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底格里斯河（Tigris）与幼发拉底河（Euphrates）之间如新月般的沃土，孕育了人类在前轴心时代最古老也最辉煌灿烂的文明。就地域而言，这一文明可命名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古希腊语“两河之间”之意），就其最主要的民族而论，则是苏美尔人与阿卡德人构成相续的文明主体。
肥沃新月
楔形文字系统及其影响
美国杰出的东方学家克莱默（S. N. Kramer）的一部关于苏美尔文明的专著以“历史从苏美尔开始”为题。苏美尔对于人类历史的这种首创性贡献，突出地体现在由其所创立的楔形文字体系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知的最古老的文字形式，它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600-前3400年。
苏美尔人所使用的语言（被他们自己称作eme.gir15“本土的语言”）至今尚不能被有效地归入任何一个已知的语系。这支人群来自北方领域并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
从公元前4千纪中后期开始，他们开始尝试在泥板上记录自己的语言与思想。受其所使用的泥板与书写工具（常为芦苇杆或木棍）的材质影响，也为了更好地表达复杂、抽象的事物与情态，最初取法象形之道的图画文字逐渐被简化与改造为以直线为主的线条组合，构成一类新型的表意符号，在此基础上，又赋予符号新的意义与组合的可能，如以符号“口”表达“说”，以符号“足”表达“站立”、“行走”，以符号“眼睛”加“水”指代“哭泣”等。
进而，确定了特定的符号以表达特定的音节，使文字与语音可以有效对应。由于这种表意符号系统的形状类似楔子，故被称作楔形文字（cuneiform），又称“丁头字”（源自阿拉伯语katābat mismarīt “钉头文字”）。楔形字的书写方向也从早期的由上至下直行书写改为由左至右横向书写。
示例：“头”字的发展
1. 公元前3000年早期图形字；2. 公元前2800年图形字；3. 公元前2600年的碑文；4. 粘土板，早期楔形文字；5. 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6. 公元前2千纪前半叶；7. 公元前1千纪前半叶，古典亚述楔形文字）
在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中，乌鲁克王国之主恩美卡为了把自己的意图传达给千里之外的阿拉塔之王，“把文字写在泥板上”，“这样的事从未发生过”，将楔形文字的创造归在这位传说中的君主名下。至公元前2500年左右，苏美尔人创立的这种文字体系趋于成熟，楔形符号在500种以上，其中许多具有多重涵义。
公元前24世纪，属于东部闪米特民族的阿卡德人在萨尔贡一世（Sargon I）的领导下迅速崛起，征服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王国时代终结，苏美尔-阿卡德时代开启。阿卡德人继承了由苏美尔人创立的楔形文字体系，用来记载自己的语言（在此基础上演化出南方的巴比伦方言与北方的亚述方言），并将之进一步完善扩展，形成600-800个语符。
楔形文字体系本身的多样复杂、早期人类对于文字所具之力量的深刻敬畏、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在文本中的大量交错使用，决定了能够正确阅读、理解与记录楔形文字的人群构成当时社会的精英阶层。作为专门培养此类精英的机构，楔形文字学校应运而生。
阿卡德训狮人浮雕
作为公元前3000年至前1000年整个西亚地区乃至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文明引领者，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这种文字实践对于周边地域产生了极深远的辐射影响。楔形文字超越了具体语言的限制，成为了这一地区的通行文字形式。在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建立强大帝国的赫提人，于公元前17世纪从美索不达米亚引入楔形文字，留下了迄今发现最早的印欧语文献记载。
在公元前两千纪，楔形文字学校已经遍存于亚美尼亚（乌拉图Urartu）、安纳托利亚（赫提Hittite）、巴勒斯坦（迦南Canaan）乃至埃及。这一阶段，从埃及到赫提王国的广阔区域内，各国外交往来的书信或订立条约时往往都使用楔形文字。它记录下了这一地区诸多民族的信仰、思维、生活、现实。
进入公元前1千纪后，楔形文字逐渐失去地区主要文字形式的地位，被形式上极大便捷简化的西北闪米特字母文字所取代，阿拉美（Aramaic）字母与腓尼基（Phoenician）字母是后者的杰出代表。波斯帝国崛起后，阿拉美字母文字成为了这一庞大帝国最为通行的文字载体。
然而，正是在楔形文字已经渡过其生命的黄金期行将没落之际，它于漫长历史中积淀而成的特有之庄重神圣意味，引发了波斯王室的特殊兴趣。一种记载古代波斯语的准字母楔形文字被创造出来，它较之苏美尔-阿卡德的楔形文字体系大为简化，专门用于波斯王室的碑铭中。大流士（Darius）在贝希斯登（Behistun）留下的古代波斯语、巴比伦语、埃兰语（Elamite）三语对照的楔形文字碑铭，为人类在19世纪破解楔形文字留下了极重要的证物。
古波斯简化楔形文字拓本
现存最晚的楔形文字材料是公元75年的遗物。此后，这一曾经在超过三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发挥重大作用的文字体系进入无人知晓的状态，直到它在19世纪重被认知。不该忘记的是，它在公元前3000年至前1000年的人类历史上，扮演着类似当今世界拉丁字母文字所对应的角色。它是人类超越具体国家、族群、语言差别的第一次大规模文化融合与相互作用的核心媒介与见证。
从城邦国家到大帝国
公元前3000年左右，早期的苏美尔城邦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单位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自前2900年开始，苏美尔城邦进入“诸国争霸”的时代。比较大的城邦如基什（Kish）、拉格什（Lagash）、乌鲁克（Uruk）、乌尔（Ur）彼此进行了绵延数百年的互相争战。
约在公元前2375年，温马（Umma）的祭司国王卢加尔扎吉西（Lugal-zage-si）统一了大部分的苏美尔城邦，自称统治了自“下海”（波斯湾）到“上海”（地中海）的所有国家，于乌鲁克定都后成为“苏美尔之王”。
城邦国家第一次被某种更庞大的政治体所取代，它近似于后世意义上的帝国。帝国的形式，伴随着阿卡德王国在萨尔贡一世领导下的传奇般崛起，获得了更为深远巨大的现实性。这种新的政治共同体是苏美尔与阿卡德文明融合的载体，其自身也融入这种文明共同体中。创造了乌尔第三王朝（Ur III dynasty）的乌尔纳姆（Ur-nammu）将自己称作“苏美尔与阿卡德之王”，正呼应于这种政治-文明融合的现实。
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王国在其第六代君主汉谟拉比（Hammurabi）领导下强势崛起。经历自公元前1787年-前1755年的长期征伐，终于统一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汉谟拉比成为“威武之王，四方之王”。巴比伦王国所控制的版图超过了之前任何王朝的规模，一种典范性的带有中央集权意味的奴隶制王国被建立起来，数十个尚未完全失去独立地位的邦国臣服依附于它。包括职业军队和官僚政治在内的一系列新体制被确立下来。作为对这种新型政治体的各种复杂关系的规范，《汉谟拉比法典》这一以往律法之集大成者问世，它是人类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完整成文法典。
汉谟拉比法典
尽管汉谟拉比建立的王朝在其去世后不久便开始衰落而归于覆亡，但通过古巴比伦王国所确立的政治体理想形态，它代表着由城市-神庙而为城市-国家而为帝国之演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在以后的若干世纪中持久地影响着美索不达米亚及其文明辐射地区。这种影响不但体现于现实的政治与人们对于政治的理解想象，更深入到宗教领域。
自苏美尔-阿卡德时代开启后，阿卡德人基本沿承了苏美尔人的神系，以阿努（Anu，即苏美尔之An）、恩利尔（Enlil）、恩基/埃阿（Enki/Ea）为主神，而对三大天体神则沿袭其在闪米特族信仰中的名称：太阳神沙马舍（Shamash），月神欣（Sin，即苏美尔之苏恩Suen），金星之神伊什塔尔（Ishtar，即苏美尔之尹安娜Inanna）
伴随着巴比伦王国统一美索不达米亚的盛举，原本作为巴比伦地方守护神的马尔杜克（Marduk）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一部气势恢宏的以马尔杜克信仰为核心的创世史诗《埃努玛·埃利什》（Enuma Elish，取自其首句，意为“当（天）是高的”）横空出世。它极富创意地改造了原有的创世传说与诸神谱系，记述了从世界的起源直至马尔杜克成为诸神之主，在诸神之战中击杀作为大海之人格化代表的远古母神蒂阿玛特（Tiāmat），以其尸体重整天地，安置诸神，定序宇宙，创造人类，接受诸神礼赞并令其建造人间圣所巴比伦。
全诗以对马尔杜克五十个名号的咏颂及其附记而告终。对应于巴比伦成为整个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马尔杜克获得了对于原有的苏美尔神系中其他主神（恩利尔、阿努、埃阿）的优先地位，成为诸神之王；作为马尔杜克的人间代表，巴比伦王成为万邦之王。史诗描绘的世界经历诸神之争而最终定于一的图景，赋予了经历征伐而实现大一统伟业的人间政治体以超越具体时空的神圣性。作为对此种天人相应之宇宙秩序的纪念，该史诗在巴比伦的新年庆典的第四天被仪式性地表演传唱。这一传统在古巴比伦王国湮灭后依然持续了很久。
阿卡德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代表亚述人，于公元前14世纪中叶崛起，缔造了以阿苏尔（Aššur）为政治-宗教中心的亚述帝国。它借鉴了古巴比伦王国的君主集权和以自由民为主要来源的常备军制度，形成了一套通过对外军事征伐、以战养战的整体战略，其文治虽远逊于巴比伦，而武功则达到其所处时代的顶峰，发展出多兵种协同作战军阵之战争技艺与当时世界最为完备的军事组织-装备系统（马鞍和驿道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发明），可谓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帝国。
公元前8世纪开始，伴随着几代富于军事天才的君主相续在位，亚述帝国之扩展达到极盛，在阿述尔巴尼拔（Aššurbanipa）任内（前669年-前631年）占有几乎西亚全境与埃及大部，东临伊朗高原，西抵地中海滨，北达高加索，南接尼罗河。
然而，这种过分倚重军事征服和暴力压制而缺少基本的道义感召与文化认同的帝国统治，始终难于避免被征服地区的持续起义反抗，其由盛而衰之过程更是极富戏剧性：阿述尔巴尼拔去世不久，其所占领之地即纷纷独立，庞大的帝国迅速陷入瓦解土崩的境地，亚述之旧都阿苏尔与新都尼尼微（Ninive）分别于公元前614年与前612年被迦勒底人（Chaldean）与米底人（Median）的联军所攻陷，亚述帝国就此覆亡。
由迦勒底人建立的新巴比伦王国，分取了亚述帝国的西部疆域，即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叙利亚、巴勒斯坦及腓尼基地区。至尼布甲尼撒二世（Nibuchadnezzar II）在位期间（公元前605年-前562年），国势极盛。
尼氏于公元前598年、前587年两度亲征犹太王国，于前586年攻陷耶路撒冷，犹太人之神庙被摧毁，犹太国家消亡，其国王、贵族及一般居民被掳至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
这一事件被保留在《旧约》的先知文学中，构成了犹太民族集体意识中最深刻惨痛的记忆，尼布甲尼撒被刻画为上帝用来惩罚犹太人罪恶的工具。摧毁了犹太人圣殿的尼布甲尼撒，在巴比伦则大兴土木，新建、修复了许多宗教建筑，其中最负盛名者是马尔杜克神庙之塔庙，这是《旧约》所提到的“巴别塔”（Babel Tower）之原型。
其时，巴比伦城经数代营造极显豪华壮丽，八方城门冠之以不同神祇之名，其中以女神伊什塔尔命名的北门，墙面装饰着光彩夺目的琉璃砖拼出的龙和公牛，是新巴比伦王国建筑艺术之美的代表。据说，他还为其患思乡病的王妃安美伊迪丝（Amyitis）修建了跻身世界八大奇迹的空中花园。
这位天才的军事统帅和伟大土木工程组织者是巴比伦历史上功业与气质最接近汉谟拉比者，新巴比伦王国的命运也与古巴比伦王国相类似：在尼布甲尼撒去世后，王国即陷入内外交困中。公元前539年，王国的马尔杜克祭司阶层与国君矛盾严重，在巴比伦遭到新崛起的波斯人进攻时，祭司奉迎波斯军入城，新巴比伦王国作为美索不达米亚政治传统的最后代表归于消亡。
汉谟拉比及其领导下的古巴比伦王国，是美索不达米亚古代政治文明的巅峰代表，同时又构成这一地区各种政治体几乎无法回避的命运缩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盛衰循环，深嵌在这一绵延超过2000年的政治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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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著名语言学家和世界史-宗教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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