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红军代理军长——贺声洋

  投考黄埔  红军将领

  聆听演讲  矢志从军

  在中共和红军早期人物中，有一个经历坎坷、举止惊世骇俗却又被历史尘封很久的先烈，他就是石门人贺声洋。

  投考黄埔  红军将领

  贺声洋（1902——1938），又名沉洋，字家振，号靖亚，湖南省临澧县官渡桥（解放后划入石门县）人。祖辈务农，有地产50亩，足供家用。贺在佘市乡高等小学、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毕业，1924年春由林永言（军政部科员）、石盛祖（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干事）介绍加入国民党，再由谭延闿（时任驻粤湘军总司令）保荐报考黄埔军校。同年5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二队学习，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第二期中尉区队长，第四期入伍生部第一团上尉连长。参加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连长、营附。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第二十军代理参谋长。起义军南下失败后，被中共党组织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列宁格勒军事学院学习，任苏联红军某部营长，参加了日俄张鼓峰战事。1929年初夏返沪，在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工作；1930年初，贺声洋奉命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学生总队长，主持日常工作；不久，红21军（代军长谭希林、黄埔五期）余部与闽西红20军（军长胡少海）合编为新编第12军，由贺声洋任代军长，施简任政治委员，谭希林任参谋长；新编第12军成立，归中共粤闽赣省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1931年春，在中共“肃反”扩大化中，贺声洋被中共闽西党组织开除党籍，被错划为“阶级异己分子”并列为镇压对象，所遗新编第12军军长由左权接任。后在同事的帮助下离开苏区，改名贺靖亚，以贺佛为笔名潜心著述。1933年，到上海一家军事杂志社任总编，随后自行脱党从事翻译写作工作，靠稿费维持生活。曾翻译过苏联元帅加仑的军事著作和高尔基的小说《我的大学》，著有《日俄战争》1938年，因感染肺结核，与世长辞，享年36岁。

  聆听演讲  矢志从军

  当时所有黄埔军校新生，把见到或聆听孙中山先生的演讲，当成人生幸事。贺声洋在广州期间，有幸四次聆听孙中山的演讲。第一次是1924年6月16日，作为国民党总理兼黄埔军校总理、大元帅的孙中山，为新生作《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说》，孙中山要求学生“作革命军，便要拿先烈作模范”。贺声洋认为孙中山的演讲完全正确，决定今后以革命烈士为楷模，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在军校，他加入中国国民党，积极学习孙中山《三民主义浅说》等政治课，《战术学》等军事课，刻苦参加实弹射击等军事训练，政治、军事水平均有很大提高。

  8月13日，孙中山到黄埔军校视察，肯定了军校学生的成绩，贺声洋第二次见到孙中山并听他演讲，心情十分舒畅。10月10日，广州商团叛乱，孙中山指挥黄埔学生军平叛戡乱，贺声洋参加了战斗，作战英勇。

  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进步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曹锟，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3日，孙中山到黄埔军校辞别，发表演讲说：“要在首都革命，效力方大。”他勉励学生“从今后起要革命成功，便要各位同志改正从前的错误，结成一个大团体，牺牲个人的‘平等自由’，才能达到目的。现在要造成这种团体，便要有好党员。诸位文学生同武学生，都是有知识的阶级，都应明白这个道理。”贺声洋第三次听孙中山讲话，认识到纪律的对革命成功的极端重要性。

  11月13日，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北上，途经黄埔军校时上岸，检阅师生军事演习，赞扬黄埔师生有“忍苦耐劳、努力奋斗”的革命精神。贺声洋参加了演习并欢送孙先生北上。

  经历坎坷  险遭误杀  

  中山先生的教诲使他的思想不断深化，在军事于政治并重黄埔军校，他思想活跃，行动积极，率先加入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并被黄埔军校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吸收为党员；在平定商团和杨、刘叛乱、消灭军阀陈炯明的两次战役中，他无役不从，而且充分发挥了黄埔军人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很快就由一名普通学生兵成长为将才，1925年11月提升为叶挺独立团第二营营长兼中共第二营党小组长。1926年，他和周逸群以国民革命军左翼指挥部宣传队正副队长身份一道来常德，在国民革命军中做政治宣传工作。8月，去澧州，协助贺龙开办讲习所，任讲习班副主任。

  这样一个积极投身革命，为革命出过力流过血的先驱却因犯“立三路线”错误，受到党内严厉处分。1998年广州出版社出版的《黄埔军校将帅录》说他被误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为革命烈士”；1997年常德市举行了一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图片展，也说贺声洋1931年在闽西代理红军军长时，在“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其实他当时在友人的帮助下逃到了上海。

  据同期学员、贺声洋的好友、国民党高级将领郑洞国在《我的戎马生涯》中回忆：“第一期同学中，对我思想影响较大的是王尔琢、黄鳌、贺声洋三人。我们都是湖南同乡，又曾在一起报考军校，思想亦比较接近，故入军校后感情格外亲密，情同手足。每逢节假日，我们常常相约乘船去广州市区游玩……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上课、训练的空隙，坐在黄埔岛临江的树丛中讨论政治问题。谈话的题目一般都是当时的时局和国民革命的前途等等。我们在讨论中难免经常发生一些争论，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彼此都从未因此产生过任何隔阂。那时除我以外，他们又都是共产党员（但身份不公开）……应当说，那一时期我的思想比较进步，与黄鳌等人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抗战时期，贺声洋夫人带着儿女避难到重庆，郑洞国知道后，给予昔日战友眷属力所能及的帮助。

  1947年初，三人停战小组在长春活动。在长春市政府举办的一次舞会上，郑洞国认识了中共首席代表李立三。郑洞国马上想起了贺声洋就是因“立三路线”而落魄的，于是便急不可耐地向李立三打听贺声洋的情况。李立三很坦率地告诉了他中共党内这一段曲折的经历，诚恳地向他的对手说：“以前真是乱搞哟！”

  举止骇俗  毁家革命

  据《石门将军》记载，贺声洋在上海期间，一直与中共组织保持联系。其遗孀万华松（常德人，常德女子职业学校毕业，因参加学生运动曾被捕入狱，1948年病故）生前说：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贺声洋感染了肺结核，1933年由组织护送到上海医治。初到上海时住在租界上，手枪放在枕头底下，有时一夜转移两个地方，加以抱病通宵达旦写作和翻译，所以病情日益沉重，经常咳血。住进万国红十字医院治疗后，守护在他身边的一直是两位中共党组织的同志，所以在日寇逼近上海、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已有身孕的夫人才放心离开丈夫，带着孩子提前撤离。

  贺声洋在上海期间的主要活动是译著和个人著述。他主要翻译的是苏联家喻户晓的传奇式英雄加仑将军（黄埔军校军事总顾问，是一位支援中国革命最早、最高的苏军名将，苏联红旗勋章获得者）的军事著作和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高尔基的长篇小说，这些著作无疑都是属于马列主义范畴的经典著作。他个人的著述《论日俄战争》等也是介绍苏维埃政权自十月革命以来英勇抗击日寇武装干涉及领土掠夺的斗争经验，而这种经验正是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亟须借鉴的。贺声洋之所以一边咯血一边夜以继日地埋头伏案，正是基于这一神圣使命，并不仅仅是为了要“靠稿费维持生活”。贺声洋留下的二、三百万言的文字，曾给故乡亲友赠送多部。石门县人民医院原副院长熊越群先生，就保存过五部，“文革”期间有专案人员向他调查贺声洋的情况，熊老先生正被隔离审查，仍实事求是地说：“贺声洋绝对没有叛党，一个共产党的叛徒怎么呕心沥血宣扬共产主义思想呢？”

  贺声洋受共产主义思想熏陶，并带头力行。他在上海期间回家乡办过几件反响很大的事，其中之一便是将其父的一部分田地山林无条件地分送给无地农民。贺父贺福涛原出身一般农民，家住澧水支流道水河边，农闲兼营船业，同时挖煤开凿烧石灰，后发展成为占有土地上百担（一担折合七亩）的地主。贺声洋一直反对其父买田置地剥削农民，经常写信回家宣传孙中山扶助工农的政策，说服其父自觉分田给农民，并于1934年冬回家敦促。贺福涛答应了儿子的要求，表示一切听凭儿子做主，乃至正在修建中的号称“120根柱头落脚”的新屋也没有完工。贺家的田地自此锐减，土改时已不足30亩，只划为小土地出租。贺声洋的遗腹子贺文龙说：“说贺声洋不是共产党，他哪会把自家的熟田熟地送给人家呵？” 

  贺声洋的坎坷经历解放后使其家人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史迷雾逐步解开，他被追认革命烈士，其遗腹子被安排到石门县文化馆工作，孙女现为石门县监察局副局长。先烈的梦想在后辈身上正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