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这个秋天气压很低。
这不，开学没多久就职业病发作，几近失声......
三天中秋假期，无论对于陷入低气压包围中的自己，还是对于压力山大的高三学生党乐哥来说，都是难得的放松。
中秋月圆之夜，世人皆仰望星空明月，本来也应该像往年一样提个灯笼四处逛逛的，但因感冒尚未痊愈，就偷懒窝在家里，将晚餐时间延长了一倍，趁此机会进行难得的亲子交流。
于是，刚能发声的我和乐哥进行了一场无关节日喜庆的餐间闲聊——
乐哥：突然想起汉娜.阿伦特，她是反思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中该负何种责任的第一个犹太人吗？
我：不是。在她之前也有其他犹太学者反思过这个问题，但她的文字特别犀利，而且是在耶路撒冷这场举世瞩目的审判中发声，所以影响力最大。《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恶的报告》出版后，她几乎成了整个犹太世界的公敌，一些犹太极端组织甚至要追杀她。
乐哥：阿伦特说在大屠杀过程中，犹太拉比在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种族政策中是扮演过不光彩角色的......可是，在被集体灭绝的灾难面前，其实每个人都难以自保，阿伦特的这种指责是不是有点苛刻？
我：其实阿伦特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能超越这场审判。她认为这场审判，恰恰只是单纯从犹太人作为受害者角度出发来进行的，因而是不全面的。她希望无论是加害者的艾希曼们，还是受害者的犹太人，包括全人类，在这个巨大的悲剧面前都应该有各自的反省，这场审判不应该仅仅以绞死加害者艾希曼而告终。
这种说法，出于对受害者苦难的同情，情感上的确很难让人接受，甚至有点苛求。但从人类面向未来的这个角度来看，这场审判若仅仅停留在惩罚上，缺少这样的反思又是很危险的。所以，她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一深刻的命题。
乐哥：我注意到书中“平庸之恶”这一命题，它指的是在意识形态机器下迷信盲从、不思考、不负责的犯罪。但我更想探讨的是：耶路撒冷的这场审判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今天的人类大约也没有多少进步，“平庸之恶”每天都在上演。这其中，当然与人类自身觉悟有关，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重压之下，在非此即彼的逻辑之下，个人能有多大的选择余地？
我：好问题！平庸之恶的确在我们生活中比比皆是。比如艾希曼，一方面，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彬彬有礼的热心人，他甚至还帮助过一个亲戚的犹太朋友逃离德国；但另一方面，在纳粹这台罪恶的机器中，他又尽职尽责，作为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最后负责人，在他的努力之下，屠杀犹太人的效率大大提高，因此他的确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可他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他认为自己只是忠实地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而已，他甚至宣称自己“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克曼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
乐哥：这就是典型的“平庸之恶”！作为一个没有思考力的人，艾希曼唯上级之命是从，当元首打着“国家崛起”、“民族复兴”这类意识形态绝对正确的旗号作恶时，他更是坚定不移地信奉并追随，面对审判时，他将一切都归结为国家的犯罪，完全没有任何个人的罪恶感。像艾希曼这种为恶的机器尽职尽责的行为，才是世间最大的恶行！
我：是的！这种恶和一般意义上让人持警惕之心的“大奸大恶”完全不同，它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它不仅是当时最大的政治正确，而且因为有国家机器的加持，让个体难有选择余地。
乐哥：这么说来，难道“平庸之恶”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了？
我：“平庸之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思考能力，不问是非对错，盲目相信并坚定执行领袖的旨意，为恶的机器尽职尽责。
要摆脱这种恶，最好的途径就是教育。通过教育，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样的人即使在高压之下，即使无法公然抵制恶，但依然可以选择坚守善的底线，以消极的方式不作为。比如纳粹机器上的艾希曼们也可以选择尽量拖延，以各种方式放犹太人一条生路；比如当年的犹太拉比们，可以选择不那么积极地帮纳粹政权捕人造册……
乐哥：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纳粹失败后，当年德国的那一代老师会不会为自己曾经卖力宣传纳粹意识形态、毒害年轻一代而感到愧疚？而那一代青少年又会不会认为自己当年的老师们是骗子？
我：又一个好问题！我觉得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推卸责任是人在直面自我不堪时的下意识行为。对于老师来说，当他/她认定自己是为了国家利益而尽责，就不会有任何道德愧疚感。正因为如此，对于学生来说，也不太可能因为老师当初不问是非的意识形态灌输而去质疑老师的人格。无论老师还是学生，更愿意将责任归结为国家或时代，集体的罪孽更适合一个抽象的组织去承担，从而大大减少了个人的道德风险，这正是“平庸之恶”很难引起警惕的原因。
因此，浩劫之后，除非能出现国家（政府）层面的深刻反省，并由国家（政府）来推动社会与个人层面的反省。否则，责任主体的模糊化，看似不追责是“向前看”，但实则很难让一个民族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重生。这正是汉娜．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这一命题的真正意义所在。
最后，说一件趣事——
汉娜．阿伦特的导师，马丁．海德格尔，他从未因自己对纳粹的支持而道过歉。战后，当他宣称自己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暧昧”是他最大的错误时，他并不是因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而后悔，而是因为自己被抓住而懊恼。而汉娜.阿伦特，这个深受纳粹种族灭绝政策之害的犹太女子，从18岁开始直到生命的终结，她一生的爱都与这个纳粹的精神导师难解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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