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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小宁 王亚蓉 先秦服饰衣缘管窥 ——基于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的观察

先秦服饰衣缘管窥

——基于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的观察

温小宁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平台)

王亚蓉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衣缘是中国古代服饰的重要结构,但是相关专题研究并不多,且集中在清代、民国服饰。沈从文先生最早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对战国衣缘略有提及,指出“领缘较宽,绕襟旋转而下,边缘多做规矩图案,使用厚重织锦”,多次提到与文献所记载的“衣作绣,锦为缘”相符。后学界也多引用这一笼统说法,未再做深入讨论。随着先秦考古资料的公布和增多,为我们深入了解早期服饰衣缘的细节提供了很好的线索。文章主要梳理传世文献和考古出土资料的衣缘信息,对其材质、工艺以及文化内涵做进一步考察。

一.

衣缘概观

(一).

“缘”“纯”

所谓衣缘,主要指服饰的领口、衣襟、下摆、袖口、侧缝等外轮廓边缘,或衣片拼缝。《尔雅·释器》:“缘谓之纯。”《说文·糸部》:“缘,衣纯也。”段玉裁注:“缘者,沿其边而饰之也。”古代文献中,“纯”、“缘”均泛指服饰衣缘。先秦服饰十分重视对缘边的处理和装饰,《礼记·深衣》描述深衣的缘边有“纯以缋”、“纯以青”、“纯以素”之别。传世文献中,衣缘的不同位置又各有专名,略有区别(表1),在材质、色彩、纹样上呈现丰富的变化。

(二).

早期衣缘起源与发展

衣缘的首要作用当以实用为主。为了防止织物裁剪后脱线,需要对边缘进行包裹与加固;特别是领、袖、襟、下摆等部位,在使用中易磨损,加缘可使衣服更加结实、耐用。《礼记·玉藻》:“缘广寸半”,郑玄释“缘”用来“饰边也”。衣缘伴随着服饰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在后期开始注重美化和装饰,并逐渐纳入中国冠服制度。

夏代已“衣服有制”,囿于资料匮乏,衣缘信息不可详考。殷商时期,贵族阶层的服饰形式完备,制作讲究。殷墟M1217出土的残大理石人像形象反映了当时贵族男子的服饰面貌,“上身穿大领衣,衣长盖臀,右衽;腰束宽带。下身外着裙,长似过膝。衣之领口、襟缘、下缘、袖口缘有似刺绣之花边,腰带上亦有刺绣之纹。”(图1)从图案来看,贵族服饰的领、袖等缘边多装饰回纹、雷纹等之类纹样。而平民及奴隶多为素衣,并无衣缘。衣缘装饰已经成为阶级象征的表现手段之一。此时,衣缘的工艺细节尚无实物可考,可能是简单的提花织物和刺绣。

周人重视礼乐制度规范,在继承夏、商的基础上形成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周礼》记载官府手工业中设有典妇功、缝人、典丝、染人、掌葛、掌染草等职,贵族服饰从原料生产到成衣均有严格管理。衣缘制作工艺日益精良,多采用印绘、织绣等。西周中晚期金文中,周王常以“玄衣黹屯”作为赏赐物。“屯”通“纯”。据考证,在甲骨、金文中的“黹”象针缕刺绣衣物所成之文,是当时常用的锁绣针迹(图2-图3)。“玄衣黹屯”意即饰有刺绣缘边的黑色礼服,所作纹饰也多为规则几何图形。如《诗经·唐风·扬之水》记载诸侯:“素衣朱襮,从子于沃。”毛传:“襮,领也。诸侯绣黼丹朱中衣。”扶风庄白村出土

方鼎(西周中期)铭文有“玄衣朱
䘳”,裘锡圭释“
”从衣虣声,为“襮”异体,指以黼纹装饰的丹朱色衣领。除高档丝织物之外,衣缘也多以动物皮毛类装饰。周代已设“司裘”和“攻皮之工:函、鲍、
韦、裘”,专门管理和制造毛裘韦革。《礼记·玉藻》言君子的裘衣“狐青裘豹裦”“麛裘青豻褎”“羔裘豹饰”。《说文·衣部》:“褎,袂也。从衣,𥝩声。袖,俗褎从由。”大夫等贵族的裘衣以豹和豻(野狗)皮装饰袖口,既美观又保暖。这种服饰在战国时期的漆画中有所表现。长沙黄土岭楚墓漆卮所绘冬季御寒场景中,骑士着交领复襦,领、袖口处有丰厚蒙茸感,应属于皮毛出锋来作衣缘。

二.

考古材料所见衣缘的工艺与特征

虽然传世文献记载了丰富的先秦衣缘信息,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湖南、湖北等地出土大量服饰实物,才使我们有幸得窥具体细节。另一方面,同时期出土遣策所记各类纺织名物中,亦有许多对衣缘的描述,如索(素)㒸之纯(望山2号墓简61)、

(锦)纯(仰天湖25号墓简3)、乐城之纯(包山2号墓简261)、绣纯(包山2号墓简262)、
(赭)膚之纯(长台关1号墓简2-015)等,从材质、工艺、颜色或产地来区分和命名各类衣缘。兹举出现频率较高的几类衣缘,考察其具体材质与工艺。

(一).

锦类衣缘

遣策记载有

纯、纷纯、绣纯、缟纯等,皆是指不同材质的缘边,用来装饰服装、竹席、车马器具等。在衣用缘边中,以“
纯”最为常见,如:

何马之衣,

(锦)纯,
(锦)

。〼   (仰天湖25号墓简3)

一䶂(豹)青之表,紫里,绣纯,

(锦)纯,索(素)
(锦)绣(韬)(包山2号墓简262)

 ”为“锦”字的初文,《释名·释采帛》:“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纯”是以锦作衣缘。战国织锦的经密多在150根/cm左右,马山一号墓的条纹锦经密高达256根/cm,质地厚实,特别适合用作服饰缘边,使其更加耐磨、平顺。部分锦还可以通过加捻增加面料强度,如马山一号墓出土的条纹锦、舞人动物纹锦的经线加捻,小菱形纹锦的经纬均加捻,捻度1000-1500次/m;左家塘44号墓的朱条暗花对龙对凤纹锦、褐地几何填燕纹锦的经线加捻。除了厚度外,作衣缘的织锦纹样亦有一定规律。以马山一号墓为例,总计13种共39片(块)织锦文物,用作领、袖缘的织锦主要为条纹锦、大菱形纹锦及几何纹锦三种。这三类织锦纹样单位循环整体较小,如几何纹锦花纹循环经向长3.2cm、纬向宽7.6cm,适合裁剪成窄条;同时,纹样骨骼虽简单,内嵌元素组合复杂、造型丰富(图4),疏密、粗细、虚实形成对比,表现出一定的节奏和韵律,极具装饰性。

(二).

刺绣类衣缘

遣策多见“绣纯”类的衣缘,如上引包山2号墓262号简。《说文·糸部》:“绣,五采备也。”段玉裁注:“考工记:'画绘之事杂五采,五采备谓之绣。’”“绣纯”指用有五彩丝线刺绣而成的缘饰。东周时期刺绣工艺达到高峰,《史记·滑稽列传》中记楚庄王曾为马“衣以文绣”。各类衣、衾面料常以刺绣装饰,马山一号墓中出土的袍服中多以绢绣做衣缘,见于一凤一龙相蟠纹绣紫红绢单衣(N13)、小菱形纹锦面绵袍(N16)、E型大菱形纹锦面绵袍(N19)以及单衣(N12)。这些刺绣纹饰是楚地典型的龙凤相蟠纹、凤鸟纹等(图5-图6),单位纹样图案宽度在22.5-31cm,与衣衾所用刺绣纹饰相比较小。从出土实物和遣策来看,刺绣作衣缘或者衣料时绝大多数都是以绢为地,即遣策中常见的“绢、

”二字联用名物。“绢
之纯”“绢之纯”是指以绢地上刺绣的织物镶于竹席、车马物品的边缘上,正如马山一号墓出土的袖缘、襟缘。除以绢为地的“绢绣”,还有以锦为地的刺绣,即常说的“锦上添花”效果。望山一号墓出土一件石字菱纹锦绣残件片,以石字菱纹锦为绣地,上绣以波浪纹饰(图7)。长台关一号墓遣策记有“一
□衣,
(锦)
(绣)之夹”(简2-07),“夹”为“裌”,《集韵》“衽也”,指衣襟。“
(锦)
(绣)”是以锦地刺绣做装饰的衣襟。

刺绣衣缘中以“绕经纳绣”最为复杂,见于马山一号墓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N10)领缘装饰。N10的衣领内、外再附有一条田猎纹饰带,宽6.8cm,花纹单位长17cm。王亚蓉先生复织时发现,此类衣缘织造繁复,先用合股丝线平纹织一长带,织带织成染色后,再按意匠图纹饰绕经纬向施以纳绣工艺。其针法极其细密,耗时惊人,绣工完成单位纹样大约需要30个工作日,整条绣缘需大半年时间绣完。因此生产量极低,只能是作为衣缘等局部使用。

(三).

编织类衣缘

先秦时期编织技术已相当成熟,常见组、绦、、、绶等手工产品,使用时仅需按长度裁剪。战国墓葬中出土的编织物均为狭带状且纹饰复杂,马山一号墓出土绦带就有龙凤纹、六边形纹、菱形纹、花卉纹、动物纹、星点纹、十字纹等,大多作为袍领、衣缘。长台关一号墓遣策记有“一丹

之衦,□里,【组】
(摄)”(简2-015),“
”为“摄”的异体字,读为“摄”,训为“缘”。《仪礼》“贰车白狗摄服”,郑玄注:“摄,犹缘也。”“组
”即是以组类编织绦带为缘边装饰。

编织物做服饰外轮廓缘边外,还用于衣片拼缝处,此类缘饰常为学界所忽视。文献记载以“

”嵌缝在衣缝中。《说文·糸部》:“
圆采也。”段玉裁注:“圆采,以采线辫之,其体圆也。”《礼记·杂记》:“
以五采。”郑玄注:“

施诸缝中,若今时绦也。”马山一号墓E型大菱纹锦面绵袍(N19)袍面上即可见圆形绦带(图8)。墓中出土的凤鸟花卉纹绣红棕绢面绵袴(N25),袴脚的各拼缝处均镶嵌十字形纹绦带(图9)。N25上的这类绦带制作工艺复杂,采用复合重环结构显花。其组织结构分为花部和地部,在花部,每一线圈横列用两根颜色不同的丝线编织。两种不同色彩的丝线按花纹需要,轮流形成线圈,在织物正面组成图案,不成圈的丝线在反面形成较长的水平浮线。在地部则是单色平针组织。同时,绦带的背面有一层衬绢,用以固定编织线的两端。这种绦带线圈不易散脱,纵向拉伸性良好,衬绢后整体更为稳定,有利于稳固衣片之间的拼接,也可以减小服用时外力带来的影响。

(四).

绢类衣缘

上述衣缘质地相对较厚,另外,出土实物中可见以绢作衣缘。绢为经、纬线1上1下平纹织物,质地轻薄,在先秦考古发现中最为多见,常用作衣衾、囊袋或书写的主要材料。墓葬中出土的各类经纬密度不一的绢织物,用作衣缘的为相对紧致的高密度绢,可对衣片进行包边加以固定。除绝大多熟绢外,也有少数织后不练的生丝织品。目前仅见马山一号墓中的素纱绵袍(N1),其领缘与袖缘为生绢织物,正可与楚简中的“

绢之纯”(如包山2号墓简271)对照。曾侯乙墓、马山一号墓还出土有经砑纱、砑光工艺处理的绢织物残片,用作领缘。望山2号墓简记有“二红
(绣)之
,霝光之纯”(简48),“
”为“韨”,指蔽膝。有学者指出“霝光之纯”即是采用砑光工艺。丝织物在织机上刚织造好时具有一定的屈伸度,经过石头等重物捶压整理之后(类似过压辊),“丝线扁平,多断裂产生的毛茸,使织物的孔隙缩小。一些较稀疏的绢经砑纱处理后,经纬线的位置移动,形成不均匀的孔隙”,绢织物表面既具备了良好的光泽,也变得相对紧实、耐磨。

三.

秦汉衣缘的文化内涵

从考古资料来看,衣缘材质、工艺多样,远超“衣作绣,锦为缘”之记载。制作服饰时,缘边可以起到拼接衣料,提高耐磨度,增加垂坠感与轮廓感的作用。同时,辅以色彩、图案、以及不同的宽窄变化,又增加了服饰的层次性和视觉效果,展现出瑰丽多彩的艺术审美。在以礼为核心的先秦服饰框架下,衣缘也是服饰语言的一种外在表现,蕴含深刻的社会属性和人文内涵。

(一).

强化社会身份

《诗经·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毛传:“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衿,谓之交”,即指衣服交领之处。先秦时期,学子服饰为深衣之制,以青色衣领装饰。缘何为青色?《释名》曰:“青,生也,象物生时色也”,其本义源于初生禾苗的颜色。至晚在春秋战国之际,五方五色与五行相配之说已基本成型,青又代指东方,主春,有着万物萌发,生机盎然之意。因此,青成为生命早期阶段的象征,正如青少年之生命勃发。同时,教育在人生早期阶段至关重要,以青衿装饰学子之服,不仅是服饰需求,更是人们对于天、地、人之间自然秩序的认识和对教育的重视。

“青衿”服制影响颇深,后世亦沿用。《周书·斛斯征传》记载周宣帝宇文为鲁公时,与皇子们穿着青衿,向斛斯征行束大礼,请求学问。“青衿”一词成为读书人的代称,杜甫诗云:“训谕青衿子,名惭白首郎”,明末的《幼学琼林》衣服篇曰:“布衣即白丁之谓,青衿乃生员之称”。正如“白领”“蓝领”等现代称谓,“衿”“领”早已脱离服饰部件的本义,引申所指为社会身份和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二).

维护个体与家庭关系

文献记载,未成年的童子之衣,为深衣形制,“缁布衣,锦缘”,“所用之锦,皆朱锦也,取其华美也”,异于成人。成年行冠礼之后,士的深衣又有不同变化。《仪礼·曲礼上》曰:“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纯素。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又《礼记·深衣》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纯以缋。具父母,衣纯以青。如孤子,衣纯以素。纯袂、缘、纯边,广各寸半。”具体来讲,参照《礼记·深衣》孔疏所云:

“'具父母、大父母,衣纯以缋’者,所尊俱在,故'衣纯以缋’。言'具父母’则父母俱在也,'大父母’则亦然也。若其不具,一在一亡,不必纯以缋也。'具父母,衣纯以青’者,唯有父母,而无祖父母者,以为吉不具,故饰少,而深衣领缘用青纯,降于缋也。如父母无,唯祖父母在,亦当纯以青。”

以上可见,如父母和祖父母均健在时,衣缘则不受限制,以绘画文采装饰;如仅父母或仅祖父母在世,衣缘则只能用青色;如三十岁以下就没有了父亲,衣缘只能用白色。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如《礼记·深衣》郑注所言:“尊者存,以多饰为孝”。士人衣缘装饰上遵循“以多饰为孝”,即以华美的纹饰表示对长辈的尊重、孝道。《礼书》云:“纯以缋,备五采以为乐也。纯以青,体少阳以致敬也。纯以素,存凶饰以致哀也。”[2]因此,如何装饰衣领与至亲至尊的存亡密切相连。

丧服中的“五服”正是在“以多饰为孝”下的延续和集中反映。《仪礼·丧服》详列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五服差降,依服丧者与死者的亲疏远近不同,以“斩衰”最重。斩衰是死者的至亲,如妻妾、儿子、儿媳、未嫁的女儿、孙子等所着的丧服;在制作时将极粗的生麻布斩断,四缘及袖口均不缉边,使断处外露,形式粗糙简陋,以此充分表达对亡者的哀悼。齐衰以下的丧服衣缘则可缉边。在先秦礼制和以孝亲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下,看似并不显眼的“衣纯”细节蕴含着装人不同人生阶段和家庭身份的转换。

(三).

凸显“摄盛”之意

先秦服饰“服以旌礼”,主流是“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但是仍存在“摄盛”。所谓“摄盛”,指在某种特殊礼仪场合,地位低的人可以超越等级规定而使用较高一级的服制用物,以示贵盛。婚礼在先秦诸礼中具有重要地位,对衣缘调整正是实现婚服“摄盛”的主要手段之一。

《仪礼·士昏礼》记载士(新婿)亲迎当日,婚服为“爵弁,

裳,缁袘”。爵弁本是士参加助祭之服,《仪礼·士冠礼》:“爵弁服,
裳,纯衣,缁带”,郑玄注曰:“此与君祭之服。《杂记》曰:'士弁而祭于公。’”爵弁服又为士冠礼三加之服,见于《仪礼·士冠礼》:“宾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裳。”出于“摄盛”,士在婚礼上亦可服爵弁。然而,其略异者又在于婚服下裳多一“缁袘”,即黑色缘边。士妻亦如此,服“纯衣,
袡”,郑注:“纯衣,丝衣。女从者毕袗玄,则此衣亦玄矣。袡,亦缘也,……以
缘其衣。”依注疏所言,士妻所服的纯衣为丝衣,且为褖衣。褖衣是王后之服,士妻只能在助祭时穿着。与士服爵弁服一样,士妻的婚服摄盛,且亦多加一“
袡”,即浅绛色缘边。郑玄注:“凡妇人,不常施袡之衣。”贾疏云:“王后已下,初嫁皆有袡。”此谓士妻婚服装饰“袡”以盛于他时。

男女婚服在服制上多加一“袘”一“袡”点缀,皆非常服,皆因古人重视婚礼。依郑玄对士衣缘的解释:“以缁缘裳,象阳气下施”。贾疏:“男阳女阴,男女相交接,示行事有渐,故云'象阳气下施’。”士妻亦是如此,郑注:“袡之言任也。以缘其衣,象阴气上任也。”贾疏:“妇人阴,象阴气上交于阳,亦取交接之义也。”婚姻对于宗族的延续而言极为重要,居于古代政教体系的核心地位,《礼记·昏义》言:“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通过一“袘”一“袡”衣缘装饰细节,象征阴阳和合相生,或者说是天地之气的交通,传达古人对婚礼的重视,意在祈望夫妇婚姻美满,子嗣昌盛。

结语

加缘一直是古代服饰的常态,无缘之衣往往在特定场合使用,或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荀子·正论》:“杀,赭衣而不纯。”“不纯”意为不镶边,杨倞注:“杀之,所以异于常人之服也。”相对服饰整体而言,衣缘虽只是“点缀”之处,却承载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对衣缘的处理,以区别着装者的身份等级、着装场合,表达人们对礼乐教化的追求。纵观古代服饰演变,从楚汉深衣之锦绣衣缘,到宋代褙子上的“一年景”缘饰,再至清代旗袍上的“七姐妹”、“十八镶”,不同时代的衣缘各有特色。通过对于早期衣缘的总体考察,可以勾勒出更直观的先秦服饰特点,也有助于从多角度深入认识后世服饰衣缘。

[原文发表于《形象史学》2023年夏之卷(总第二十六辑),注释和图片信息请参考原文]

编辑:朝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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