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曙林的这个系列，名叫“八十年代中学生”，拍摄于1980年至1989年间的北京一七一中学。为什么是这所学校，他曾经解释过：我进入校园，是一个决定。1979年的北京，照相还是比较新奇的事情，特别是专门去拍学生，好像还没有听说过。当时我比较了大学与小学，觉得还是中学合适；在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面前，一所中等水平的学校更合适。北京一七一中学具备了这些条件，而且离我工作生活的地方很近，就是它了。
雨后的操场，任曙林对这张照片有段诗意的描述：“我喜欢放学时刻，是因为它总给我带来陌生。1984年6月的一天，雨停了，水未干，一个白色连衣裙的女生，左手拿着课本从操场上走过，大全景里留下了她的背影。”
任曙林说，“1979年左右，在北京有几个法国的展览，罗丹的雕塑就放在中国美术馆的院子里。现场有小册子出售，其中有两段话印象颇深，罗丹的意思是：真正的女性美只有几个月。另外是谁说的忘记了，意思是：人的手比面孔有表现力。这两个观点影响了我的《中学生》摄影。”在对手的拍摄中，他有了更触动自己的发现，那就是脚和后背。这个发现，让他大胆地从新的通道进入了他们的世界，许多不好表现的东西找到了依附。甚至在许多时候，脸成为多余，有了后背或手或脚，足够了。
其实，他也拍脸，正面的脸。任曙林说，那时的中学生好看，是因为她们脸上真有纯真烂漫，她们内心总还相信着什么，那时的恋爱是真恋爱啊。
他便记录下那个年代朦朦胧胧的爱情。他写道：那时已开始有所谓某男生与某女生好，但这个好，是名副其实的好，一起做作业，有事情互相帮助，到对方家里做客是个极限，多数不背着家长。放学回家的路上单独两人的情况不常见，好可以，抛弃哥们儿是不行的。有一次在教室就俩个人，自然是男女生各一人，他们都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做作业，两人之间隔着两排桌椅。我进屋后，只能听见夕阳移动的声响，他们是那么专注地在看书写字，似乎别的什么都不存在。但我可以强烈感到波与场的存在，对方的每一次心思念头都是可以相互感觉到的。我觉得我是个不应该出现的第三者，拍下他们后，我悄悄地走了。
照片里的少男少女，他们的恋情持续到大学、大学毕业，多年后，他们结婚。多年后，他们离异。这段持续了这么多年的爱情。
任曙林生于1954年，当过钳工，然后进煤炭系统，下过各种矿井拍安全生产，从地面到地下，从黑暗到阳光。在机关里吊儿郎当上班，业余时间爬山，游泳，练武，健美。拍人体像留念，仿施瓦辛格。欣赏一位法国影星，到发廊弄过几次人家的发型。那个年代的北京小玩闹。1978年，是这位艺术青年恶补摄影的时期，每周五晚上，从卢沟桥准时赶到西城的西太平胡同十一号。“我们的老师狄源苍先生懂外语，他有许多原版画册”，这一点对他很重要。并不是所有人在那个年代，都有这种视觉和审美经验。“先生心劲很高，多年来几乎孤军奋战。他深深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冲破旧的一套，有所创新”。
任曙林的照片，在当时不太被摄影界承认，参加影展，险些被撤，原因不详。后来听到影展现场的李晓斌老师说，那些人认为他拍得不专业，不美。当年被拍摄的学生有的也来到现场。一七一中学的于大卫老师是促成任曙林进校拍摄的关键人物，他已经七十三岁，精气神十足。他说，八十年代的中学生，三个特点，爱憎分明，恩怨分明，荣辱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