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与清宫玺印收藏
文/郭福祥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丨摘要丨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内府收藏最为鼎盛的时代之一。尤其是乾隆皇帝，对古代艺术品钟爱之至，搜集不遗余力，在他统治的60余年中，内府收藏堪称宏富，历代珍品无不囊括府库，皇宫御苑内古物充斥，艺术品比比皆是。不但如此，对这些内府收藏，乾隆时还编纂了较为翔实的著录典籍，成为后人研究的重要资料。对于古代玺印，乾隆帝也同样注入了相当多的精力，极力搜罗，不断整理，使内府的玺印收藏渐成规模，奠定了清宫玺印收藏的基础。这些收藏在清朝覆亡以后成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玺印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依据有关史料和实物，对乾隆帝有关古玺印搜集、整理的情况作一概述，以期为同行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点资料。
一、乾隆时期清宫玺印收藏的状况
乾隆时期宫中玺印收藏的数量到底有多少，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已经很难确切地知道了，但通过乾隆帝自己所作的有关玺印的御制诗和现存实物，仍然可以理出一个大致的头绪。
（一）古铜印
乾隆时期宫中收藏的古铜印主要有如下几部分：
一是以“金薤留珍”命名的部分。根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记载，早在乾隆二年（1737），就开始了对宫藏古铜印章的集合归总工作。乾隆三年十一月将1261方宫中旧藏的古铜章交由汪由敦等认看，分出先后时代和等级，分别装匣，每匣并配印谱册页，特制黑地金漆龙纹长方匣盛装。第二年，做得“金薤留珍”漆匣五个，分别编为“东、壁、图、书、府”，每匣各置印谱。[1]此后不断增补，至乾隆十六年（1751）最终形成“金薤留珍”古铜印专藏，乾隆皇帝特作《古铜章歌》以记其事。[2]这些古铜印被秘藏于五箧之中，分别以“东、壁、图、书、府”命名。各箧正面漆绘双龙，中央是乾隆御题“金薤留珍”四字。各箧内装六屉，第一屉是本箧印谱，二至六屉放置古铜印。其中官印221方，分别放在“东、壁”两箧之内，私印1070方分别放在“图、书、府”三箧之内。全部五箧共装古铜印1291方，为清宫收藏古铜玺印中的最大宗。民国十五年（1926）故宫博物院依照原编谱次，重拓24部，后以拓本影印发行，影响很大。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1、2、3）
▲图1 《金薤留珍》古铜印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印象深刻——院藏玺印展》，台北“故宫”2007 年发行。以下图片除注明者外均采自此书。
▲图2 《金薤留珍》印谱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3 《金薤留珍》印盒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整理的古铜印，共28方。乾隆还特意为此写了一首《咏古铜章》的诗：“金薤珍千载，传真印统详。穆然见古者，焕若备文章。抑埴久藏用，配藜恒蔚光。数来刚廿八，允叶丽天祥。”此批铜印现下落不明。
三是热河避暑山庄所藏。乾隆五十二年（1787）将古铜印244方进行分类整理，厘定排次，专门储于雕红漆匣内，匣盖内壁阴刻填金乾隆帝御笔“咏古铜章”御制诗。匣内分“仁、义、礼、智、信”五层，各以“制垂范古、考文纪职、云篆征名、信章萃古、芝泥尚论”为名，其中官印63方，私印188方。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4）
▲图4 避暑山庄藏古铜印及印谱
四是宫内旧骨董房所藏，仅10方。具体整理年份不详，储于黑漆描金花卉长方匣中，由于全部是官印故命名为“守官遗范”。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5）
▲图5 《守官遗范》古铜印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五是宫内毓庆宫所藏，计100方，置于黑漆描金花卉漆匣内，匣分四层，每层各放铜印25枚。与其他几部分不同的是，毓庆宫所藏既无谱录，又无序目，也不见乾隆写诗题咏，只是初步地整理了一下，说明这部分藏品并不是乾隆所想象的规模，还在搜集之中，终乾隆一世都没有完成。民国十六年（1927），故宫博物院以《毓庆宫藏汉铜印》为名刊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6）
▲图6 毓庆宫藏古铜印
以上古铜印共1673方，除第二部分外，其余现全部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3]
（二）古玉印
乾隆对古玉印的关注，大约从乾隆十年（1745）即已开始，直到他去世，兴趣一直不减，这恐怕与乾隆对玉器的喜爱有很大关系。在他看来，古代尤其是秦汉时期，印章虽然多铸金刻玉以为之，但玉常少于金，故能够流传下来者更为罕见，值得珍视。
乾隆十四年（1749）将宫中收集到的“安武君、王龟年印、徐复、刘凤、申徒朗、刘房思印、韩信、李华、万年、向起、赵婺、父乙子孙、传说、父乙子孙、扈偃、宜尔子孙”等玉印16方制匣盛装，并钤拓印谱，命文臣题跋，他自己也特别为此作诗宣扬，[4]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乾隆第一次将古玉印整理结集。
此后，每收集整理一批，乾隆都要题诗记述，通过乾隆的这些诗作，可以了解到当时宫中古玉印的收藏情况如下：
乾隆十七年（1752）作《题汉玉印章》，[5]集“安武君、南昌君布、宗家重贵、苏凤、樊彦、长桓、黄卖、赵獒、李立私印、乐寿”等玉印10枚。
乾隆二十年（1755）作《咏汉玉章》，[6]集“建安君、安武君、孝成君印、荆王之玺、梁王后玺、公寿、宗家重贵、干禄谀福、永昌、张谈、永寿、叔孙通印、纪信之印、公孙宏印、薄戎奴、苏武、卫青、徐横、臣纵、申徒朗、冯异、杨它、商衡、杨殷兴印、刘凤私印、樊彦、王龟年印、刘房思印、傅彪、夏雨、石抹、淳于蒲苏、阴夫人、马姬之印、子孙世昌、宜尔子孙、父乙子孙、宜子孙、子孙宝之、长宜子孙”等玉印40枚。
乾隆二十五年（1760）作《咏汉玉图章》，[7]集玉印9枚，印文不详。
乾隆二十六年（1761）作《汉玉千秋亭侯印》，[8]收“千秋亭侯”玉印1方。
乾隆二十八年（1763）作《集汉玉印复得十六，制厘藏之，并题以句》[9]集玉印16方，印文不详。
乾隆三十一年（1766）作《咏汉玉章》，[10]集玉印6方，分别为“卫安成”“司马”“益寿”“军曲”“德义”和“世禄永昌”，被命名为“六文韫古”。6印置于紫檀木雕博古纹罩盖匣内，附有小印谱册页一册，共四开。其中第一开上半部分为乾隆御笔“符采”，钤“乾隆宸翰”玺，下半部分为乾隆御笔“丙戌春御题”诗。第二开上半部分为3方玉印钤本，下半部分为乾隆御笔画灵芝图，题“三秀”。第三开上半部分亦为另外3方玉印钤本，下半部分为乾隆御笔画兰花一株，御题“九畹”。第四开为文臣于敏中、董邦达、观保、裘曰修、王际华等跋语：“内府所收汉印章星罗，霞蔚灿然，质有其文。弆藏秘殿，皆经御笔吟咏，间以墨戏，觉孚尹旁达，交为焕发。此6方另为一匣，文多与《印统》吻合。军曲、司马识其官也，卫安成、德义、益寿、世禄永昌命名取义，《印统》已不能详考。然炎刘官制，篆籀遗规，具于此可睹。加以天藻品陟，古香妙墨，掩映璠玙。臣等拜观之余，曷胜钦重。”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7）
▲图7 《六文韫古》古玉印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艺术品位》，台北故宫2013 年发行。
乾隆三十六年（1771）作《古玉章歌》，[11]集玉印80方，其中爵秩印5方、地名1方、人名印54方、通用吉语20方，包括“中山王宝、荆王之玺、关内侯印、广平、文成君、安武君、公孙弘印、韦贤、苏武、冯异、王成、王寿、刘凤私印、蔡勳、贲臣、牛君、言宫、昌、襄、赛、冯鼻、徐横之印、徐盍、閵中、苏丰、秦文、陈苍、淳于蒲苏、甄尊、臣鬷、臣纵、臣崽、孙荆、樊彦、樊口、何俌、吴相思、张亿其、梁珂、梁本、王尊书、王武、庄郷、阴如、刘先臣、候龟、南昌君布、阎息、董修、季淳、礼义私印、汝猷私印、贾鼎、杜章、夏雨、范孟贲印、范伯、万金、赵贾、薛殷、父乙子孙、子孙世昌、宜尔子孙、宜子孙、寿、寿、宝、封、子孙宝之、永寿、天禄永昌、天禄永昌、永昌、永昌、宗家重贵、万年、疢疾除永康休万寿宁、口、和验自发、干禄谀福”。被命名为“虹文荟古”，收藏于一紫檀木匣中。附印谱一册，有文臣于敏中、王际华、钱维城跋语。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8、9）
▲图8 《虹文荟古》古玉印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9 《虹文荟古》古玉印及印谱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三十七年（1772）作《咏古玉章》，[12]集玉印40方，印文不详。
乾隆四十五年（1780）作《匣庋秦汉印统内玉章八枚，因成八韵》，[13]集“苏武、苏凤、王成、王寿、何俌、杜章”六方名章和“永昌”“天禄永昌”二方吉语印，被命名为“集成契赏”，置于紫檀木百宝嵌松石人物盖匣内，并附同名印谱册页。册页中有文臣梁国治、董诰跋语：“臣等伏案：印章为古人精神所寄，考订攸资，非仅取供文玩。至玉章较铜尤为宝重，兹内府检集苏武、苏凤、王成、王寿诸印，皆名垂青史。何俌、杜章二印，正史虽阙，而姓名足补纪、传。其永昌及天禄永昌二印，尤彰瑞符。我皇上几余游艺，鉴定成册，臣等益仰大圣人稽古集成，克勤小物，一善必录，一艺必庸之至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10、11）
▲图10 《集成契赏》古玉印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1 《集成契赏》古玉印印谱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五十一年（1786）作《题汉玉章四方》，[14]集“虞大中、梁珂、子孙、子孙保之”等玉印四方。
乾隆五十八年（1793）作《集古玉印百庋檀匣因作歌》，[15]集“承天子民福永万年、天禄永昌、寿昌、韩王之玺、西巍王宝、乐成王玺、平安君、安陵君印、永昌、天位永昌、万寿无疆、河南王玺、荆王之玺、元城王章、马服君印、墨邱君印、望诸君、南昌君布、建安君、华阳君印、江夏王印、太原王印、殷王之玺、万寿康宁、永昌、皇帝永昌、天禄永昌、天禄永昌、寿昌、万寿、辽东王玺、中山王宝、南康王章、信成君印、文成君、冯异、徐横之印、苏凤、臣鬷、何俌、梁珂、王稚、李昌国、龚苹、虞大中印、苏丰、陈仓、瑕褱、商衡、王成、子须、私险白发、苏武、垣赤、杨殷兴印、张义、刘凤私印、汝猷私印、韦贤、吴相思、齐邱平、樊彦、杨忠、张融、刘先臣、杜窅、杜章、马姬之印、盖得臣、木仁印、父乙子孙、宜子孙、寿、敦、寿、寿、襄、封、明、昌、昌、茞夫人印、减充、赵贾、左期之印、范宣、傅彪、召可之印、夏雨、向起、叔孙通印、乐天、石抹、长宜子孙、宜尔子孙、子子孙孙用之协相、孙子世昌、宜子孙”等玉印100方，是所集玉印最多的一批。
此外，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两批经过乾隆检视的玉印，具体整理时间不明。一批以“韫古含珍”命名，集“享赐、珍秘、得序私印、吴敬、安宁、府衢、乐寿、永宝、进德、深得意”等玉印10方。所钤拓的印谱前有乾隆御笔题记：“汉玉印十，匣藏之，以类从也。玉皆温润缜密，古色斑驳。古人得一玉印，从而证据之，泳歌之，矧兹十印岂不之珍。偶一检观，罼然望古而邃集。乾隆御识”；另一批以“绿字凝辉”命名，从印谱后面的大臣题跋可知也是经过乾隆检视的，集有“子孙宝之、子孙宝之、黄镃之印、申祐庆永福昌宜子孙、军曲、长乐、三槐之裔、缉熙、聪明齐圣、信公珍秘、妾征、赵齿、吴国俊印、周阳、陈毋伤印、刑牴、刘廱、薛宣、任竟川、杜元、奚岁、韦仆、尹让、郑贺、公孙昌、田叔、韩信、长宜子孙、长年、靳将、公、水心、世昌、竹石居、草堂、牛用、日利、路、臣忠、解人、开城君上计玺、中山、云石主人、长宜子孙、宜尔子孙”等玉印45方。
以上经过乾隆检视歌咏的玉印共385方，当然还不是当时宫中所藏玉印的全部。可见乾隆时期内府收藏的玉印在数量上是相当可观的。
（三）明代牙、石印章
乾隆不但对古印广事搜罗，而且对相去不远的明朝人的篆刻作品也十分注意。现在我们所能知道的乾隆对明人作品成规模的搜集整理有两次：
一次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在宫内旧藏中偶然发现了明代人篆刻的牙章162枚，印章的制作者或使用者如文征明、文彭、王宠、项元汴等都是明朝大名鼎鼎的人物，乾隆十分高兴，认为这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于是命文臣重新排次，制作檀匣锦囊，什袭珍藏。为此乾隆还作《明贤象牙章歌》[16]诗记述此事的前因后果。诗云：“何人好古比集狐，明贤万历著名氏。貂珰但知金玉重，弃之尚方之敝笥。我偶发现识旧物，乃命文臣重排次。征明父子为巨擘，太原王宠包山治。墨林鉴赏最精当，幼于雅抱山林志。屈指鸿儒凡几辈，如在一堂相把臂。文苑盛事有如此，金薤连城逊美萃。龟坛螭纽无不具，大小鸟篆咸该备。锦囊檀匣允所宜，肯教俗物同滥厕。名章幸得归九重，不然优孟风应炽。”这162方明代牙章的详细情况已经无从得知，但通过乾隆的诗作还是可以想象得出其丰富多样文采斑斓而令人欣喜的情状。
另一次是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二年之间对明代篆刻家文彭的作品的收集。据乾隆自己讲，他最早见到文彭制印，是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第六次南巡的时候。这一年三月乾隆到达杭州，驻跸西湖行宫。在杭期间，他视察海防工程，接见江浙官员，游西湖，观海潮，极为尽兴。在离杭前，偶然看到了文征明、文彭、何震、甘阳遗章，顿生爱心，极为推崇，名曰“四美”，并作《题明印四美》诗以记之。诗云：“征仲工篆刻，寿承继业真。日常消读易，侠放寄居秦。何震及门者，甘阳私淑人。彬然聚四美，董画例堪循。”乾隆将这四人的治印带回北京后，放在静怡轩中，时常把玩。乾隆认为文彭治印篆法古雅，甚合大体，颇有搜集之心。可那个时候与文彭在世时代已相去200之久，加之文彭治印世间流传又少，每得一方都十分不易。而乾隆在短短两三年内，居然收集到了“陋室铭十二章”（图12）、“刻米芾破羌帖赞章”、“刻圣教序语六枚章”、“幽兰寻句章”、“光风霁月章”（图13、14）、“刻杜甫秋兴章”、“刻小品江山图章”等十几种近60方之多。[17]每得一种，乾隆必题诗盛咏，发表自己的看法，十分得意。
▲图12 文彭款《陋室铭》组印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艺术品位》，台北“故宫”2013 年发行。
▲图14 文彭款“光风霁月”印面及印谱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综合以上材料，乾隆时期清宫所收藏的古代玺印达2200余方，其规模是当时任何一个其他藏家无法比拟的，可谓盛况空前。
二、乾隆君臣收集和整理玺印的具体活动
对玺印的搜集和整理是乾隆时期文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谈到乾隆与清宫玺印收藏的关系，诸如当时玺印如何收集、如何整理、整理的依据为何、什么人参加了此项工作等，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这里不妨依据现有的材料略作钩沉，可见当时君臣间于玺印方面所做工作的实际情状。
（一）玺印的搜集
乾隆时期，收集古代文物之风甚盛，乾隆本人即是此种风气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正因为如此，乾隆时期的内府收藏急剧增长，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巨，令人叹为观止。乾隆对古代文物采取细大毕收的做法，即使是“范金拔蜡，雕篆之末亦得登文房而邀宸赏，题咏及之”。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乾隆对玺印的兴趣必然会引起臣下的注意，平时刻意搜求，并将所得进献圣上理所当然，乾隆时期的玺印收藏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得到的，如乾隆十七年（1752）整理的10方玉章就是用几年的时间陆续征集的，乾隆在诗中特别注明“向藏秦汉印16枚，为一匣，曾题诗'如逢八元凯，可不共畴咨’之句。兹阅数岁，又集此十枚，为一匣藏之”。又如透过乾隆四十五年（1780）其题印章诗中的“晨星本稀见，数载萃珍藏。彬尔成一部，居然得八方”之句，表明当时玺印的收集并不是很容易，尤其是得到令人满意的藏品，同时也反映出乾隆在玺印收集过程中，当获得意想不到的成果时那种溢于言表的欣喜之情。几年几年地寻觅，一方一方地积攒，应该说，乾隆时期清宫玺印收藏就是这样在君臣的广搜博采下不断得到充实。
（二）玺印的鉴别整理
经过乾隆检视的玺印，除如前所述部分为新收集者之外，有许多是原来宫中的旧藏，只不过过去少有人对其给予应有的关注，庞杂纷陈，缺乏系统的整理，而乾隆对所藏玺印的系统清理则弥补了这一缺失。对每一批玺印的整理，大致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首先是根据玺印的材质、纽式、印文的特征和内容等要素判定其时代。按照一般的程式，这些印章先要呈给乾隆帝御览，皇帝若感兴趣，就会想方设法寻找材料，初步鉴别后提出处理意见。或者是在提呈御览的时候，就已经将相关的背景材料同时呈进以便定夺。因此，对古玺印时代的确认往往是通过乾隆之口首先说出，而且往往会得到大家的公认，最终反映在乾隆相关的御制诗中。“纽篆见炎刘，圭璋德并俦”；“古色焕斑烂，炎刘俊可攀”，这都是最终的鉴别意见。
其次是重新排次，基本是按照印文的内容进行，也就是乾隆所说的“部分等次藤笺纪”“各依其类以次排”。这一工作基本是由侍从诸臣完成，如：“臣等谨依印统前后而排次之，窃思秘府所藏，琼章瑶检不下数千百方，兹特昆山之片玉而精璆环宝已足媲美，图球益信”；“巨等幸与编次，谨拜手稽首识诸简末”等都是。当然，诸臣的工作也是在乾隆的授意之下进行的，“屏档惟谨错置纷，重排次命翰苑臣”；“我偶发现识旧物，乃命文臣重排次”正是当时的实录。
再次是制作印谱。将印文按排次的顺序钤拓成谱，前有乾隆的御制诗或御题识语，后附之以侍从诸臣的题跋，相当于一份完整的档案。这些印谱或紫檀夹板，或锦面夹板，其上多题四字嘉名，制作都相当精致考究。
最后是选取或新制外匣盛装。把印玺按照排定的次序置于印匣内，再与印谱合在一起，存放于固定地点。
至此，一批玺印的鉴别整理工作才算基本结束。
（三）乾隆君臣整理古玺印的依据——《秦汉印统》
在乾隆君臣鉴别整理古代玺印过程中，经常提到《秦汉印统》一书。
乾隆帝在其关于玺印的御制诗中屡次谈及，如“印统符秦汉，籀文辨史斯”；“他山之石琢磨之，古文缪篆精且奇。……切牙铸金徒尔为，印统漫惜差毫厘”；“瑞琼磊磊复彬彬，印统分明印以真”；“金薤珍千载，传真印统详”；“重检旧有合印统，亦非广事搜罗材”；“印统识琳琅，精研纽检详”；“谱翻印统树滋堂，片羽合兹虞与梁”；“旧铜二百卌四章，印统证之秦汉详。姓氏官名符印统，定昌畜福漏罗常”；“禁中古印集所有，数得其百胥琼玖。鼻腹窠纽灿纷陈，核之印谱皆合偶”等。在其相关的诗注中也有同样的内容，如“玉章十有六，为秦玺一，汉印十五。考之秦汉印统，文纽大小悉合”；“非秦汉印统内所有者不入此选，凡四十枚”；“内府旧藏玉印甚多。向萃其最美者十六枚，箧贮。……兹复择其纽文与印统合者，得八十枚，皆取诸旧有，不借广搜博采也”；“汉玉章一刻虞大中印，一刻梁珂。又二方，一刻子孙，一刻子孙保之，质理温润，雕刻工雅，考之秦汉印统，所载悉与吻合”；“仁、义、礼都一百十九枚，皆于印统相符者”；“内府旧藏古玉章甚多，悉征之秦汉印统”等，凸显出《秦汉印统》的重要作用。
至于侍从诸臣，更是循乾隆之规，蹈乾隆之矩，逢印必谈《秦汉印统》。如此，《秦汉印统》俨然已经成为当时内府玺印鉴别整理的金规玉律。
当时所谓的玺印鉴别，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所要鉴别的玺印与《秦汉印统》相核对，看其是否被《秦汉印统》著录，印文、纽式、篆法是否与《秦汉印统》的记载相符合，若有并相一致，则此印必秦汉物无疑；否则，就要与其他著录者相互参合考校，得出结论。
《秦汉印统》是中国印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其刊刻缘起于明顾从德所辑《集古印谱》一书。顾从德字汝修，武陵人，家富收藏，印章亦多。隆庆六年（1572）以家藏及少量好友所蓄古印，委罗王常毕数年之功精选编次成《集古印谱》。此书首创以秦汉原印钤印成谱，然仅成20部，为好事者竞相购去。于是，遂起“尽付梓人，庶永不至磨灭”之意，据《集古印谱》原拓本扩充之，于万历三年以木版翻摹成谱，定名为《印薮》。此书虽是木刻本，但印面风貌基本保存，可称精刻。收印内容基本是两汉魏晋南北朝铜质官印，但其中已有数方伪印，谱前所列13方战国秦汉玉印，多为本朝托名之作，后入清宫内府收藏。《印薮》刊行后，编辑者罗王常认为其内容仍不足以广观，遂广为补充，于万历十三年木版刊刻成《秦汉印统》。收印内容包括战国时期铜质姓名私印、两汉魏晋南北朝铜质官印与含肖形印在内的私印，绝大多数原印是历史真品，只是摹刻已失风貌。而其中百余件玉印，在当时已属新创作品，后入清宫内府收藏。[18]
这几部前后而成的印谱，被认为是古印学中最要典籍，“盖前此赵杨诸家之印谱之不传者，其所收古印，类多存于此书，不至湮没。同时自宋至明，各家藏印，得此为数百年间之一大结集，承先启后，此为总汇。”[19]尤其是《秦汉印统》，其所收之多之全，直到乾隆时期，恐怕也没有哪一部古印学著作能够与之相比。正因为如此，乾隆君臣便很自然地选中集大成的《秦汉印统》作为鉴别内府藏印的基本依据。
通过乾隆的御制诗，我们知道乾隆君臣当年用以考校内府藏印的《秦汉印统》为吴氏树滋堂所刻的版本。现在此一版本的《秦汉印统》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仍有收藏，为万历三十六年新都吴氏树滋堂刊，除卷首序跋外，正文全部为朱印，书口有“吴氏树滋堂”字样，计两函12册。每册在封面上有朱印“四库未收本，巴陵方氏珍藏”字样，书内钤有“巴陵方氏碧琳琅馆珍藏古刻善本之印”和“巴陵方氏碧琳琅馆藏书”的印记，说明此书为19世纪广州著名的碧琳琅馆藏书楼中的收藏。（图15）虽然不是当年乾隆君臣鉴别古玺印时所使用的那套书的原本，但通过此也可以使我们了解吴氏树滋堂版《秦汉印统》的真实情况。
▲图15 《秦汉印统》，明代吴氏树滋堂刊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四）参加玺印整理的侍从诸臣及其工作
现在留存下来的乾隆时期内府所藏玺印的印谱，后面大多都有侍从文臣奉命而作的题跋，通过这些题跋，使我们知道当时参与宫中玺印鉴别整理工作的大臣前后不下20人。包括梁诗正、董邦达、于敏中、金德瑛、汪由敦、蒋溥、裘曰修、张若澄、钱维诚、钱汝城、王际华、蒋檙、嵇璜、观保、王杰、董诰、彭元瑞、吴省兰、阮元、瑚图礼、那彦成等，都是乾隆朝通晓文史、艺术的饱学宿儒之士，尤其是书画，可谓各个精通。但是，正如王献堂先生所说，他们“于金石一门，皆非当行”，故在玺印整理鉴别上很难做到得心应手，底气十足。因此，他们除了对乾隆检视过的玺印作基本的厘定排次之外，最主要的恐怕就是奉命撰写附于印谱之后的题跋。
这些题跋的基本内容，一是要为乾隆的基本结论进一步寻找依据，加固乾隆的看法。如：“玉印十六方，臣等奉勑赐观，茂华温泽，斑采蔚然。爰考其纽篆镌刻，质诸秦汉印统……文既怑相符契，而大小形制亦皆吻合，其为炎刘以上物无疑。”“汉玉十印，奉敕令臣等审视。臣等检阅秦汉印统一书，纽纹篆法不爽纤毫。”“谨案：古印用金玉，元时始用石。学古余编谓古多白文，今计白文十之九，朱文十之一，益信。且其文悉与秦汉印统、宣和印史符。”有时为了解释某些差异，提出的理由甚至非常勉强。如“惟安武君一方，印统所载系朱文，而此则白文，似觉稍异。第晁英烂郁，篆法古劲，信非可以赝为。且官印传袭，相互更替，或位号相同而间用朱白以别之，古人亦意惟所尚耳。”“按古今人名字相同者不一而足，史记纪信有二，张谭汉书作谭，国语作谈，而谭与谈同，无庸别识。至叔孙通而下若而人皆彰彰在人耳。目荆王则高祖从父弟贾，薄戎奴为薄昭子，封轵候，差为可据。如徐横、臣纵二印，则功臣表有遽侯横。师古曰：史失其姓。汉人有义纵，又右内史苏纵，其是否，而未足深考。夫古器贻留固难，据为传信而钮文晁采，色泽烂然。则非后人所能仿佛。”不免给人以差强人意之感。二是对乾隆帝的所谓“崇古博物”“稽古右文”大唱赞辞，以证明当今圣上的卓尔不群。如“我皇上崇古博物，朗鉴旁搜，一名一物莫不甄综集录，岂惟席上之常珍。”“我皇上稽古博物，既尝举钟鼎之款识，若鉴铭，若泉货，一一考据而辨证之。复取秦汉以来印章列之成谱……御制长歌冠于篇首。古情彬郁，逸韵锵流。臣等拜观全册。烂兮若卿云之丽霄，煜乎如丹霞之成绮。实深庆诸印之上蒙乙览，仰承睿藻，散者以聚，湮者以彰，珍同拱璧，遂得传之永永也。”“我皇上稽古右文，于一名一器制出古先者，咸锡以签定，斯固艺林之盛轨也矣。”有时为了达到颂扬的目的甚至强做人解，如“小玺吉语中言寿者九，言昌者亦九，九之字寓久，冠以承天子民福永万年，更于皇上敬勤之意有合。”在这样的赞美声中，喜欢自我标榜自我炫耀的乾隆帝怎么能不产生飘飘然的感觉呢。
将乾隆帝的有关御制诗与大臣的题跋相互对照，可以看出清宫玺印整理过程中的主角乃是乾隆皇帝自己。
三、乾隆时期清宫玺印收藏及其整理的初步审视
乾隆君臣对内府收藏玺印的鉴别整理并不是偶然和孤立的现象，而是有其历史和时代的因素在其中。
首先，宋代金石学兴起之后，古玺印的价值逐渐为人们所认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古玺印成为皇室和士大夫收藏的对象之一，尤其是明代中晚期，藏印之风很盛，收藏的规模亦为空前。清内府仰仗皇家的收藏之力，秉承明代风气之绪余，对玺印亦不断有所收获，到乾隆时期，内府收藏的古玺印章已经很多，需要进行整理和鉴别，这是内府收藏不断扩展的必然结果。乾隆帝只不过是适逢其时顺应其势而已。
其次，与乾隆帝本人的兴趣爱好和对玺印的认识有密切关系。乾隆帝对古代文物抱有极大的兴趣，往往能引发他追根溯源探赜索隐的强烈兴致，并产生进一步整理研究的愿望。他在位期间，对许多种类的古代文物都进行过整理鉴别，编纂相应著作以广流传。同样，对于古玺印章，乾隆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古代印章不仅仅是保存篆籀之遗法，研习字学之一助，而且可以订正史，可以备秩闻，恰如他诗中所说“讵惟鉴古怡心神，籍考数千年革因”。更重要的是在探研欣赏过程中所生发的如晤古人的感觉。抚摩其印，恰如“与子墨客卿同登筍席，如贤人吉士汇征于庭”，思古之悠情油然而生，真可谓“籍用论千古，真看粲六文。艺圃游心处，常欣伴简芸”。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对其收藏进行整理鉴别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乾隆君臣玺印整理鉴别的质量如何？我们不妨通过考察其当时的鉴别结果与现今结论之间的差别来加以说明。
关于乾隆时期玺印收藏大宗的古铜印，随着印谱的刊行，已多为世人所知。虽然其中存在着分类编次、时代鉴别方面的失当之处，但总的来讲与今人的看法出入不大。如庄蕴宽先生对《金薤留珍》这批铜印的评价是：“其数约略等于番禺潘毅堂之看篆楼及高要何伯瑜、蘧菴兄弟之吉金斋，二谱所藏，以汉印为多，秦玺杂印不及十之二，亦与二谱相仿佛。有清一代藏印之精且多者，莫不以潍县陈簠斋之万印楼为巨擘，而手拓是谱者，仍为何氏兄弟以其吉金斋所藏为基础，而看篆楼谱又即吉金斋所从出，故言选印之精者，不能不最此二谱也。今兹五集所选之印既与二谱梗概略同，且官印之多倍之有强，而内府珍秘复为世间所不经见，纵当时厘剔未净，稍有微瑕，不足掩瑜，其为瑰宝，无烦费辞。”[20]而马衡先生对毓庆宫所藏汉铜印也有很高的评价：“此毓庆宫藏印者，数仅百纽，庋藏一箧，箧分四层，层各二十五纽，既无谱录，又无序目，盖将继续收集以续前谱，如《西清续鉴》《宁寿鉴古》之例，而未成者也。前谱之印，大半见于其他旧谱，而此百纽者多为未见著录之品，此则较胜于前谱之处也。至其中希姓如委、如中、如食、如过、如柏、如兼亦皆可补前谱之阙，是其数量虽不及前谱什之一，而其有关考证，实与前谱并重。”[21]这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可以说，乾隆君臣对古铜印的鉴别结果大部分是得到后人认可的。
关于古玉印，其中的战国封君名号印、楚汉之际的封王印、汉名臣姓名印，汉世以后妇人封君，大部分是宋以后尤其是明代的托名之作。从其内容来看，托名战国封君的都是战国时期六国能为之士，楚汉之际的封王皆是乱世枭雄，又有汉名臣如韩信、叔孙通、公孙弘、薄戎奴、卫青、苏武等人，或为开国勋臣，或为股肱屏障，或通儒典佐汉，或承皇恩袭爵，或以武功垂世，或为坚守气节，都是名标青史的历史人物。这批玉印大部分仍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罗福颐先生的鉴定结果也将其定为“明清时期”，这与乾隆君臣的鉴别有很大的差距。至于明代的牙、石印章，其中162方明贤牙章不知存于何处，无法比较外，所谓的文彭治印大部分仍保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而且几乎全部是伪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分析其原因，一是受到时代金石学、印学成果的局限。金石学和印学到了明代虽有很大发展，但许多问题仍然含混不清，对古玺印的认识还处在较低的阶段，清初的情况同样如此。“大抵康乾之时，印学尚沿有明绪余，未能超过前人，误漏之处，自所不免。”[22]“有清乾隆一代，文物极盛，然当时侍从诸臣，于金石一门，皆非当行，所撰西清古鉴、泉谱、印谱诸书，訾谬甚多，同时私家撰述亦然，时代为之也。”[23]确为至论。二是机械地套用所谓的鉴别依据。如前所述，乾隆君臣是把《秦汉印统》作为鉴别内府藏印的基本标尺看待的，由于过分依赖《秦汉印统》，使得乾隆君臣对其中收入的伪刻新制不但无所觉察，反而认为其真，影响了鉴别的准确性。正如王献堂先生所说：“印统诸书，出之明人，其中玉玞杂陈，乾隆君臣，于印学所得甚浅，自无识别，不得不以印统为宗，择其同者汇谱，于印统所收赝仿后制之品，皆登笋席。”[24]
所有这些，使得乾隆君臣的玺印整理鉴别出现一些失实不当之处，有时甚至是完全的错失，这是无法避免的。但不管怎么说，乾隆君臣的工作无疑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正是由于乾隆君臣对宫中所藏玺印的鉴别整理，着意护惜，才使得我们现在仍有机会能够比较完整地了解甚至看到这部分珍贵的收藏。同时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一份难得的资料，这对印学史的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丨注释丨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8册，乾隆三年十一月“匣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347页。
[2]《高宗御制诗二集》卷22。
[3]有关乾隆时期内府收藏的古铜印章的资料，见袁旃《信章萃古云篆征名——本院藏避暑山庄、毓庆宫、旧骨董房古铜章简介》，载台北“故宫”编辑出版《故宫文物月刊》42—54期。亦见故宫博物院出版的《金薤留珍》（1926）和《毓庆宫藏汉铜印》（1927）中的庄蕴宽先生和马衡先生的序言。
[4]《高宗御制诗二集》卷8。
[5]《高宗御制诗二集》卷32。
[6]《高宗御制诗二集》卷57。
[7]《高宗御制诗三集》卷5。
[8]《高宗御制诗三集》卷9。
[9]《高宗御制诗三集》卷27。
[10]《高宗御制诗三集》卷54。
[11]《高宗御制诗三集》卷98。
[12]《高宗御制诗四集》卷2。
[13]《高宗御制诗四集》卷74。
[14]《高宗御制诗五集》卷19。
[15]《高宗御制诗五集》卷78。
[16]《高宗御制诗初集》卷31。
[17]郭福祥：《乾隆推崇文彭治印》，载《紫禁城》，1992年2期。
[18]故宫古器物部金石组方斌兄曾将故宫所藏玉印与《集古印谱》《秦汉印统》中的著录详为覆勘，得出其所著录的玉印后多入清宫为内府收藏，而这些玉印又多非秦汉旧物，而是宋、明人的托名之作的结论。承其见示，蒙允引述，深表谢忱。
[19]王献堂：《五镫精舍印话》，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68页。
[20]庄蕴宽：《金薤留珍》序，故宫博物院1926年刊行。
[21]马衡：《毓庆宫藏汉铜印》序，故宫博物院1927年刊行。
[22]王献堂：《五镫精舍印话》，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67页。
[23]王献堂：《五镫精舍印话》，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68页。
[24]王献堂：《五镫精舍印话》，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67页。
本文编辑丨《西泠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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