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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铜艺术鉴赏(二)西周青铜器

三、西周时期青铜器

        公元前十一世纪,商朝被周所灭,建立周朝,建都于镐(今西安西南),史称西周(公元前1066年至前771年)。

艺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变化是在延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并不会因为朝代的更替而一夜之间产生突变。青铜器艺术的发展也是如此,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从形制到纹饰基本上因袭了商代晚期的特征,到了西周中期的穆王时代之后,一方面还保留着部分传统的形制和纹饰,另一方面则出现了许多新的样式,这一时期可谓是新旧交替和转变时期;发展到西周晚期,青铜器的形制与纹饰渐趋简单,主要是中期的延续而无太大的变化。

        西周早期(武王至昭王)青铜器的器形与纹饰,从总体来看并无明显的变化,几乎没有出现新的器形。

鼎、鬲、簋、甗、觚、尊、壶、卣、觥、罍等器的造型,有的基本延袭晚商,有的略有所变化,其中簋类的变化比较突出,即在的圈足下增加了一个方形座,提高了器体,这可能与当时的使用习惯有关。西周早期青铜器艺术最值得注意的是纹饰,这时不仅出现了个别新的装饰主题,传统主题的装饰在形式处理上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西周早期 鈇卣

        蜗体兽纹是这一时期出现并且运用较多的一种纹饰,纹饰的特征比较奇异,为前代所未见,至西周中期即消失了。如上图鈇(fū)卣(1971年陕西泾阳高家堡出土)的盖面及腹部均饰有这样的蜗体兽纹,在此期的簋、尊等器上都可见到这一母题的纹饰。这种纹样头部似龙形,长鼻上卷,头顶有触角,而身体却作螺旋形似蜗牛壳状,并有一利爪伸出置于兽头之下。这一怪诞的造型给后人留下许多神秘感,因此在认识上也不一致,较多的谓之夔纹,但由于其形象怪异,与传统的夔纹有着明显的不同,根据其形象特征,又有称其为蜗牛纹的;还有的人认为这种纹饰就是古书上所记载的一种叫作“猰貐(yà yǔ)'的食人兽等等。在尚难断定其确切所指的情况下,不妨根据其形象,谓之蜗体兽纹。可以推断,这种蜗体兽纹是一种带有神话意味的幻想动物,而不是表现现实中的某一动物。在西周早期青铜器上,蜗体兽纹大多饰于器物的主体部位,取代了原来的兽面纹,可以想象,在当时一定是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的,只是时过境迁,又缺乏史料记载,故而我们现在就难以破译了。

        另一个令人关注的装饰母题是凤鸟纹。在殷商青铜器的介绍中曾谈到过凤鸟装饰,西周早期的凤鸟纹有了较大的发展,就装饰部位而言,已有原来的从属位置转向主体性位置,数量也明显增多,造型也更加流畅,装饰更为华丽。尤其是将凤鸟设计成回首反顾之态,一改过去那种规则的、拘谨的风格,并与飘逸的大尾长冠相呼应,使凤鸟更具运动感。




西周早期 凤鸟纹尊

        上图 凤鸟纹尊(1976年江苏丹阳司徒出土)便是其中一例:可以看到,在尊体的最主要部位的腹部饰有两组相对反顾的凤鸟,凤鸟翘首反顾,长冠翻卷,恰好与上卷的凤尾形成反向的适应关系;线形流畅,体态优雅,殷商时期的那种威严、肃穆感在消退,蕴含其中的是轻松、自由乃至奔放的审美情绪,特别是貌似简单的反顾处理,说明了设计者所处的创作氛围明显有别与过去,与商代身首同向的凤鸟造型相比较,显得更加生动、酒脱,传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情韵。透过这一表象可以窥见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识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这对于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逐步成型具有重要意义。





             西周早期 公卣 组图

        同样,上图公卣(1965年安徽屯溪奕棋出土)上的装饰也是以反顾凤鸟为主体,夔龙与兽面纹从大小比例到装饰部位都居于次要地位;双风相背成组,长冠大尾优美华丽,尤其是长冠的处理,速交缠,颇具匠心,给本来略显得沉重平稳的器物增添了几分轻灵之气。

        西周中期(穆王至夷王)的青铜器形制和纹饰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在保留着传统样式的同时,出现了许多新的式样。在器物的造型上显然比以前自由的多,诸如形似锅状,大敞口園底兽蹄足的盂鼎,两侧附有象鼻形耳的伯饮壶”等都流露出曲线美的魅力。另外,还出现了长方形圆角的新食器“盨”等。肖生造型器仍然流行,造型趋向简洁饱满,很少作满地纹饰,往往仅在器物的主要部位略加装饰,有的甚至不加纹饰。如一九七四年在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土的“貘尊”(下图),角盘卷,与貘额、鼻形成一体,体态丰满,线形简洁,仅在前后腿上饰以简单的线形涡卷纹,体现出一种简约之美。

西周中期 貘尊

        西周中器青铜器的装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曾经盛极一时的兽面主题逐渐减少,其形象也开始简单化,甚至不再遵循原来的规范而出现了变形,本来的兽面纹中处于突出位置的目纹,也被简略到可有可无的境地,很少再施满地云雷纹,如属于这一时期的卫簋、日己方彝、蔡姬尊等上的兽面纹就体现了上述特征。兽面纹的蜕变,反映出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而审美观念的变化无疑是受整体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所驱策。

        凤鸟纹在这一时期是最为流行的装饰母题,尽管其基本造型与西周早期相似,但装饰更为精致、华丽。著名的冬簋(1975年陕西扶风白家出土)(下图)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例:此器的造型设计注重形体的微妙变化,口沿下微微内敛与下腹微微外鼓而形成的S形变化,与饱满的盖面弧线形成对比与反复,已不再只是浑圆简洁可以与之相比拟的了;两立鸟形器耳与器身曲线相谐调;器盖与器腹均饰以对凤纹,凤鸟的造型稳健,翻卷转折都恰到好处,面与线的转换处理相互映衬,风颈下还刻画出鳞状羽毛,整件器物给人以造型有度,装饰华丽但并不繁缛的审美感受。










西周中期 冬簋

        西周中期还有一种长尾鸟纹也很盛行,其基本特征与凤鸟相类似,只是鸟尾特别长,其长度几乎是鸟体的二至三倍,长尾与鸟体作错位分离处理;头上有冠但较小,颈部较短。这类鸟纹多饰于狭长的外形之中,作为边饰出现。

花冠龙纹也是这一时期较普遍的一种装饰,这种龙纹头上无角,而是加上一个类似凤鸟的花冠,其躯体部分一般很长,尾部多作分叉并向两个不同的方向翻卷,这种形象的龙纹装饰或许与当时人们对凤鸟的特殊偏好有关吧。


西周中期 (上疒下兴)壶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中期的青铜器装饰中出现一些由动物变体而来的几何式装饰,它们虽然是由动物纹演化而来,但由于已经脱胎换骨,故而整体看去已几近抽象几何形了,只是隐约可见一些残留其中的动物特征。其中波曲纹是最典型的一种,这种变形几何形图案既可作为具体的纹饰,更可作为装饰的基本结构,构成一种气势宏大的、连惯的且富有变化的装饰效果,同时又能获得整体上的统一谐调。上图(上疒下兴)壶(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家出土)的装饰便是一例:该壶的造型为细颈鼓腹,颈的两侧有兽耳衔环,自颈至腹饰以波曲纹三周,连续的波曲线极富节奏感和韵律感,整体看去,大气磅礴。波谷内也设计了相应的几何形纹样与之相契合。在纹样中隐约可见龙蛇一类动物纹的某些痕迹,但已全然没有原来的符号意义了,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对形式美感的追求和抒发,体现了与凤鸟纹装饰相一致的审美倾向。另外,如恭王时期的逋(bū)盂、孝王时期的克鼎等,都是以这种大波曲纹为装饰的。在该壶的盖缘和圈足上均饰以连续的窃曲纹。窃曲纹也是西周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装饰纹样,《吕氏春秋》上有“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之说。这种所谓的窃曲纹实质也是动物纹的简化和抽象化,有的仍留有龙、蛇类纹样的特征,以“S”形为基本结构,应用时多作连续排列成的二方连续的带状装饰,也有的仅以一个单元独立构成适合图案。

        西周中期以几何形形式出现的青铜器纹饰比较典型的还有垂鳞纹,其形式类似鱼的鳞片,由层层相叠错位排列的“U”字形纹样组成,这种纹样也是由动物纹上的装饰演化而来,因为在西周早期的龙纹躯体上曾有以这种纹样为饰的。施有这类垂鳞纹装饰的青铜器如师酉簋、师兑簋、大簋等。


西周晚期 克镈

        西周晚期(厉王至幽王)青铜器从形制到纹饰主要是中期的延续,并更趋简约和朴实。虽然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艺术并没有什么大的突破,甚至呈现出衰退的趋势,但仍不乏有制作精良、装饰华美之作,如上图“克镈”的装饰设计,镈钮采用透雕的形式,腔外有透雕相交的龙纹构成的扉棱,玲珑剔透,与浑厚的钟体形成很强的对比,甚为华丽。此器自铭为钟,但就其形制来看与自铭为镈的乐器相似,故也称之为克镈。钟、镈均为当时的一种青铜打击乐器,铸的形制要比钮钟大,如《说文》所说:“镈,大钟,淳于之属,所以应钟罄也。”这件青铜钟上的交龙形成的装饰在西周晚期并不多见,只在个别的器物上出现,如颂鼎及上村岭虢国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中有所发现,而这种纹饰真正获得大发展并成为青铜器装饰中的主要母题则要到春秋晚期,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的

交缠形式的龙纹装饰看作是新的装饰形式的肇始。


西周晚期 毛公鼎

        综观西周时期的青铜器艺术,由延续继承、发展变化到衰退,勾勒出了一条十分明晰的发展脉络,从艺术的角度看,西周青铜器的形制和装饰明显地反映出,殷商时期青铜器给人的那种狰狞、威严和宗教的神秘感在不断淡化,随之而起的是一种更为形式化的审美追求。舒展、自然的情绪逐渐取代了殷商时的那种沉闷、拘谨的作风,这是一种进步,艺术的创造正向着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也只有在社会文化发生着重要变革这一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发生的变化。除此,西周时期的青铜器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出现了大量的长篇铭文,铭文字数最多的宣王时期毛公鼎,长达497个字,也是现有最长的金文。西周铭文所记载的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尤以叙述祭祀、战争、赏赐、册命等内容最多。这些铭文不仅为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而且还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早期铭文的字体多遒劲雄肆,中晚期则较为规整,把它作为书法艺术来欣赏的话,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趣。

        另一方面,长篇铭文的出现说明了汉文字已经发展到全面成熟阶段,商时期青铜器纹饰所承担着的部分说明性功能,至此业已完成使命,这也正是西周青铜器纹饰之所以能显现出如此轻松、流畅的审美趋势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使得纹饰更多地向着抒发性情和追求形式美的方向发展,为中国装饰艺术乃至整个美术的传统审美定势的形成迈出了重要一步。当然,西周青铜器艺术风格形成的因素无疑是多元的,譬如象礼制的宗教色彩的减弱以及政治、经济等因素,都是影响这个时期艺术风格发展走向的大背景。

        随着西周的覆亡,国家分裂、政治动荡,春秋时期的青铜器艺术又将在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出现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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