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楚辞”的名称始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二是诗歌总集的名称。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的名称来说，他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的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九章》:是屈原所作的一组抒情诗歌的总称。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九篇作品。“九章”只是表明作品的实际数目，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九章”之名大约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订屈原作品时所加上的。《九章》的作品分别创作于屈原生活的不同时期，其内容和让题与《离骚》相似，主要叙述屈原身世和遭遇。艺术上主要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的手法，所表现的较为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
《九歌》：是战国楚人屈原据民间祭神乐歌改作或加工而成。共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关于它的来历，王逸认为是屈原仿南楚的民间祭歌创作的。朱熹认为是屈原对南楚祭歌修改加工，“更定其词”（《楚辞集注》）。胡适则认为《九歌》乃古代“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与屈原传说绝无关系”（《读楚辞》）。今人多取朱说。
《九辩》：宋玉的代表作，《九辩》之名源于古代传说中的天乐，《九辩》只是袭用古乐之名而作，在内容上已非其本来面目，《九辩》是楚辞中的一首抒情长诗，共255句。其内容主要是抒发作者因不同流俗而被谗见疏、流离失所的悲哀，批判了楚国黑暗的现实政治。
上古歌谣(先秦民歌)：上古时期的民歌、民谣，是民间文学的一种。我国古代，以合乐为歌，徒歌为谣。上古歌谣是先民表达思想、抒发感情、促进生产的重要工具，是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时代产生的，是出现最早的文学样式。按题材内容，可分为劳动歌谣、祭祀歌谣、图腾歌谣、婚恋歌谣、战争歌谣等。它们具有集体性、综合性和再现生活的直接性，词句简朴，节奏流畅，以赋为其主要表现手法。
七体：赋的体裁之一，其特点是通过虚设的主客反复问答，按“始邪末正”的顺序铺陈七事，这种赋体由枚乘首创，典型作品即《七发》。《七发》的结构形式引起后世很多人模仿，如傅毅有《七激》，张衡有《七辩》，马融有《七广》，曹植有《七启》，徐干有《七喻》，张协有《七命》等等，以至于《文选》于赋体之外，特立“七体”，所以“七体”始于枚乘的《七发》，而各称始见于《文选》。在赋中形成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号为“七体”。
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的传记中显示。举例《高祖本纪》p180
淮南子：是西汉皇室贵族淮南子刘安招门客编成，共21篇，十几万字。是两汉一部大著述。原称《淮南鸿烈》，“鸿”是广大之意，“烈”是光明之意，作者自以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可出于诸子百家之上，为汉代治国法典，实际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
谶纬之学：流行于中国两汉时期的一种学说。“谶”，即一种神秘的预言假托神仙圣人预决吉凶，又分为符谶、图谶等；“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以迷信方术、预言附会儒家经典。谶纬之学以阴阳五行学说和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为依据，适应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故流行一时，在东汉被称为内学，尊为秘经。所存仅少量残篇，有明《古微书》、清《七纬》等辑本存世。谶纬之书除其中包含的迷信成分外，还含有某些古代自然科学知识。
经学：包括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所谓“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传授经典的学者，所持底本是用战国时古字写的即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便是“今文家”。
汉赋的发展过程：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作为文体名称，它渊源于 荀子 的《赋》；作为文学体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辞和战国恣肆之风的极大影响。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由于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为汉赋的新兴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汉赋遂成为汉代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汉赋分为骚体赋、汉大赋、抒情小赋。骚体赋代表作为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小赋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梁园文学是指西汉初期以诸侯梁孝王刘武、司马相如为中心而形成的文学群体的创作。代表人物有枚乘、公孙诡、邹阳、严忌、羊胜等，形成极具影响的文学群体。梁客皆善于创作辞赋，而枚乘尤为突出。公孙诡多奇邪之计，时号“公孙将军”；邹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其文博辩入理；其他诸人也各有所长。梁园的文化氛围为文学家提供了适合于发挥自己才能的特殊环境。
（老庄）“言不尽意”与（孟子）“浩然正气”：
言意论由哲学领域进入文艺审美的天地始于陆机。陆机在《文赋》中以“言不尽意”作为探讨文学创作规律的思想方法。《文赋》：“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从艺术构思出发，结合文学创作过程，比较深刻揭示言意论在创作中的表现。但是，“言意之辨”的诗学转化是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完成的。他在《文心雕龙·隐秀》篇中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从复意为工，秀从卓绝为巧。”在刘勰看来，优秀的诗文是双层结构，一层是字面的意思，一层是言外的意思。于是是否具有言外之意，言外之意的深浅，就成了文学文本的品质的一个重要指标，受到诗学家的格外重视。
可以说是庄子“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思想启发了后人进一步探讨言意之间的矛盾，并从中寻求文学创作的规律。如上述陆机《文赋》的“文不逮意”说，刘勰《文心雕龙》对“思，言，意”三者关系的论辩，及“隐秀”说。司空图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欧阳修《六一词话》“含不尽之意见言外”，以及影响颇深的“滋味说”，“意境论”等思想都深受此影响。
孟子的“浩然之气”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源于孟子性善论的哲学思想及这种哲学思想影响下的独特个性,它以儒家道义为内容,以道德情感为动力。同时,它也是孟子物质生命活力和精神心理活力的表现,这灌注于《孟子》,就形成了孟文磅礴雄浑的气势。这种以气势和道德情感胜的散文风格,对后世散文有着深远影响。
孟子的“浩然之气”充盈着强烈的道德情感，是《孟子》散文最大的艺术特色和贡献，它蕴含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强烈的社会使命感、爱憎热烈的情感和孟子独立的人格魅力对后世知识分子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也使孟子的论辩散文说理曲折尽情，文字跌宕多姿，大有河出龙门，锐不可当之势。一个雄辩家的气概，贯乎全篇，使其散文具有气盛言宣的特点。这为后世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唐韩愈提出“气盛言宜”的创作主张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两汉乐府诗：两汉乐府诗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乐府在西汉哀帝之前是朝廷常设的音乐管理部门，行政长官是乐府令，乐府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它不是传统古乐，而是以楚声为主的流行曲调。最初用楚声演唱的乐府诗是《安世房中歌》17章，另外，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在祭祀沛宫原庙时用楚声演唱，也由乐府机关负责管理。西汉从惠帝到文、景之世，见于记载的乐府诗主要是以上两种。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文选》，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编者把这些作者已经无法考证的五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古诗十九首》是在汉代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言诗，内容多写离愁别恨和彷徨失意，思想消极，情调低沉。但它的艺术成就却很高，长于抒情，善用事物来烘托，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就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刘勰的《文心雕龙》称它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的《诗品》赞颂它“天衣无缝，一字千金”。
概括起来，《古诗十九首》在以下四个方面奠定了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一是它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为建安诗风的出现作了准备。
二是它是汉代诗歌由民间文学过渡到文人创作出并现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三是它将五言抒情古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
四是它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崭新的诗歌形式及圆熟的艺术技巧，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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