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人心智
徐浚整理自lifeomics网站
Anna是一个我们身边的普通人，经历生活变故，有过自我放弃。在最迷茫的时候，接触到了有效的心理治疗，用全新的思维点亮了生活之光。Anna如何走进又走出痛苦？又是什么样的治疗可以给她这样的力量呢？
2005年，与自己走过30年春秋的丈夫突然告诉Anna，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这个消息对于Anna而言，犹如五雷轰顶，她的生活从此开始崩塌。她是一位已经退休的律师，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
“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婚姻会以失败告终，那对我简直是致命的一击。”Anna回忆道。
在不幸发生后的连续数月里，Anna每天早上都不想起床，从早到晚都感到精疲力竭，脑海里充斥着各种负面的想法。“我真没用。我搞砸了一切。都是我的错。”显然，她需要帮助，但是她的第一位心理治疗师令她感到厌倦，而服用的抗抑郁药也不过只是让她觉得更疲劳而已。接着，她找到了Cory Newman。
Newman是宾夕法尼亚大学认知治疗中心的主任，他开始给Anna尝试一种不同的疗法。从中，Anna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想法，不要过多地沉浸在自己的过错中，而应该给自己一些信心，多想想自己的长处。
“对于我而言，能够和一位可以引导自己多进行正面思考的人交谈，实在是受益良多，”Anna说。
认知疗法，通常被称作认知行为治疗（CBT），其主要目的在于帮助患者寻找并改变负面的、自我毁灭性的思维模式。尽管这种治疗方法并非对每一个抑郁症患者都有效，但是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CBT是心理治疗领域内明确取得成功的疗法之一，”波士顿大学的心理学家Stefan Hofmann说。
一般而言，抗抑郁药物往往是治疗抑郁症的首选方法，这种疗法快速、价廉。但是临床数据表明，仅有22-40%的患者能够仅仅通过服药获得好转。尽管现在有多种心理治疗方法，但是对CBT的研究却是最为广泛的；今年发表的一份meta分析结果表明，考虑到科学家对结果评估测量方法的不同，有42%-66%的患者在接收CBT后，不再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
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明白，CBT到底是如何起到治疗作用的。抑郁症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疾病，会以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出病症，而CBT本身又具有多层次、包含各类谈话过程的特点；在具体咨询过程，都会因不同的治疗者和患者而有所不同。因此，想要揭示CBT是如何对大脑产生了影响，是很难进行的，而且此类研究也很难获得资助。尽管如此，研究者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将临床心理学和神经成像实验结合起来，试图将结果拼凑起来以找到一些线索。设法阐明CBT的治疗机制——以及为何并不适用于所有患者——将最终帮助医生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
“如果我们无法了解个中缘由，那么，我们就很难真正提高治疗手段，”
Daniel Strunk说，他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在对治疗机制的探索中，发现了该方法对有些患者而言，相较其他人更为有效。”
CBT包括一系列的心理治疗手段，所有方法都是基于同样的前提：患者对自身及外界抱有极为负面、且往往并不准确的认识。CBT的理念在于，帮助患者建立和发展他们所需要的能力，通过对那些负面的想法进行严格的评判，最终“成为他们自己的治疗师”， Strunk说。根据CBT的理论，一旦改变患者的思维方式，就可以使其抑郁症症状得到缓解。从目前结果来看，似乎这一理论是行得通的。
“有很多研究数据表明，患者在接受认知治疗后——以及在抑郁症症状缓解后——他们的负面想法有所减少，”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Robert DeRubeis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就好像要向人们证明重力的存在那么简单。”
令科学家们产生争论的是CBT发挥治疗作用的内在机制到底是怎样的。服用抗抑郁症药物、以及接受其它类型心理治疗的患者，在抑郁症有所缓解后，也同样会形成更多的正面想法。那么，问题来了：是否改变患者的思维模式，是使其抑郁症得以缓解的真正原因呢？又或者是，治疗从另一个方面缓解了抑郁症——例如，通过帮助患者与治疗师之间形成一种联系——因此，形成正面的想法，仅仅是其心理健康恢复后的一个结果而已。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者想要证明，思维模式的转变是发生在心理健康有所改善之前的，而且是可以预测改善情况的。
“在治疗结束时，很多事情看起来都好多了，”Strunk说。“因此，你真正想做的是，能进入患者产生正面的疗效的时刻，并且弄清楚在那些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DeRubeis等人进行的研究表明，很多接受CBT的抑郁症患者都有过“突然好转”的经历，患者会在两个疗程之间，突然间感受到很大的改善。这些快速好转的比重，在患者整个治疗过程中所获得的疗效中超过50%。
在突然而至的好转发生之前的那个疗程，患者思维模式的转变最为显著。“患者开始表达自己的改变，不再那么夸大地、负面地看待自己的生活。”DeRubeis说。这表明改善患者的思维模式或许确实有助于治疗。
研究者也指出，在CBT治疗中，学习心理应对技巧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种认知改变。“其中最基本的一条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想法，在情绪要转向负面的一瞬间，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思考自己的想法是否准确，”Strunk说。
在CBT中，治疗师经常会要求患者学会监控自己的想法。例如，Anna在开始她的治疗时，正在从事一些志愿教书的工作。在工作中，她发现自己总是要把自己和另一位老师进行比较，结果使她觉得自己在工作中并不称职。Anna的治疗师让她描述一下，她和另一位老师在课堂上分别是如何教学的。
“结果，我发现，当我真的开始思考另一位老师和我的教学工作时，我认识到，我们都有发挥得很好的时候，也有不足的时候，”Anna回忆道。“而在那之前，我总是纠结于自己做得不好的方面，拿别人做的好的方面与自己不好的方面进行比较。”
现在Anna已经结束了治疗，但当类似的负面想法出现时，她可以发现并且提醒自己，要仔细判断自己的认知是否准确客观。“事实上，我并非没有产生过负面情绪和想法，”她说，“只是我或多或少学会了怎样处理这样的情况。”
Strunk等人的研究发现，患者习得新的认知处理技巧，与抑郁症状的改善之间是存在相关性的，即使患者仍然会出现负面的想法。一旦患者学会了这些处理方法，就可以在他们日后的生活中继续使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CBT的疗效可以在结束治疗后继续存在。而抗抑郁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具有这样的效果。至于其它类型的心理治疗方法，也还没有足够的数据显示具有类似的保护效果。
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借助于神经成像技术，对CBT的机制进行研究。抑郁症患者与健康人相比，往往在大脑中的两个系统会有明显的差异
前额叶皮质区——负责复杂的思维活动，例如自我控制、制定计划等
包括杏仁核在内的大脑边缘系统——主要参与情感处理过程
在健康人的大脑中，前额叶皮质区可以抑制杏仁核的活性，从而使情感得以控制。但是神经成像技术表明，在很多抑郁症患者大脑内，前额叶皮质区的活性有所下降。“抑郁症患者的杏仁核可以看作是一个‘好斗的’的家伙，”Greg Siegle说，他是匹兹堡大学的一位神经科学家。
已经有一些证据表明，CBT可以纠正上述问题。在200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Siegle描述了他采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所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患有抑郁症的成年人，当行使情感相关的功能时，其杏仁核活跃水平增高，而背侧前额叶皮质的活性则降低。他对9名受试者进行跟踪监测，最终S发现，14周的认知治疗后上述情况几乎完全被逆转。
“成像结果真的让人大受鼓舞，”Timothy Strauman说，他是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一位心理学家，在曾经的研究中，也得到过上文类似的结果。“我们确实得到了一些你所期待看到的结果。”
研究者推测，CBT——重点在于使患者学会控制自己的想法——发挥治疗作用的机制可能是，使活性降低的前额叶皮质区恢复原有的水平，从而对活跃过度的边缘系统起到控制作用。“认知疗法教会你对自己的前额叶皮质区进行干涉，并加以利用，而不是任由你的情感发展下去，”Siegle说。
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和有利的研究结果，但是，也不能贸然下定论。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大脑内，前额叶皮质区和杏仁核并非抑郁症患者区别于健康人的唯一区域；而且，这两个区域也并非治疗会影响到的唯一区域。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研究规模都很小，而且有些研究结果还会出现相互冲突的现象。神经科学家Cynthia Fu估计，针对抗抑郁药物所进行的神经成像研究的数量，大约是心理治疗领域进行成像研究数量的三到四倍。
“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人们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时间点对患者进行扫描检测，这些都可能会导致极为不同的结果。”
对于患者的负面想法的转变，目前而言，还无法确定这些神经学转变到底是疾病恢复的原因，还是结果。为回答这个问题，科学家需要在患者接受CBT的过程中，多次对患者进行扫描成像，从而追踪改变的发生过程，并确定其是否发生在症状缓解之前。这样的研究昂贵耗时，而且给患者增加了负担。科学家们表示，对CBT进行此类研究也比抗抑郁药类的研究要更加困难：
有太多复杂的因素掺杂其中，治疗师和具体疗程的不同，都会产生无法预测的影响。
给予安慰剂治疗进行研究也很困难。研究者可以把接受CBT的受试者，与服用药物或者安慰剂的患者，又或者是还处于等待治疗中的患者进行比较；也可以将接受普通心理咨询的患者作为对照组。但是，问题在于无法对研究进行合理的盲化处理，治疗师会知道那些患者接受的是哪一种治疗。
另一个挑战是寻找足够的资金支持。
“在这一点上，与抗抑郁药物研究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完全不是同一数量级的比拼，”Strunk说。“很多制药公司都在进行抗抑郁药物的研发，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科学家们十分希望能够阐明CBT为何只对部分患者有效，从而进一步筛选可以被这一方法治愈的患者。”尽管试验与错误不可避免，但是，每一次治疗的失败，都会延长患者的痛苦，并且增加医疗的成本。“来自加拿大多伦多药物成瘾及心理健康中心（Centre for Addiction and Mental Health）的心理学家Lena Quilty说。
一些临床及人口统计学因素，似乎可以帮助我们预测某个患者在服药或接受CBT后，是否会获得疗效。例如，同时患有抑郁症及人格障碍的患者，服用抗抑郁药物的效果，要优于认知疗法，而已婚人士则似乎更能从认知疗法中获益。
目前，研究者们开始通过对大脑活动模式的研究，来寻找是否可以据此判断哪些患者接受CBT后，可以取得疗效。在一个去年发表的研究中，Helen Mayberg等人采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技术，对82名抑郁症成年患者大脑内的葡萄糖代谢进行了检测。然后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接受12周的CBT疗法，另一组则在同一时间段内服用常规的抗抑郁症药物（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类）。在大脑右前脑岛区域活跃程度较高的患者，对药物反应良好，右前脑岛是大脑内与杏仁核和前额皮质区都有关联的区域，而该区域活性不足的患者，则更容易从CBT疗法中受益。
但是具体机制尚不明了。“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抑郁症患者大脑内出现异常的信号通路，是具有个体差异的，这导致了不同的患者对不同的治疗产生反应。” Mayberg说。认知疗法可能可以修复某些问题，但是，药物则会对另一些患者起作用。
神经系统成像在为患者选择最佳疗法时并不实用，因此，研究者们仍然在努力寻找其它更合适的方法。2011年，Siegle等人提出，临床医生有可能将患者的瞳孔作为观察大脑功能的一扇窗户。给抑郁症患者呈现负面语汇；那些瞳孔扩大不明显的患者，其前额叶皮质区的某些区域显示活性下降，这样的患者，比起那些瞳孔扩大更明显者，可能从认知疗法中获益。
在实际操作中，想要为患者量体裁衣地选择合适的疗法，需要临床医生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包括患者的婚姻状况、大脑活性以及遗传因素；已经有研究发现，具有某些基因序列的患者，更容易在接受CBT后取得良好的疗效。
此外，科学家也需要对抑郁症本身加以更好地了解，然后才有可能真正阐明CBT治疗抑郁症的机制，以及哪些患者更容易从中受益。
Strauman对此持乐观态度，因为“我想，我们最终会明白，我们的思想有多复杂，精神疾患的产生机制就有多复杂。”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家与临床心理学家进行合作，共同努力去破解这一难题。
原文检索：Emily Anthes. A Change Of Mind. Nature, 13 November 2014； doi:10.1038/515185a
Emily Anthes 美国科技记者和作家。她的文章先后被刊登在纽约时报、科学美国人、自然等核心期刊和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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