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湿青衫只因内心失重——《琵琶行》教学记
当年做学生，课堂上读白居易《琵琶行》。分析到“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时，老师声音洪亮地说：“白居易的伤心，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他让我们接下去，于是成绩好的、听话的学生有气无力地接道：“——未到伤心处。”老师很满意。可是，他为什么伤心？我问。被贬啊，从京城被打到一个偏远的地方……你上课没听吗？老师有点儿生气。我于是坐下。但我的意思是他到江州有闲职有俸禄可游山可玩水连喝酒都需要有音乐，自在着呐，虽有贬官之烦，但也不至于一曲琵琶泪湿青衫啊，他心伤在了哪里哭得衣衫湿透？老师没懂我的意思，看我坐下也就不再理我，转身在黑板上抄写《琵琶行》的中心思想。
多年后，自己也教学《琵琶行》，学生在课上毫不客气：长诗的最后实在是个败笔。白居易再怎么有天涯沦落感慨，也不至于在朋友和陌生人面前哭得男人失态、青衫湿透。“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二句把男人做作成了一个女子，失真到无趣。
真是时代不同了。我以为是个讨论的重点。
那时刚好有学生在问，“白居易在夜里送客……”他把“夜里”作了重读，“到了江边，他已下马，客已在船，作别便是，可他又跑到船上举酒欲饮，还叹无背景音乐，这可能吗？”我反问那个学生：“大中午送客，你觉得有劲吗？秋阳当头，乾坤朗朗，一个年老色衰、皮肤松弛的女人跑到舱门口弹琵琶，你以为白居易乐意听？”在一个教室的爆笑里，我说：“先申明，他问的问题很好。我的意思——这是文学。你得让白居易把这首《琵琶行》写出来，你得允许他要借琵琶声宣泄自己的心情。白居易必须让琵琶女以最撩人的身影出场，琵琶声响起时必须有摄人魂魄的穿透力量。所以，白居易需要一个最恰切的情境，他最终选择了秋夜、江边、冷月和举酒无弦乐之际。”
“可是，诗前小序有交待事情来去，难道不是真的？”学生追问。我回应：“你要是把序当成白居易在描述一个真实事件的发生，那当然也可以。但是，白居易确乎在用文学的手段表白自己。”不过，我还是给学生证明了白居易在诗前的小序里说了假话。白居易在小序里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这句话半真半假。江洲不是唐人柳宗元到的柳州，也非宋人苏轼被贬的海南，在唐代，距离庐山仅仅二十余里的江州与京城的灯红酒绿虽不能比，但也是个还算繁华的城市。白居易至江州后在庐山香炉峰下“见云木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立草堂”，建了房子；与僧人交游，“每相携游咏，跻危登险，极林泉之幽邃。至于翛然顺适之际，几欲忘其形骸”，高兴起来，“或经时不归，或逾月而返”；而郡守则“以朝贵遇之，不之责”；在《与元九书》里，白居易还说：“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据此看，白居易在小序里说自己“恬然自安”并非妄言。然而，元和十年白居易在京城出于极强的责任心和忠诚度越级干事被贬后，一点失落之意、迁谪之心都没有？看他前往江州途中所作《初贬官过望秦岭》，一诗道破真实心境：“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望秦岭上回头立，无限秋风吹白须。”这种凄惶、忧惧、怅惘，哪里是“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呀，沦落之伤，失宠之叹，被逐出京城的那一刻即已满心满怀。
我在课上给学生聊一个问题：一个人既是恬然自安的又是内心焦虑的，有无可能？我的答案：可能。中国历史中的文人生存，历来如此。人们通常看到的文人表现是，得意处，极力张扬，为帝王信任故，拼了命地进言恪责，显表不二；失意时，退居一隅，于山水鸟兽虫鱼花草间，对内自我劝离庙堂，对外申明处泥不染，且努力活成恬然自安状。复杂和诡异的是失宠状态下的文人生存，忽一阵子，他们对仕途前景不抱了希望，心放下，于一日凡俗生活里努力活出雅兴来；忽一阵子，他们又对仕途前景再抱了想象，不甘、幽怨、焦虑从心底泉水般涌出，相互冲撞，汹涌澎湃得让其寝食难安。尤其让人同情的是，为了表现超脱，遭贬的文人常常掩饰自己的焦虑，在生活中努力地向外人宣示着自然、自意与自安，好像非常享受眼下的处境和外人看来的不如意。白居易与僧人交游，于山水间纵情逾月不归时，自是恬然；但更多的时日里他毕竟还是要官府独坐，无俗务费心的失落会滋生和疯长，轻而易举就能击垮那些自劝而生的恬然。不知是焦虑情绪的总爆发还是他不愿意像他人一样在失意与焦虑中活着，反正，在《琵琶行》里，白居易不干了。
现在来看“泪湿青衫”。我让学生讨论一个问题：“同是天涯沦落人”句，要命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在哪里学生一眼看到“天涯”与“沦落”，但为什么要命他们答不出。我与学生说，“天涯”与“沦落”的要命处在于它们表现了一个文人士子内心极强的挫败和失重感。江州并不在天涯，五品大员职对白居易来说也算不得职位沦落，给白居易造成“天涯”“沦落”之感的参考坐标是“长安”，这不是空间距离的远近和官阶爵位的高低决定的，而是心里的距离和精神上的失重造成。
想唐贞元十六年，28岁的白居易进士高中后挥笔在大雁塔下享受题名的荣誉时，内心感觉该是何等好？随后志得意满的官场开始，他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庢县尉、翰林学士、左拾遗、京兆府户部参军、太子左赞善大夫，直至元和十年在左赞善大夫位上犯事被贬为江州司马。十余年间，除一年短暂的京城郊县盩庢尉外，白居易全在京城任职。在此期间，为朝谋事，白居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谓死心塌地，忠心无二。以白居易两次表现为证。元和三年（808年）白居易接左拾遗职后给唐宪宗写感恩信，言“倘陛下言动之际，诏令之间，小有遗阙，稍关损益，臣必密陈所见，潜献所闻”；元和五年（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时，白居易又对宪宗说：“乌鸟私情，得尽欢於展养；犬马微力，誓效死以酬恩。”感恩、报效、尽忠的犬马卑微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元和十年他在宰相武元衡事件中的表现终于给同样争宠的其他士人以反击他的机会，于是在京十余年春风得意的仕途生涯突然打住。外放任职本身不是要命的，要命的是这样的外放意味着自己不再被信任，一个忠心无二效犬马之劳的文人士子失信主子后的惶恐无措，我们尽可以逼真地去想象。
在短暂的惶恐无措后，白居易虽有自劝的自安，但更多的是对皇上不再信任自己的焦虑，这种情绪在《琵琶行》的后半部分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辞帝京后来浔阳城，白居易“谪居”是事实，但“卧病”却未必；即便在唐代，浔阳地也不僻，一年到头没有丝竹之音怎么可能；诗人说“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可他在《北亭》里又说自己的住宅“宅北倚高岗，迢迢数千尺。上有青青竹，竹间多白石”。《琵琶行》中的所有苦不堪言，其实都是诗人内在情绪在京城音乐下的过激反应。诗人说“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不是浔阳的山歌春笛呕哑嘲哳，实在是诗人对帝都政治生活和世俗生活的无法忘怀所致。在秋深夜浓月冷江寒京乐琵琶语里，他对京城生存的深切眷恋扭曲了江州的云木泉石，再也无法“爱不能舍”。失宠后的内心失重让白居易在音乐里大放悲声，彻底释放了一回被压抑的情绪。从这个角度看，白居易不仅没有做作，而且活的比那些文人真实。
无论有无送客一场事，无论有无一见琵琶女，白居易只是借琵琶表达自己对长安的向往，正如他此间反复在一些诗里表达复归长安的期待一样。贬谪外放是旧时仕途文人生存的文化痛苦，诗人在此种依赖君王的文化生存品格里浸淫得越深，他的焦虑就越重，他的失重感就越强。无论他在生活和诗文里表现得多么恬然自安，但内心深处，那种远离君王被抛弃的失落与焦虑都始终存在。白居易的可爱在于赤裸裸地表达自己的失重感，他要迫不及待毫无掩饰地向君王表达自己的焦虑和痛苦。我对学生说，这种捶胸顿足式“泪湿青衫”的失重表达，其实是一种忠诚表白。失重的反面就是犬马忠诚。这样的忠诚皇上不是看不到，三年后，白居易即被皇上悯及，于元和十三年（818年）去忠州任了刺史，从此一生顺达。
说《琵琶行》中“泪湿青衫”一幕为白氏在文化生存中的失重表现，还有一佐证：“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引笔辅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铨次。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言也。”此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自叙，失帝王信任后的孤独、失落之情跃然。
我问：“泪湿青衫”如此解读可以接受么？学生说：可以。于是，我又对学生说了如下的话：判断白居易“泪湿青衫”是文人生存中的失重表现也只是一种可能，历史或许永远不给后世真相，文学的谜团更甚，然而它的魅力即在此，我们可以尽情地去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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