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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窑水仙盆与东方陶瓷学会普莱施的中国艺术收藏 - OCS, Peter Plesch Collection.

society for the ancient chinese art

Ru Special

SACA学会是一个多元开放性的学术实践平台,致力于古代艺术与当代生活美学的融合实践与研究成果交流。

* 彼得·普莱施(Peter Plesch)是一位典型的犹太高智商藏家,他幼年随家庭逃离纳粹移民到了英国,随即进入著名的哈罗公学(Harrow)、剑桥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专修科学。普莱施的父亲是爱因斯坦的医生,在求学的过程中,爱因斯坦也曾拜访过少年普莱施,并为其永动机的设计答疑。‍‍‍‍‍‍‍‍‍‍‍‍‍‍‍‍

普莱施的收藏人生可谓绚烂绽放,他两次创造世界纪录:1959年3月在苏富比伦敦首次出手就以2200英镑击败著名经销商戴润斋(J.T.Tai)购入北宋汝窑水仙盆,又于1979年2月在苏富比以46000英镑释放该汝窑水仙盆,买家为安宅英一。

普莱斯为什么收藏,他的收藏理念是什么?为何选择汝窑作为起点,他的购藏动机与审美是缘何而来?

汝窑水仙盆:

安宅英一与东方陶瓷学会普莱施

 Ru Narcissus Bowl :

Ataka and Peter Plesch Collection.

a special report by S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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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窑往事
信手拈来:在跳蚤市场里找汝窑的男人 - Sir Harry Garner

前言

‍彼得-普莱施(Peter H. Plesch)教授(1918-2013 年)和他的妻子 Gerta Regina 'Traudi' Plesch OBE(1921-2013 年)是中国、日本和韩国艺术品的狂热收藏家。

彼得在剑桥大学读书时购买的第一件古董是一个中国 19 世纪的银质酒壶,他在整个二战期间都在使用它。


然而,他真正成为收藏家的时间要晚得多。1957 年,他继承了父母留下的种类繁多的中国文物,但他发现自己对这些文物知之甚少。

普莱斯因立刻开始寻求专业的顾问,并在 1958 年的格罗夫纳大厦古董博览会(Grosvenor House Antiques Fair)上得到了帮助,在那里他遇到了斯宾克中国部的阿德里安-梅纳德(Adrian Maynard of Spink),后者成为了他值得信赖的顾问和朋友。

高智商的普莱施毫无疑问是精英中的精英,仅仅不到一年以后,在1959年苏富比伦敦,他一举打败经验老道的戴润斋(J.T.Tai),以2200英镑的价格买下北宋宋徽宗汝窑水仙盆,震撼整个英伦收藏圈,一出手便是巅峰… 

       

汝窑水仙盆
普莱施的中国艺术收藏
the Collection of Peter Plesch

彼得-普莱施毕生研究阳离子聚合而闻名科学界。他还是一位杰出的玻璃和陶瓷文物收藏家。然而,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彼得-普莱施的逝世不仅标志着基尔大学一个时代的终结(他是基尔大学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最后一位健在的教职员工,也是多学科大学教育的终生倡导者),也标志着欧洲更广泛的思想史的终结。因为他是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被迫逃离纳粹的欧洲犹太散居知识分子中最后幸存的成员之一。他的贡献应从这个角度来评价。

彼得-哈里奥尔夫-普莱施 1918 年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父亲是雅诺斯,母亲是梅拉妮-普莱。他的德国母亲来自拥有卡塞拉染料厂的家族,而他的匈牙利父亲则是一位著名的医生,他的病人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彼得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来访的爱因斯坦温和地解答了年轻的彼得在设计永动机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

20 世纪 30 年代初,普莱一家逃离纳粹,移居英国。彼得先后进入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自然科学。在那里,他曾在杰克-舒尔曼(Jack Schulman)领导下的新成立的胶体科学系度过了几个暑假。

1940 年,他加入英国陶瓷研究协会,1942 年调入 Cefoil 公司,参与开发一种低密度硬质泡沫塑料,其特性类似于战斗机上使用的轻木。1944 年,他进入曼彻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在著名的理论化学家和多面手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研究小组工作。在研究异丁烯在四氯化钛催化下的聚合时,他意识到水是一种辅助催化剂,并由此对阳离子聚合产生了终生的兴趣。

1951 年,彼得被新成立的北斯塔福德郡大学学院任命为首批非教职员工之一。他与教授斯普林格(H.D. Springall)一起,帮助设计了基尔大学多学科课程中的化学部分,基尔大学也因此声名鹊起。基尔大学预科年就是为他而设立的,每周都有来自不同学科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参加讨论小组,各种接触和活动使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化学学科。

在化学系,他讲授物理化学;他的讲课风格与众不同,但可以说几代学生都觉得他的讲课有点挑战性。然而,他在基尔大学期间设计并开设的实践课程却弥补了这一不足。他的教学方法的核心是用牙科梳子梳理文章,以鼓励学生充分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为他赢得了很多尊重;当学生离开基尔大学很长时间后,人们见到他们时,总会想起彼得。

他建立了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小组,从事阳离子聚合(cationic polymerization)方面的研究。当时的主要实验问题是如何控制催化水的浓度,他的研究小组设计了各种巧妙的玻璃装置,在真空条件下操作试剂和产品的同时防止水进入。他和他的大多数同事都成为了出色的科学玻璃吹制师。

然而,实验仅仅是问题的开始--反应是通过短暂的中间产物进行的。彼得富有想象力,他将较新的电化学概念融入其中,以深入了解反应机制,并实际观察到一些中间产物。他还善于处理描述这些系统的复杂数学方程。

       

彼得-普莱施 - 第 2 次讣告 

他发表了约 150 篇研究论文,并于 1963 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聚合的专著《阳离子聚合化学》。作为一名裁判,他是众所周知的英语语言的有力捍卫者和马虎科学的无情批评者。但他对不懂英语的科学家也很有帮助,有时基本上为他们重新撰写论文。

在他的大量工作中,他得到了约 40 名研究学生和博士后的大力支持,他很乐意承认他们的贡献,这些人在他的余生中一直是他的朋友和同事。他还与世界各地的同行建立了众多联系;彼得和他的妻子特劳迪在世界各地显然都是受欢迎的客人。他是多所大学和公司的客座教授。1978 年,他获得了母校剑桥大学的高等博士学位和基尔大学的个人教席。

退休后,他坚持写作和整理论文。他的科学论文存放在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而他家人的论文则存放在柏林的大屠杀博物馆。八十多岁时,他出版了《阳离子聚合理论的发展》一书。2005 年,他又出版了一本关于实验技术的书《化学合成和测量的高真空技术》:他感到,如果没有人认真记录下来,他和他那一代人开发的技术和仪器就会失传。他在九十岁生日后发表了最后一篇科学论文。

虽然彼得是一位众所周知的高分子化学家,但许多人对他的了解更多是通过他和特劳迪收藏的精美罗马玻璃和来自远东的精美工艺品。许多人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他曾两次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一次是在 1959 年,当时他以最高价买下了任何一种陶瓷--另一次是在 1970 年,当时他卖出了那件作品。他还将自己的科学知识应用于陶瓷和玻璃的研究,并撰写了多篇这方面的学术论文。

然而,让我着迷的是彼得对待藏品的态度;他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欣赏他的藏品,并分享他的热情。任何看过萨瑟兰路精美藏品的人都会感觉到,对彼得来说,重要的不是价值--他希望你和他一样,欣赏他藏品的外观、触感、复杂性和艺术性。

当他五十多岁时,有人邀请他去德国担任物理化学教席,也有人邀请他去美国担任东方艺术画廊的馆长时,化学与收藏之间的对立就显现出来了。幸运的是,他选择留在基尔。

彼得是一位积极热情的同事,他对一切科学感兴趣,并始终着眼于未来。不过,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家人来到英国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躲过了许多同胞的可怕命运。

有一次,一位同事问他为什么对几乎所有事情都保持如此积极和热情,他的回答既有启发性又令人谦卑,他的回答既有启发性,又不乏谦逊:'为了所有那些被夺去生命的人,我活得很充实。我对他们的责任不容许有丝毫懈怠'。没有比这更好的墓志铭了。

彼得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来自他的第一次婚姻,一个继子来自他的第二次婚姻。

改变历史的1959年苏富比拍卖

the 1959 Sotheby's sales
图录提供:Benjamin W. Yim

这毫无疑问是一场伟大的拍卖,1959年3月17日,一次百年难得一遇的机会摆在了彼得·普莱施的面前。作为一个超高智商,思路清晰的典型犹太人,普莱施毫不客气的把握住了机会,并狠狠地一战成名。‍‍‍‍‍‍‍‍‍‍‍‍‍‍‍‍‍‍‍‍‍‍‍‍‍‍‍‍‍‍‍‍‍‍‍‍‍‍‍‍‍‍‍‍‍‍‍‍‍‍‍‍‍‍‍‍‍‍‍‍‍‍‍‍‍‍

拍卖,是一个有趣的活动。拍卖前,对手、预算、气氛都是未知的,在这样的压力下,做出准确的判断,普莱施找来了著名的经销商Spink & Sons。

往往,拍卖后当时的对手、预算、气氛都已确认,当事人、局外人回想起来都有居高临下的感觉,应该怎么行动十分明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拍卖结束后的信息透明作出的判断,与拍卖前信息不透明的判断,是两种难度的抉择,后者是真刀真枪,要难得多。‍‍‍‍‍‍‍‍‍‍‍‍‍‍‍‍‍‍‍‍‍‍‍‍‍‍‍‍‍‍‍‍‍‍‍‍‍‍‍‍‍‍‍‍‍‍‍‍‍‍‍‍‍‍‍‍‍‍‍‍‍


不计通胀,从1959-1979年,普莱施买汝窑水仙盆翻了20倍,按照黄金价格,大约从5公斤黄金翻到10公斤黄金。‍‍‍‍‍‍‍‍

1959年美元兑英镑是2.81美元/1英镑,2200英镑约等于6182美元,黄金价格约为35.1美元/盎司,约等于5公斤黄金。按照2023年10月的金价折算约等于30万美金。‍‍‍‍‍‍‍‍‍‍

1979年普莱施以46000英镑售出该汝窑水仙盆,折算汇率约92000美金,当时金价240美元,约等于10公斤黄金。约合60万美金。‍‍‍‍‍‍‍‍‍‍‍‍‍

如果能够持有到现在,全世界五件水仙盆中唯一一件可以流通的汝窑水仙盆,将会是一个天价,哪怕是经济不好的状况下。参考近十年在苏富比销售过的两件汝窑洗,均已2亿港币以上成交。若是等到今天,爆发力不可想象。‍‍

但是艺术品的价格,当局者迷,事后又很清晰,也许这就是知识与认知的魅力吧。‍‍‍‍‍‍‍‍‍‍‍‍‍

四件定窑均为Sparks买进,可见这个连女王都光临的贵族经销商当时的财力和魄力。这几件属于宫廷级别的定窑,也是十分难得的精品中的精品。‍‍‍‍‍‍‍‍‍‍‍‍‍‍‍‍‍‍‍‍‍‍‍‍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最顶尖的人,这是藏家晋升的关键。 

贵族式商号并不一味追求藏品、利益最大化,他们绝不追逐潮流,也不屑于制造潮流他们服务的贵族客户早已超越纯物质上的追求,而是关心如何把财富用于精神层面,把时间花在传播艺术与人性之美上。”

▲ Bluett & Sons 展厅,20世纪初

▲ Queen Mary with Peter Sparks outside the Mount Street premises

其中编号第8的定窑折沿盘,在1959年被sparks购入之后,经历了十分显赫的传承和研究,并在2015年5月登上Eskenazi的宋瓷展览封面。‍‍‍‍‍‍‍‍‍‍‍‍‍

1959年Sparks,然后卖给龙泉堂,再进入户栗美术馆收藏,之后转入美国私人收藏,再由Eskenazi于2015年释放。十分经典的传承,同时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重要器物一直是在国际市场中流通,得到了各国藏家的追捧与珍藏。‍‍‍‍‍‍‍‍‍‍‍‍‍‍‍‍‍‍

这件非常罕见的犀牛带钩由戴润斋购入,犀牛题材的青铜器十分罕见,商代犀尊存世仅有一件现藏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春秋战国的大带钩,犀牛题材的目前仅见这一例。由此也可见超前审美的戴润斋在当时的知识量与选择都是十分精准、顶级的。‍‍‍‍‍‍‍‍‍‍‍‍‍‍‍‍‍‍‍‍‍‍‍

无与伦比的「小臣艅」尊 
the unique rhinoceros zun

* 该章节摘录自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 许杰 - A UNIQUE PAIR: The Bronze Rhinoceros and Its Collector, Avery Brundage / 原刊于 Collectors, Collections, and Collecting the Arts of China: Histories and Challenges

Photograph ©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这件容器表现的是一头犀牛。尽管其圆圆的肚子略显夸张(同样的处理方法也用在口鼻部和眼睛上),然而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它毋庸置疑是一头写实风格的动物。 虽然这件容器体积较小,但栩栩如生,充满力量感。

▲ 「小臣艅」尊,清道光时期山东寿张梁山(今山东梁山县)出土,商代晚期,青铜,长 32.8 厘米,宽 22.9 厘米,高 22.9 厘米,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B60B1+)

所有的特征都刻画了一个纯朴、富有原始魅力的形象。 犀牛下垂的身躯显得敦实丰满,具有强烈的触觉吸引力。 它四足粗壮,分开伫立,生动地传达了它们承载的重量,而头骨如同一架长出两只犄角的火车头。 



犀尊铸造者甚至细心描绘了它皮肤上的褶皱,蹄分三趾,尾巴粗短,两耳大张,显示了犀牛处在警觉状态。 事实上,两只犄角说明犀尊表现的是亚洲东南部的苏门答腊犀。 


铸造者省略了犀牛的生殖器官,所以我们无从知晓其性别。 犀尊内部是圆形空腔,使之成为容器。 它原本有盖,应该是设计成与整尊轮廓相协调的形状。



▲ 从语言和书法的风格可以确定,这是一件商朝的器物。铭文的长度比一般商代铭文长,应该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商代末期。「小臣」是王室的一种官衔,出现在许多青铜器的铭文中,常常直接服务于商王。学界通常认为「人方」是商代晚期的敌人,它位于淮河流域、商朝疆域的东南方。

亚博的藏品档案没有说明犀尊价格、来源和收购日期。许杰馆长在亚博图书室的馆史数据中也查不到有关信息。 但是有足够证据证明犀尊是布伦戴奇购于一九五二年,当年该器由阿奇博尔德·吉布森·温雷(Archibald Gibson Wenley)首次以英文发表。 

根据许杰馆长的考证,该件犀尊应该购藏自著名古董经销商戴润斋(J.T.Tai),布伦戴奇曾经在一个难得的私下场合透露过:「那只犀牛尊花了我五辆凯迪拉克的钱呢」…


▲ 戴润斋 (J.T. Tai),1920年代末在家乡无锡舅父秦叔开设的古董店当学徒。 凭借天赋、上好的眼力和敏锐的生意头脑,很快就被委任买手的任务。1930年代移居上海,开设个人古董店,1949年移居香港,从此没有返回祖国。1950年,移居美国,1953年首次赴英法便在著名的克拉克夫人明代专场购得11件拍品。1960-70年代,活跃于世界拍场,并与布伦戴奇、塞克勒关系密切。

“从布伦戴奇购买这件犀尊起,直至今天经过六十年的田野考古发掘,它依然是独一无二的。 在中国青铜时代早期的青铜容器中,目前没有第二例以犀牛为造型…”


长江以南的湖南省出土的一件象尊,生动写实的手法呈现了南方青铜器的铸造传统。 

“象尊和布伦戴奇的犀尊高度相似,栩栩如生,充满朝气,表面布满纹饰,尤其是各式龙纹。 其他动物形容器,不论来自中国的南方还是北方,周身都满饰纹样; 这使得表面光洁的犀牛更显独树一帜…”

*以上章节摘录自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 许杰 - A UNIQUE PAIR: The Bronze Rhinoceros and Its Collector, Avery Brundage / 原刊于 Collectors, Collections, and Collecting the Arts of China: Histories and Challenges
▲ 许杰 Jay XU -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普林斯顿中国早期艺术考古硕士、博士学位,师从著名青铜专家貝格立(Robert Bagley);2003至2008年,担任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古代近东、古典艺术部的首席主任;1996年至2003年, 担任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的策展人; 在此之前,他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馆部担任了两年研究员。

1983年,大学刚毕业的许杰到上海博物馆担任馆长秘书。 那一年,正好赶上上海博物馆组织特大中国古代文明展“六千年的中国艺术”,到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进行展览,这也是他接触到的第一个外国博物馆。25年后,许杰出任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他也成为第一位担任美国大型博物馆馆长的华人。 许杰说,这是他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缘分。他与1985年上任的马承源馆长相处最久,马承源馆长是中国当代文博界古代青铜器、古文字研究领域的专家,他编写的《中国青铜器》一书,不仅系统地从青铜器的类别、纹饰、铭文、断代、铸造等多方面对中国青铜器的特性做出了总结,还独辟“青铜器鉴定”一节,对各类作伪手段详加说明。此书被牛津大学翻译出版后,影响极广。(东方网:中国留学生的40年 | 许杰:从留学生到美国博物馆馆长)

汝窑水仙盆统计

Ru narcissus bowl

以传世水仙盆而言,包含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4件在内,全世界合计有5件。普莱施、安宅旧藏、大阪市立东洋陶瓷博物馆现藏的这件汝窑水仙盆,是海外唯一一件汝窑水仙盆收藏,普莱施的敏锐度与高度,可见而知。

普莱施 汝窑盆:

虽然这件水仙盆是口沿受损后被环切,但这个伤痕应该是属于老伤。从口沿的铜扣不难看出其岁月。台北故宮的3件之中,也有一件汝窑的伤残件,有类似的铜扣。‍‍‍‍‍‍‍‍‍‍‍‍‍‍‍‍‍‍‍‍‍‍‍‍‍‍‍‍

台北故宫博物馆 汝窑盆 1:

椭圆形盆,侈口、深壁,平底凸出窄边棱,四云头形足;周壁胎薄,底足略厚。通体满布天青釉,极匀润,釉面满布开纹片。裹足支烧,与一般水仙盆不同的是,底部存留五枚支烧痕,而非六枚,略见米黄胎色。

曾是“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的展品之一,于1935年在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出。 

北宋 汝窯 青瓷無紋水仙盆 2:

椭圆形盆,侈口、深壁,平底凸出窄边棱,四云头形足;周壁胎薄,底足略厚。通体 满布天青釉,极匀润。裹足支烧,底部有六个细支钉痕,略见米黄胎色。全器釉面纯洁无纹片。

北宋 汝窯 青瓷水仙盆 3:

椭圆形器身,侈口,深直壁,周壁胎骨较薄,底足略厚,平底,底缘凸出一道窄边,四个边角各接一云头形短足。采满釉支烧法烧制,通体施青釉,呈色浅绿,釉面满布开片,器内色泽浅淡,外壁颜色偏灰,局部泛现粉色光泽。

外底面排布六枚支钉,支痕露出灰土色胎。底面镌刻乾隆皇帝咏〈猧食盆〉御制诗,内容为:“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猧食器,蹵枰却识豢恩偿。龙脑香薰蜀锦裾,华清无事饲康居。乱碁解释三郎急,谁识黄虬正不如”。诗末署“乾隆辛巳孟春御题”,并钤“比德”、“朗润”两印。

北宋 汝窯 青瓷水仙盆 4:

椭圆形,侈口嵌铜扣,浅壁,平底外缘多出一圈窄边,下接四云头形足。周壁胎较薄,底足略厚,通体施天青色釉,周缘与棱角釉薄处现出浅粉色光泽。外底留有六枚支烧痕,从支痕中可见土色胎土。

面刻乾隆皇帝〈猧食盆〉:“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猧食器,蹵枰却识豢恩偿。龙脑香薰蜀锦裾,华清无事饲康居。乱碁解释三郎急,谁识黄虬正不如”御制诗。诗末无纪年铭,仅署“乾隆御题”,并落“比德”、“朗润”两枚钤印。 此件作品的原始典藏标记为“吕”字号,代表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清宫文物时,它陈设于养心殿中。

二级市场中的普莱施旧藏

ex-Plesch in the Market

南宋 建窰禾目天目茶盞

2020 October 9, 02:06 PM CST 

Estimate

12,000,000 - 16,000,000 HKD

传承:

Peter Hariolf Plesch(1918-2013年)收藏,至1959年

倫敦蘇富比1959年3月17日,編號7

Bluett & Sons Ltd,倫敦,1959年

羅傑琵金頓(1928-1969年)收藏,1959年始,自此家族傳承

香港蘇富比2016年4月6日,編號12

Lot Sold

9,855,000 HKD


禾目銀輝

康蕊君 

建窰黑釉茶盌之賞鑑,與日本茶道宗師與收藏家息息相關,在日本,宋代建窰茶盞廣得崇敬愛慕,其日文名稱「天目」也隨之流傳千里,成為現今通稱此類黑釉器盞之名。

古時,黑釉茶盞多藏於佛寺,用之奉茶以養身心,茶盌質樸素雅,合適作為供佛儀典之器。盞沿下一圈微斂,為持用方便而設,胎厚紮實,保茶汁溫熱而不燙手,釉黑潤亮,托襯宋時點茶擊拂茶水後,所得茶面細沫,白黑相映,瞬息美哉。

點茶法保存於日本茶道傳統,黑釉建盞則與浙江臨安天目山淵源深遠,天目山以高聳日本古松聞名,乾隆帝南巡亦曾造訪,天目茶現仍馳名。宋時,日本僧人或許將天目盞與福建產茶一起帶回本國寺院,傳承至今依舊深受敬仰,數件已定為國寶文物。

福建建陽窰致力於燒製茶盞,年年進貢內廷,宋徽宗重文愛藝,茶學造詣且精,對於建陽茶盞亦是傾愛不已。

1930年代派駐福州海關的美國官員 James Marshall Plumer(1899-1960年),於當地古董商行發現此類黑釉建盞後,大為傾心。1935年決心深入福建尋覓窰址,路途艱難,原為駕車,行至第四條激流處,為渡河只得棄車乘舟,後轉搭火車、公車、竹筏、郵船、步行等,沿途中不僅需收買驛站人員,以求保身,且數度遇洪水沖塌路橋,滯難重重。Plumer 最終在水吉一帶定位建陽窰址,他的研究推廣與專著,《Temmoku: A Study of the Ware of Chien》,東京,1972年,使建盞名揚西方。

建盞黑釉耀眼,釉色變化多樣,窰燒時,釉裡氣泡爆裂,流釉成絲絲細紋,稱之兔毫(日文「禾目」),或釉面圓點緻密之樣,稱為油滴(日文「油滴」),色調紅褐至耀藍皆可見,褐釉兔毫可說最具代表性,泛藍油滴釉則是盛名且罕見,二者之間可見無數種釉色變化,決定建盞之價值與魅力。此件兔毫茶盞釉色亮澤,金銅色細毫隱隱閃耀銀光,乃禾目品類中最珍稀者。

《唐物天目》,茶道資料館,京都,1994年,收錄一系列天目盞,包括數件日本國寶及福建出土作例,其中京都國立博物館與德川美術館藏禾目建盞,類同此件拍品,銅褐色細毫泛銀輝,頁19ff,圖版10、13、15、16。成功燒出如此釉色者甚少,建窰遺址碎片堆中亦是少見,僅發現寥寥數例,刊於前述出處,頁64ff,圖版47右下、48、61,頁103,參考圖版E。

多位學者皆曾探討建盞盌心積釉略偏之現象,Marshall P.S. Wu 專文中指出,此應源自於燒造時,建盞以略微傾斜角度置於匣缽內,用以避免流釉沾黏(Marshall P.S. Wu,〈Black-glazed Jian Ware and Tea Drinking in the Song Dynasty〉,《Orientations》,卷29,4號,1998年4月,頁22ff,圖2-5)。

西周 昭王時期 或約公元前980年 𤞷馭簋


2022 September 20, 10:17 PM CST 

Estimate
600,000 - 800,000 USD

銘文:

𤞷馭從王南征 伐楚荊 有得 用作父戊寶尊彝 吳

Width 12 in., 30.6 cm

Edmund Toeg 伉儷收藏

倫敦蘇富比1963年12月3日,編號184

Bluett & Son Ltd.,倫敦,1964年1月6日

Peter Plesch 教授 (1918-2013) 收藏

倫敦蘇富比1968年2月20日,編號53

Spink & Son Ltd.,倫敦

歐洲貴族收藏

倫敦佳士得1994年6月6日,編號68


Lot Sold
1,083,600 USD

無問昭昭:𤞷馭簋——昭王南征之青銅重器

此簋精工巧鑄,成器雄秀,更銘文載史,流傳千古。簋內底鑄銘十九字,記載西周昭王時期器主𤞷馭隨王南征,攻打楚荊獲賞,鑄彝以榮其父戊。依銘文最末一字,可知𤞷馭族屬於吳。昭王南征乃西周重要軍事大事件,歷史意義卓巨,標誌了西周王朝由強盛逐漸轉向衰落的重要轉折,故此簋及其銘文的歷史價值不可估量。

「宏魯昭王,廣懲楚荊,唯寏南行」

史牆盤銘

昭王南征作為西周史上重要事件,《史記》、《竹書紀年》等史籍均有記載。與這些後世文獻相比,青銅器銘文則可為今人提供最為直觀的歷史資料。存世記昭王南征青銅器組,除此簋之外,不乏金石界的一些知名重器,如「安州六器」,北宋時期自湖北省孝感縣出土後由宋代名儒趙明誠錄入中國首部金石學系統專著之一《金石錄》(卷第十三,北宋,雅雨堂刊本,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圖版1-2);再如史牆盤,國之重寶,1976年陝西省出土,現藏寶雞周原博物館,見張天恩,《陝西金文集成》,卷2,西安,2016年,編號0167;又如逨盤,國寶重器,鑄長銘,史學價值極高,2003年陝西省出土,現存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見前述出處,卷六,編號0668。


昭王(圖一)乃周朝第四代天子,繼先王偉績,其曾祖周武王(圖二),發牧野之戰,伐紂滅商,建立周朝;因商王與東夷纏鬥,致殷商兵力羸弱,有鑑於此,武王建朝之初便揮師東夷,以安東境。周成王(圖三)承襲父業,命攝政賢臣周公旦東征降夷。至周康王(圖四),東夷平定,西、北二境亦得安攘,周朝乃開盛世(見楊寬,2003年,頁549-555)。


東、西、北方既已無虞,昭王繼位後便將戰略重心集中在南方。昭王兩次南征,第一次於十五年征伐楚荊,第二次於十七年攻伐虎方並行南巡,然卻南巡不返,以悲劇告終。

昭王南征,旨在鞏固。歷代周天子視南境安穩為戰略要務,建朝之初,已在南境分地封侯;諸侯分擔軍事,戍邊擴疆(見朱鳳瀚,2013年,頁10)。南地多產稀貴金屬,此為昭王南征另一用意(見楊寬,2003年,頁637)。通過青銅銘文可知,昭王賞賚軍功,多賜青銅以資鑄器,恰如此簋。趙燕姣及吳偉華研究另述,昭王南征保證了銅錫資源供給,為周代青銅器風格發展提供了可能(2018年,頁58)。

楚荊又名楚,系西周南部氏族。《史記・楚世家》有載,周成王封楚人熊繹於丹陽,賜姓羋;有學者稱,丹陽近今湖北省秭歸縣(見楊寬,2003年,頁629-630)。周初,楚歸附於周室,然地位不高。據《國語・晉語》所載,「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熊繹只得「置茅蕝,設望表」並「與鮮牟守燎」,周朝更視「楚為荊蠻……故不與盟」。依此,如楊寬所述,楚荊對周室之忠既不長久也非竭誠(2003年,頁632-633)。

至昭王治國,楚荊已不順周室。王祁梳理昭王南征青銅器群,其中,過伯簋銘即記有「王伐反荊」之語(見王祁,2016年,頁43)。楚荊叛亂,昭王初次南征。《竹書紀年》載,「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李學勤考究相關青銅銘文,還原始末,得出南征排譜,推算是次南征始於周昭王十五年九月,終於十六年八月(2006年,頁130-131)。結合李學勤(2006年,頁130)、趙燕姣及吳偉華(2018年,頁51)就相關青銅銘文所含地點之論述,可推知王師兵起成周(今洛陽)討伐楚荊之路線(圖五)。


圖五 昭王南征楚荊路綫圖 地圖原版錄於魯惟一及夏含夷編,《劍橋中國上古史:從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221 年》,劍橋,1999 年,頁313

隨昭王伐楚之將帥鮮有記載,鑄此簋者𤞷馭則為其一。𤞷馭生平不詳,然無疑是昭王麾下重要將領,奮戰挫敵,因戰功卓絕,𤞷馭獲賞,乃鑄此簋以敬先父。除此簋外,另有𤞷馭觥蓋見載,該觥蓋1966年陝西省扶風縣法門鎮西周遺址出土,現藏寶雞市扶風縣博物館,錄張天恩,前述出處,卷3,編號287。其銘文(圖六)經趙平安釋(2001年,頁80),述𤞷馭採買戰馬不辱使命,後鑄此器以敬其父。此採買之舉可能為昭王授命,以備戰事。

圖六 𤞷馭觥蓋銘文拓片 錄於張天恩,《陝西金文集成》,卷3,西安,2016年,編號287

首次南征不久,昭王由宗周(今西安)二度起兵南征,然此行最終以昭王不復而結束,實始料未及,並如夏含夷所述,昭王殞命對周朝國運影響極大(1999年,頁322)。

「夜有五色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

《竹書紀年》

按王祁所列排譜(2016年,頁50-51),昭王十七年,王命將軍南宮討伐虎方;虎方亦為南方部落,違叛周室,經學者考究,虎方應毗鄰漢水(見張懋鎔,1992年,頁21,及楊寬,2003)年,頁556)。同年,昭王同時籌謀南巡,先遣將官赴南地備行宮,又派官員去往南巡沿路各封地傳達王命,兼作視察,以保天子周全。十八年,昭王自成周起駕,南巡一路順遂,然歸程遭變;十九年,渡漢水,昭王全軍落江,六師喪,王罹難。《竹書紀年》曰:「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又記「夜有五色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

李學勤考《水經註》,論述昭王渡漢水溺亡之處應在沔 (後因昭王之死稱死沔) ,即今湖北境內天門東南(2016年,頁352)(圖五)。昭王因何落水至今成謎。《呂氏春秋》言昭王涉漢時,因橋崩而落入漢水,辛餘靡背負昭王屍身上到北岸;《帝王世紀》所述則截然不同,稱昭王為船夫所誘,登上膠船,船至中流,膠液溶解,船身崩損,故而落水(見劉禮堂,2000年,頁69)。楊寬認為昭王的軍隊當時應是遭到了楚人突然襲擊,導致浮橋敗壞,昭王及隨從大臣落水而亡,其所率六師亦遇襲而慘敗(2003,頁557-558)。

「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

《竹書紀年》

昭王之死使楚人飽受質疑。《左傳・僖公四年》載,春秋時期齊國政治家管仲與楚國來使交談,管仲即以昭王南征不復詰問楚使,楚使反駁管仲當「問諸水濱」。不論昭王之死是否與楚相干,南征慘痛收場,周朝氣數隨之大減。漢水所喪六師乃周室主要兵力,約七萬五千人(見劉禮堂,2000年,頁69)。正如夏含夷所言,此役之後周王朝元氣從未得到真正意義上的恢復(1999年,頁323)。

「昭王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屈原,《楚辭·天問》

另一方面,周朝式微,楚順勢崛起。李裕杓稱,昭王殞後,再無出土西周青銅器銘記周楚之爭,而周王朝再次與楚發生戰爭已是一個多世紀以後的宣王時期(2011年,頁285)。至周夷王時,楚君熊渠治國賢明,楚日漸強盛。據《史記・楚世家》載,熊渠甚得江漢支持,伐庸、揚越,至於鄂,分封三子各為王。公元前771年,西周傾覆,更為楚在中國歷史舞台脫穎而出提供了機會。至東周楚國已成強國,楚莊王為春秋五霸之一,戰國時期,楚國更位七雄之列,稱霸一方。

參考書籍

劉禮堂,〈關於周昭王南征江漢地區有關問題的探討〉,《江漢考古》,期3,武漢,2000年

李學勤,〈基美博物館所藏令簋的年代〉,《法國漢學》,輯11,北京,2006年

李學勤,〈論韋攴甗銘及周昭王南征〉,《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2016年

李裕杓,〈西周銅器銘文所見昭王南征〉,《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上海,2011年

魯惟一及夏含夷編,《劍橋中國上古史:從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221 年》,劍橋,1999 年

王祁,〈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群及相關史實考察〉,《出土文獻》,期2,上海,2016年

楊寬,《西周史》,上海,2003年

張懋鎔,〈盧方·虎方考〉,《文博》,期2,西安,1992年

趙平安,〈釋古文字中的□及相關諸字〉,《中國文字研究》,上海,2001年

趙燕姣及吳偉華,〈金文所見昭王南征路線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卷33,號2,西安,2018年4月

朱鳳瀚,〈論西周時期的“南國”〉,《歷史研究》,期4,北京,2013年

出版:

胡小石,《金石蕃錦集第二》,1918年,頁14

鮑鼎,《國朝金文著錄表補遺》,卷上,1931年,頁38 (器記錄)

陳承修,《猗文閣金文》 (未印稿本),至1931年已集成

劉節,〈兩周金文辭大系商兌〉,《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卷6,號3,北平,1932年,頁385 (器記錄)

吳其昌,〈金文疑年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卷6,號5,北平,1932年,頁528 (器記錄)

吳闓生,《吉金文錄》,卷3,1933年,頁23 (器論及)

吳其昌,《金文曆朔疏證》,卷2,上海,1934年,頁18

高本漢,〈 Yin and Zhou in Chinese Bronzes〉,《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期8,斯德哥爾摩,1935年,頁55 (器記錄)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東京,1935年,錄編,頁26

柯昌濟,《韡華閣集古錄跋尾》,己篇,1935年,頁18 (器論及)

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拓本》,卷7,1935年,頁43

容庚,《殷周青銅器通論》,北京,1958年,頁89,圖9

白川靜,《金文通釋》,卷1,下,神戶,1962年,頁777-780

白川靜,《金文集》,卷2,東京,1980年,頁11,編號200

孫稚雛,《金文著錄簡目》,北京,1981年, 頁138,編號2335 (器記錄)

唐蘭,〈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刻銘〉,《古文字研究》,輯2,北京,1981年,頁72

嚴一萍,《金文總集》,台北,1983年,編號2543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卷1,北京,1988年,編號106

吳鎮烽,《陝西金文彙編》,卷3,西安,1989年,編號15

李爾白,《李蔭軒所藏中國青銅器》,卷2,上海,1996年,圖版41

劉禮堂,〈關於周昭王南征江漢地區有關問題的探討〉,《江漢考古》,期3,武漢,2000年,頁69 (器記錄)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卷3,香港,2001年,編號3976

《郭沫若全集》,卷7,北京,2002年,頁234

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成都,2003年,頁267 (器記錄)

楊寬,《西周史》,上海,2003年,頁557 (器記錄)

王獻唐,《國史金石志稿》,卷3,青島,2004年,頁1672,編號367

吳鎮烽,《金文人名彙編》,北京,2006年,頁282 (器論及)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2007年,編號03976

王心怡編,《商周圖形文字編》,北京,2007年,編號171

劉雨等,《商周金文總著錄表》,北京,2008年,編號4355 (器記錄)

何景成,《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研究》,濟南,2009,頁305 (器記錄)

《容庚學術著作全集》,卷9,北京,2011年,頁89,圖9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卷10,上海,2012年,編號04895

趙慶淼,〈“昭王南征而不复”之蠡測〉,《學術月刊》,期5,上海,2015年,頁152 (器記錄)

王祁,〈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群及相關史實考察〉,《出土文獻》,期2,上海,2016年,頁43 (器記錄)


A LARGE GILT-BRONZE MODEL OF BUDDHA MING DYNASTY, 16TH/17TH CENTURY  
明代鎏金佛‍‍‍‍‍‍
18 1/8 in. (46 cm.) high

估價 英鎊 40,000 – 英鎊 60,000
成交價 英鎊 110,500

传承:
The Plesch Collections (BS 38).Purchased by the parents of Professor Peter Plesch in India in 1929. 


由已故彼得-哈里奥尔夫-普莱施教授(-2013 年)的个人代表出售 普莱施亚洲艺术收藏 彼得-普莱施和特劳迪-普莱施都是作为躲避纳粹迫害的难民来到英国的。彼得-普莱施于 1933 年随家人离开柏林,特劳迪于 1938 年随家人离开维也纳。两人都来自欣赏艺术的家庭。2004 年,彼得-普莱施家族的大量藏品被借给柏林犹太博物馆,用于展示约 1830 年至 1933 年间柏林职业犹太资产阶级的生活,其中一个展厅专门展出了普莱施家族的藏品。

彼得-普莱的父亲亚诺什-普莱是一名医生,他的病人中有一些非常著名的人物,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但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从 1928 年到 1933 年,爱因斯坦一直住在普莱家族的乡间别墅--位于加托夫哈维尔河畔的莱姆别墅--的园丁小屋里。

在这里,他可以避开各种不受欢迎的目光,驾驶他心爱的小船。爱因斯坦似乎也很喜欢与年轻的彼得作伴,并鼓励后者对科学的兴趣--温和地解释彼得设计的永动机的巧妙之处。看到彼得成为国际知名科学家和基尔大学的化学教授,爱因斯坦无疑会很高兴。

在 2009 年 4 月 28 日佳士得拍卖行的普莱施古董玻璃拍卖目录中,有一张爱因斯坦与彼得及其兄弟姐妹的合影。


彼得在剑桥大学读书时购买的第一件古董是一个中国银酒壶,他在整个二战期间都在使用这个酒壶,因为它是由一位香港银匠在 19 世纪制作的。不过,他真正成为收藏家的时间要晚得多,1957 年,他继承了父母的各种中国文物,但他意识到自己对这些文物知之甚少。

这件绿釉罐是汉代仿青铜器'壶'制作的。 绿釉罐不仅是汉代陶瓷的代表,也很好地体现了汉代的盛世气象,可以说是中国陶瓷的象征之一。

这件作品是同类作品中最忠实地模仿壶形的作品之一,具有严谨的金属器形,从口沿的带状纹饰和器身弦纹的力度上可以看出青铜器的痕迹。 绿釉呈深绿色,几乎没有银化现象。 鉴于这种巨大的外观,绿釉陶器可被视为与绿蓝衣青铜器的形象有关。 这件器物被认为是相对较早的绿釉壶类型,因为它的器形非常精致,且没有偏离青铜器原型。

器身上的带状连环图案一般被称为 '狩猎图案'。 它们体现了汉代信奉的神和隐士的世界,描绘了山川和神兽。 之所以被认为是狩猎图案,是因为图案中的象征性场景是一个手持弓箭的骑马者转身射向猛兽。 这个图案起源于中东和近东,后来流传到遥远的日本东部,据说在法隆寺和正仓院的珍宝中都有发现。

前主人彼得-哈里奥尔夫-普莱施(Peter Hariolf Plesch,1918-2013 年)是英国东方陶瓷协会会员,也是一位正统收藏家。 他的收藏通常是学术性的,但他也有敏锐的审美眼光。 他收藏的终极典范是 1959 年购得的汝官窑水仙盆。 这件汉绿釉锺与他收藏的汝窑器物一样,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似乎具有不同于普通器物的审美特质。

十七/十八世紀 玉雕桃式活環大蓋盒

17TH-18TH CENTURY

估價

USD 300,000 – USD 400,000

成交價 USD 478,800

來源

Spink & Son, 倫敦, 1957年 
Peter Hariolf Plesch (1918-2013) 醫生珍藏, 編號Hh26L 
倫敦佳士得, 2009年11月3日, 拍品編號167
藍理捷, 紐約 
Hedda and Lutz Franz伉儷珍藏, 香港, 編號1530 
藍理捷, 紐約, 編號x2615

出版

J. Rawson and J. Ayers, 東方陶瓷學會,《Chinese Jade Throughout the Ages》, 倫敦, 1975年, 頁109, 編號358 
《FranzArt: Chinese Art from the Hedda and Lutz Franz Collection Vol 1: Jade》, 香港, 2010年, 頁262-263、頁316, 編號1530 
藍理捷, 《雅製:中國文人藝術》, 紐約, 2020年, 編號12

展覽

曼徹斯特, 曼徹斯特美術館, 「Works of Art from the Plesch Collections」, 1964年 
倫敦, 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及東方陶瓷學會, 「Chinese Jade Throughout the Ages」, 1975年5月1-6月22日 
紐約, 藍理捷, 「雅製:中國文人藝術」, 2020年3月13-27日



宋 鈞窯粉青釉菱花口盤

邦瀚斯2012年5月27日
成交价:HK$2,900,000,含佣金

Provenance:
Collection of Lord Rolf Cunliffe
Collection of Professor and Mrs P.H. Plesch
Sotheby's London, 12 July 2006, lot 39

Exhibited: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Exhibition of Ju and Kuan Wares, London, 1952, p.11, no.19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Chun and Brown Glazes, London, 1952, cat. no.78


盤侈口,口沿呈六蓮瓣菱花狀,淺弧腹壁,淺圈足。通體施粉青釉,釉質細潤,筋菱處因掛釉較薄而微露胎色,口沿及圈足底部亦見淺褐色胎體,圈足內有三個支釘痕。

此盤來源於英國收藏家肯礼夫勛爵(Lord Rolf Cunliffe, 1899 – 1963)。肯礼夫勛爵是二十世紀中葉英國最具影響力的第二代中國古董藝術收藏家之一,他的藏品一般都來自當時已聞名於世的收藏。肯礼夫勛爵當時在倫敦的居所距Bluett and Sons和John Sparks僅幾步之遙,他於1944年11月30日第一次購得了自己心儀的藏品,隨後陸續收購了共計400餘件的中國古董藝術品。在肯礼夫勛爵逝世後,Bluett and Sons曾為其遺產中的中國藝術品估價,後在1971至1973年間陸續出售。肯礼夫勛爵最後一批藏品曾於2002年11月11日在倫敦邦瀚斯拍出,這其中也包括了曾在英國牛津阿什莫爾博物館展出的三件成化瓷。

肯礼夫勛爵自1946年起就為倫敦東方陶瓷協會會員,1960年擔任劍橋費茲威廉博物館東方藝術部榮譽館員。他曾在東方陶瓷協會於1949年舉辦的展覽中展出21件藏品,而此件拍品也曾在隨後1952年舉辦的宋代瓷器特展中兩次。

該盤不但釉色瑩潤,且傳承有序,盤底貼有所有經手收藏的標籤。此盤在肯礼夫勛爵之後由皮特·普萊氏教授(Professor Peter Hariolf Plesch, 1918 - 2013)收藏。曾畢業於牛津大學的皮特教授同樣是中國宋元古瓷的忠實收藏家。

與存世常見鈞窯器不同,此盤施釉均勻細膩,對釉色的控製似有結合模仿「汝」、「官」兩大名窯之特點,實爲難得。大衛德基金會藏一件北宋鈞窯天藍釉菱花口盤,與本盤比較,施釉較厚濁,釉色偏天青色,形製與本盤相似,詳見 Stacey Pierson, 《Song Ceramics, Objects of Admiration》, London, 2003年,頁46,圖版13。參見此著錄另一件南宋官窯天青釉菱花口盤(同前,頁122,圖版48)除其釉面有開片紋外,器形和釉色皆與此拍品都相近;另外一件大衛德藏宋官窯菱花口盤,器形也與其相類。


绿釉钧窑碗

宋金时期,12/13 世纪

深圆边内外施不粘稠的橄榄绿色裂纹釉,边缘变薄呈淡淡的蘑菇色,无釉圈足在烧成时呈焦褐色;直径 8 5/8 英寸(21.8 厘米)。 

估价 6,000 - 8,000 英镑

出处:

林德伯格收藏;

苏富比拍卖行 林德伯格收藏;

伦敦苏富比,1978年12月12日,拍 卖品号:196。

普莱施收藏(Ch22)。

文献: 约翰-艾尔斯、玛格丽特-梅德利、奈杰尔-伍德,《火中的铁》,伦敦,1988 年,编号 26,第 45 页。

已展出: 《火中铁:中国陶艺家对氧化铁釉的探索》,牛津阿什莫林艺术博物馆,由东方陶瓷协会组织,1988 年 5 月 10 日至 6 月 19 日,编号 26。


小结
收藏的抉择
the Path of Collectors

上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末的东方陶瓷学会的成员一直是引领西方收藏界的顶级精英人群。普莱施(Plesch)跟伟大的创始人Eumorfopoulos、Percival David、Dr Carl Kempe并不是一个年代,也就是说,普莱施的时代并不是黄金时代。

不容否认,收藏的黄金时代,是时势造英雄的时代。东方陶瓷学会的第一批成员,确实是高山仰止的存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得很真实: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任务与历史意义。强者从不抱怨,普莱施便是这样的人,他无声无息的买下汝窑,又无声无息的将其卖掉,两次创造世界纪录。别人很用力的成为了顶级收藏家,而他却用冷面狙击手般的方式轻松载入史册。

在历史的尘埃中,名与利终将灰飞烟灭,收藏也只是一种修炼的过程:无功德,无意义,但却是人性不可缺少的一种延伸… 我们在追求宝物的同时,也要理解真正的国宝是精神性的,以物见心,此乃真国宝也。


最澄法师「山家学生式」(弘仁9年・818):照千一隅此则国宝。‍‍‍‍‍‍‍‍‍‍‍‍‍‍

国宝何物。宝道心也。有道心人、名為国宝。

故古人言、径寸十枚、非是国宝。

照千(于)一隅、此則国宝。

古哲又云、能言不能行、国之師也。

能行不能言、国之用也。能行能言、国之宝也。

三品之内、唯不能言不能行、為国之賊。

乃有道心仏子、西称菩薩、東号君子。

悪事向己、好事与他、忘己利他、慈悲之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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