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高考路，幸运上北大
陈洪捷
作者简介
陈洪捷，1959年生，1983年获得北京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德国语言文学专业），1998年获得北京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博雅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从事德国高等教育、中国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理论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我不到18岁。按说，我们年龄正好与高考可以无缝衔接，但我在1975-1977年间，也就是我的“高中”阶段没有上学，而是去了一家小工厂工作。恢复高考的消息一出来，父亲鼓励我去试试。由于没有读过高中，我心中觉得没有底气。不过我还是鼓足勇气，抱着撞大运的心理，在一番草草准备之后，就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结果当然是没有结果。虽然没有考上，但毕竟也算是进过考场，有了一次高考的经历。
在工作的3年多时间里，我虽然没有读书，但在书法绘画方面有了不少锻炼的机会，我包揽了厂里的各种墙报、标语、展览等工作，对美术的兴趣日渐浓厚。第一次高考不成，我就想去报考西安美术学院。1978年高考距离1977年高考只有半年时间，我就抓紧一切时间，恶补我的绘画技能。我虽然从小喜欢书法绘画，但毕竟只是自己玩玩，从来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系统性训练，甚至连素描都没有学过。明确了目标后，我就利用一切时间，为考试而做准备，练习素描、速写，临摹作品。父亲还专门为我买了一个石膏头像，我所在工厂的谢厂长还送我一本《艺用人体解剖》。
1978年，我参加了美术专业的高考。但与上一次高考一样，毫无结果。西安美院是全国有名的八大美院之一，门槛很高，而且社会上不少专业的美术工作者也都急于考入美院深造，像我这种有兴趣而缺乏基础的考生，大概率是没戏的。事后有熟悉内情的人这样告诉我。从此我也死了考美院这条心了。
我的美院梦破灭了，就开始琢磨其他路子。我想到学习外语。我在读初中时，就喜欢英语课，一直还是英语课代表，经常帮助老师批改作业。不过初中哪点英语知识，与高考的要求相比，那还差得很远。我就报了一个社会上的英语补习班。当时英语补习班很少，也没有专业化的外语补习机构。那时候还没有新东方，俞敏洪还在家乡准备自己的高考呢。
这个英语补习班是一位留美学农学的老先生开的。老先生早已退休，看到社会上学英文的需求，就发挥余热，办班进行英语培。他在一所小学的教室中开班，就他一人讲课，一周一次课。课上只是讲课文和语法，从来没有课堂练习，也不留作业。班上大约有50多人，每次上课，教室里都是满满的学员。我一边跟班学习，一边还自己找点习题集，做题，并找了一位中学英文老师批改作业。一年下来，自己感觉英文进步很大。
与此同时，我与一位初中的同学一起准备其他高考科目。当时我们也没有经验，只是找了几本高考辅导材料，一个科目也就一本书，认真地读，认真地背。说是复习，其实大部分内容都是从头学习。
根据1979年的规定，高考分为文科、理科和外语三大类。文科和理科都必须考数学，而我没有上高中，初中那点数学底子显然不够。但幸运的是，外语类考生不用考数学。准确地说，对于外语类考生，数学成绩只是参考成绩，不计入总分。
这时我还在工厂上班，只能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学英语，复习其他科目。而且，当时父母工作都很忙，顾不上我的高考大业。不仅如此，我还要每天为全家人做饭，至少做好做饭的准备工作，如擀面条、准备蔬菜等。
记得1979年高考那天，我给自己弄了点吃的，然后就一个人去考场了。当时很少有家人陪同去考场，大家似乎都很淡定。
高考之后大约不到一个月，成绩就出来了，我取得了319的好成绩！用今天的标准来看，300多分不算啥，但是在当年，这属于非常好的成绩。简单说，我的成绩达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按照当时的规定，成绩出来后才报志愿。我有全省名列前茅的成绩，底气骤然增加，当然就把北京大学英语专业列为第一志愿。
记得是8月下旬的一天，我收到来自北大在陕西招生组的电报，电文如下：拟录取北大德语专业，是否同意，立即复电临潼人民饭店北大招生组。当时没有电话，紧急的联系都靠发电报。
我看到这张电报小纸条，立刻心花怒放。看来我的英语专业的志愿无法满足，给我调到德语专业了。我虽然没有报德语专业，但只要能上北大，我当然愿意，所以赶紧回复招生组：同意。
后来听说，北大当年在陕西只招收一名英语专业的学生，我的成绩显然不如第一。但德语没有人报，所以我被录取到了德语专业。
消息传开，我们全工厂都为我感到高兴，工友们纷纷送礼祝贺，每个车间还集体送礼。当年的礼品大都是脸盆、毛巾、床单、热水瓶等，我一下子收到了一大堆礼品，非常荣耀！
1979年8月30日，我收到了北京大学的正式入学通知书，被录取到西语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
历经3年的努力，我的高考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上大学的梦如愿以偿，而且是北京大学！人生的轨迹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我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我当时在日记中写道：结束西安的一起，开始北京的一切。
我们工厂有一位看大门的老先生，民国时期当过记者，我常去传达室与老人聊天，他还把家里的藏书借给我。在这个街道小厂中，我算是唯一与他讨论读书的人，算是他的忘年小友吧。得知我考上北大后，老人送我一首诗：
欣闻
陈洪捷同志升入北京大学有感，写怀以赠。
君乃圣裔后，来自秦晋间。
生而为冢孙，洪捷祖德传。
时坚能苦学，德业日增添。
来此学工艺，领群皆称赞。
工余苦钻研，奋飞获起点。
君至北大后，希赐我玉言。
祝君重三育，健身学陶侃。
为四化学习，余有厚望焉。
西安市莲湖区日用电器厂七十四老人
希晓峰敬赠。
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
告别了小工厂，告别了三年多的工人生活，带着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带着老先生的赠诗，我从1979年9月开始了“北京的一切”。
转眼四年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在高教所（后来成为教育学院）当老师。再转眼，四十年过去了，我也该退休了，“北京的一切”也告一段落。
回首往事，如果我当年没有考上北大，我今天会在哪里？在做什么？历史不可假设，但可以追忆，追忆是过来人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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