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年会，同事们朗读了一首自创的诗。在一片喧闹欢腾觥筹交错的氛围里，这首诗打动了我。几个姑娘小伙念的，这几句尤其难忘：“我要睡的很晚，我要起的很早，你见过凌晨4点的纽约么，我见过凌晨4点北京的星星。从地铁15号线，倒8号线，再倒10号线，从燕山到水清，从燕郊到陶然亭，早上7:00的打卡声，是我挤地铁时积攒的热情。”恰好前天听一个同事说，“不管挣多少钱，一旦挤入地铁，就毫无尊严”，另一个同事附和说，对，好像有的国家专门有女生车厢。
时光荏苒，我却意识不到自己四十五岁的年龄。因为意识不到，就不觉得自己已经比单位很多同事大上了二十岁。又因为没有孩子，更意识不到那些更年轻一点的，如果我大学一毕业就结婚生子，可能已经是我儿子闺女辈儿的。由于缺乏年龄差异的概念，看到他们为生活折腰，我不会居高临下地认为他们正处在努力的年龄本应挥鞭奋蹄，而是心疼他们，盼他们活得容易一些，别那么辛苦。
这个国家曾经有不同的理想。那时不图富贵，强调平等。比如，我小时候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很牛，说话语速很快，一股本地人身上的劲儿。好在当时北京城里的外地人还不多，还没有对北京人说话嘴里含着个枣、听不清楚的抱怨。我表姐就是售票员，性子急，脾气躁，像她一样，我们家亲戚都是普通百姓。我大姨浓眉大眼，心地善良，在儿童医院对面的副食店卖菜；我小舅东北插队后回城，腿脚落下了残疾，推着修皮鞋的小车，天天坐展览路马路边给人修鞋。那时候，没有人说他们是臭卖票的、臭卖菜的、臭修鞋的，事实上，这些工作我都认真思考过，认为长大了是可以做的。如果我是公车卖票的，唯一的希望，就是想去那些从城里到郊区往返的车，这样每天都可以看见喜欢的大山；如果我卖菜，在冬天，我只希望除了大白菜我还可以卖点别的，否则会略感单调；修鞋，更是一件很牛的事，大街上有那么多双皮鞋在行走，这是多大的市场，绝对饿不死。我还可以一边修鞋，一边听话匣子里的评书。另外，我小舅特别聪明，什么都会修，一直是我最崇拜的人。掌握了修鞋的技术也许只是开始，我还想学习修收音机、洗衣机、冰箱、彩电什么的。每周末亲戚聚会，我妈领着我从东新开胡同坐111/107/105路到动物园倒15路到展览路我姥姥家，听着一屋子亲戚高谈阔论，从家谈到国，我都乐在其中，觉得他们很棒。晚上回家的时候，常在东新开胡同口的副食店大白菜堆附近看见一个精神有点异常的傻子，念念叨叨，看见我叫小弟弟，就连他，我妈也会拉住我手说，他是个傻哥哥，但别笑话人家。
那时的北京是平起平坐的，是安静平和的，公共汽车开起来可以很快，像个狂奔的甲壳长虫；平房多，树多，那些胡同就卧在里面，闷声不响，猜不出尽头，学会骑车后，第一个念头就是要骑出各胡同看看“外面的世界”。当然身边也有有钱人，可是他们都低调，藏起来的样子。我的好朋友家有钱，他们家房子一般，但进去以后别有洞天。一是他爸爸床头摞着很多很多本外国小说，都是特别厚的那种，大仲马小仲马等，都特别贵的书；二是他家最里面那个屋子，居然有个小浴缸，我还在里面泡过澡，想想那可是在遥远的81年82年。他们还有一个有钱人的迹象，就是爱下馆子，饭馆里的菜太好吃了。另一个同学家也有钱，住在一个有点浅的院子，一户小平房，屋后有个桑叶树，他们家居然有冰箱！后来听爸妈说，他家是华侨。那时的北京，静到天气可以压倒一切。穷人们为数众多，在胡同里晃晃悠悠，路灯底下下棋打牌，官人富人却大隐于市，并不出来嘚瑟。报纸上常出现的，无非是那些需要我们热爱的领导人，加在一起也没有几个，宫闱之内的事情，离百姓好像又远也近，说起来高深莫测，但又像大家族父母吵架、兄弟分家。
我经历过的，今天看来，是另外一种社会形态。这种形态恰好发生在我的童年和青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日子，人生就像胡同里的杨树春天掉下来“毛毛虫”、秋天洒下黄叶剥出树根拔劲儿那么自然。大家都消停。但现在，年轻人要走很远的路上班，要合租破烂吧唧的房子，要挣钱还房贷，要找到存身立命的依靠；他们还要听很多言论鼓噪，虽然那些话救不了年轻人，也无助于这个国家。而我也还搞不清楚现在的一切，甚至养成了自闭的习惯。我只想有爱的猫，爱的人，只想读书，写文章。最重要的是，我使劲堵上耳朵，完全不想听你们说的那些，抗拒一切形式的说教，即使它包裹着感人的外衣。而每当自己说教，也都措辞谨慎，掏心掏肺，以真诚换得对方的理解，怕人说装逼。
对于物质，我也受那个社会形态的控制，怕穷，但对富无法感同身受，想富，又缺乏十足的动力。小时候，我妈概括过一切婆媳矛盾都源自于穷，后来我发现每一代人定义穷的具象是不一样的。你爱一个人，从物质上来讲，要使用被爱者的角度。我爸妈住在一个小两居室里，家里东西很多，挤得转不开身。我爸还保留着我爷爷留下的很笨重的小柜子，可能算民国时期的组合柜吧，我妈留着我姥姥的装衣服的檀木大箱子。而那个我觉得红了吧唧、怪怪的书桌以及放在阳台上已经百年不用的缝纫机，是爸妈结婚时的礼物，留下来，仍然挤靠在一起，应该是他们共同的默契。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我和我妈堵的气就是，我长大以后的房间一定要比他们的整洁、干净。所以我在断舍离方面做得不错，扔，表现出我最大的坚定。当我的衣服换茬已经以两年为单位，我妈妈还保留着我96年在国足干翻译时的阿迪达斯，还每隔一段时间就对我说，儿子，那件羽绒服还挺干净呢，还可以穿呢。我说，妈，我要是穿上20年前的款式出去走一圈的话，人家还以为我是怪兽呢。对于爱我爸妈这件事，金钱并不是最重要的，想想那个分文不值的桌子就可以理解。这神奇地影响了我，造就了我看似相反但却是完全一致的价值观。舍小钱小物件时，我会对自己说，物质不重要；舍大物件时，我会想，也许有人可以拿到并受益；舍大钱时，我会暗自盘算，这个钱当初挣得就不义，命里就不该属于我。于是，我养成了一些败家的习惯，但怪得了谁呢？我长大的时代给了我很多，我从小受的教育是理想比金钱重要，我的理解是镰刀斧头的工人农民创造了国家，是最值得尊重的人，粪土当年万户侯。
这个看似富裕的地方变贫穷了。96年我刚工作时，还商量着买二环边的房子，似乎一切几年可及。现在即使购房，我一个四十多岁的公司高管，也多从四环考虑起，那些趴在城市中间的大house提也别提。我有时候想，到底是什么人住在那里？我的同事，没房子的担心房租价格，有房子的开始寻思小孩子教育，人到中年的要考虑三代人医疗，稍有基础的想着创业、上市、财务自由。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发生多少畸形、扭曲的事，都不离奇。所以，每一次我都劝告年轻人，最好别把人生的目标定为发财，因为你富裕的速度赶不上最有钱人的脚步，结果，你还是穷的。
所以，我说怀念刚工作的1996年，是真心的。那时我骑自行车到积水潭地铁站，冲上并不是特别拥挤的地铁到崇文门，下地铁坐80路公交到中国足协楼下，每个月发一次10斤鸡蛋我搂在怀里回家走出积水潭面对夕阳决定打个面的时，我真心快乐。每月挣800元给我妈400元我留400元买书吃饭馆时，我真心快乐。我贫穷但满足过，那是20年前；我富裕但仍然贫穷，就是现在吧。无论我内心发生了什么改变，个人命运发生了什么变迁，我都怪这个时代欺负了我。对不起，我就是这么矫情。
所以，我劝年轻人可以追求财富，但要意识到财富的顽皮。这些钱会因为种种来来去去，除非彻底实现了财务自由，恐怕没有一刻你会满足。除了财富，我们必须拥有别的东西，这些东西给我们内心带来安宁。比如你通过工作的平台，努力对别人好，然后别人给你认可和回报，你在内心里获得温暖，感到自己存身于世的价值；比如你必须逼迫自己学习，无论什么年龄，每一年都斩钉截铁地获得新技能，身体里积聚新力量，大脑里有了新内容。这个时代会给你空洞，那些网上夺取流量的争吵、商家包装精良的叫卖、处心积虑的收费项目，都会赚取你的灵魂；你一边工作以及一边在工作之路上看着的一切，可能只会给你一个空杯。每当你望向自己，却只拥有完不成的计划和目标，沦为自己单位老板和其他单位老板剥削的工具，你却还要献上崇拜和赞。
我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当然，我也会有一些怀疑。但我不怀疑的是，那也是一种生活方式，那种方式也有幸福。贫穷和富裕太难界定，每往上爬一步并不一定带来快乐，不要相信那支隐隐约约、高高在上的手，要相信自己，要给自己打气。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和我单位里的年轻人都一样，我们都在路上，苦乐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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