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调分单篇牌子、专用曲调、插曲三类，多来自民歌和各种民间说唱音乐。其乐曲短小，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色彩丰富。单篇牌子是一人载歌载舞、抒发情感或叙述故事的腔调。其中的[西腔]、[站花墙]、[十枝梅]等，是从专曲专用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一定板式变化的一曲多用的腔调。特别是其音乐曲调与语言声调的密切结合，使唱、念浑然一体，十分协调，这是荆州花鼓戏具有浓郁的江汉平原风格的重要因素。专用曲调主要用于小戏，有一戏一曲、单曲变唱、多曲联唱诸调。插曲是剧中作"戏中戏"时插入演唱的时调小曲、地方曲艺及其他剧种的曲调，主要起丰富唱腔色彩的作用。
荆州花鼓戏的打击乐，系来自当地民间的采莲船、高跷、车水锣鼓等。在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其他剧种的锣鼓点，但牌子的打法、击乐的配备等均有自己的特色。如草钹、乱劈柴、走锤、高腔、悲腔、打锣腔梗子、圻水三起板等锣鼓点子，都有独特打法。早期剧团中的乐队只有武场，使用的打击乐称"家业"或"火爆"。常用乐器有大锣、小锣、海钹、马锣、堂鼓、板、竹兜（代边鼓）等。其中马锣、堂鼓的配合很有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荆州花鼓戏的唱腔配上了小型民族乐队伴奏，乐器有二胡、京胡、琵琶、唢呐、笛子、大提琴、笙等。后来又增加了西洋木管乐器，有些剧目还使用了铜管乐器。这些乐器的增加，使荆州花鼓戏的表现力得到丰富和提高。
荆州花鼓戏主要行当有小生、小丑、小旦。到"六根竿"时期，随着剧目变化，行当角色有所发展，出现了小生、生脚、正旦（相当于青衣）、花旦（又称铁扁担）、丑脚五个行当。小生：多扮演青年男子。唱念均用大嗓。其饰演的角色有以唱见长的剧目《白扇记》中的胡金元；文雅书生戏《访友》中的梁山伯；武功戏《戏蟾》中的刘海等。 正旦：主要饰演端庄贤淑、性格刚强的中青年女子。如《三官堂》中的秦香莲、《秦雪梅》中的秦雪梅等。花旦：又称"铁扁担"行当，多扮演泼辣的中年妇女和活泼伶俐的小姑娘。其表演步法轻快灵活、动作细腻、道白清脆。所饰角色如《辞店》中的卖膳女、《乌龙院》中的阎惜姣等。丑：此行当戏路较宽，多饰演雇工、书童、教书匠、店家、恶少等。其所饰人物或机智敏锐、诙谐风趣；或奸诈狡猾、刁钻圆滑。如《张先生讨学钱》中的张先生；《阴审》中的判官等。生角：多扮演正直、豪爽、刚毅、洒脱，以及爱打抱不平的人物。如《告经承》中的张朝宗、《乌龙院》中的宋江等。
荆州花鼓戏的剧目据统计有197出，包括《抽门闩》、《掐菜苔》、《告老爷》、《站花墙》、《双撇笋》、《打莲湘》、《江汉图》、《贺端阳》、《打补钉》、《戏蟾》、《三官堂》、《辞店》、《阴审》、《告经承》等。
四、传承价值
从荆州花鼓戏的起源及所具有的基本特征看，它与中国戏曲发展史存在着一根极为"对应"和"吻合"的链环。21世纪前后，荆州花鼓戏遇到了不可抗拒的危机，发掘、抢救和保护荆州花鼓戏，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生命力的独特价值，对于丰富和完善中国戏曲史、中国音乐史以及挖掘荆楚民间文化艺术，都将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湖南花鼓戏是湖南各地民间小戏的总称。湖南各地根据各地语言语音和演唱风格差别分为岳阳花鼓戏、长沙花鼓戏、常德花鼓戏、邵阳花鼓戏、零陵花鼓戏、衡阳花鼓戏、湘西阳戏(因正月阳春演出而名)等，其中受汉调皮黄影响，具有“汉味”的花鼓戏，主要有岳阳花鼓戏、长沙花鼓戏和常德花鼓戏。
湖南花鼓戏与四川、湖北、贵州、云南、安徽等花灯戏、花鼓戏的起源发展过程大致相同，即在民间玩灯歌舞的基础上加上说白、情节而来的。过去民间玩灯无论是龙灯、狮子灯、蚌壳灯、采莲船都需要音乐渲染气氛。需要鼓锣控制节奏。玩灯者高兴时还要把民歌小调掺杂进去，一唱众和，旋律活泼、跳跃，具有古朴原始的乡音之美。
最早的花灯音乐源于“傩”。殷商时，荆楚一带就“击鼓载胡，傩舞逐疫”(《荆楚岁时记》)。到战国时期，除鼓锣外，其他乐器像瑟、箫、竽之类也都用于傩仪中。各种乐器组合“应律合节”配合巫之歌舞以迎神驱疫。
后来民间花灯兴起，除俗音乐，像山歌小调外，主要借用的是傩仪迎神还愿的具有宗教特性的音乐。两者交融在一起，在四川就成了灯中有傩，傩中有灯。有湖南也是如此，如岳阳的神案戏，傩愿戏无不渗透到民俗节日和民俗活动中，成为民俗文化中的一个内容。花灯歌舞自不可免，如果从年初算起，正月闹花灯，二月庆花朝，三月清明祭祖，五月端午，六月迎神，七月盂兰盛会，八月中秋，九月重阳，一直到年末守岁，开年迎春都离不开歌舞音乐。另外，民间礼仪活动，如祭祖、婚礼，丧仪、满月、周岁、做生做寿，新屋上梁、乔迁新居，甚至开镰割谷、新米尝新也离不开歌舞音乐，至于赛灯、赛龙舟就更不用说了。
我国传统戏曲艺术，是融歌、舞、剧为一炉，以剧本为主体，以表演为手段，包括唱、念、做、打的综合艺术。花灯花鼓歌舞只具有戏曲某些因素，要上到戏曲层次，还需要借鉴外来艺术，如黄梅戏最早借鉴了青阳戏和徽戏，苏剧最早借鉴了昆剧。在湖南花鼓戏成为独立剧种之先，清嘉庆、道光年间汉剧已经在洞庭湖、沅水、澧水一带广为流传，所以后来岳阳花鼓戏、常德花鼓戏、长沙花鼓戏都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
岳阳花鼓戏流行于岳阳、汨罗、临湘及鄂南一些城镇。清代嘉庆《巴陵县志》就有在巴陵一带农村演花鼓戏之盛的记载。
从音乐来说，岳阳花鼓戏主要声腔叫“琴腔”。“琴腔”曲调有〔单句子〕、〔夹句子〕、〔梦调〕、〔阴调〕、〔哀调〕等。其他民歌小调如〔思夫调〕、〔相思调〕、〔闹五更〕、〔十绣〕、〔回门调〕、〔十杯酒〕、〔梅花引〕等，常穿插其间使用。“琴腔”受汉调影响是很明显的。岳阳花鼓戏有不少剧目也是以“琴腔”为主的，所以它在湖北南部、东南地区演出时，因音乐同源，语言相近，群众很容易接受，很喜欢看，并叫它“提琴戏”。
主要剧目有《思夫》、《补背褡》、《芦林记》、《双盗花》、《双卖酒》、《牛郎织女》等。
长沙花鼓戏流行于长沙、湘潭、株州、宁乡、浏阳、平江等地，是湖南花鼓戏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花鼓戏剧种。早在清代中叶就在这些地方流行开来，盛演不衰。
长沙花鼓戏主要声腔是“川调”，为大部分剧目所采用。因伴奏用丝竹乐器，民间称它为“弦子腔”。“弦子腔”同样受汉调皮黄影响，逐渐靠近板腔音乐，也有〔一流〕、〔二流〕、〔三流〕、〔导板〕、〔哀子〕、〔四腔哀子〕、〔吟腔〕、〔梢腔〕之类，主要剧目有《盘夫》、《祭塔》、《捉蝴蝶》、《放风筝》、《梁祝哀史》、《白蛇传》、《菜园会》、《讨学钱》、《芦林会》等。
无论“琴腔”还是“川调”弦子，都以大筒等弦乐伴奏，其发音沉郁淳厚。
岳阳花鼓戏和长沙花鼓戏第二种声腔都叫“锣腔”。“锣腔”也叫“打锣腔”即演唱时用锣鼓伴奏，不托管弦、人声帮腔。解放前荆州花鼓戏也是锣鼓伴奏，人声帮和，50年代才加入文场伴奏。无论是岳阳还是长沙的花鼓戏在本地锣鼓音乐如〔木皮调〕、〔木马调〕、〔辞店调〕、〔四六调〕、〔八同牌子〕的基础上，吸收了汉调皮黄某些板腔音乐，形成〔导板〕、〔三流〕、〔急板〕、〔散板〕等板式组合结构。
岳阳花鼓戏、长沙花鼓戏第三种声腔叫“小调”，为地方性民间音乐，具有浓郁的地方乡土色彩。如民歌小调〔采茶调〕、〔望娘调〕、〔倒板调〕、〔四季青〕、〔采莲船调〕、〔洗菜心〕等。但作为过门、过场音乐也搬用了汉调某些锣鼓经，如〔万年欢〕、〔一枝花〕、〔扑灯蛾〕、〔得胜令〕、〔柳摇金〕、〔傍妆台〕等。
岳阳花鼓戏、长沙花鼓戏成为独立戏曲剧种最早演出是情节性不太强的“二小”，即一旦一生、“三小”即一旦一生一丑的“三小”歌舞戏，多用当地小调，后受汉剧和其它剧种影响搬演情节性强，人物较多的剧目。
因小调戏曲化程度低，就吸收了与之毗邻且语言、语音又比较接近的汉调音乐，形成后来的“琴腔”或“川调”及某些“打锣腔”。并在长期的舞台演出过程中融入地方音乐，依循旋律特点相对固定的声腔格式。花鼓戏把这称之为“正调”。“正调”的形成弥补了小调之不足，曲牌联缀之不足，使花鼓戏具备演本戏的音乐条件。
至于常德花鼓戏，主要流行于常德、桃源、汉寿、临澧、大庸、慈利一些地方。它源于民间的“采茶灯”、“车儿灯”，清末流入城市。宣统年间《长沙日报》就有常德禁“花灯淫戏”的记载，正因为此，才迫使后来花鼓戏班与汉班合演，在合演中直接受到常德汉剧的影响。解放前，不少花鼓戏艺人学汉剧，入汉班，演出常是花鼓、汉调“两下锅”，当地称这种班子为“两抡班”。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解放后。
常德的音乐也是“川调”、“打锣腔”和“小调”。主要剧目有《林英观花》、《跳粉墙》、《拣菌子》、《双下山》以及解放后改编的《尤二姐之死》。新编现代戏《山村兽医》。
湖南花鼓戏除声腔音乐外，不少传统剧目是从汉剧搬过来的，据说有几百个，如《宋江杀惜》、《梅龙戏凤》、《关王庙烧香》、《槐荫送子》、《清风亭》、《赶潘》等。
解放后，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湖南花鼓戏在老艺人和新文艺工作者共同努力下，挖掘、整理和改编了许多传统剧目，其中在全国影响较大的有《刘海砍樵》、《刘海戏金蟾》等由萧重饰胡秀英，赵菊云饰刘海，钟宜淳饰刘母的《刘海砍樵》说的是常德武陵丝瓜井刘家村有位青年樵夫刘海，每天上山砍柴，然后卖柴换回盐米侍奉娘亲。前山有狐狸九姐妹，九妹胡秀英因爱慕刘海勤劳朴实，所以在路上拦住刘海，提出亲事。当刘海知道秀英是真心爱他时，就答应了。于是二人以柳树为媒。山作证结为夫妻，双双归家。原来刘海娶回家的胡秀英是修炼了500余年，才得半仙之体的狐狸仙女。她有颗宝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