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因其主要产区在龙泉市而得名。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明清，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20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
龙泉窑在南宋中后期达到鼎盛，是中国古代青瓷技艺的集大成者，其典雅的造型和精美的釉色成为宋瓷鉴赏的典范和圭臬。至于南宋文化，也是史学界脍炙人口的重要课题。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便明确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诚然，天水一朝，偃武修文，崇尚文官政治，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郁郁乎文哉”的时代。及靖康之难，宋室南渡，虽然领土缩小了三分之一，却使爱国热情空前激发，经济总量成倍增长，文化艺术获得进一步的浓缩升华，是我国古代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
如果说龙泉窑是一棵屹立千年的大树，那么南宋时期正是它最具生机和活力的青春时光，鲜花绽放，硕果累累。显然，在这一历史时期，龙泉青瓷拥有一个优越的生态环境，不仅有肥沃的土壤和辛勤的园丁，还有适宜的空气、阳光、雨露。而这些正是南宋文化包含的内容，所以这里的文化应该是广义的，制作技艺和社会需求、时代风尚和审美追求、文官政治和商品经济等等，每个层面的因素都应该综合起来考虑。
即便如此，上述两个命题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密切关系，或者说南宋龙泉窑之人文底蕴和审美价值应该如何去解读，却是长期以来模糊不清的问题。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文物资料的相对缺乏和对已有文物的误判误读；二是对南宋文化背景的分析过于片面和肤浅，就事论事，尤其缺乏从文官政治和商品经济这一层面的开掘。
南宋龙泉窑鬲式炉
南宋时期，来自海外的香料很多，焚香的风尚在上层社会盛行。为了适应这种需要，瓷器中就出现了香炉、插箸瓶与盛香盒，三者组成一套焚香用具。焚香是既贵重又高雅的消费，只有当时的富贵人家和文化精英才能享用。这种成套的组合，常设置在画堂清斋、香闺书房，规格适中，典雅耐赏。此鬲式炉正是当时最为重要的焚香用具之一。
鲜于枢和他的龙泉瓷
墓葬是地下文物最重要的埋藏形式，地域广、历史久，几乎涵盖了人类活动的所有空间和时间，文物内容也最为丰富，几乎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都能从中获取，龙泉窑青瓷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墓葬保存下来的。但较之于唐宋越窑和六朝青瓷，有明确纪年的墓葬资料十分缺乏，从而增加了相关器物断代研究的难度。同时，一些重要墓葬出土的龙泉窑青瓷，由于对墓主生平和随葬品性质缺少深入分析，出现了器物断代的失误。
试以杭州元代鲜于枢墓中出土龙泉青瓷为例。该墓中除文房用具、战国玉器、唐代青铜镜等物品外，还有三件龙泉窑青瓷，即一只龙泉窑粉青釉三足香炉和一对粉青釉贯耳瓶。
鲜于枢（1246—1301年），元代渔阳（今北京）人，是当时与赵孟頫齐名的大书法家，也是一位文物鉴赏家，晚年在杭州做官，最后葬在杭州。如果说文房用具表明他是一位大书法家的话，那么同时随葬的战国玉器、唐代青铜镜以及这三件龙泉青瓷等文物，说明他还是一位颇具性情和品位的文物鉴赏家。作为一位文物收藏家，龙泉窑青瓷在其墓中出现，它们究竟是属于当时的工艺品还是前朝的文物，需要仔细甄别。
鲜于枢生活在宋元交替之际，35岁前他是南宋的臣民，是他一生的黄金时代，有理由推断这三件心爱之物是在此时期来到他身边，成为案头清供的。因此，将它们定为南宋龙泉窑的产品。
它们的具体功用也需要深入剖析。墓中龙泉窑器物规格不大而形制规整，釉色温润，造型均为仿古，如香炉仿自商周青铜鼎、贯耳瓶源自汉代铜投壶，款式典雅庄重。仿古器型的流行是南宋龙泉窑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些小巧精雅的器物多陈设于书桌案头，是南宋时风行的焚香用具。
南宋时期，来自海外的香料很多，焚香的风尚在上层社会盛行。为了适应这种需要，瓷器中就出现了香炉、插箸瓶与盛香盒，三者组成一套焚香用具，明清两代仍流行。古代文献里，谈及焚香用具时，常提到炉、瓶用窑器。而盒用漆制品，因漆盒口严不漏气，可使香味不走，因此保存下来的瓷炉、瓷瓶较多，而盒独少。以此可见，当时常见的一些瓶类，如贯耳瓶、弦纹瓶、凤耳瓶、龙耳瓶、灵芝耳瓶等，是以2：1的比例与香炉配套的焚香用具，称为插箸瓶，在当时大量生产。
焚香是既贵重又高雅的消费，只有当时的富贵人家和文化精英才能享用。这种成套的组合，常设置在画堂清斋、香闺书房，规格适中，典雅耐赏。难怪后世鉴赏家在论及宋元龙泉窑之区别时，有“南宋无大器”之说。
元人南下和龙泉窖藏
窖藏的成因，一般的解释是当时人们为了躲避天灾人祸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藉此埋藏一些不便随身携带的珍贵物品。其实，这样的解释欠精确。
在古代，天灾不可测，祸福可预知，因此人祸是窖藏的惟一原因。从考古事实看，也支持这一推断。仅就龙泉窑而言，全国各地发现了大量的元代窖藏，其埋藏时间大多为南宋末期，个别为元代末期。南宋末期的窖藏，就是宋人为了躲避蒙元入侵而采取的无奈之举，而元代末期的窖藏是蒙古族败退漠北之际形成的，如内蒙古集宁路窖藏。
这些宋末元初的窖藏成因单一，埋藏品以瓷器为主，而其中龙泉窑青瓷往往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民国以来即有“逢窖必有龙泉瓷”之说，从而成为龙泉窑研究十分重要的考古资料。
学术界对浙江乃至全国境内元代窖藏出土的龙泉窑青瓷的断代是欠妥的，那就是不加分析地断为元代。其实只要稍加分析，就可断定它们应该是南宋龙泉窑的产品。这种状况直到四川遂宁窖藏发现后方开始引起警觉。
回到当时的历史，迅速崛起的蒙元帝国，在欧亚大陆纵横驰骋、开疆拓土，而南宋政权成为其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于是蒙古统治者便调整战略，对南宋政权采取迂回包抄的方针，即正面与南宋南北对峙，同时从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进行大迂回，最终迫使南宋王朝孤立就范。
著名的四川遂宁窖藏，虽然它的埋藏时间也是该地区并入元朝版图的前夜，但由于这时的南宋小朝廷还屹立在杭州，所以定其为南宋窖藏。那么，对于浙江地区的一些元代窖藏，尽管形成的原因是元人南来，南宋小朝廷覆亡，但南宋皇帝在一批忠君爱国的文臣武将的拥戴下，尚在颠沛流离、苟延残喘，因此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具体器物的特征上，将这些窖藏中的龙泉窑青瓷定为南宋无疑是正确的。
至于海底沉船出土的龙泉窑青瓷，是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水下考古的成熟而不断地浮出海面。如著名的南海一号沉船，其中出水的龙泉窑青瓷属于典型的南宋早中期产品，是研究当时龙泉窑产品风貌和对外贸易的重要资料。
这种完整保存的器物，相较于当时的成品瓷数量可谓凤毛麟角，因此仅凭有限的一些完整器去认知龙泉窑无疑是以斑窥豹、一叶障目。
对于南宋龙泉窑成品瓷而言，当时的首都临安是其最主要的消费目的地，数量最多，质量最精。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杭州市区城市建设的遍地开花，大量精美的龙泉窑青瓷碎片从南宋地层中破土而出，仿佛不断解密的历史档案，不断地纠正和完善着人们对龙泉窑青瓷的认识，使风华绝代的南宋龙泉窑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从朦胧轮廓变得血肉丰满。
制样须索 清雅高贵
考古资料表明，五代及北宋，龙泉窑的烧造工艺基本上因袭了越窑等窑口的技术和风格，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质量也一般，消费对象局限在当地，相当一部分产品还是专门用于随葬的明器。诚如南宋叶寘《坦斋笔衡》所谓：“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
直到北宋末年，由于朝廷的重视，这种局面才开始改变，“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庄季裕《鸡肋篇》）。这种“制样须索”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官窑设立以前的官窑形式，其性质应该同汝窑是相同的。可见龙泉窑在北宋末年已获赵宋宫廷青睐，并直接秉承了徽宗皇帝的设计要求和审美趣味。
及宋室南渡，大量北方的制瓷工匠南迁，带来了北宋官窑、汝窑、耀州窑等北方青瓷的制瓷技艺。依据最近几年不断发现的实物标本，还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南宋政权袭故京遗制，即采用“制样须索”的方式，在龙泉大窑一带组织生产宫廷和官府需要的瓷器。
这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龙泉窑异军突起。其制瓷技艺融汇南北，从而突破传统，创新胎釉的配制方法，发明了厚釉技术，成功烧制出粉青、梅子青等精美的釉色，把中国的青瓷工艺推向巅峰。从胎骨的品质上区分，有大家耳熟能详的白胎厚釉和黑胎厚釉，对应传说中的弟窑和哥窑。还有一路产品近年来令人瞩目，其胎呈灰白或砖红，釉色粉青并有大小开片，而削足等工艺十分细巧，品质与官窑不相伯仲，它们在收藏圈内被称作南宋龙泉官窑。
此时的龙泉窑青瓷在造型和装饰上有着共同的审美追求。我们看这一时期的任何一件器物，均是设计精妙，匠心独运，不论是仿古还是仿生的造型设计，无不表现出“端庄杂流丽，刚劲含婀娜”的韵味。而粉青、梅子青等釉色则在努力追求温润如玉的逼真境界，具体体现了“不贵金玉而贵铜磁”（叶寘《坦斋笔衡》）的时代风尚。
这时流行在器物内底钤上一方篆书章，印文内容主要有“河滨遗范”、“昆山片玉”、“叶宅新窑”等等，表明南宋龙泉窑与刚刚兴起的文人画之篆刻艺术有着亲密的互动，这种广告式的嘉语吉言既文雅又贴切。越窑青瓷要仰仗别人赞美，从唐诗中去寻找，而南宋龙泉青瓷则自我标榜，却温婉大方，文质彬彬。
至于露胎、出筋，亦是一丝不苟。露胎是无为而有为，出筋是不经意中见深意。花纹装饰扬弃了北宋盛行的繁缛刻划花，荷花迎风摇曳，竹子虚心劲节，清水出芙蓉，疏淡含精匀，工写兼备，灵动多姿，它们是周敦颐《爱莲说》和苏东坡《墨竹图》中推崇的君子人格的写照。
总之，胎骨与釉层、造型与装饰，互为表里，彼此关联，圆满流畅，洗尽铅华，体现了很高的艺术造诣和人文底蕴。
这时龙泉窑的产品种类十分丰富，除了日常饮食器具，还有大量成套生产的文房用品和薰香器具。南宋龙泉青瓷，不再局限于厨房饭堂、茶楼酒肆，而是登堂入室，成为雅士名媛的案头清赏，精致实用，可玩可赏，几无精粗之别、文野之分。也是从这时开始，过去曾占相当比例的明器生产几乎销声匿迹。
如果说商周原始瓷和六朝青瓷只是在模仿青铜器、漆木器的礼器功能，多以随葬明器为主，而唐宋越窑瓷器则实用功能明显加强，但在造型和装饰上依然是以当时崇尚的金银器为模仿对象，瓷器在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尚处于从属和配角的位置。那么到了北宋末年，由于帝王的推崇和“制样须索”，龙泉青瓷已然成为俯视金玉、举国敬仰的清雅贵重之物。进入南宋，以先后在杭州设置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为标志，这种风气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普及。
龙泉瓷质以“文”成
宋代实行文官政治，文人是官员，官员即文人，这同当官的没文化、有文化的不当官的社会是有云泥之别的。
南宋的科举制度成熟而兴盛，使大量知识分子进入各级政府部门。同时，因宋太祖“不杀文臣”的遗训，使有宋一代文人享有史上罕见的行政权力和思想自由。这种权力与文人的结合，使整个社会弥漫着清雅内敛的书卷之气。同时，赵宋王朝还有一项基本国策，即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按当今流行的术语，即宋朝是我国古代惟一奉行市场经济的王朝。
文官政治和自由经济的有机结合，使南宋文化灿烂、经济繁荣。更重要的是，龙泉青瓷与当时的刻书等行业一样，文人的参与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艺术水准，市场又使其获利丰厚、生机蓬勃，从而成就了彪炳千秋的品牌。
试以浙江省博物馆藏龙泉窑船形砚滴为例。这件作品被誉为“瓷艺之巅峰，人文之渊薮”，是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砚滴为文房用品，从越窑中的水盂发展而来，由于功能设计更为机巧灵便，迅速成为南宋文人士大夫的新宠和挚爱。考古出土的南宋龙泉窑砚滴，外观设计十分考究，写生状物寓意典雅，几乎没有雷同或类似的作品。可见它们的产生和官窑瓷的生产一样，应该是前期设计与后期烧制相分离的。需要一款怎样的砚滴，它的题材寓意、造型规格、胎釉品质乃至价位几何，所有这些前期事项，均由消费者即这款文房用品的主人事先详细明确地提出来，而制瓷工匠只是按其设计要求照章执行。
惟其如此，它们一件件才能品性独具，清雅可人，脱尽匠气和俗气，是一个个曾经鲜活高贵心灵的物化和寄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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