文明的西方人那里夺回解释权，把埃及学掌握在埃及人手中。从1922年到1952年，埃及由获得部分独立至实现完全独立。在此期间，萨阿德·扎格鲁尔领导的华夫脱党推动埃及民族主义者发起自主考古发掘活动，力图摆脱外国势力对埃及考古发掘和文物管理的控制，实现国有化，这与埃及本身摆脱英国殖民实现民族独立的步伐相一致，并且是后者斗争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埃及本土学者通过开展考古发掘和宣传教育活动，强调古埃及是现代埃及国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突出这两者在精神上的联系。 就伊拉克而言，起初伊拉克人对考古学不感兴趣，也几乎没有参与外国考古人员组织的发掘活动。随着20世纪20年代伊拉克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民族主义者开始对考古发掘给予关注，把它上升到国家资源的高度，并要求将之收归国有。英国人和伊拉克人围绕谁拥有文物的主权展开了争论，从而开启了民族主义考古活动。1934年，民族主义者萨提·胡斯里（Sati al-Husri）出任伊拉克第一任非欧洲裔的文物总监，也是中东地区第一位本土人士出任文物总监。胡斯里对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问题高度关注，认为这对维护国家作为独立实体的地位具有象征意义，他极力呼吁由国家对这一领域进行直接控制。胡斯里通过发起自主考古发掘活动，把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遗产作为伊拉克民族自豪的源泉，将它融入阿拉伯民族主义之中，以恢复和延续阿拉伯民族的辉煌。在胡斯里的倡导下，巴格达建立了一座伊斯兰博物馆。1941年5月，英国镇压了伊拉克的反英起义，罢免了胡斯里的职务，控制了文物和教育部门，中断了伊拉克的自主考古活动。 而以色列犹太人对考古学的兴趣可追溯到1913年成立于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及其文物研究希伯来协会（Hebrew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Palestine and its Antiquities），其目的是开展有关以色列地的历史、地理和考古研究。该协会的活动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断，1920年该协会更名为犹太巴勒斯坦考古协会（Jewish Palestine Exploration Society）。其秘书长耶沙亚胡·佩雷斯（Yeshayahu Peress）号召以“以色列的精神”来研究这块土地上的古代史，并将之作为一项“神圣的使命”。1920年，纳胡姆·施卢兹（Nahum Schloucz）对哈马特-太巴列（Hamat-Tiberias）进行了第一次“犹太”发掘活动，他认为考古发掘可以帮助恢复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历史中被遗忘的重要篇章，其目的是揭示犹太人在以色列地存在的深层根源，从而“解开其创造力之谜”。此外，希伯来大学的考古学家便雅悯·马扎（Benjamin Mazar）、以利亚撒·苏克尼克（Eleazar L.Sukenik）和L.A.迈耶（L.A.Mayer），对与圣经时代相关的遗迹进行了挖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犹太巴勒斯坦考古协会和希伯来大学考古系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第二圣殿被毁至伊斯兰时期之前（尤其是罗马时代和拜占庭时代）的巴勒斯坦物质文化遗存，而欧美考古学家对这个时期不太关注。例如，1936年马扎对贝特谢里姆的发掘，在那里发现了公元二世纪至四世纪的大型犹太墓穴，被认为是犹太领袖、《密释纳》编纂者拉比犹大·哈纳西（Yehudah Hanasi）的埋葬地。就考古发掘对象而言，这一时期巴勒斯坦犹太考古学家的关注点主要是第二圣殿时期以及之后的犹太会堂、犹太墓地和犹太定居点，这些物质文化遗存被视为第二圣殿毁灭后犹太社团在巴勒斯坦持续存在的重要物证。 （二）培养本土考古人才 欧洲殖民者对埃及学和埃及考古发掘的控制，激发了埃及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当地民族主义者提出培养本土考古人才的目标，使之能够与西方考古学家平等竞争，并最终取代后者。埃及最早的本土考古人才培养是在法国的帮助下实现的，艾哈迈德·卡迈勒（Ahmad Kamal，1849—1923）在法国人控制的埃及文物局担任秘书翻译职位，随后出任助理馆长。为削弱英国人在这一领域的独占地位，法国籍的埃及文物局局长马斯佩罗（Gaston Maspero）鼓励卡迈勒在文物局教授5名埃及人。1920年，公共工程部部长穆罕默德·沙菲克（Muhammad Shafiq）要求他的名义下属埃及文物局局长皮埃尔·拉考（Pierre Lacau）雇用并培训两名埃及人担任文物局助理局长。1921年8月，塞利姆·哈桑（Selim Hassan）和马哈茂德·哈姆泽（Mahmud Hamza）正式获得该项任命。 1922年图坦卡蒙陵墓的发现以及随后有关陵墓文物归属权的争议，加速了埃及培养本土考古人才的步伐。三位埃及人塞利姆·哈桑、马哈茂德·哈姆泽和萨米·加卜拉（Sami Gabra）被送往欧洲攻读高级学位，他们成为埃及第二代考古学家的代表。1924年，一个旨在培养埃及本土考古人才的大学项目设立。1925年，该项目成为新的国立埃及大学艺术学院考古系。1928年，七名埃及学生从埃及学课程毕业。尽管民族主义者努力创建私立和公立埃及学学校，控制发掘活动，维护开罗博物馆的权威，但欧洲人仍主导着埃及境内的考古发掘和文物收藏活动。塞利姆·哈桑谴责法国长期在该地区殖民，指责西方考古学家偷窃文物，皮埃尔·拉考退休后，民族主义者试图任命塞利姆·哈桑为文物局局长，但这种尝试没有成功。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埃及学在埃及发展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有一定数量的本土考古学家从事古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古埃及历史在学校教科书中也占据重要地位。 随着伊拉克民族主义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一些民族主义者呼吁培养本土考古人才，他们敦促政府培训本土考古学家以保护文化遗产。伊拉克文物总监胡斯里提倡在学校中开设考古学课程，并派遣学生出国接受考古学和古代语言培训，以便把它掌握在伊拉克人手中，从而为伊拉克本土考古发掘奠定基础。1927年，伊拉克政府拨款派遣塔哈·巴基尔（Taha Baqir）和福阿德·萨法尔（Fu’ad Safar）两名学生出国学习考古学和楔形文字。这两人后来成为伊拉克重要的考古学家。胡斯里还建立美术学院，邀请青年艺术家到伊拉克国家博物馆工作，研究和修复美索不达米亚文物，并鼓励他们从伊拉克当地传统特别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传统中寻求灵感，从而为伊拉克艺术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30年，伊拉克议会教育委员会呼吁在伊拉克高中开设考古学课程，翻修和扩建国家博物馆。这表明伊拉克公众对考古活动越来越感兴趣，这种兴趣主要是因为人们担心伊拉克的文物被外国考古学家抢走。在接下来的30年里，政府对考古学的兴趣和投入进一步增加。1951年，伊拉克成立文物和古代文明研究所，培训本土考古学家，并出版了相关学术期刊。在伊拉克国家博物馆的宣传材料中，费萨尔国王被描绘成一长串伟大的伊拉克国王中的最新一位，与萨尔贡一世、汉谟拉比和尼布甲尼撒等人并列。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的做法暗示当代伊拉克是古代文明的直接继承者，而考古发掘是这种历史延续性的有力证明。伊拉克民族主义者构建了一个连续性的时间序列，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中世纪阿拉伯文明以及现代的伊拉克联系起来，表明这块土地上的所有文明都在现代伊拉克国家中达到了顶峰。在此解释模式下，考古发掘被用来证明“伊拉克人”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 在委任统治时期，外国考古学家对巴勒斯坦进行了深度发掘，如米吉多、耶利哥、艾城、阿什克伦、示剑等圣经重要遗址，这些发掘都没有犹太人的参与。与在当地从事挖掘的欧美考古学家的庞大规模相比，受过专业训练的犹太考古学家人数很少。巴勒斯坦犹太人培养考古人才的主要基地是犹太巴勒斯坦考古协会和希伯来大学考古系。犹太巴勒斯坦考古协会在20世纪20年代举办了多场考古学讲座，赞助田野考察，开展了小规模的发掘。20世纪20年代末，犹太巴勒斯坦考古协会的考古学家发掘了耶路撒冷的欣嫩谷，同时与希伯来大学和巴勒斯坦文物部开展合作。希伯来大学考古研究所成立于1926年，在该研究所基础上希伯来大学1934年开设了考古系，该系被认为是“以色列考古的发源地”。希伯来大学考古系当时主要的活动是马扎在贝特谢里姆开展的发掘以及苏克尼克在贝特阿尔法（Beth Alpha）开展的发掘。 犹太巴勒斯坦考古协会和希伯来大学考古系以世俗和现代的方式进行考古发掘，主要关注从圣经时代到伊斯兰时代之前的历史而非宗教叙述。犹太考古学家的目标是，借助考古发掘提供古代犹太人在以色列地存在的证据，从而为现代民族起源神话提供实证形式的基础。例如，犹太考古学家对贝特阿尔法的犹太会堂进行了发掘，并把发掘中出土的会堂马赛克图案在特拉维夫展出，把它称为“在丧失主权数百年后犹太定居点在这块土地上得以延续的更具决定性的证据”。 （三）限制本国文物外运 在中东地区从事发掘的欧美考古学家把当地的古代文明视为自身遗产的组成部分，认为自己不是在完全陌生的地区开展发掘，而是回到“文明的摇篮”追寻自身历史的萌芽期。这种预设使之很自然地对文物产生了占有意识，认为自己有资格把这些文物“带回家”，这些文物被运回欧美国家的博物馆，作为西方殖民帝国的点缀和霸权象征。在西方监督下的中东国家立法较为宽松，对文物外运的管制松散，便利了西方的文物掠夺和走私行为。在现代民族主义者看来，文物是一个国家的天然权利，把考古发掘和文物遗产收归国有成为民族主义者的重要目标。为了遏制文物非法外运行为，中东国家纷纷出台相关法律，保护本国文物遗产，并建立文物的储藏和展览场所。这一时期纷纷建立的国家博物馆，就是为了存放在本国领土上发掘的考古文物。 围绕图坦卡蒙陵墓文物归属权的争议事件，埃及政府加强了对古文物发掘和外运的限制。1924年2月，时任埃及总理扎格鲁尔宣称图坦卡蒙陵墓中发现的所有宝藏属于埃及，并阻止卡特将这些宝藏带到英国。扎格鲁尔以“政府有责任捍卫国家的权利和尊严”为由给扣押行为辩护经过斗争，埃及民族主义者取得了胜利，图坦卡蒙陵墓中的大批珍贵文物被送到了埃及博物馆。随后，在法国籍的埃及文物局局长拉考的帮助下，埃及起草了严厉的新《文物法》并获得议会通过，使外国人不得带走在埃及挖掘的文物。此外，埃及民族主义者向开罗的法国文物主管部门施压，要求其加强对文物划分的限制。直到1952年，纳赛尔统治下的埃及才真正将考古发掘和文物收归国有，由文化部负责管理所有考古事务，埃及终于实现民族主义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制定的两个目标：考古发掘和文物管理的完全独立及其受国家控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黄金时代，来自不同国家的探险队进行了多次大规模挖掘。英国人声称，美索不达米亚的遗产属于“文明世界”的人，把它运往英国和欧洲符合这种“进步”的逻辑。按照西方的标准，伊拉克不是一个文明国家，美索不达米亚遗产被认为与当地的伊拉克人民无关。为了加强对出土文物的管理，伊拉克于1922年成立文物部，随后在英国人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的推动下，委任统治当局制定了《文物法》其中有条文明确规定：“在挖掘结束时，先由考古发掘队主管从所发现的物品中选择其认为伊拉克博物馆基于科学完整性所需的物品，再由主管分配其他文物（给发掘者）……这些物品是对发掘者的奖励，目的是尽可能让参与考古人员在其挖掘的全部成果中享有代表性份额。任何人根据前一条款从挖掘所得收益中分得的任何文物，可由其外运，相关部门须对该批文物发放外运许可证。”该《文物法》的主要缺陷是，对文物的外运管理过于松散，便利了外国挖掘者将文物带离国境。在民众压力下，伊拉克政府对文物保护首次表现出实质性兴趣，决定增加对挖掘地点和博物馆的监督，并分配专项资金。在反抗文物外运过程中，伊拉克博物馆于1926年应运而生，格特鲁德·贝尔担任第一任馆长。起初，伊拉克博物馆分为两层：一楼第1、2号房间展览的是伊拉克南部地区的文物，分为史前时期、苏美尔时期、巴比伦时期；第3号房间展览的是伊拉克北部地区的文物，分为史前时期、胡里特时期、亚述时期；二楼第4号房间展览的是后巴比伦时期的文物，分为塞琉古时期、帕提亚时期和萨珊时期，第5号房间展览的是伊斯兰时期的文物；第6号房间陈列的是大型雕塑。 到1932年伊拉克获得独立时，政府对考古文物的控制已被视为国家主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物总监胡斯里的推动下，1934年5月，伊拉克议会通过了新的且限制性更强的《文物法》，规定所有文物和考古遗址自动成为国家财产，并对外国人开展的考古发掘和文物外运的权利施加了严格限制，改变了外国考古学家随意将文物带离伊拉克的做法。其中第49条规定：“发掘者发现的所有文物均为政府财产”。新的《文物法》通过后，很少有文物非法离开伊拉克，伊拉克的国家藏品开始呈指数级增长，英国人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鉴于伊拉克文物大量流失的现象，胡斯里1935年发起要求从大英博物馆归还著名的萨马拉藏品（Samarra collection）的运动，同年4月，伊拉克外交部正式向英国驻伊拉克大使发出了归还文物的请求，强调“在伊拉克发现、展览在欧美许多博物馆的此类文物，掠夺自伊拉克，它们应该属于伊拉克”。由于伊拉克的交涉，分配给伊拉克的一部分藏品于1936年9月运抵巴格达。这对于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是一个较为重要的成就。 在委任统治时期，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文物部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一方面允许和支持犹太考古学家的发掘活动，另一方面忽视和压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于考古资源的兴趣和诉求。犹太巴勒斯坦考古协会与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开展了密切合作，尤其在给巴勒斯坦的定居点和乡村的地名命名问题上，极力推动使用希伯来名字。由本·兹维领导的命名委员会认为，希伯来名字在“科学上”和“历史上”都十分准确，因为它建立在犹太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和发现之上，他们发现这些名字“属于这个古老的国家”。这导致巴勒斯坦人和犹太移民之间的不平衡，后者利用考古学作为工具来证明他们对某块土地的主张，从而证明从巴勒斯坦人手中没收该土地是正当的。 欧美考古学家进入巴勒斯坦从事发掘工作，主要探寻自己与《圣经》的文化根源，是由学术兴趣、帝国竞争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共同推动的。而犹太考古学家主要探究这块土地的犹太根源，出发点是世俗的，并作为犹太人对这块土地拥有主权诉求的一部分，使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主张合法化。委任统治时期的犹太考古学家基本都是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者，马扎、苏克尼克以及阿维-约纳（Avi-Yonah）等人，都力图通过考古发掘证明犹太人在这块土地上的存在。考古发掘在委任统治时期不仅是一种学术行为，而且被视为犹太人恢复政治主权意图的一部分，为犹太人曾在此生活提供物证。 在委任统治结束前夕，巴勒斯坦犹太人参与了一项重大的考古发掘。1947年，以利亚撒·苏克尼克发现并购买了举世轰动的《死海古卷》，这些卷轴是第二圣殿犹太教教派文献的残余，它们藏在库姆兰的山洞中，其中保留了大量《圣经》文本。犹太人认为，在以色列建国前夕成功获得这些卷轴具有重大意义，它被解释为一种文化救赎和“将损失归还给所有者”的行为，表达了以色列国与早期犹太主权之间的延续性。苏克尼克的儿子、著名考古学家伊格尔·亚丁（Yigael Yadin）赋予发现和收购《死海古卷》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我由然而生的感觉是，在以色列建国的那一刻，发现这些卷轴并获得它们具有象征意义。自以色列的独立被摧毁以来，这些手稿在洞穴里等待了2000年，直到以色列人民返回家园并重新获得自由。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投票支持以色列在2000年后重新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这一天，前三卷卷轴被带到了我父亲的面前，这一事实更加凸显了它的象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