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金桂：雅典衰落中的红颜祸水

卫金桂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斯巴达取代雅典成为希腊城邦短暂的霸主，不久衰败，雅典死灰复燃，呈现出中兴之象，但时隔不久被马其顿国王菲利普摆平，这位文盲成为希腊霸主。叱咤风云的菲利普却没有处理好家务事，因为争风吃醋，搞得妻离子散。跟任何朝代的衰落一样，希腊后期的衰落，与包括政要在内的社会各阶层耽于女色、贪图享乐密切关联，或者说这是末世的必然表现。

在希腊全盛时期，同性恋、男女交往自由都被公众所允许，但对于公共人物的道德要求很高，而且由于随时可能出阵，必须保持公民有较强的战斗力、爱国思想和自律意识。与此相适应，家庭教育的有效、家庭稳定性都需要为这种需要提供支撑，因而整个社会充满生机，蓬勃向上。

但后期的雅典不是这样。由于经商赚钱成了生活主题，人们对于国家、集体、家庭、道德的责任感急剧下滑，儿子不受父母管教，男人不受婚姻约束，避孕、堕胎、杀婴公行，妓女与光棍的苟合，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亚里士多德记载说妇女避孕的方法是使用杉木油或铅膏，或将乳香与橄榄油混合体涂抹到子宫，这种办法在科学上有无作用不得而知，但被一本正经记载下来，说明确有其事。以上如果属于个体行为，在任何社会都属正常。问题在于，家庭和性关系的混乱堂而皇之地成为了价值观。

在当时的希腊，剧院在很大程度上承载着当今学校的功能，因此，戏剧思想也就与主流价值观有较高的一致度。有戏剧文本如此说：“妾不是比妻更好么？妻依靠法律使你不得不保留她，即便她如何令人讨厌也必须留住她；而妾必须令人满意才能抓住男人，不然男人就会另找别的女人。”道理或许有一部分是对的，但如果按照全盛时期政府对戏剧的规定，这种言论未必允许登堂入室，因为不符合教育思想。但到了后期却大行其道。上流社会也是如此，比如举世公认的演说家、律师、曾领导雅典人进行近30年反对马其顿王国斗争的狄摩西尼经常与娼妓混在一起，他的秘书如此抱怨：“对狄摩西尼有什么办法呢？他已经考虑一整年的的任何事情，一夜之间便被一个女人搞得乱七八糟。”

毫无疑问，这种现状的支撑力量是金钱。

当时的雅典除了工商业收益，还有一个重要的财源是背弃对结盟城邦的信义收取高额费用。耽于享乐的雅典人从盟邦那里收取保护费却时常不仅军援义务，导致盟邦纷纷背离。此外，因为有了钱，雅典公民不怎么再亲自出征保卫国家。贪图享乐和钱财，导致高层通敌情况时有发生。比如面对马其顿的咄咄逼人，有高官接受马其顿王菲利普的黄金而主和，有的高官接受波斯的贿赂主战。以雇佣军代替义务兵，国家的战斗力急剧衰落，短暂的繁荣没过多少年，终于为亚历山大所灭。

两千年左右以后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者声称从希腊发现了人性。博伽丘的《十日谈》描述佛罗伦萨七个美丽年轻富有教养的小姐遇到了三个英俊富有热烈激情的青年男子，他们决心带着仆人到郊外一座小山上的别墅里去。这应该也是雅典后期的常态。所不同的是，西欧在文艺复兴以后，由于近代国家体系、政治制度的完善，避免了财富增加带来的堕落，也避免了雅典那样死于财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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