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国学界的普遍情况不同，不少欧洲国家的高校都严格限制其教职人员的工作时长，不提倡加班。但是一些学者仍对目前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压力感到疲惫和不满，甚至表示将考虑罢工。荷兰教育部长近期表示，为了缓解该国高等教育和科研系统“不堪重负”的现状，准备在未来 5-10 年内改革学术界，让学者们，尤其是大学教授和讲师们不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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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撰稿 魏潇
上周，荷兰教育部长 Ingrid van Engelshoven 在接受《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采访时表示，不应强迫大学教授和讲师们将科研工作推到周末和节假日进行，她承认学界竞争越来越“过分”，而部分研究人员正在承受“无法忍受”的压力。
Ingrid van Engelshoven 希望调整荷兰乃至荷兰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长期研究资助模式，将资助重心从竞争性研究项目转移到对大学的固定性支持上。
她表示，这种对荷兰学术界的改革意味着未来五到十年内学者们将能够“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完成科研工作——“对于那些工作日忙着指导学生的高校教职人员来说，他们不必牺牲假期和周末来备课或者写基金申请书了。”
荷兰大学协会主席 Pieter Duisenberg 对此的评论是：“我希望大家说到做到。”他表示，现行体制下学者们需要无休止地申请一项又一项新资助，他们已经疲于奔命了。
据该协会的统计，在过去的 15 年中，荷兰大学里的每个学生的教育预算平均减少了四分之一。“这给教授们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Duisenberg 说。学生的教育是没办法打折扣的，但这意味着他们的老师不得不在周末进行科研工作。
目前，荷兰学术界对工作压力的不满已经唤起了一些关注，而且这种情绪正变得越来越严重。根据《泰晤士高等教育》的报道，今年早些时候，荷兰的多所大学向该国的就业监管机构报告了数百起和“结构性加班”有关的投诉，并且导致了学者的家庭问题和职业倦怠。
荷兰大学教职工和学生组成的民间组织 WOinactie 完成了一份“加班”调查，其中显示荷兰高校教职人员每周需要加班 12 至 15 个小时，比合同工时多至少三分之一。乌得勒支大学伦理学教授 Ingrid Robeyns 表示，自己每个晚上都加班，几乎没有完整的周末，有时还要通宵写基金申请书。“我没时间锻炼，没时间见朋友，而且这是常态。”她这样表示。此外，还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教授们表示巨大的工作量已经破坏了他们的亲密关系或亲子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这项份来自民间的调查报告不具备代表性——它只向那些存在长期加班问题的 700 多名学者发放了问卷。但这份调查能和其他更客观的评估相吻合。2018 年荷兰拉特瑙研究所智库的一项调查发现，荷兰研究人员的工作时间比合同规定的时间长了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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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来一直担任荷兰教育部长的 van Engelshoven 承认，学生人数的增加，加上荷兰从基础性研究经费向竞争性经费的转变，造成了工作压力“过高”的情况。
“科学家之间有竞争是好事，我们总得保留某种形式的竞争。”她表示：“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但是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了，所以确实需要对系统进行修正。”她还认为，荷兰失去了大学基础性研究经费和竞争性研究拨款之间的平衡，这需要被恢复。
自 2000 年以来，由于政策转变和欧洲研究理事会的出现，荷兰的竞争性研究经费几乎增加了三倍。与此同时，主要为荷兰公立研究机构（主要是大学）提供经费的政府机构——荷兰科学研究组织（Netherlands Organis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NWO）的资助成功率明显下降。这些趋势给现有的学术体系带来了危机感，并引发了对学者激励方式的重新思考。
去年，荷兰多所高校和 NWO 在一份名为《发挥每个人的才能》（Room for Everyone’s Talent）的文章中提出了许多构想，希望对学者的教学、管理和社会影响力给予更好的奖励，而不仅仅是看他们的研究（或发表）记录。例如，他们希望博士生在求职时能够不再承担较大的论文发表压力。
但是高校没这么乐观。他们表示，如果没有更多的政府拨款，很难卸下学者肩上的重担。
WOinactie 组织和大学持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增加对高校的“结构性资助”，聘请更多的讲师，才能减少教授和讲师们的加班时间——这笔金额或将达到 11.5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92 亿元）。荷兰教育部发言人曾在今年年初表示，欢迎学界采取措施改善目前的状况，但“工作压力主要是雇员和雇主的事”，并且没有承诺将为大学提供任何新的资金支持。
“荷兰人倾向于不罢工，我们总是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Robeyns 这样表示，但如果没有任何改变发生的话，学界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组织一次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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