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效率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根据这一貌似公允的观念，工人就只能在不“损害”资本家的前提下才能争取自身的利益。但在经济科学看来，这个所谓的“最优”观念绝对不是公允的。
王则柯先生曾试图通过对首届华罗庚数学竞赛上的一道最优化试题的评述，来向人们展示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帕累托最优。
该最优化试题的题目是：几个人拎着水桶在一个水龙头前面排队打水，水桶有大有小。他们怎样排队，才能使得总的排队时间最短。这是一个寻求“最优化”的题目，目标是节省总的排队时间,达到最优。
王则柯指出，该试题实际上还有两个大家都会想到一块去的“隐含”假设条件。一是水龙头的供水速度不变，是一个常数；二是每个排队接水的人都在自己的桶接满了水才走。这样一来，用大水桶接水的人，接水时间就长，用小水桶接水的人，接水时间就短。
于是，排队打水的最优化排队方案就是:到水龙头打水的人，按照他们水桶的大小，从小到大排队。这样安排,花在排队上面的总的时间最短。
但是，王则柯先生指出，这个标准答案的“最优化”方案其实实现不了。说得好听一些，题目体现集体主义的精神，说得稍许不那么好听，题目反映了计划经济的思维。
这是因为，该最优化方案要求水桶大的人和他后面水桶小的人对换位置，水桶大的人已经排在前面了，他怎么肯往后去呢？尽管你跟他说他往后去可以使全体总的排队时间缩短并且他也明白这个道理，可是这样换位，他自己排队的时间就延长了。如果排队的都是平等的居民，在讲究平等的情况下，他自然不肯换到后面去。
王则柯先生指出，这就是经济学为什么那么讲究以意大利古典经济学家帕累托命名的“帕累托效率”的原因。所谓“帕累托改善”，是指在没有人受损的情况下一些人得到改善。不能够再做“帕累托改善”的状况，称为“帕累托效率”或者“帕累托最优”的状况。让大桶者换到后面去，虽然许多人改善了，但是大桶者本人却受损了，所以这不是帕累托改善。只要大家都是关切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凡不是帕累托改善，就无法实现，因为哪怕总体改善，还是有人受损，受损的人不愿意。
在王则柯先生看来，怪不得经济学家把不能再做帕累托改善的状况定义成帕累托最优，因为经济关系是当事人自主的关系，经济行为是当事人自愿的行为，而经济学家并不设想强迫什么人做什么事。他认为，在经济学家看来，到了已经不能够再做帕累托改善的时候，他们的贡献也就到头了，所以他们把不能再做帕累托改善的状况叫做帕累托最优的状况。
王则柯先生同时指出，华罗庚竞赛的题目说明，整体上其实还是可以改善的。那么，怎样实现这种整体的非帕累托改善呢？他认为，一种有效的办法是独裁，大家都听从一个为大家的整体利益着想的独裁者，这时候他们不再平等；另一种办法是民主，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觉得水桶最大的那个人应该排到最后，他只好排到最后，最大的解决了，再对付第二大的，这样一次一次做下去，终于达到总体最优。可见，不管独裁还是民主，总有一些人不乐意。王则柯先生觉得，最深刻的发现，是当水桶最大的人已经被制度安排到最后面的时候，他并不反对把水桶第二大的人从前面拉到后面,因为任何进一步的操作，都不会进一步损害他的利益。原来，民主可以是这样的东西。
其实，王则柯先生在这里推崇的帕累托最优，是资本家及其学者用来对付工人争取自己利益的骗人说法。
首先，王则柯先生所指出的实现整体的非帕累托改善的民主方法是不可能像他所指出的那样进行的。他没有注意到，西方经济学还有一个理性预期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显然多数人在对付水桶最大的那个人时，水桶第二大的人会站在水桶最大的人一边，因为他可以理性预期到，当水桶最大的人被迫排到最后去之后，他自己就将成为多数人的目标，并且也将被迫排到后面去。因此，他有动机在“民主”中站在水桶最大的人一边。同理，水桶第三大的人也会站在这一边，最终排在队伍前面的持大水桶的人会一致对付排在后面的拿小水桶的人。所谓的民主，最多只是持大水桶者内部的民主，而整体的民主的结果如何，并非一目了然那么简单。
另一方面，如果队伍的前面都是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只是水桶最大的人排在倒数第二位，而水桶次大的人排在最后。从而，全体总的排队时间是否缩短只在于这两人之间是否交换顺序。但是，由于这种顺序的交换不涉及到其他人的利益，因此，如果水桶最大的人的人际关系较好，那么用民主的方法就很难得到要求这两人交换顺序的结果。
其次，在说明帕累托最优是如何反映“经济学家并不设想强迫什么人做什么事”时，王则柯先生假定，大桶接满需要10分钟，小桶接满需要5分钟。然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前面的大桶接满往往需要10小时、10天、10个月或10年，即前面的大桶者实际垄断了水源，就像资本家垄断了生产资料一样。于是，在不违反骗人的帕累托最优的前提下，后面的小桶者为了不致于渴死，就只能像前面的大桶者讨水喝，并满足大桶者为此索取的任何“报酬”，就像工人只好出卖劳动力，任凭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说法，是赋予资本家以资本家“应得”的剩余索取权）一样。
其实，正像王则柯先生所发现的，该华罗庚竞赛试题存在两个“隐含”假设条件一样，我们也可以指出该试题存在其它“隐含”假设条件，或者可以在其它方面改动该试题的现实含义。比如，可以假定如果存在最优化方案，则该最优化方案就是可以实行的。若能如此，则原题目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其实，反映了计划经济的思维的话，并不比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思维的话更不好听。再比如，为什么要“隐含”假定每个排队接水的人都在自己的桶接满了水才走呢？这种各取所需的做法，岂不是更“不”好听的共产主义的做法？为什么不可以更公平合理地假定或要求，每个排队接水的人都只能按小桶的量接水，从而持大桶的人并不能多接水呢？当然，这里就存在一个监督的问题，但这是一个易于解决的问题，可以由排队的人集体监督或由排在最后的一个人或最后的两三个人进行监督。事实上，在美国殖民地历史的早期，大水桶就是按小水桶的量来接水的。那时，“土地十分便宜，所有的人都自由,每个人能随意得到一块土地”，于是，“大量资本即种子、牲畜和工具，由于缺乏雇佣工人而毁掉了，同时每个移民所拥有的资本并不比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多多少。”
总之，如果说，帕累托最优是对“经济学家并不设想强迫什么人做什么事”的反映，那么它也是当资本家仗着资本的社会力量去强迫工人受剥削时，对经济学家站在有奶的资本家一边，反对工人将个人力量团结成社会力量去与资本抗争的反映。的确，到了已经不能够再做帕累托改善的时候，经济学家的贡献是到头了，但经济科学家的贡献或许才刚刚开始。
（此文摘自《学术界》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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