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抗日放火团姬守先、邹立升、时延寿、刘文录四烈士事迹
1940年春夏，美丽的海港城市大连，曾经发生过抗日斗争史上值得永远讴歌赞颂的事件，那就是抗日放火团的英雄儿女们，以无情的复仇怒火，使蓝天碧海、景色宜人的半岛风光变了颜色。百余天的大好春光常常是火光冲天，浓烟遮日。大火烧毁日寇大量军需物资，烧得侵略者焦头烂额，惶惶不可终日。
火，使敌人震惊，也使敌人愤怒，但毫无办法，火仍在接连不断地燃烧。 3 月 11日码头西部 37 号库起火，烧掉砂糖一部。 4 月 l 日码头东部 131 号库起火，烧毁大量纸张。
接连的大火，对日寇的打击是沉重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他们在总结中写道：“损失物资在一千数百万元以上，从而损坏了帝国的军事利益，影响了神圣战争的完成，扰乱了后方，流言蜚语四起，动摇人心。因此，对满支人的影响，也是极其严重的。”尤其使日寇恼火的是只见火起，却找不到放火的人影，弄得敌人焦头烂额，惶恐不安。他们自供：“在他们的蹂躏下，对治安的维持，对神圣战争的完成，使人委实忧虑和担心。”
大连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心目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 1905 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从俄国手里夺过来的殖民地，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第一线据点，是中日交通的良港，是兵站基地，所以侵略者视它为开发满洲的中枢。从 1934 年到 1940 年七年时间，以上海总部负责人姬守先为首的抗日放火团，以上海为根据地，以大连、天津海港城市为重点，连续放火成功七十八次。这正是为了打击日寇的所谓“圣战”，粉碎日寇的所谓“大东亚共荣”。敌人的忧虑、担心，是抗日放火团的胜利成果，是他们舍生忘死拚命追求的目标。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放火团领导决定：从 6 月份开始，要给敌人造成更大的破坏，彻底摧毁日寇在大的连军事补给线。
这是抗日放火团在大连点燃的最后一次愤怒之火。正当他们准备乘胜采取更大行动的时候，由于队员的不慎，在同乡中无意地泄露了秘密身份，被日寇的情报人员侦知，立即全城撒网进行大搜捕。 24 日放火团大连地区负责人赵国文、黄振林等人被日警探跟踪逮捕。随后敌人收买变节人员，经 86 天的紧急跟踪追捕，远至上海、天津、山东、奉天，近至郊区、复县，共逮捕 155 人。
放火团的烈士们为抗日而生，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斗，直至最后一息，是光荣的。那熊熊的烈火，愤怒的复仇之火，震憾了敌人，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 1945 年 8 月，漫天的红霞，终于冲破了层层云雾，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伟大斗争胜利了。每当大连人民怀着胜利的喜悦回顾往昔峥嵘岁月的时候，都不会忘记那些为破坏日寇的所谓“圣战”，“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英勇施放愤怒之火的英雄儿女们。姬守先、邹立升、时延寿、刘文录等先烈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姬守先，原名姬兴周。 1909 年生于吉林省伊通县大王屯。毕业于吉林市第一师范学校。 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2 月到苏联军事学校学习。 1934 年 5 月毕业后回国，在上海为国际工作班抗日放火团负责人。他以上海为根据地，以大连、沈阳、安东和华北、朝鲜、日本的一些重要城市为破坏区，而以大连为重点，往返于北京、天津、上海间发展组织，向国内和日本派遣工作队员，指导抗日放火活动。从 1934 年到 1940年 7 年间，组织队员放火成功 78 起（大连 57 起，天津 16 起，青岛 3 起，北京、安东各1起），在大连周水子陆军仓库，甘井子满洲石油株式会社，大连码头仓库，吾妻车站，油漆厂，制油厂等处放火成功，使日伪损失资产 2000多万元，对日寇的侵略行动是个很沉重的打击。 1938 年 4 月 11日，满洲《日日新闻》登载：“大火漫天，黑烟笼罩了大连湾的上空，出动了满洲石油公司保护团，大连消防署，金洲消防署，所有消防队，但也施救无效。还烧伤了久保、中村等 5 名日本职员。”可见火势之大，破坏力之强，影响力之深。
姬守先在狱中，坚贞不屈，处处表现出中华民族不畏死的英雄气概。 1941 年下半年，姬守先为了争取难友们每天能有见面的机会，组织开展了绝食斗争。他们两天不吃不喝，敌人怕这批未决犯出事，同意每天给十分钟跑步时间，这里的犯人都是受过重刑的，又吃不饱，个个骨瘦如柴，敌人还给他们穿胶皮囚衣，紧得喘不过气来，有的竟活活被憋死，加之各种惨无人道的毒邢和瘟疫，许多人被活活折磨死了。为了与日本法西斯进行斗争，姬守先利用各种形式，鼓励战友为了革命事业顽强地活下去。一次，他咬破手指，用条帚糜子蘸血，愤然填词，调寄《满江红》：
“国破家亡，民族恨，不共戴天。掀起了反抗巨浪，革命狂澜，武装工农几百万，挟住强敌五六年。要生存，不怕斗争艰，决死战，身入狱，志愈坚。头可断，志不转。看敌人气馁，进退两难。铁血冲开自由路，奋勇打破胜利关。建设起，中华苏维埃，死无憾！”
这首词，曾在狱中广泛流传，是鼓舞战友斗争的有力武器。有人受过酷刑抬回来，疼的翻不了身，可是，一听到这首充满激情的词时，竟然挣扎着坐起，睁开愤怒的双眼，挥动双拳随着吟诵起来。有一段时间，敌人为了软化姬守先，把他从地牢升到二楼小号。还派了伪满洲国的三个要员前来劝降。姬守先早把生死置于度外，以怒骂、质问，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搞得敌人狼狈不堪，无言以答。他为表达自己愤懑的心情，又填了一首《满江红》，以痛斥汉奸走狗：
“气愤填胸，按不住满腔仇燃，可恨那，叛徒走狗，国贼汉奸。出卖革命谋己利，陷害同志讨敌欢。丧天良，不顾廉和耻，儿孙患。绝同类，背祖先，贩人命，花血钱。当狗奴，破坏抗日战线，群愤生啖贼子肉，众怒活剥狗心肝。誓杀尽帝国主义者，偿大愿。”
旅顺监狱，是日本关东厅的所谓模范监狱，每天早晨要强迫犯人遥拜日本天皇，唱伪满国歌。姬守先领导难友反对这种奴化仪式。他愤然挥笔，将伪满国歌改为亡国奴之歌：
“中国地，高跨于满洲，全满洲变成活地狱，人民涂炭如马牛，侵略迫害我民族，假立傀儡，欺骗全球，努力要反抗，起来快自救，还我山河，血耻复仇。除汉奸，铲国贼，打倒日寇。工农商学兵一齐奋斗，最后胜利民族解放，革命成功人民自由。”
后来，一到朝拜时间，难友们就哼哼姬守先改写的歌词，半年以后，敌人才明白过来，监狱长下令不许唱“国歌”。
姬守先在狱中写了许多充满战斗激清的诗篇，至今旅顺口监狱旧址的墙壁上，还挂着他生前写的一首诗：
“壮士从容入狱中，身心似铁气长虹，工农革命成功日，万里山河一片红。”
1941 年12月，在旅顺监狱，特别法庭第一次开庭，审判姬守先的所谓“通敌纵火”案。庭内坐满日满要员和各报记者。当姬守先被带进法庭时，一个身穿“协和服”的汉奸，走近他的身旁，貌似关怀地说：“看你多可冷，今天你若老实些，向皇军认个错，大满洲帝国政府会欢迎你的，可以考虑给你相当的职位。”姬守先轻蔑地说：“看你这副模样，一身奴才相，真是一条哈巴狗！”台上的法官气得脸色通红，拍着桌子，大声吼道：“站起来，姬守先，我问你，为什么要放火？ ! ”姬守先慢慢地站起身，用手指着法官反问：“你们为什么要侵略中国！ ? ”敌法官气急败坏，凶相毕露，恶狠狠地说：“住嘴，看你这副野蛮样。我们是讲文明、讲法律的，你们大大的凶狠！”姬守先冷笑地回答说：“你们要真讲文明讲法律，咱们一块到国际法庭去评理，我控告你们为什么侵略中国……”
日本法官无可奈何地叫嚷：“拉下去，拉下去，闭庭！” 听众哗然，议论纷纷，新闻记者败兴而去。从此，敌人不敢公开审判，只在监狱的小范围进行秘密审讯。
1942 年 3 月，敌人多次对姬守先进行审讯。一次，敌监狱长十河竹次郎问他：“你们放火团到底有多少人？”他回说：“不知道有多少。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目前遍地皆是，不计其数。”又问：“你对日本有什么看法？”他爽快地回答说：“日本侵略中国，必然灭亡。”
1942 年 10 月，敌人最后一次提问姬守先，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缄默不语，以示反抗。敌人让他在判决书上签字。姬守先见判决文书上有“支那事变”字样，即奋然起笔改为“中日事件”，并将日本的昭和年月，改为公元年月。
同年
邹立升字旭东，
1934 年 4 月，他携妻带子离开无法生活下去的故乡，来到大连市。因无处就业，不得不做临时工。
同年 7 月的一天早晨，他为了挣那三四毛钱养家，又来到了东关街的卯工市场。没想到竟然遇见了在刘部的同僚王廷东。王住在西岗“裕丰客栈”，也在到处找饭吃。他们相约下午在“裕丰”见面。
下午在“裕丰”经王介绍，他认识了家住奉天附近的李寿山。从此，在他的生活中有了新的活力，在他短暂的人生旅途中，写下了十分光彩的篇章。
李寿山也是 20 多岁的青年，在苏联经过专门的政治、军事和爆破、放火技术训练。 1934 年 5 月，他和姬守先、黄振林、赵国文等先后秘密回国，从事抗日放火工作，被指定为旅顺地区负责人。几个月来，他到处物色人员，以便组织力量展开放火活动，打击日寇。
经过多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李寿山见邹立升对日寇的侵略野心有了认识，对抗日救国靠中华男儿自强奋斗的道理也有同感。便对他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放火团的任务，希望邹也参加组织一起来干。邹立升很明白，这是随时可能掉脑袋的事情，可是不和日本鬼子干，没有国家，哪有个人。为此，他于 8 月的一天，成为旅顺地区第一个抗日放火团成员。
不久，李寿山进入大连富久町康德汽车讲习所，学习汽车驾驶技术。他利用课余时间教给邹立升制做火药、发火装置和放火技术。
邹立升利用学到的火药制作知识，自己搞了些氯酸钾、硫酸、鞋油和砂糖等，经多次琢磨，终于做出香皂大小的发火药。并在一天的早晨，将火药带进第三码头，放在装大豆的仓库里。说也凑巧，偏赶上码头倒垛，这次放火试验没有成功。
不久，邹立升结识了山东老乡胶县人高绪慎。他是满洲油漆株式会社的工人，恨日本鬼子，有爱国心。 1935 年 3 月，经邹介绍高成了旅顺抗日放火团的第二个成员。事隔 3 个月，经邹授意高又发展了把兄弟孙玉成。他们三人的放火分工是：邹立升的目标是关东军陆军仓库；高绪慎是油漆厂；孙玉成是码头满铁用度仓库。
事隔两天，即 27 日，孙玉成在邹立升的组织下，在满铁用度仓库放了第二把火，使大量建筑用材和军用缆绳付之一炬，造成重大损失。
又在半月之后，即
三次大火，震惊了敌人，几经追查，滥扑无辜，都没有查明原因，只好归咎于“苦力吸烟不慎”或“不明火因”为由，交差了事。
到 1936 年，抗日放火团的活动停摆了一个阶段，主要原因是领导多次调换，意见不一，个别领导不具备领导工作的素质，有的领导人腐化堕落，意志消沉等。经 3 月来连的负责人秋世显（长春人，北京反帝大同盟宣传部部委）多次整顿和深入发动，到年底才有所好转。
一年来，邹立升并未消极，在领导不力的情况下，还主动做发展工作。如久寿药房的申绶章（山东福山县人）、油漆株式会社的王泰和（山东安邱县人），都是这时发展的。 11 月， 刚来大连的负责人赵国文传达了上海总部的指示，要求大连以满洲化工，满洲石油、码头、陆军仓库为重点，开展放火活动。这时邹立升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经高绪慎、王泰和设法到油漆厂当了临时工。当 1936 年日历翻到最后一张的时候，他将侦察到的情况和高绪慎通了气，要求高在第一车间放置发火药，这样威力会更大些。
1937 年新年的第二天，油漆厂上空黑烟弥漫，消防车尖叫着前来扑救。烈火夹杂刺鼻的油漆味，贪婪地吞噬着一间又一间厂房，虽经抢救，火势仍有增无减。大火在没有什么可烧的情况下才被扑灭。油漆厂的 34 间厂房，毁于一瞬，一处原料库也随之被焚，烧毁的物资不计其数，造成损失六万元以上。
7 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为打击日寇，放火团在吾妻车站仓库，内荣町木柴厂，鸭绿江无限制材公司，小岗子露天木材厂，吾妻站草席子堆栈等五处连续放火成功。
1938年4月前后，抗日放火的英雄们连续燃起了十数次烈火，造成六七百万元的巨大损失，这无疑对日寇是很大的打击。在日军进行所谓“圣战”的关键时刻，大量为战争储备的军用物资被毁，不能不使敌人警觉，他们从东京调来专家，学者对发生火灾的原因进行了科学分析，终于得出“由于地下瓦斯或大豆发酵产生自然发火，或是人为放火”的模棱两可结论。
1938年4月末，抗日放火团成员陈根茂在码头二站放火，不幸被捕。敌人终于了解到了放火团的一些活动情况。但因那时都是单线联系，陈的领导人王金泰和地区负责人赵国文均闻讯转移，敌人并未捞到什么，只是引起了足够的警惕，从组织上采取防范和应变的措施。敌人调动人员成立“特殊警察队”和“关东劳务协会”，培训了150余名谍报人员，以控制各要害部门和部位。并利用“青帮”“家礼”等帮会进行监控。对发火原料制定了限制规则，严格审批、登记手续。这些措施确实增加了抗日放火团活动的难度，尤其是发火材料是关键问题，在大连已无来源，只能靠联络人员从外埠带入，这样一来，大连一年没有发生大火。敌人利用喘息的机会，加紧了对放火团的侦破工作。
1939 年 3 月，天津地区负责人黄振林调北京地区工作。天津力量薄弱，为此，总部将邹立升调到天津。邹来津后，住在道外的“四合店”，很快和接头人石永贵取得了联系。由石安排对各方面情况进行了解，邹的公开身分依然是卯子工。他们选择放火的重点目标是在大王庄的陆军仓库。
5月的一天，邹立升到大王庄陆军仓库去打工。他和苦力们，从火车上卸下成包成捆的军用被服，堆放在六号仓库。第二天，还是搬运被服，邹利用晚上下工的瞬间，将发火药放在被服堆垛里。夜间，大火冲天而起，由于燃烧的是易燃物品，很快就波及成片，扑救很是团难。据 1940年敌伪的一分材料记载，损失达 130 万元。
两个月后，周立升安排王同（北京人）在上次的火场上，对频繁出入库的军用被服又放了一把火，火势不亚于以前，来了个“锦上添花”。
10月，邹立升在陆军酒保仓库放火，烧掉无数罐头和食品，造成损失 50 万元。
11 月，日军将军用品的集散地改在丰台站，以适应华北、华中的军事需要，及时中转。为加强这里的工作，上海总部将有显著成绩的邹立升调到丰台。
邹来丰台后，住在杨家园子，仍然当卯子工工作的重点在陆军仓库。不久，发展了该库的苦力高泽山和周洪启，一面训练一面等待时机。他自己则通过招工机会，混入日寇斋藤部队第 12 厩舍，当了马伏，准备伺机进行放火活动。
1940 年 1 月工作刚有眉目，上海总部对邹又有新的安排。由于大连工作陷入低潮，总部调黄振林定居大连鞭策工作。由邹接替黄任上海——大连间的交通员。不久，又调回大连辅佐黄的工作。其妻邹包氏来往于大连、天津、上海间充当交通员。
1940年 2 月至 5 月，放火团在大连接连放火十数次，重点燃烧目标二十余个，给日寇很大打击，损失巨大。
邹立升是大连放火团的重要人物，敌人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连续半月对他进行多次刑讯。胶管子抽，木棒子打，香烟烧，浑身伤痕累累，血迹斑斑。数次灌凉水，灌得鼻孔出血；手指夹铅笔，皮都脱掉了。
邹立升越狱后，敌人进行了大搜捕，还派人到青岛、烟台、龙口、奉天、复县等地搜捕，同时发通缉令悬赏提拿。十三天后，由于有人告密，邹立升、刘桂林被捉拿到沙河口警察署。不久，押回监禁。日警楠原、田中久雄和汉奸宋大智将邹打得人事不知，腿都打坏了，只能爬行。
时延寿， 1907 年出生于山东省乐陵县张屯乡时家村。家境贫苦。他 1923 年来大连，投靠亲戚以拉车谋生。 1934 年他和妻子在甘井子开个小饭馆，取名“义盛园”。以经营煎饼、大饼子、面条等为主。甘井子是工业区，卯子工很多，且多是外乡人和单身汉，时延寿除供应饭食外，还在饭馆内搭了个二层吊铺，收住几个客人，以增加些收入。
1936 年，抗日放火团大连地区负责人赵国文，为了对甘井子地区的满洲化学株式会社进行放火破坏，吃住在时延寿的小饭馆里。
赵国文利用下工之后的闲暇时间，常常帮助时延寿算算帐，写点什么。时间一长，彼此就有了感情。赵常给他讲讲形势，读读报，说说日寇侵略中国的种种残暴罪行。后来，时延寿知道了赵的身份，对他很是敬佩。不久，他们就成了休戚与共的战友了。
赵国文在此期间，连续多次组织人员，在大连满洲化工，满洲石油，码头等地放了几把大火，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37年因工作需要，赵国文搬走了。 1938 年 4 月放火团成员陈根茂在吾妻站放火被捕。陈的直接领导王金泰和地区负责人赵国文，都随时有被捕的可能。为了预防万一，赵国文指示王速去青岛隐蔽。自己则来到时延寿家，一是暂避，二是寻机离开大连。因苦于路费无着，一时不能成行。后来时给他 15 元钱，赵才北上哈尔滨躲避。
1940年 6 月赵国文在大连乘电车时遭到敌人跟踪被捕。
时延寿被捕后，经小林谦、下松兼雄、康明仁等法西斯分子多次残酷的毒打折磨，死去活来，始终没有屈服。
押进监狱的时延寿，几经折磨已经是奄奄一息，当他听说妻子流产，儿子死亡和亲友被敌人折磨，多人死去的噩耗，再也经受不住这沉重的打击了，不几天就在监狱里与世长辞。时年35岁。
刘文禄， 1897 年 l 月 25 日出生于山东省招远县辛庄镇孟格庄。他早年在家种田， 1923 年秋，为谋生路，渡海来大连做工。
到大连后，他住在寺儿沟。这一带油房很多，他卖苦力当榨油工维持家中生活。有名的“天合成”、“德昌隆”、“双聚福”、“三菱”、“日清”、“三泰”等油房他都去干过。榨油是最艰苦的劳动，又是季节工，挨累吃苦还挣不了几个钱。没活时，他就去码头当卯子工，或是去“国际运输会社”当汽车装卸工。
1934 年以后，大连的一些工厂，仓库码头，经常发生火灾。尤其 1940年以后，码头和军用仓库连续起火，烧毁了大量军用物资。这些火是怎么起的谁也说不清，穷苦人都说烧得好。
1940年 3 月的一天，黄振先到刘文禄家串门。黄也是招远县人，和文禄的姥姥家住一个村，也是个苦力。他在香炉礁放过土车子，在寺儿沟榨过油，在火车站抬过木头，是个性格开朗的年青人。因为没带家眷，住无定所，所以有时来文禄家吃住。他们闲谈时说起码头等地起火的事时，刘文禄问他知道不知道怎么起的火？黄振林没有作正面回答，而是给文禄讲了全国抗日的形势发展，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质和中国必定最后胜利的光明前景，指出了每个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都应奋起救国的道理。黄振林见刘文禄听得认真，又不住地点头，就向他讲明了自己参加抗日放火团的经过和活动情况，并动员刘参加。文禄当即表示愿意参加抗日，给日本鬼子点颜色看看。此后不久，黄带领刘文禄同大连地区负责人赵国文见了面。
刘文禄参加地下放火团以后，虽然没有接受具体任务，但见到这一年起了无数次大火，明白这是战友们干的，心里很高兴。 1940年 8 月 9 日午后六点钟，刘文禄和往常一样下班回家。邻居姜发信的老妈告诉他，上午曾有几个不相识的人来找，见屋里没人就走了。正说话间，从外边闯进三个人来，他们厉声厉色地说：“你随我们走，有点事找你。”就这样用汽车拉走了。
刘文禄被捕后，被多次刑讯，灌凉水，棒打，鞭抽，他硬是没有说出他知道的事。只说自己没参加过放火不了解组织情况。
1941 年 6 月，刘文禄被关押在大连刑务支所。非人的牢狱生活，使非常健壮的刘文禄逐渐瘦弱下去，病倒了。
（艾明根据大连市中山区民政局调查整理的邹立升、时延寿、刘文禄烈士传和吉林党史资料刘中生等同志有关姬守先烈士的传略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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