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神话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孙　娟

(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摘　要:《史记》中的神话材料从多方面反映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如民族、政治、天命、德行等,构成中国史学传统的重要特色史语,对于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具有重

要意义。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神话;史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K2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5)03-0372-04

收稿日期:2004-04-09

基金项目: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01JA750·11=44033),江苏省十五规划重点项目(J2-005)。

作者简介:孙娟(1980-),女,江苏淮安人,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司马迁写作《史记》非常严谨,注重实证精神,“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1]、“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1];选择材料以雅驯为标准,“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

之“[1]、“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1]。同时,《史记》中亦有不少神话描写,似乎二者明显矛盾,但实际上这也是司马迁史学思想的反映,还是《史记》魅力的艺术体现。研究《史记》的神话,对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神话与司马迁的民族思想

史记》中最引人注目的神话是殷、周、秦始祖的感生神话,体现了司马迁对民族起源的认识与理解水平,也是神话历史化和当时史学理论水平的反映。司马迁写殷始祖和秦始祖的诞生非常相似:“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1],“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1]。“玄鸟生商”的神话早在《诗经·商颂·玄鸟》就有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2],但秦始祖大业起源于玄鸟的神话首次出现却是在《史记》中,而且《秦本纪》还记载秦后人与鸟的关系也很密切:“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由此看来,秦氏族与鸟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秦氏族和商一样可能也是鸟图腾崇拜。太史公写秦始祖大业亦是其母女修吃玄鸟蛋而生,这与商始祖契的诞生基本一致。因此,人们认为是司马迁有意为之。冷德熙认为,“秦祖大业的感生神话显然是为要‘宠神其祖’而对商始祖神话的仿造“[3],似乎也有道理。《吕氏春秋·古乐》中称葛天氏亦歌《玄鸟》。葛天氏与殷、秦可能都是玄鸟部落,但 不能因此就说吕不韦等人也是仿造,只能说当时秦有这样的神话传说,而司马迁是对神话历史化的忠实。《史记》中对于周始祖后稷的出生的叙述与此不同:“周后稷,名弃。其母……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1]据孙作云考证,姜原履的“巨人迹”就是熊迹,源于周民族的熊图腾崇拜。始祖诞生的神话往往成为追溯民族起源和早期历史的最可靠的材料。

,因此,司马迁写殷、商、周始祖的感生神话的目的显然是试图从神话的背后寻找这三个对中国影响极为深远的民族的起源。正如徐复观所言:“从神话中透出来,乃有历史可言,这也是史学得以成立的重要条件之一。“[4]3722005.3第27卷哲学社会科学版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司马迁还用一些神话描写来阐释民族的开拓、发展和融合,这是历史神话化的一种表现。

   “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

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辠

而天下咸服。“[1]文字当源于《尚书》中记载:“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5]值得关注的是《尚书》中并没有以变北狄、以变南蛮、以变西戎和以变东夷的记录,只是表示进行征服与统治,而《史记》中加入这些内容反映了司马迁史学方面的时代民族观念。在汉武帝时代,汉朝用兵征伐四夷,并且与匈奴的关系一直紧张,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司马迁则认为对各民族的治理与融合从尧时代就已经开始,也取得了成功。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司马迁反对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各民族应该和平相处。同时,司马迁给这些民族列传,并追溯到他们的祖先都是黄帝,反映了太史公希望实现民族团结、和平共处,实现民族大融合的一种进步的民族观,已经具有中华民族一体化的意识。

二、神话和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一般认为,史学出自道家,而司马迁则兼有儒道与百家之学,但就主体而言,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史记》中的神话描写体现了太史公的政治思想。他在开篇《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1] 上古时期,为了生存,氏族之间的弱肉强食乃势之必然。但司马迁强调轩辕“修德振兵”、“抚万民,度四方”后才和炎帝战并“得其志”;炎帝则因“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而被轩辕打败,立场非常鲜明。《大戴礼记·五帝德》中对炎黄之间的战争也有记载:“黄帝……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教熊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治。“[6]由此看来,“修德”之说是司马迁为了表达自己的德治思想而加进去的史笔,反映了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又如“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鉤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1]一般认为鼎是大禹所造。鼎在这里已经被神化了,成为一种政治权力与一统天下的象征。因此,各个诸侯国都问鼎并想拥有鼎。但可以看出,王孙满看重的是德而不是单一意义的鼎。司马迁把这记入《史记》也表明了他的态度与德政思想。汉代初年,以周孔思想治国,崇尚德政,至宣帝时汉家才自有制度,“以霸王道杂之”,完成了文化转型。所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在《史记》中,司马迁把它作为治理国家的准绳,并有充分的表述。《史记》中还有一些征兆性的神话,也体现了司马迁崇尚德治的政治观点。一些怪异的自然现象都能表明国君无德,而修德任贤才能国泰民安。“毫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1]在司马迁看来,国君“求贤有德,则国泰;反之,则国败“。

司马迁还强调君明臣贤,《史记·殷本纪》说:“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

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1]司马迁认为国君应该以国家、百姓为重,任贤举能,这样,国家才能大治。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描写了尧对于接班人的反复考虑:“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1]最后,尧下定决心:“尧曰:‘终不

以天下之 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1]关于尧舜禅让的故事最早见于《尚书》:“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5]司马迁没有照抄《尚书》,而是对神话传说进行了史学润色,体现了他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他理想中的君王形象与持续美好政治的理想。

三、神话和司马迁的天命思想

有文字记载以来,天人关系一直是人类最重要也是最关注的哲学命题。汉初也是这样。“究天人之际”是司马迁写《史记》的原因之一。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为了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而强化了“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与人是相互感应相互影响的。天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主宰着人间的一切。帝王受命于天来统治人民,各种天象变异及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或祥瑞如长灵芝草等都是上天对人间帝王及臣民的警示,代表天命意志。在这种环境下,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说。

   《史记》中有不少神话材料反映了司马迁的天命论。他用一些自然现象的变化来解释王朝的更替,认为王朝更替是天命的作用。“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再阴,(川)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1]这段材料出于《国语》,司马迁选择的材料反映了他对天命的理解与认识。

司马迁还记载了一些验证性的预言,也表明了他的天命观。“周太史阳读《史记》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币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去之。夏亡,传此器殷。殷亡,又传此器周。比三代,莫感发之。之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厉王使妇人裸而噪之。漦化为玄鼋,以入王后宫。后宫之童妾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无夫而生子,惧而弃之。宣王之时童女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卖是器者,宣王使执而戮之。逃于道,而见乡者后宫童妾所弃妖子出于路者,闻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妇遂亡,奔于褒,褒人有罪,请入童妾所弃女子 者于王以赎罪。弃女子出于褒,是为褒姒。“[1]在太史公看来,周国的灭亡在几百年前就已有隐患了,周国的灭亡是天注定的。司马迁在《律书》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天命观,他说:“昔黄帝有逐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费,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1]

《史记》中除了殷商秦始祖的感生神话外,还有汉高祖的感生神话。这也与太史公的天命观有关。“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女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暝,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以而有身,遂产高祖。“[1]有学者认为那是司马迁不得已而为之:“这种神话已播扬四海皆知,作为后世的一个六百石小官吏的司马迁,明知其捏造,又能怎么办呢?但是他有意地把这些离奇的神话和刘邦其他的那些庸俗卑劣的行径,和他阴刻丑恶的灵魂放在一起,于是就使人觉得刘邦这个人很滑稽,其效果就不是神话,而是把他漫画化了。“[7]

其实,司马迁并不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而写汉高祖的感生神话,而是他认为汉高祖确实有一些神异性,这体现了司马迁对王权的理解与高祖得天下的一种思考。刘邦本只是一个小亭长,后来在楚汉之争中击败了项羽而成就了汉王朝,不能不说他有一种超人的能力。与其它感生神话不同的是,《史记》所载刘邦的感生神话中,他的父亲也参与其中:“是时雷电晦暝,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因此可以看出,太史公一方面怀疑刘邦感生,但同时,又有一些不解,这也可以说是司马迁思想上的矛盾,也是他们那个时代所无法解决的矛盾。所以最后,司马迁把一些用人的理智所不能解释的事情归结到天命上,表现了他对人的能力和对天命的认可与思考,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中说到:“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闲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熟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1]太史公认为刘邦本不该得天下,所以他认为是有天的帮助,“这种天,所给太史公的,不是董氏的敬畏,而是一个理智清明的人所不能不迷惘的类似原始森林样的幽暗世界“[4]。这也与周代以来,尊孔尚施、敬鬼神而远之的风气有关。

天人感应在《史记》中有更多层面的描绘。如秦始皇时,十五年彗星四现,其后秦并六国,外攘四夷,张楚并起,三十年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造成了“死人如乱麻”的局面。彗星四现是一种征兆。汉朝将 要兴起,“五星聚于东井”。吴楚七国叛乱,“彗星数丈”。彗星的出现和大事是息息相关的。据《孝经内记》载:“彗出北斗,兵大起。彗在三台,臣害军。彗在太微,君害臣。彗在天狱,诸侯作乱。所指其处大恶。彗在日旁,子欲杀父。“[1]因此,司马迁不可能随便记录彗星出没,彗星的出现已经预示了事情的发生。当然,还需指出的是,正如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司马迁对天有无意志的回答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带有浓厚的二元论色彩“[8]。司马迁对天命很多时候也持怀疑的态度,反映了他对天命的无奈与不解。

四、神话与司马迁的德行思想

司马迁的德行观在《史记》神话中也有反映。司马迁受儒家思想影响很大,主张温良恭谦,他记载那些贤君明臣都要表彰忠、孝、仁、义、礼、节、让等。如写舜时不但详细记录了舜父亲瞽叟和弟弟象对他的迫害,同时还特别提到了舜做天子时对父亲的孝道和对弟弟的爱护,典型的以德报怨,突出了舜的孝心。这也是司马迁心中的道德标准,与儒家思想比较一致。在写张良得兵书的事情时也是如此,重点描绘了张良的“礼”、“让”的品质。孔子在训斥子路时曾批评“其言不让”[9],强调治国以礼。司马迁则通过生动传奇的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来塑造形象,叙述历史,阐述思想。这大概是史学家与思想家的不同之处。

    司马迁在记录扁鹊得医书时也突出了他的礼、恭、谦等德行品质。“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闲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1]

    在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思想并大为推广,在这种氛围下,曾受学于董仲舒的司马迁也就自然受其影响。如司马迁认为妇女应该有妇礼:“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1]、“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1]。尧嫁二女在《尚书》中也有记载:“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5]司马迁为了表达他的思想,在《史记》中加入“如妇礼”。将历史与儒家德行教化思想有意融合,成为司马迁史学方法与思想的又一特色。

   《史记》中的神话传说不过百条,在《史记》中并不占有过重的分量。但作为特殊的史学建构,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多层面地体现与反映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运用神话传说,结合自然现象,是司马迁神话历史化的作为方式与史语,也成为以后修史、作史的方式之一 。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46;

[2]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译[M].北京:中华书局,1991.1030.

[3]冷德熙.《超越神话》———伪书政治神话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99.

[4]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95;198.

[5] [唐]孔颖达,等.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8.8;6;6.

[6] [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118.

[7]韩兆琦.史记通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82.

[8]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279.

[9]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99.

责任编辑:刘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