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时期，让清廷最为又爱又怕的大臣，莫过于曾国藩。论能力，曾国藩是个不世出的人才。在太平天国锋锐难当，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江南时，八旗军和绿营军不堪一战，是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拯救清朝于水火之中。
但论出身，曾国藩却偏偏是个汉人。清朝能够入主华夏，鼎定中原，离不开汉人的帮助和辅佐。但汉人数量毕竟千百倍于旗人，清朝统治者们从未真正对汉人放下过戒心。所以，曾国藩即便被予以重任，却始终躲不过来自朝廷的猜忌。
在咸丰初期，曾国藩率领自己训练的湘军初出茅庐，旗开得胜。然而，寿阳相国祁寯藻一句汉人领兵非国家之福，就让咸丰皇帝打压了曾国藩近十年。
后来太平军气焰再张，非曾国藩出山不得收拾残局，最终靠着机运和实力，曾国藩率湘军攻破金陵，平定了太平天国。但立下盖世功勋的曾国藩，再一次成为了清政府猜忌的对象。
朝廷对曾国藩的猜忌，最主要是由于湘军势力太强。虽然在与太平天国对抗的许多年中，清廷已经陆续扶持了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对其进行牵制，但湘军势力仍然是地方团练武装中实力最强的一支，最有能力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
而加深清廷不信任感的，还有曾国藩收复金陵前后的几个举动：
一是金陵城破时，曾国藩向朝廷汇报洪秀全之子洪福瑱已经死亡，后来却被左宗棠发现其逃窜到浙江境内。
二是曾国藩向朝廷奏报，洪秀全的天王府库中没有一点金银财宝，也让人想入非非，是否曾氏有不臣之心，想私吞天王府库作为日后反清的资本。
曾国藩是个心怀戒惧的人，深知水满则溢的道理，所以在收得全功后，便急流勇退，有功不受，遇事推辞，意欲明哲保身。
只是，曾国藩过于谦逊的表现，反而引得清廷更加猜疑。同治四年（1865年），清廷命曾国藩北上剿捻，新增节制三省之权。
曾国藩表示，对朝廷剿捻命令，自当责无旁贷，但对节制三省大权，则坚决请辞。由于曾国藩一直婉拒朝廷封赏，加之剿捻又鲜有捷报传回，让清廷不禁怀疑，曾国藩是否不愿再为清廷效力，所以在剿捻行动上故意迁延，希图坐收渔翁之利。
这一年的七月初九日，清廷颁发上谕，在谕旨中以前所未有的严厉语气批评了曾国藩：
“曾国藩身任统归，责无旁贷。前经叠谕该大臣筹拨一军，兼顾晋省。……乃该大臣日久迄无奏报，于近来皖豫军情，及各路如何布置情形，均未陈奏，历次所奏谕旨，亦未答覆，实属疲玩因循。若欲藉此获咎，冀卸节制三省仔肩，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谅该大臣公忠体国之心，何忍出此？”
因曾国藩北上剿捻多日劳师无功，而且对布防、军情等重要情报，曾国藩也不及时向朝廷汇报，故清廷有此一责。但这些责备，其实是冤枉了曾国藩。
在曾国藩之前，清朝是委派僧格林沁在北方负责剿捻。捻军的特征，是特别擅长游击战术，故僧王的蒙古马队虽强，却只能击退，不能根除。
吸取僧格林沁的教训后，曾国藩制定的战术是坚壁清野，划河圈围，把捻军逼入包围圈聚而歼之。但这种战术的缺点在于收效缓慢，不花数年到十数年的时间难以成功。曾国藩并非对清廷不忠，只是为了一劳永逸，不得不从容布置，缓慢收功。
而对于不及时汇报工作的指责，曾国藩更是打心底里不服。曾国藩在回复朝廷的奏折辩解道，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自己就向朝廷说过，有三种事情不会奏报：“一则不轻奏谣传之言，一则不轻奏未定之事，一则不轻奏预计之说。”
每个将领都有自己的风格，有些人喜欢夸大战功，向朝廷邀赏，往往捷报频传，但实际上不一定取得了什么战果，比如清军将领胜保便是如此。
而曾国藩则恰恰相反，是个比较实事求是的人，有一分功劳不说两分话。既然不奏谣传之言，也不奏未定之事，更不奏预计之说，而正好剿捻行动是个要耗时数年的大工程，而且战术安排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不能三天两头给朝廷发捷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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