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金桂：死于繁荣的雅典中兴

卫金桂

雅典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典范，在公元前五世纪伯里克利时期达到了极盛。由于松散的城邦制度、频繁的对外战争及苦难、民主政治被野心家的操控等因素，雅典在伯里克利、苏格拉底等伟人离世后走向衰落，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斯巴达代替雅典成为希腊地区的霸主。

但斯巴达的地位并没有维持多久。

这个国家的强盛，靠的是乌托邦理想下的国家主义、集体精神及清教徒生活，因而才有温泉关300勇士那样的壮举。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解除了危机的它走向腐败，背信弃义不兑现给原来结盟的城邦承诺的自由，反而向它们索取巨额保护费，土地也在对外扩张中得到补充。上层通过联姻、遗产、馈赠等各种方式垄断和转移财产，很多公民因为被剥夺交不起公共食堂和其他设施的使用费而丧失了公民权。过上好日子的斯巴达上层再也无心用武力保卫国家，而是设法苟安，甚至不惜以丧权辱国换取和平。苟且偷安的它终于被底比斯挫败。雅典作为希腊城邦中瘦死的骆驼再度崛起。到公元370年再次成为地中海区的强大力量。

跟以往学术、思想、艺术的辉煌相比，中兴的雅典最为突出的是经济。

矿坑被尽可能地开发，用买来的奴隶进行生产；国际贸易非常发达，头脑灵活的人廉价从乡下收购土特产和手工业品高价卖到海外；信贷、货物储存、高利贷极为发达，银行的建立和倒闭司空见惯。而银行的倒闭又成为人们追求不动产保护财富的直接动力。华丽的住宅、昂贵的奢侈品，成为货币的变相方式。早期雅典人的简朴；对自由和知识的追求，都在物欲横流中异变。

无节制的物欲是社会两极分化和道德堕落的直接助推器。

由于个人所占位置、资源及具备的能力等先天或后天的差异，逐利过程中必然有的胜出有的被淘汰。前者得到越来越多的优势资源并几何式成长，剥夺能力相应地膨胀，后者处境每况愈下。所以雅典没有避开斯巴达衰落的老路，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公民捉襟见肘，无力践行公民义务和权力，甚至难以维持自由人的生活而怨气冲天，依靠政府和庙宇养活的人越来越多，贫富对立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伊索克拉底如此说：“富人变得很不合群，以致拥有财产的人宁可将财产丢入海里也不愿意援助穷人，而境况不佳者攫取富人财富要比发现一处宝藏更为欣喜。”前者用不正当手段实现原始积累后努力维护，后者愤怒于被剥夺想劫富，占有其财产。

物欲横流与道德的堕落是匹配的。泰奥彭波斯如此描述：“青年们将所有时间都花在女孩及妓女身上，年纪大一点的则专心赌博及奢侈浪费，人民花在宴席宴会上的费用超过了国家福利所需。”避孕、堕胎或杀婴司空见惯。人们在对个人权利的过分强调中变得越来越自私，社会责任感和自我约束能力急剧下降。朋党盛行，煽动群众制造公共事件乘机剥夺别人财富的事件屡见不鲜。

对于社会和道德的失序，反应最直接最敏感的是学者，因此才有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他将理想国中的公民分为治国者、武士、劳动者三个等级，分别代表智慧、勇敢和欲望三种品性。治国者依靠自己的哲学智慧和道德力量统治国家，武士辅助治国，用忠诚和勇敢保卫国家安全；劳动者为全国提供物质生活资料。各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安其位，不可僭越。他认为德高望重的哲学家具有完美德行和高超智慧，靠理性才可以公正地治理国家，即所谓以德治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治国者和武士应当没有私产和家庭，因为这是一切私心邪念的根源。这种观点，直指当时雅典惟利是图的社会现实。

在民主基础雄厚的雅典，富人的无耻毕竟难以赤裸裸无底线，因为走向贫穷的自由民可以用公民权去做抗争。他们一度夺去了公民大会的控制权，制定规则让富人多纳税多捐助，扩大税源，还组建专门的税收团巡回收税，监督逃税者。

但富人一向是最精明的那伙人，隐匿财产和偷税漏税的手段、知识为穷人所不及，于是逃税成为普遍现象。穷人采用了很多令人不屑的办法，如直接入室搜查，甚至债务人杀害债权人等方式分配富人财产。其中有些事件令人发指。比如阿尔戈斯的下层公民曾杀死1200富人人，没收他们的财产。面对这种暴力和紊乱，富人不得不明里暗里联合起来对付穷人，现代语境中的阶级矛盾急剧激化。

面对以上社会现实，不论富人、穷人还是知识分子都对政府不满，希望借助外力改变现状，对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表示欢迎，认为这种外力是解决自身困境的积极力量，可以说大多数人成了潜在的叛国者。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心，如果设想他们有同仇敌忾的爱国心和战斗能力是荒谬的。因为正义、知识、道德都在遭受践踏，财富来路不正，去向也非花在正当健康的目标。对外方面，跟斯巴达一样，雅典没有保护盟国的权力，却派雅典人去殖民和掠夺，导致了这些邦国的背叛，加剧了其分崩离析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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