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2日的下午，民国年间的上海，一具灵柩从万国殡仪馆被抬出来，准备送往公墓下葬，原本可以用车辆运输，但一路上堵得水泄不通，只好派人抬棺向前。
因为四面八方全部都是来为逝者送行的人群，他们虔诚而悲伤地目送着棺椁，这样的人流把马路都挤满了，来的人遍布上海各界，有从商从政的上流阶层，也有学生、商贩、平民百姓。
而负责亲手抬棺的人一共有16位，其中包括胡风、巴金、张天翼、萧军等人。
这些名字，无论是在当时人才济济的上海，还是放到现在，都是文艺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但在这一天，他们只是沉默的抬棺人。
除了抬棺，还有前来扶灵的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著名作家叶圣陶、茅盾、国母宋庆龄等人亦在其中。
当时的上海，可谓是处在新旧中国文化、思想交替风暴的中央，时代的矛盾也在这里不断上演，但棺椁中的逝者却让上海安静了下来，走向同一个方向。
熙熙攘攘十万多人聚集在一起，真是山呼海啸般的态势，来的人都是自愿前来的，他们自发地高举着遗像和标语，挥动着手中的旗帜、横幅，大声唱着抗敌救国的歌曲。
抵达墓地后，他们纷纷铲土将棺材掩埋，并且盖上了一幅“民族之魂”的旗帜。
以如此规格出殡下葬的人，并不是什么达官显贵，也不是什么政要领袖，他只是当时一个普通的爱国文人，他的名字叫做鲁迅。
这是一个如今在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字，在动荡时期，他是文学界的民族脊梁，因为辛辣、尖酸的笔触，对他指责、批评的人也不在少数，但或许历史才是真实评论者，他死去时，获得了同时代的伟人，以及百姓们的十分尊重。
鲁迅的人生起始于浙江绍兴，早年家境还是比较富裕的，他原名周樟寿，周树人是后来自己改的名字。
到了11岁的时候，家里人把他送进当地的一所学堂读书，这正是我们无比熟悉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三味书屋”，也是在这里，他结识了章运水，即《故乡》一文中，月下刺猹的那个小哥闰土。
晚清秀才寿镜吾的敦敦教诲，以及课外和章运水四处玩闹猎奇的生活，给年少的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世事无常，一年后，周家就发生了巨大变故，鲁迅的祖父周介孚犯罪后被捕入狱，父亲周伯宜也因此重病卧床，不久后便去世了，鲁迅的生活一落千丈，小小年纪便开始感受到世态炎凉。
所谓的亲人，也不过是在父亲一死就急着分家产的白眼狼，鲁迅对这些人深恶痛绝，他很快外出求学，意在脱离家族，先后在江南水师学堂、江南陆师学堂等地就读。
他的成绩向来非常优秀，譬如当时在矿路学堂中，学生们的考试会发奖金，名列前茅的人就能拿到三等银质奖章，而还有一种金领奖章，非常昂贵，但四个三等才能换一个二等，四个二等才能换一个头等，折算下来难度很大，所以当时全班同学中，只有鲁迅得到过这种金领奖章。
在国内读完书后，成绩优异的鲁迅和两个同学兼好友的厉绥之、钱均夫顺利拿到了公费去日本留学的机会，他们三个无一不是杰出人才，厉绥之后来成了著名医学大家，一手创办浙江医科大学，而钱均夫则成为了文史专家，又生了一个更有名气的儿子，叫做钱学森。
众所周知，鲁迅是个痛恨旧社会黑暗，与传统糟粕相抗争的人，所以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接受到了新思想的洗礼，大大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不但干脆地剪掉了自己的辫子，也开始读起哲学书籍，研究起人性。
不过此时的鲁迅还是比较迷茫的，他毕竟还很年轻，但和当时无数的青年一样，心中怀揣着爱国的赤诚，但又不知到底要怎么救国。
因为目睹着落后的中国无数人包括自己的父亲都死于疾患，他很早就立志学医救人，而来到日本后他又接触到了先进的西方医学，更是投入其中，把这当成了自己的目的，干脆放弃了学业，转而进入仙台医学院，师从藤野严九郎，也就是著名的“藤野先生”。
但就在两年后，学校中放映了一场电影，是日俄战争的宣传片，学生们被组织观看，其中有一段内容，讲的是中国人给俄国人当间谍，最后暴露了，被日本人杀头的情景，学生们哄堂大笑，让鲁迅遭受了重大打击。
随着思考，他意识到，就算拥有强壮的体魄，但思想依旧愚昧，是完全行不通的，所以他正式决定弃医从文，走上文学的道路。
不过就在1906年的夏天，鲁迅正在准备学习德语的时候，却忽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内的信件，内容简短而紧急，是他的母亲病危了。
鲁迅和母亲的关系很好，这封信让他马不停蹄地赶回了绍兴，但到家之后，母亲并没有卧病在床，反而神采奕奕，而且家里张灯结彩格外喜庆，很快，鲁迅就看到了另一个从未谋面的女人，朱安。
朱安是绍兴本地人，比鲁迅年长三岁，是母亲为鲁迅精心挑选的婚配对象，在那个年代，自由恋爱是个没人听过的东西，结婚凭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鲁迅虽然震惊，但是他极为孝顺，最终只是选择了沉默。
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而这两个人的结合，根本就是天差地别，朱安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旧社会女人，她裹着可怕的小脚，目不识丁，但她会做家务，能烧的来可口的饭菜，做得了精巧的针线活，有着对丈夫无微不至的关照和顺从。
这对鲁迅的母亲来说是一个完美的儿媳，对他本人却是个灾难，鲁迅仅仅在新婚当天走了个过场，第二天一早便坚决地离开回到日本，从此以后，两个人一直保持着婚姻关系直到他们双双过世。
按照鲁迅自己后来的话说，朱安是他母亲娶来的，并不是自己的妻子，两个人之间毫无爱情可言，他努力尽到赡养的义务，但也仅限于此。
在无奈的时代和现实面前，鲁迅已经做到了最大的良善，在他活着的时候，对朱安，包括她的家人都十分关照，他知道自己如果抛弃妻子，会让她的命运无比悲惨。
他也不是没有劝过朱安另嫁他人，但对于一个保守观念根深蒂固的女人，她完全不明白女人怎么能改嫁，所以即便外界不乏借此对鲁迅发起抨击的声音，他也只好默默承受。
回到日本后，鲁迅专精演习德语、俄语，开始了不断地深度学习和对写作的尝试，在1909年回国后，迫于生活，他到处教书赚钱补贴家用。
直到1912年，在蔡元培亲自邀请之下，鲁迅入京到教育部工作，此后，他在北京这个中国的政治中心生活了很久，也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当李大钊、陈独秀这群人纷纷出现在鲁迅的视野中后，《新青年》杂志也正式成立，鲁迅找到了他苦苦追求的，可以“唤醒国民思想”的阵地，他顿时大刀阔斧地拿起了笔，没日没夜地写稿。
终于，在1918年的5月，周树人第一次用“鲁迅”这个后来广为人知的笔名，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那字里行间的抨击、呐喊，让许多年轻学生为之震撼。
但在此之后，由于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动，国民政府对于许多先进思想进行了暴力打压，而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描述的，正是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而酿造的著名“三一八惨案”。
或许很多人都觉得鲁迅是一个作家，又或者是一个无奈的、懦弱的人，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很多人都已经积极地去革命、去开辟道路，而鲁迅仍然只是在纸上默默地书写。
但实际上，他所做的事，远比这更多。
当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在舆论、宣传上试图歪曲事实，给民众洗脑的时候，鲁迅就和田汉、郁达夫等人共同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而中共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也同样是标志性人物。
我们都知道鲁迅的性格和文风都是很尖锐的，而他当时身在国统区，却仍然不断抨击国民政府的丑恶，吸引广大民众支持共产主义思想，这是会随时引来杀身之祸的。
更何况，他还在积极参与各种革命斗争，虽然鲁迅本人并没有投身共产党，但他却默默为党组织提供了很多帮助、传递了很多重要信息，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所作的事情，却承担着属于党员的巨大风险，他绝不是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人。
这看起来似乎很怪，但实际上又很简单，因为鲁迅的确不是坚定的共产党人，他不支持共产党，不支持资本主义，不支持苏联、不支持国民政府，他不是那种随大流的人，他说的话，做的事，都是为了最普通的劳苦大众。
也正因为如此，他才配拥有各界、各方、不同人士的共同尊重。
在生活，他和发妻朱安长时间分居两地，而另一个女人——一个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写下大量批判政府黑暗文章的先进女大学生许广平，却走入了他的生活。
许广平是鲁迅的学生，也成为了他真正的爱人，朱安受着鲁迅的支持，照顾着他的母亲，而许广平则一直照顾着对自己生活不太上心的鲁迅。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是个爱抽烟的人，这种习惯也损害了他的身体，同时他从来都无私地帮助着那些青年学生，但不顾及自己的生活，还没日没夜地奔走、写作、翻译，这些都造成了更大的负担。
1936年时，他的肩、肋等处都出现了剧烈疼痛，病情反复发作让他备受折磨，这种情况一直从1月持续到10月，在10月18日，他已经预感到自己无法继续支撑，但只留下了一点简单的嘱托。
他他为许广平和儿子留下七条遗言，至今都为后人津津乐道。
第二天，鲁迅先生便与世长辞。
其实越是有名气的人，越是免不了被流言蜚语中伤，无论是本着什么目的，一直以来，都不乏有人批判鲁迅、攻击鲁迅，他本人自然是从不在意的，但他的死仍然使整个中国震惊，让魔都上海万人空巷。
这是不争的事实，他没有什么身份，什么官职，那些自发前来为他送行的人，亦是在默默继承他的精神，他对于中国西现代文学甚至整个东亚文学的推动性都是不可估量的。
用毛主席的评语来讲，就是：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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