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二里头 嵌绿松石铜牌饰
19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M11出土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藏
继《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
《晚夏殷商八百年》之后，
历史学者李琳之关于史前中国总结性著作
《何以华夏——从传说时代到西周》，
近日由研究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对其前三本书
所构建的中国上古史体系的一个延伸、总结和升华
——实际上是对华夏民族、华夏国家
怎样滥觞、怎样形成这一终极问题
做出的一个回答。
经作者同意，
本公号选载该书“题解”部分，
以飨读者。
▲《何以华夏：从传说时代到西周》，李琳之著，
研究出版社，202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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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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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同“中华”“中国”一样，地理上是指中国幅员辽阔的大地，民族上是指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但“华夏”“中国”的原始内涵和外延却很狭窄，其地域范围仅指今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黄河中下游地区，其族群也仅是指以“三皇五帝”为祖先的华夏诸部落联盟群体。
从文献记载看，先有“华”族，而后有“夏”族，之后才有了“华夏”族群这一概念的诞生。
先说“华”。
“华”同传说中的华胥氏有关。《帝王世纪》记载：庖牺“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人表考》引《春秋世谱》记载：“母曰华胥，遂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于雷泽之中，华胥履之，生庖牺于成纪。”庖牺即伏羲。《列子·黄帝》又说：“黄帝……梦游华胥国……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显然，华胥是一个孕育了伏羲和女娲，又同黄帝有密切关系的原始部落或者说是该部落首领的统称。
“华”和“花”同源、同音、同义，是通假字。《尔雅·释草》说：“木谓之华，草谓之荣。”《说文通训定声》说：“开花谓之华。”《诗经·周南·桃夭》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西周金文中的“华”字，就如同草木开花的样子。繁体字华的写法是“華”，更是一树鲜花灿烂，绽放出赫赫光华的写照。
▲西周金文“华”字
胥是一个虚词，相当于现代汉语里的语气词啊、呀等赞叹的意思。所以“华胥”这个词强调的就是“华”：赞叹女人像鲜花一样美丽，是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崇拜的物化体现。进而言之，赞叹女人的生育像花落蒂存、蒂落成果一样，具有欣欣向荣、生生不息的旺盛的生殖繁衍力量，寓含着生殖崇拜。
在商代甲骨文中，“华”的写法像一朵下垂的花。按字原象形，是为祭名，用作祈祷之意。究其本源就是说，花的生命、人的生命都来自天地和祖先的恩赐，因此人们用美丽下垂的花朵来祭祀祖先和上天，以示感恩之情，寓含着祖先崇拜和天地崇拜。
在华夏创世神话中，华胥“子”伏羲及其后继者黄帝所在的昆仑墟，即是鲜花满地，芳香四溢。屈原在《天问》中就美其名曰“昆仑悬圃”，意为悬在空中的花园，“华”也因而成为昆仑墟的另一种意象表征。
正因为“华”不但象征着开花、美好，而且蕴含有女性崇拜、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哲学意味，“华”才成为华胥氏部落的名称，并成为后来继其衣钵的伏羲、女娲等部族的统称，像渭南的华阴、华山，晋南的华谷、华水等带有“华”字的地名、山名、水名等，都可能是华胥以及伏羲和女娲部族的孑遗。因为这一带，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正是传说中华胥以及伏羲和女娲部族活动的核心地域。
再说“夏”。
“夏”显然是来源于大禹创立的夏王朝。但先夏族群的滥觞可以追溯到距今约4800年诞生在西阴文化故地，又继承了西阴文化精髓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先夏人在经过700余年的辗转流离后，于距今4070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夏人虽然称“夏”，但其族群主体却是“华”族之后裔，也就是说“华”“夏”乃前后连续发展的同一个族群。
甲骨文中至今没有发现可以让学界公认的“夏”字，但其实体毋庸置疑是存在的，甲骨文是用“西邑”这一词语来指代的。古文献中，也有不少“西邑”是指代夏或夏都的记载，如《礼记·缁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但周代金文中出现了“夏”字，且周人自称为“夏人”。
金文中的“夏”字，“从夊从页从臼。臼，两手；夊，两足也。”（《说文解字》）从表面看，人的手脚裸露，且形象完整，那是炎热天气中一个人除衣以图凉快的真实形态，清人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就说：“夏，像人当暑燕居，手足表露之形。”
▲西周金文“夏”字
小篆的“夏”字，虽省减了笔画，人的身躯部分没有了，只留一只脚（夊），但其义未变。仔细分析会发现，金文和小篆的“夏”字形象都像一个器宇轩昂、仪表堂堂的人，上面的“页”，似为人头，脸庞大而方正，表现的是有智慧的样子；下半部的手与足，寓意人有创造能力。即便是今日的“夏”字，较金文少了“臼”和“手”的符号部件，但人的头、脚依然保留，依然是一个器宇轩昂者的形象。
▲小篆“夏”字
《说文解字》曰：“夏，中国之人也。”就是说，“夏”字一开始就是以中国人自美自许的一个智慧形象而出现的，充分表达了华夏先人自信和审美的精神追求。
“夏”还有大的意思：“夏，大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而爱伟之，谓之夏。”（《方言》）这句话不但指出了“夏”字大的内涵，还进一步说明了此内涵出自夏人较早时期的活动居地——“自关而西秦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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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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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夏、商、周三代所在的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实力和文明化程度普遍高于四围其他族群，因此这时候“夏”和“华”又被赋予了另一层含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春秋左传正义》）“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尚书正义》）可见，彼时的华夏人，是以服饰华采之美为华；以疆界广阔与文化繁荣、文明道德兴盛为夏。
同时，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西周时，中原地区作为“天地之中”的正统意义进一步深入人心，华夏族群的文明优势地位得以进一步确立——这种确立事实上同夏、商、周三代均是从蛮夷之地“逐鹿中原”有关：夏鲧部族先是被尧部族从晋南崇山一带驱逐到晋西北、陕北和内蒙古中南部，再由此南下在中原故地建立了夏王朝；商人是东夷族群中一支北上至冀南，在此同南下的北戎一支融合后形成先商族，又经过700年的成长、发展、壮大后，进军中原灭夏，建立了商王朝；而周人则是东夷族群所属一支西进至关中地区，在此同南下的先夏人一支融合后形成先周族，而后在此繁衍发展1200余年后东上灭商，建立了周王朝。
华夏民族意识也在这个时期正式形成，《尚书·周书》云：“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意思是说无论是中原地区的民族，还是边远地区的民族，都对周武王表示顺从。这里的“华夏”就是指中原地区的民族，即后来的汉族。
当然，单纯就“华夏”这个词语而言，最早是见于春秋时期形成的《左传》一书。《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蔡国大夫公孙归生向楚令尹子木讲楚材晋用之事，提到成公六年（前585年）晋、楚两国的“绕角之役”，晋军因接受析公的建议，使得“楚师宵溃”，以至于“楚失华夏”。但这里出现“华夏”一词并不意味着“华夏”概念形成于这个时期。因为，一般而言，一个群体意识概念的形成往往要早于相应词语的诞生，这在书写载体较为珍稀、书写较为困难的西周尤其如此。
“华夏”概念形成于西周时期的最重要表现就是，西周封建制度的确立和“中国”一词的出现。西周分封制的实质在于超越夏商两代单纯封邦建国的政治实体，而将周人、商人和原土著居民通过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方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抟铸成了一个彼此认同的华夏文化共同体。而这种认同又大体是通过唤醒共同祖先记忆的办法来进行的。虽然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华夏古史体系直至秦汉之际才得以最终确立，但不能否认华夏族群的这种历史记忆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到了西周时期，由于新型封建制度的确立，才促发了这种共同祖先记忆的集中醒悟和整合。
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了青铜器何尊——西周成王时期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的祭器。其铭文云：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祼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兹乂民。’”
▲西周青铜器何尊
意思是说，周成王初迁居于成周，沿用武王的祭礼，祼祭于天。四月丙戌这天，王在京室训诫宗族的年轻人，说道：“从前你们的父亲公氏，能够辅弼文王，因此文王接受了天降的大命，然后武王战胜了大邑商，并且告示天下说：'我要在此中国定都，从这里开始治理天下之民。’”
何尊铭文的“或”就是国的繁体字“國”。在西周及其以前，所谓“国”是以城圈为限的，城圈以内为国中，住在城圈里的人称“国人”；城圈以外为郊，住在城圈外的人称“野人”。成周正处于“土中”“中土”“天下之中”的“城圈”以内，故称为“中国”。
▲何尊铭文
“中国”其实就是华夏的另一种表述形式：“华、夏，皆谓中国也。”（《春秋左传正义》）在古代文献里，大多数情况下，“华”“夏”“华夏”和“中国”表述的是同一个意思，大都是指位居“天下之中”的中原之国或中原族群，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春秋左传诂》）。
夏、商、周系邦国、王国、帝国三个时代中的王国时代。在满天星斗的“万邦时代”过渡到一轮朗月的王国时代，直到春秋还有很多诸侯小国，这些小国族邦就被统称为“诸夏”，其实也就是“华夏”，如《左传·闵公元年》中管仲所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华夏民族的形成也意味着华夏边缘的形成。等华夏民族共同的祖先记忆被唤醒时，华夏边缘族群的祖先记忆其实也同时被唤醒。他们发现，他们的祖先竟然同华夏民族的祖先是同一群人，都是所谓的“三皇五帝”，所以，他们也都以共同的族源来证明自己是华夏人，并同时把自己外围，也就是距离中原更遥远的地方视作他们眼中的华夏边缘。
或许正是有了这样正当的理由，从西周晚期开始，边缘族群趁西周衰弱之际，发动了新一轮逐鹿中原的浪潮。尤其是西北方的戎狄、猃狁和东南方的淮夷、徐夷，不时大举内侵，从而造成了中原“诸夏”和“四夷”杂处的局面。齐桓公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适时而起，春秋列国由此开始了一个多世纪的争霸战争。
所谓“尊王”就是要团结诸侯，维护华夏的统一；所谓“攘夷”，就是为了严夷夏之别，保障华夏的正统性和纯洁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华夏开始部分舍弃“三皇五帝”共祖这个内涵，而主要是着眼于其是否生活在中原或“中国”，即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春秋“尊王攘夷”的结果是，狄族分散，楚人同化。至春秋末年，北狄被晋吞并，东夷被齐、鲁征服，西戎被晋、秦瓜分，春秋中期崛起的蛮族吴、越也先后以华夏自居称霸。由此，东南西北各强国都带着蛮夷戎狄的成果汇入到了华夏民族中，华夏版图因而由西周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扩展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蛮夷戎狄则变成了更远的华夏边缘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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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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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族群认为他们的祖先同华夏民族的祖先是同一群人，也并非完全是攀附华夏或者说是给自己找一个显赫的祖宗。从考古学方面观察，自裴李岗文化至西周时期，中原族群的融合变迁可以明显地分成分流与汇聚两个阶段。距今9000～5300年的裴李岗、仰韶文化时期是以中原族群向外分流、扩张为主；距今5300年的大汶口文化中期至西周时期则是以边缘族群向中原汇聚、交融为主。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刻符龟甲
▲贾湖遗址刻符龟甲上的刻符摹本
距今9000～7000年的裴李岗时代，中原地区表现出了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以及颇为复杂的社会形态，可看作是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裴李岗先民向周边地区分流、扩张，导致中原边缘地带一批继承了其文化传统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得以诞生，如淮河流域的双墩文化、海岱地区的北辛文化、渭河流域和汉水上游的白家—大地湾文化等。而像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淮河下游流域的顺山集文化、长江下游流域的跨湖桥文化、长江中游流域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以及以湖南沅水中上游为核心分布区的高庙文化等，也同裴李岗文化及其“再传”文化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这些不同文化之间通过在宗教祭祀、空间观念等方面交流——其中包含着大量的中原人口向外迁徙，形成了一些像种植、养殖技术等生存技能一类的共同特征，但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共同的宇宙观、宗教观等精神信仰方面的内容，如观象授时、八卦思想的萌芽等，包括模拟大道运行，用于推算历数或用于占卜的简陋工具等。这些构成了后来华夏文化的基本底色。
▲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乳钉纹红陶鼎
大约距今6800年前后，中原进入仰韶时代。继承了白家—大地湾和裴李岗文化因素的半坡文化在渭河流域率先崛起。距今6500年前后，后岗一期文化从渭河流域的半坡文化中分离出来，迁徙至豫北冀南地区；后来发展壮大后北上西辽河流域，同当地土著赵宝沟文化碰撞、融合，形成后岗期红山文化；又东进海岱地区，迫使北辛文化变身而为早期大汶口文化。
距今6000年左右，西阴文化在晋南崛起，随后强势驱逐了后一期文化和半坡文化势力，一统中原大地。“花”作为“华”族共同记忆的标识开始显现出来：西阴文化彩陶以玫瑰花和菊花图案为标志，就像一面旗帜，从豫西、晋南和关中东部这一西阴文化核心地区向周围强力辐射，使得整个黄河中上游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面貌都打上了“华”的烙印，达成空前一致的局面，从而进一步确立了华夏族群在语言和心理上的基本底色，完成了中原文化的第二次大整合，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多元一体文明的基本格局。
这一范围西至甘肃、青海以及四川西北部，东至河南东部，北过河套地区，南达江汉平原。不仅如此，其影响还通过这些地区波及更遥远的地方：往北，抵达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向东到达渤海和黄海之滨的山东和江苏北部；朝南跨越天堑长江，深入长江以南中游区域。
▲庙底沟遗址出土的西阴文化花纹彩陶钵
后岗一期文化系统残余势力大部分从中原退出后，经豫西南逃亡至长江中游地区，在汉水东部、江汉平原北端形成了边畈遗址文化第四期，随后又发展为油子岭—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系统。
还有一部分逃亡至里下河平原、宁镇地区、皖江和环太湖流域，在此留下了龙虬庄、北阴阳营、黄鳝嘴、薛城、庙前、崧泽等具有明显共同特征的几支考古学文化。而崧泽文化在整合了前面几种文化后，在距今5300年时，同受大汶口文化打击被迫东进南下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交融，演变为良渚文化。
半坡文化残部也在随后不久，追随后岗一期文化系统残余势力，经豫西南逃亡至长江中游地区，在汉水以东今随州一带繁衍生息大约有1000年之久，留下了特点鲜明的雕龙碑文化遗存。后在距今5100年前后融入屈家岭文化，成为屈家岭文化的一个地域类型。
▲屈家岭文化黑陶镂空高柄杯
可以说，在距今6000～5300年的西阴文化时期，由于上述几支考古学文化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下游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都是以鼎、豆、壶、罐、杯等陶器为共同特征，而且都有后岗一期文化这个共同背景，中国大地上实际上形成了西阴文化系统与红山—大汶口—崧泽—凌家滩—油子岭文化系统相互对峙的局面。换言之，北面辽河流域、东面海岱地区、南面长江中下游地区，三面“联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对中原呈月牙形的半包围圈——一个相互交流频繁、来往密切的文化带。这一文化带的形成，使得彼此之间技术、观念的远距离传播成为可能，从而为华夏的认同、形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距今5300年前后，大汶口文化中期势力开始大规模向西、南两个方向扩张，又一次引发了彼时中国主体区文化格局的变化。向南，大汶口文化集团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巢湖流域凌家滩文化和宁绍平原河姆渡文化的覆亡，并迫使凌家滩人东进，同当地崧泽文化先民交融，形成了上述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玉琮王及其上面刻画的人兽复合图像
在中原，西进的大汶口文化势力在河南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的类型——颍水类型，大汶口人的足迹遍布豫中、豫西、豫北，甚至连远在黄河北岸的晋南地区也可见到他们的背影。西阴文化政权在大汶口文化冲击下走向覆亡，西阴遗民不堪奴役和压迫，纷纷逃至西北甘青地区，在那里同当地土著融合，形成了马家窑文化。
之后不久，屈家岭文化势力又从江汉平原挺进豫西南，并在此兵分两路，北上豫中、西进渭南。与此同时，中原土著如西王村文化、秦王寨文化和大司空文化等也分别从黄河三角洲、豫中和豫北冀南地区纷纷崛起，中原由此进入类似于“军阀割据”的状态。
▲南阳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屈家岭文化彩陶壶
此后1000年左右的时间，中原地区虽然在距今4800年时，由于庙底沟二期文化诞生，重新整合了各地政治文化势力，但就总的局势而言，还是处于被大汶口—龙山和屈家岭—石家河两大文化集团半殖民化的弱势地位。
距今4300年前后，在山东地区发展壮大起来的龙山文化，成为当时东亚大陆最强劲的一支考古学文化。由于人口迅猛增加，各城邦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竞相开始向南、向西进行扩张，由此引发了史前中国格局的又一次变脸：
▲龙山先民生活聚落场景复原
向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长驱直入良渚文化腹地太湖流域，给正遭水患的良渚先民插上了致命一刀；
向西南，迫使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一变而为湖北龙山文化——后改称青龙泉三期类型；
向西，促使河南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变身为河南龙山文化——后改称王湾三期文化；
龙山文化由此继续西下，促使关中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变脸为陕西龙山文化——后改称客省庄二期文化，此即周人祖先后稷文化；
向西北，龙山文化使得豫北地区成为后岗二期文化的天下；
由此继续北上，龙山文化让此前因黄河改道而满目荒凉的河北平原变成了河北龙山文化的根据地。活动在冀南漳河流域的河北龙山文化涧沟类型正是以商人祖先契为首领的先商文化遗存。
龙山文化又从河北平原穿越太行山进入晋中、太原地区，然后直下晋南襄汾崇山一带，驱逐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土著，建立了被称为最早中国的陶寺古国。陶寺古国正是被考古界认定的尧舜文化遗存。
▲陶寺遗址布局示意图
此后，就是夏商周三族先后分别从中原西北、北方和西方入主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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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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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中原族群在考古学上显示出来的分流与融合景观，与古人类遗传基因DNA鉴定结果趋向一致。2020年5月15日，美国《科学》（Science）期刊以研究论文的形式正式在线发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付巧妹团队独立完成、多家单位参与的研究论文Ancient DNA indicates human population shifts and admixture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a，从遗传学角度揭开了有关中国南北方史前人群格局及迁移与混合这一重大学术问题上的若干谜团。
付巧妹团队从北方山东、内蒙古地区5个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包括扁扁洞、小荆山、小高、博山和裕民，共采取了7个距今9500～7700年的个体样品，又从南方福建奇和洞、台湾海峡亮岛2个遗址中提取了距今8400～7600年的3个个体样品。
对这些个体样品研究表明，沿着黄河流域直到西伯利亚东部草原人群，至少从距今9500年前起，都携有一种以新石器时代山东个体为代表的古北方人群成分，而中国大陆沿海及台湾海峡岛屿人群至少从8400年前起，却携带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以新石器时代福建及其毗邻岛屿个体为代表的古南方人群成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东亚大陆南北方人群之间的这种差异性和分化程度却逐渐缩小，暗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东亚大陆南北方之间一直处于频繁的人群迁移与融合过程之中。
研究还发现，距今8300～7700年的山东人群有同古南方人群联系的痕迹，距今约8300年的台湾海峡亮岛1号人群也有古北方人群影响的明显迹象，暗示南北方人群从那时已经开始互动。
研究数据显示，大概在距今5000年时开始，人群的南北迁移和融合仍是东亚大陆的时代主题。南方人群表现出了与东亚北方沿海人群具有基因上的联系。当然，这种联系是双向的，南方人群遗传成分也向北影响，不过要弱很多。
付巧妹团队还注意到，现今的东亚人群，不管是来自北方还是南方，都同时混合有古北方人群成分（以黄河沿岸的山东人群为代表）和古南方人群成分（以福建与台湾海峡岛屿人群为代表），但古北方人群成分影响更为广泛，而古南方人群成分在中国南方大陆却显示出了大量下降的情况。也就是说，新石器时代及其之后，黄河以北人群向南方的大量迁移，基本构成了现今东亚南北方人群的基因组成。
那么，古南方人群去哪里了呢？付巧妹团队提供的遗传学证据表明，现今广泛分布于台湾海峡、东南亚和太平洋西南部岛屿的南岛语系人群，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南方沿海人群有着非常密切的遗传联系。换言之，最早的南岛语系人群起源于中国南方的福建及其毗邻地区，时间可以追溯到84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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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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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们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扰：为什么被华夏正统视为文化落后的“戎狄蛮夷”都自认为是“三皇五帝”的后裔？为什么几千年以来，“戎狄蛮夷”像飞蛾扑火似的要不断地逐鹿中原？
或许正是由于在距今9000年至西周时期，中原先民不断向外扩张、迁徙，以及由此带来的关于华夏记忆、观念的认同，才有了他们的后裔——周边地区各族群——在距今5300年至西周时期不断地逐鹿中原又不断地向外扩张景观的出现。不只是因为中原地区的人文自然环境要好于周边，更重要的还在于，这里是他们祖先曾经生存的故地，是他们祖先认定的“天地之中”，是华夏民族立地建国以告慰祖先的正统象征。而不论从文献记载、民间传说，还是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层出不穷的考古成果来观察，敬天祭祖自始至终都是贯穿华夏文化的一根红线，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陶寺遗址观象台同样具有祭祀的功能
西周时期，“华夏”民族意识被唤醒，“诸夏”“中国”等概念得以确立，华夏族群从混沌的自在阶段过渡到了主动的自为阶段。至此，“华夏”族群经过了从传说时代到夏、商、西周——总计6000年的民族融合演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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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琳之
图｜李琳之 动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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