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边界、领土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神圣不可侵犯。自主权国家诞生以来，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争夺领土资源的战争史。
战争与边界、领土争端如影随形。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世界地图的同时，也制造了众多的历史遗留问题。虽然一战已经结束近百年，二战也离我们远去70年，但因边界、领土问题导致的国家关系紧张甚至动乱每天都在上演。
欧洲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战争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痛苦的回忆，更有反思战争、寻求联合发展的智慧。欧洲历史的辉煌曾因战争而远去，现在又因联合的实现而再次辉煌。今日无边界争端的欧洲与过去为了疆界厮杀、分裂的欧洲有天壤之别。
有着8个邻国且位于西欧中心位置的德国在历史上不是因为太弱小被他国侵略，就是因为太强大而侵略他国。曾经的德国由宰相俾斯麦通过铁血方式统一，获得了大量邻国的领土。德国是一战与二战的策源地，同时又是战败国，所以与邻国存在领土争端问题。二战后的德国被分区占领，甚至分成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
使邻国深深恐惧的德国是如何打消邻国的疑虑，解决边界、领土问题，恢复经济并重新统一的呢？
一、德国与西欧邻国解决边界、领土问题为欧洲联合奠基
德国与法国的边界、领土争端曾经是决定欧洲命运的最难解决的争端。德法边界争端的和平解决，直接改写了欧洲甚至世界的历史———导致欧共体的诞生并发展为欧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法德关系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法德之间打了200多场战争，其中大的战争有23场，平均50年就打一场大战。从1871年德国统一到1945年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德法双方就有三次大的战争，其间巴黎则两度被德国占领［1］。一战后，法国作为战胜国仍然依据传统的处理方式来处置战后德国，在领土与边界问题上极力压缩德国范围，这也成为德国冲破《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起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战后德国的处置问题又摆在战胜国，尤其是法国面前。是再次重复历史的恶性循环，还是另辟蹊径超越传统，这是欧洲走向和平与发展还是战争与动荡的现实问题。能否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对待战败的德国就是症结点之一。
二战后初期，法国对德国的政策主张是类似于一战后的强压与严厉制裁。在鲁尔问题上，法国主张多国共管，以防范德国的东山再起。就领土问题而言，法国对战后德国的强硬政策还反映在萨尔地区的归属问题上。萨尔地区的归属问题一直是法德矛盾的一个结点。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萨尔地区一直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德国。路易十四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后，萨尔曾两次短暂归于法国。维也纳会议后，萨尔归属于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德国统一之后则一直属于德国。一战后，《凡尔赛和约》规定萨尔地区由国际共管15年。1935年1月13日，按照和约规定，由国际联盟在萨尔地区实行全民公决［2］。根据表决结果，萨尔地区属于德国，一直延续到1945年德国纳粹的倒台。
萨尔地区之所以成为德法争夺的对象，是因为萨尔的煤矿和铁矿。二战结束后，萨尔地区一直由法国管控，1950年3月3日，法国与萨尔自治政府签订了“萨尔协定”，该协定规定了萨尔地区政治自治、经济上隶属于法国。联邦德国政府在“萨尔协定”签订的第二天就表示强烈的不满并提出抗议，法德关系由此恶化。
上述表明，历史上法德关系恶化并诉诸武力的重要导因在二战后初期又有重复的可能。将引发德法历史冲突的症结问题改变为促进德法和解的引擎，法国政治家找到一个突破口，这就是：从煤钢问题入手，通过经济合作的方式将法德双方的利益连接起来，使之成为法德和解的良性开端。1950年5月9日，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公布了著名的《舒曼计划》。《舒曼计划》既满足了法国经济振兴发展的需要，又迎合了人们限制德国的心理要求。同时，《舒曼计划》改变了法国单独管控鲁尔的初衷，转而谋求符合法德双方利益的共同发展，这就从经济及资源的根基上缓解了由此带来的领土争端恶果。此外，《舒曼计划》的开放性让德国的钢铁工业置于欧洲国家共同监督之下，也使欧洲国家消除了对德国再次发动战争的担忧。正如阿登纳所预见的：“只要实现了舒曼计划，萨尔问题也就会无形中得到解决。”［3］
这样，法德之间持续了一百多年冲突乃至战争的萨尔问题，最后通过经济合作的方式得以解决。萨尔问题的解决清除了法德和解最大的障碍，为欧共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51年4月18日，《欧洲煤钢联营条约》签订，1952年7月25日该条约生效，宣告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在《舒曼计划》基础上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成了欧洲联合的先例和示范。1954年10月23日，法国与联邦德国签署了《萨尔协定》，该协定的签署为法德在萨尔问题上的和解铺平了道路。1956年10月27日，法德两国在卢森堡签定了新的《萨尔协定》，规定萨尔分两阶段加入联邦德国：政治上的加入于1957年1月1日完成，经济上的加入于1959年12月31日完成(实际上提前到1959年7月5日完成)。总之，通过《舒曼计划》，法德实现了超越历史旧怨的和解，开创了全新方式解决领土争端的先例，为日后欧洲国家处理边界、领土纠纷问题提供了范例。
德国除了与法国的领土纠纷外，二战后德国与邻国的领土纠纷还包括：德国①与比利时；德国与荷兰；德国与捷克和德国与波兰等国的领土争端。
二战后，联邦德国追随美国并加入北约组织；东德则追随苏联，属于华沙条约成员。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格局在德国明显体现。联邦德国出于对战争罪责的认识，为了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恢复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处理与西欧其它国家的边界领土争端问题上态度积极。
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确立的德国—比利时边界线，是划分两个国家的历史边界线。一个世纪后，重新确立世界格局的《凡尔赛条约》的第31～35款规定，将Eupen－Malmedy和Moresnet割让给比利时。这就使1036km2领土和6万居民被划出德国。作为一战的战败国，德国只能暂时接受这一屈辱安排。
1935年，双方甚至进行过和平谈判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德国得到了Aachen附近的两块小的领地改善交通拥挤状况。1940年5月23日，因为一项Eupen－MalmedyandMoresnet属于德国的法令的公开，维也纳会议确定的两国的边界线再次生效。后来这项法令由于比利时的不满和这两地再次交给比利时当局而导致无效。二战后初期，比利时和荷兰就都向占领当局要求对各自与德国的边界做出修改。因为边境管理、税收控制、交流和水域污染等问题在边界的一些地方长时间存在，1949年，德国西部边境临时调整工作组批准将7处边境地区(共约20平方公里，500居民)给比利时。
这次调整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边界划分不合理带来的问题，但是也产生了新的类似问题。经过短暂谈判，德国与比利时于1956年9月24日在布鲁塞尔签订《联邦德国与比利时王国关于边界变更和其他问题》条约。这个条约主要是为了解决边境地区交流的技术问题、水域污染和关税控制问题。该条约1958年9月10日生效。条约的生效使得德国与比利时边界纠纷得以解决。这种以谈判签订条约解决的方式在边界纠纷中是很值得赞赏的。因为条约以小部分的领土交换的办法来尽量让双方都满意。这次谈判将1949年临时调整的其中三地区完好无损地归还给了德国，并且根据交通便利等前提，将高速公路、公路等归属也作了相应调整。这些调整的相关内容于1958年9月10日生效。1956年签定的条约基本上消除了双方的矛盾［4］。
从德国与比利时领土纠纷解决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德国与比利时领土纠纷的产生主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纠纷存在的时间相对比较短暂，双方历史上没有过多的战争与冲突，总体上两国关系比较友好，所以解决起来相对简单。第二，德国与比利时在解决领土纠纷的过程中都能够理性地合作，尤其是在二战后确立边界线划分的过程中，能够长远地考虑到对双方边境地区居民生活、经济发展等的影响。具体解决途径是通过交换领土的方式，非常睿智，也正因如此，两国边界基本稳定不至于产生新的纠纷。
德国与荷兰边界是欧洲比较稳定的边界之一。两国北部边界有近400年的历史，而南部边界才150年的历史。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一些类似于交通、关税控制、灌溉等小问题时有发生，但是还不至于影响到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为了解决这些小问题以及同时作为对战争的赔偿，1948年，荷兰对德国提出领土要求。荷兰对德国的领土要求达700平方英里。到1949年，西德划界委员会的一份“临时建议”里将荷兰的领土要求减少为26平方英里。最终，划界委员会作出对德国西部领土临时调整的决定，涉及到荷兰、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的边界。
1949年，德国荷兰划界委员会就划界问题提交一份报告。基于这一报告，1960年8月8日双方签订《联邦德国与荷兰王国关于埃姆斯河口(Ems)合作规定》，1963年6月10日生效，双方划界完毕，基本没有领土纠纷。德国与荷兰边界划界主要不是依据自然特征，而是基于社会经济的角度加以划定的。条约的签订，缩短了两国边境线的长度，也减少了很多问题，除了多拉德(Dollart)和埃姆斯河口(Ems)的边界还未确定。但是条约确定了双方对存在争议地区共同勘探与开采的原则［5］。
同年，因为存在争议的领土人烟稀少且没有太多的经济价值，边界问题最终解决［6］。上述边界、领土争端的解决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解决方式都是和平谈判签订条约，没有出现任何冲突甚至战争。有些即使在短时间内没有解决的边界地区，也确立了共同勘探与开采的原则，体现的仍然是双方的和平合作。第二，在边界划界过程中，双方都首先考虑到了经济因素，如，对资源的共同开发、海关便利、乡村经济发展等。第三，边界确定过程中签订了大量的条约或者协定。尊重国际法，选择和平协商解决边界问题，是这些国家能够解决边界纠纷的重要原因。第四，争端解决的时间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欧共体成立之前。这为欧共体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环境，便于欧共体的进一步深化。欧盟后来的历史表明，共同体内存在领土争端不利于欧盟的深化合作。英国和西班牙关于直布罗陀的争端曾经就导致欧盟成员国提议的《外部边境公约》在1991年、1993年两度受挫。
西德立足于欧洲，认识到欧洲发展德国才能发展，在现实的压力之下理性处理边界、领土问题。正因为西欧国家尤其是德国在边界划界阶段能够理性合作、考虑到边民的生活便利，才为日后欧洲的稳定和边境地区的跨境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早在欧盟通过官方手段促进地区融合之前，边境地区就已经组成各种合作模式。而跨境合作则为欧盟的深化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德国与东欧国家边界、领土争端的解决为国家统一铺路
在冷战时代，德国处理与东欧国家的边界问题就复杂缓慢得多。因德国的分裂并分属冷战两大阵营的条件下，德国东部边界的确定尤其是与波兰的边界确定复杂得多，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战后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所奉行的是不承认民主德国政策，并用“哈尔斯坦主义”处理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所以，德国的东部边界划定比西部边界划定晚。德国与捷克、波兰、东德的边界确定则是在70年代勃兰特任总理时期了。
二战结束后，德国成了东西方冷战和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最前沿。西德一直不承认与东德的边界，一直到1972年，东西方局势相对缓和，西德勃兰特总理上台后意识到阿登纳奉行的哈尔斯坦主义限制了德国外交发展空间，不利于德国统一。勃兰特立足西方，并开始实行“新东方政策”。西德承认与东德、波兰和捷克的边界都是这一共同背景下的产物。1972年12月，西德在与东德签订的一条约中承认东德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同时，西德重申通过自由表决的方式实现德国和平统一的目标［2］。
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把苏台德地区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给了德国。二战后虽然德国把苏台德归还给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德国从未正式宣布这一条约无效。西德政府认为德国东部边界要等德国实现统一才给予最后确定。1973年12月，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协定，德国宣布《慕尼黑协定》无效，并表示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领土要求。德国统一后，两国于1993年完成陆地边界的划界。2003年4月，捷克共和国政府与德国在布拉格签订协定，2004年11月双方进行因为过境高速公路建设涉及到3000平方英里的领土交换［7］。
二战后，波兰以西德的奥德尼斯河为界限，获得西部属于德国的领土。二战后两国边界划定是根据波茨坦协定划定的。东德政府承认这一边界，西德政府宣称对波兰获得的这部分领土有所有权，对于与波兰的边界认为要等德国实现统一再给予确定。1970年11月，西德与波兰签订条约，承认奥德尼斯河为德国与波兰的西部界限，并对波兰没有领土要求［3］。西德承认与波兰的边界，但是德国统一后与波兰的边界又成为新的问题。开始科尔政府未能明确表态保证统一后的德国承认这一边界。随着德国统一的临近，波兰更加坚持要求德国在统一前就确认这一边界。科尔意识到，德国“历史上有一些劣迹。这部历史使人们对我国始终有着强烈的恐惧感”［8］。确实，最明显的是法国对于科尔是否承认德国统一后与波兰现有边界十分敏感和紧张，并通过各种途径和场合给科尔施压。1990年7月17日，由东德、西德和美、苏、英、法召开的第三次“2+4”会议解决了德国与波兰的边界问题。1990年9月的《莫斯科协定》承认这一边界并与波兰签订确认这一边界线的条约。德国与波兰的边界问题的解决直接为德国的统一铺平道路。
德国与东欧国家边界、领土争端的解决在70年代初通过谈判签订条约的途径实现。如果说德国与西欧国家和平解决领土争端是从欧洲联合发展经济的角度出发，与东欧国家边界的解决则更多体现的是德国在东西缓和外交政策的有限独立，考虑的长远政治目的是德国统一。与同一阵营中的西欧国家解决纠纷相对容易，通过欧洲联合，西德恢复经济发展并最终和平“吞并”了东德，实现了德国统一。
三、结语
边界、领土争端影响两国关系甚至世界和平。边界划界过程中应该坚持合作的原则，一定要服务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便利。边界的划分不科学、不合理最终将导致不稳定的因素增加。
边界、领土纠纷的解决只有秉持友好合作态度才能赢得两国关系的长期友好。对于暂时难以解决的领土纠纷，双方官方和民间都应该保持冷静和克制，如果能共同开发、实现双赢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共同开发则应该等待时机，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原则。总之，共同发展是王道。
在传统安全观念向现代安全观念转变的时代，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不仅仅只局限在于边境的铜墙铁壁，更重要在于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安居乐业。现代国家边界应该更多地成为“桥梁”而不是“屏障”。主权国家应该以开阔的胸怀和学习的眼光看待外界，将发展经济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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