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山区概况
武陵山区是以武陵山脉为中心，以土家族、苗族、侗族为主体的湘鄂渝黔四省（市）毗邻地区，总面积11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为2300多万人，其中，土家族、苗族、侗族等30多个少数民族1100多万人，约占总人口的48%。本区域是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贫穷地区，是中国区域经济的分水岭和西部大开发的最前沿，是连接中原与西南的重要纽带。
历史沿革。“武陵”作为行政区划的名称始于汉代。《汉书·地理志》载：“武陵郡，高帝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在解释“武陵郡”时说：“汉置，治义陵，在今湖南溆浦县南三里。后汉移至临沅，在今湖南常德县西。隋初废，寻复置移今常德县治。唐置朗州，寻仍曰武陵郡，后又为朗州。宋曰朗州武陵郡，寻废。”《辞海》在释“武陵”词条时说：“郡名，汉高帝置。治所在义陵(今湖南溆浦南)。辖境相当今湖北长阳、五峰、鹤峰、来凤等县，湖南沅江流域以西，贵州东部及广西三江、龙胜等地。东汉移治临沅(今湖南常德市西)。其后辖境逐渐缩小。隋开皇九年（589年）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朗州为武陵郡。延至宋以后，“武陵”作为行政区划的名称再未出现于文献中，元朝开始施行行省制度，历史上的“武陵郡”划归于湘、鄂、川、黔四省管辖，于是“武陵”被湘、鄂、渝、黔边区所代替。
地貌气候。武陵山区是我国三大地形阶梯中的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的过渡带，位于北纬27°10'-31°28'，东经106°56'-111°49'，是云贵高原的东部延伸地带，平均海拔高度在1000米左右，海拔在800米以上的地方占全境约70%。武陵山脉贯穿黔东、湘西、鄂西、渝东南地区，长度约420千米。武陵山脉是乌江、沅江、澧水的分水岭，主脉自贵州中部呈东北—西南走向，主峰梵净山高2494米。该地区气候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类型，平均温度在13℃-16℃之间，降水量在1100-1600毫米，无霜期在280天左右。
覆盖范围。基于地理范围、历史文化、现实因素等方面综合考虑，我们认为，武陵山区包括重庆黔江、酉阳、秀山、彭水、石柱、武隆、涪陵2区5县；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恩施、利川、巴东、来凤、咸丰、建始、鹤峰、宣恩2市6县，宜昌市的长阳、五峰2县；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吉首、泸溪、凤凰、花垣、保靖、古丈、永顺、龙山1市7县，张家界市的永定、武陵源、慈利、桑植2区2县，怀化市的鹤城、沅陵、辰溪、麻阳、中方、芷江、新晃、洪江、会同1市2区6县，常德市的武陵、石门、桃源、临澧1区3县；贵州铜仁地区的铜仁、万山、玉屏、松桃、印江、沿河、思南、江口、石阡、德江1市1特区8县，遵义市的务川1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岑巩、镇远、三穗、天柱4县。共计57个区市县。
该区域山同脉、水同源、人同根、民同俗，经济同类、文化同质，资源禀赋相似、经济结构趋同、发展水平相近。作为全国十八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在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同一性较强的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地理单元，目前，武陵山区已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武陵山经济协作区，是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确定的6个重点区域之一。
◎武陵山区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武陵山区是我国内陆跨省交界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交汇地带，是典型的“老少边山穷”地区，也是我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武陵山民族地区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大力扶持下，武陵山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快，经济总量获得较大提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较快增长，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消费支出明显增加，但是，由于起点低，底子薄，与全国及本省市其他地区相比，人均生产总值仍然偏低，起支撑作用的企业不多，地区发展存在较大的失衡。在有效的发展进程中，仍然呈现出以下区域特征：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低，城镇空间结构分散，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生态环境脆弱，公共服务能力弱，市场发育程度低。
武陵山区各区县2009年主要经济指标抽样调查统计表
区域代表区县常住人口（万人）GDP（亿元）人均GDP(元)三产比例地区财政（亿元）人均财政收入（元）零售总额（亿元）人均零售额（元）固投总额（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渝东南武隆34.5359.21719216.0∶34.2∶49.97.14206818.93548255.233863
黔江43.8679.11809011.7∶48.7∶39.622.12504329.92682271.263750
石柱43.1155.181283821.3∶40.3∶38.46.12142020.75481370.173998
秀山49.7762.121248115.8∶47.9∶36.38.58172422.55453147.493713
鄂 西恩施79.4172.62914523.9∶33.7∶42.47.5695238.43483949.652815
利川88.4738.98440649.5∶17.5∶33.06.6274813.41151618.542555
来凤28.1225.058907<, FONT style="FONT-SIZE:10.5pt">30.4∶24.2∶45.43.2111428.87315413.052798
长阳41.3947.451146427.0∶25.2∶47.83.9395019.23464619.783282
湘 西吉首27.4762.11226095.7∶33.0∶61.34.34158034.91270560.023307
凤凰35.3929.81842418.5∶18.4∶63.11.8351715.45436628.523145
花垣26.2147.57181488.1∶69.0∶22.96.1523466.78258721.752980
永定41.8385.262039310.0∶20.8∶69.22.7666034.58837353.123656
怀化465.13559.151203415.5∶40.0∶44.541.57894199.384287282.392905
鹤城34.1437.03108474.0∶32.7∶63.36.78198626.8785016.184027
辰溪4843.68910017.1∶40.2∶42.73.2267116.3339630.682488
芷江39.0739.81146424.3∶39.7∶36.02.0753014.893811242528
武陵41.4449.2118737.9∶33.9∶58.25.2125528.72693142.27386
黔 东铜仁地区373.16251.74674832.8∶26.0∶41.227.1372763.031689165.922742
玉屏14.222.031551415.2∶54.3∶30.52.2516643.62267810.113602
印江43.0521.48499048.6∶18.3∶33.11.242884.54105513.12610
务川43.5318413536.7∶20∶43.31.663815.45125211.22498
天柱41.9921.21505127.7∶36.9∶35.41.543677.46177614.022844
全 国13347433535325124968110.6∶46.8∶42.66847751303624125343939081762248465153
抽样调查统计数据主要依据为：国家、各区（市）县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各区（市）县2010政府工作报告。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武陵山区先后成立了湘鄂川黔边区（县、市、区）政府经济技术协作会、渝鄂湘黔毗领地区民族工作协作会、渝鄂湘黔县市区（书记县长）经济发展研究会等区域协作形式。2009年，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号）明确提出：“协调渝鄂湘黔四省市毗领地区成立‘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组织编制区域发展规划，促进经济协作和功能互补，加快老少边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国家民委也提出了支持和促进“一区（武陵山区）九族（人口在10万人以上、50万人以下的9个少数民族）”发展的战略构想，这为武陵山区加快发展带来了新的重大战略机遇。
——————————————————————————————————
武陵山区内陆的边缘
来源：中国民族报
区域不仅是一个文化与空间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的建构过程。出于政治、经济等战略的考量，国家视野下的武陵山片区并不一定要求与文化、空间视野下的武陵山区叠合。那么，作为民族走廊的“内陆的边缘”，武陵山区的区域性到底有哪些呢？
连接内陆与西南的民族走廊。武陵山区地处江汉平原农业文明区与云贵高原山地复合经济区的过渡地带，以武陵山脉所延伸的范围为核心，东起雪峰山，西止大娄山，南起苗岭，北边是大巴山，横跨鄂湘渝黔4省市。区域内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孔道，除以武陵山脉走向所构成的沟壑峡谷外，还存在着一张以沅水、澧水、乌江、清江等大河为主干线、数以千计的溪流为支线的通道网络。
除此之外，这一地区还保存着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底蕴。从200多万前的旧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这里都留有人类文明的遗迹，保持着很强的历史连续性。汉唐时期，以武陵郡的设置为始，奠定了后世武陵地方行政区划格局。据《汉书·地理志》载，武陵郡始自汉高帝时，王莽时改为建平，属荆州。《辞海》也如是解释“武陵”词条：“郡名，汉高帝置。治所在义陵（今湖南溆浦南）。辖境相当今湖北长阳、五峰、鹤峰、来凤等县，湖南沅江流域以西，贵州东部及广西三江、龙胜等地。东汉移治临沅（今湖南常德市西），其后辖境逐渐缩小。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朗州为武陵郡。境内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被称为‘武陵蛮’。”
明清特别是改土归流后，在中央王朝移民政策以及人口压力等因素的推动下，大量汉族人从湖广或内陆经武陵山区的主要通道进入四川。他们或波浪式前进，或迂回迁徙，其中一部分便在武陵山区“落地生根”。武陵山区东北部的宜昌府改土归流后“人民四集”，西南部的思南府则是“多吴、楚、闽、蜀人”（《铜仁府志》卷二《风俗》），西部的酉阳州“境内居民土著稀少，率皆黔楚及江右人……其户皆零星四散，罕聚族而居者，五方杂处”，北部的施南府“久成内陆，以致附近川黔两楚民人，或贪其土旷粮轻，携资置产；或藉以开山力作，搭厂垦荒，逐队成群，前后接踵”。受汉族人进入的影响，武陵山区原有的族群也出现了较大的流动。在“赶苗拓业”政策之下，原居住在武陵山区南部的苗族一方面继续向西、向北迁移，另一方面则迁入当地深山。由此可见，武陵山区历时性特征明显，民族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众多的山谷和河流构成天然的通道走廊，完全具备作为民族走廊的自然和人文条件，故其确是一条连接内陆与西南地区的民族走廊。
传统中国内陆的“化外之区”。与“内陆”一样，“边缘”也是一个历史的建构过程。传统中国的内陆，既非铁板一块，也非以政治、文化中心为圆心的规整的同心圆。内陆之中，存在一些中央王朝管理较为薄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处于弱势的边缘地区。翻开中国地图可知，从大的范围来看，武陵山区连通云贵高原及其延伸地，如同一张拉开的弓箭，横挂在中国大地上。箭弦所划出的弧线部分就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最为多样的云贵高原，箭弦之外凸出的“箭头”就是武陵山区。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作为天下一部分的“箭头”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的内陆。其东面、东北面是楚文化的中心及延伸地带江汉与湘中东平原，西边是设有黔中、汉中等郡的四川盆地，北面是关中平原。汉兴，改黔中为武陵郡，西汉治义陵（今湖南溆浦），东汉治临沅（今湖南常德市），辖湖南西部和与其毗邻的湖南、重庆、贵州部分地区，武陵山区在地理上已渐属内郡，经济文化也颇受汉文化影响。故汉初南越王赵佗曾云：“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这里的长沙包括长沙郡及武陵郡的一部分。汉代之后虽经历朝代更替与帝国之分合，但武陵山区总体上仍处于内陆而非“边疆”。
地处“内陆”非“内陆”。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论及《汉代中国体系的网络》时指出：“中国地方辽阔，即使有干道交通网络，联系各处地方，干道之外，又有分支道路分布，犹如人体的血管与神经网络，联结中国为一体。但是，分支道路之间，总有远乡离村，形成网络中的空隙，讯息物资，都难出入。这些隙地，如边陲地区，更多地方土著的少数族群，他们虽已为‘中国’族群的行政单位纳入中国版图，却仍是文化的‘他者’，也是一国的‘内在普罗’。”正如许先生所言，武陵山区长期就是传统中华帝国中的“隙地”或者“内在普罗”。
如前所述，秦一统“中国”后，在各地设置郡县，当时的武陵山区大致属于黔中郡的范围。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此后建制虽有变化，但武陵的名称一直沿用到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朗州为止。在此期间，武陵山区名属内陆，实乃“化外之区”。这一时期，以“蛮”、“夷”概称的族群在此非常活跃。其北部清江流域和西部乌江中下游主要是信仰白虎的巴人；东部和南部的澧水、沅水流域则主要是信仰盘瓠的“武陵蛮”、“五溪蛮”。历经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的民族大融合，两宋时期朝廷对武陵山区的统治通过设置军事寨堡有所加强，但实际控制力仍很弱，武陵地区仍是少数民族先民活动的天堂。其中部有“溪州蛮”（今湖南沅陵、永顺、龙山一带），西南部有“思州蛮”（今黔东北），北部有“施州蛮”（今恩施州），西部则有“黔安州蛮”（今重庆彭水、黔江一带）。
唐宋时武陵山区大都被羁縻统治，元朝在此基础上建立土司制度。明清之际，土司制度在这一地区得到完备，建立大小100多个土司政权。为了加强对土司的控制，明王朝在武陵地区设置了许多卫所，但实际控制力仍比较有限，“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隔离政策更是减少了族群间的流动，弱化了王朝对土司地区的影响。民族隔离政策挡不住族群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受中央王朝更替、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明清时期外来族群和土著族群仍在武陵山区迁进迁出，进行小范围的流动，并促成了“改土归流”前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迁徙与融合。
“改土归流”后，清王朝在武陵地区采取了设流官、派戍兵、编户籍、立保甲等措施，传统中国内陆的“化外之区”终成“内陆”。但是，其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性仍在继续，历经民国，直至今日。
综上所述，武陵山区历史悠久而厚重。该地域自秦汉以来一直地处传统中国的内陆，长时间并未完全纳入中央王朝的控制体系，故而又符合成为“内陆的边缘”的条件。因此，武陵山区不仅是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的连片特困区，而且是作为民族走廊的“内陆的边缘”。
武陵郡的历史沿革
“武陵”这一地名，最早出现在西汉初年。《汉书·地理志》记载：“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属荆州。(领)县十三：索(今常德市武陵区、鼎城区、汉寿县地，故城今常德市东北六十华里)、孱陵(今湖北**县与湖南南县、华容、岳阳、安乡、澧县等县地)、临沅(今常德市武陵区、鼎城区大部和桃源县地)、沅陵(今沅陵、沪溪、吉首、麻阳等县地)、镡成(今洪江市和黔阳、靖县、绥宁、会同、通道、怀化等县地，错人今贵州省境)、无阳(今芷江、新晃、怀化等县地，错入今贵州省境)、迁陵(今保靖县地，错入今四川省境)、辰阳(今辰溪、麻阳、花垣、凤凰等县地)、酉阳(今永顺、龙山、古丈等县地，错入今四川省境)、义陵(今溆浦县地)、佷山(今湖北长阳县地)、零阳(今澧县、慈利、石门、临澧等县地)、充(今大庸、桑植县地)”①。武陵郡又称“义陵郡”。其来历据晋人常林《义陵记》云：“项羽弑义帝于郴，武陵人缟素哭于招屈亭，高帝闻而义之，故曰义陵。”郡治义陵县(一说治索县)。建置时间，据《后汉书·郡国志》武陵郡下原注：“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前202)年更名。”[《水经注·沅水》记为“汉高祖二年(前205年)]
西汉武陵郡治，历来有二说。一曰治索县，持此说者如：宋欧阳忞《舆地广记》②、清段长基《历史沿革表》③、同治《武陵县志》。他们持此说，或许是据《汉书·地理志》，武陵郡所领十三县，索县置于诸县之首。按该书惯例，郡治亦多置于辖境各县之首，故以索县为武陵郡治。二曰治义陵。持此说者如：唐魏王泰《括地志》④、唐颜师古《汉书注》、《嘉庆常德府志·舆图考沿革表》、《湖南省通志·地理志》，新编《常德县志》、《常德市志》。笔者亦同意此说。理由是：
西汉武陵郡为汉高帝改原秦黔中郡地所置。据《元和郡县志》云，秦黔中郡治，在今辰州沅陵县西二十里。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已发现该城遗址⑤。秦黔中郡，本是在秦昭王三十年(前277年)伐楚，取巫郡及江南地为黔中郡⑥。在此之前为楚黔中郡⑦。秦置黔中郡，主要是从军事、政治上加强对巫、黔中及江南地区的控制。把郡治设置在沅陵县，是因沅陵处于沅水中游，上溯可达贵州牂牁，下游可迳入洞庭，沅、澧二水及湘西、北地区都在掌握之中。从经济方面讲，贵州丽水的黄金、湘西的竹木、油茶、苞茅、生漆，尤其是辰溪的丹砂和麻阳?等县丰富的铜、锡、铅等矿产，都是一个国家发展中亟需的重要物资资源。黔中郡设置在此，对经营整个西南具有重要经济和战略意义⑨。汉取黔中郡后设置武陵郡，把郡治设置在离沅陵县不远的溆浦，其用意不言而喻，是对前朝在这里所作的一切，都将取而代之。颜师古注《汉书》，汇集了在他以前的二十多家注释。他学识渊博，又有秘书省藏书可资利用，所注《汉书》，深为学者所重⑩。他在《汉书》注释中说：“旧治义陵，非郡名义陵也。”肯定是有依据的。或许是他对前面所讲的此中奥秘有深刻理解，故而作出“武陵郡旧治义陵”的论断。不过，我又认为索县改汉寿县作荆州刺史治所之前，可能作过一段武陵郡治，时间也许是在义陵县作郡治之后。因为它若未作过郡治，不具备设置较大军事、政治、经济中心的条件，刺史治也不会迁移在那里的。
关于武陵郡设置的时间，《水经注·沅水》记为“汉高祖二年(前205年)”，虽《史记·高祖本纪》所记，“高祖二年，项羽弑义帝于江南，三月为义帝发丧”。与武陵郡改名“义陵郡”，似乎时间较吻合。但从当时楚汉战争形势分析，高祖二年，汉王刘邦的主要力量，是将攻占之地，设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各郡。关之外，置河南郡(治洛阳)、河内郡(今河南武陟西南)。汉王自己进兵东下，在彭城灵壁东，被项羽打得大败，连父母妻子都作了项羽的俘虏。好不容易陆续收聚士卒，加上诸将所率和关中的兵力，才于荥阳破楚兵于京、素之间11。而对南方或西南地区设郡，此时根本无法顾及。至于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在这一年里，项羽自杀于乌江；汉王即皇帝位，都洛阳；封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越王无诸为闽越王（12）。此时，在原秦黔中郡故地设置武陵郡，可谓顺理成章，适得其时。
新莽时期曾将武陵郡改为建平郡，临沅县改为监元，孱陵县改为孱陆，仍属荆州治。
东汉监元县复称临沅，孱陆复称孱陵，建平郡复称武陵郡。领十二县：临沅、汉寿[西汉索县，阳嘉三年(公元134年)更名，移荆州刺史治至此]、孱陵、零陵、充、沅陵、辰阳、酉阳、迁陵、镡成、沅南[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分临沅县南境置，即今桃源县地，故城在今桃源县西南70华里]、作唐(分西汉孱陵县置，今安乡县地，故城今安乡县北)13。郡治临沅(即今常德市城区。《水经注·沅水》云：“临沅县，县南临沅水，因以为名”)。此后，临沅一直为历朝郡、州、路、府治。
“武陵”一名的来历，据梁刘昭注《先贤传》曰：“晋太守赵厥问主簿潘京曰：‘贵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义陵，在辰阳县界，与夷相接，为所攻破。光武时移东出，遂得见全，共议易号。《传》曰：止戈为武，《诗》注：高平为陵，’于是改名焉。”(见《方舆览胜·常德府》)“武陵郡”之名取之于《左传》与《诗经》，始于汉初，后改“义陵郡”；东汉时复称“武陵郡”。潘京的对话没有说完全。也许是仓促间对话，忘了说出最初取名，经过改名又复名的全过程。故有本末倒置之嫌。
荆州刺史治汉寿，清顾祖禹《读史书舆纪要》载，汉寿，今常德府东四十里有汉寿故城。(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刘表为荆州刺史，徙治襄阳，旧领郡国七，今领郡七(即：南阳郡、南郡、江夏郡、零陵郡、武陵郡、桂阳郡、长沙郡)，相当于今湖南、湖北和河南南部及广东、广西、贵州省一部分广大地区。清同治《武陵县志》记载：“汉寿城，县东北六十里，本汉索县城，武陵郡治焉，汉顺帝更名汉寿，移荆州刺史治于此，俗名“崆巄城’，悉为居民田业，遗址尚存”。据《常德文物志》记载：索县汉代城，位于常德市东门外30公里处的断港头乡城址村。城址遗迹至今犹存。城由大、小二城组成，总面积54万平方米，城垣残高3—4米，宽12—18米，有东、南、西、北四门，城四角有高7-10米的暸望台，城外四周有宽30米左右的护城河，城内残存汉砖汉瓦，遍地皆是。城外东南方有汉墓群14。唐刘禹锡《汉寿城春望》一诗，即写此处。
三国时的武陵郡，治所仍在临沅(今常德市武陵区和鼎城区的大部)，初属蜀，后属吴，吴景帝永安六年(263年)，将原汉寿县改名吴寿县，又在西部分零陵、充县地设溇中县、分孱陵县地设南安县、建立天门郡，治所在溇中县(今慈利县西和大庸县地)15。此时，荆州治所已由汉寿迁至湖北江陵。武陵郡所辖只有沅水流域的临沅、吴寿(辖今汉寿县西部和鼎城区东部)、龙阳(分东汉汉寿县地，辖今汉寿县东部)、沅南、沅陵、辰阳、黔阳、迁陵、镡城、酉阳、舞阳等县，而不再辖有澧水流域各县。
西晋时期，武陵郡的建置及所辖地区基本上无大变化，东吴时的吴寿县此时已恢复为汉寿县旧名。
南朝刘宋(420-479年)时期，武陵郡所辖地区仍无大变化，只是武陵郡原隶属荆州改为隶属郢州(州治武昌县)(见《宋书·州郡志》)；肖齐(479-502年)时期，武陵郡治迁往沅陵，(见《南齐书·州郡志》)，肖梁(502-557年)时期，武陵郡治仍迁回临沅，并升武陵郡为武州。(见《隋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陈朝(557-589年)时期，析原武陵郡所属中上游地区的沅陵、辰阳、黔阳、迁陵、镡成、酉阳、舞阳设置沅陵郡；而沅水下游地区的临沅、沅南、汉寿、龙阳4县为武陵郡，郡治临沅。其间，陈太建七年(575年)，曾将梁在武陵郡地区设置的武州改称沅州，下辖武陵、南义阳和南平等郡。
西汉到陈朝，武陵郡的辖区已大为缩小。此后，隋唐朗州、武陵郡、宋鼎州、元常德路、明清常德府的辖区，基本上都与陈朝武陵郡相同。
武陵县沿革
武陵县，据《隋书·地理志》载，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后，废陈在武陵郡所置的沅州，改武陵郡为朗州，并临沅、汉寿、沅南为“武陵县”。是为“武陵县”设置之始。朗州辖武陵、龙阳二县。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又将朗州更名为武陵郡。
《旧唐书·地理志》云：武德四年(621年)平肖铣置朗州，天宝元年(724年)改为武陵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朗州。属山南东道，旧领县二：武陵(今常德市武陵区、鼎城区、桃源县地)、龙阳。又据《文献通考》记载：唐昭宗时，以澧、朗二州为武贞军。
五代时期，据《十国春秋》、《五代史》，梁开平二年(908年)升朗州为永顺军，后唐天成二年(927年)改为武顺军，同光元年(923年)改为武贞军，后改武平军，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升为朗州大督都府。领县三：武陵、龙阳、桥江(今益阳市沅江县地，从岳州划入朗州)。五代晚期，湖南的割据势力，马殷的后代马希萼，其部将周行逢，在帮助马氏兄弟争夺权柄的火并战争中，凭藉“武陵负江湖之险，带甲数万”于公元956年取得胜利)。此后，周行逢控制了湖南，建立起周行逢政权(956—963年)。周行逢将首府由潭州移至朗州，这样，常德在五代后期遂成为湖南的政治中心。周行逢并在朗州城中修筑自己的府第和官署。
清同治《武陵县志》载：宋乾德二年(964年)，军降团练，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州(本唐、五代朗州)改鼎州(注：“鼎州”名称的由来，据说是因武陵县境，在沅澧二水汇合处有鼎水，“昔有神鼎出乎其间”，故以名州)16。政和七年仍于(鼎)州置常德军17(注：常德军，是“常德”一名在历史上的最初出现。据《方舆览胜》等书记载，是沿《诗经·大雅》、《常武》诗序中：“有常德以立武事”一句而命名。)18乾道元年(1165年)，升州为常德府，均以县隶焉(以武陵县为其属县)。又据《宋史·地理志》建炎四年(1130年)升鼎澧州镇抚使，绍兴元年置荆湖北路安抚使，治鼎州，领澧、辰、沅、靖州，三十二年(1162年)罢。乾道元年(1165年)以孝宗潜藩升府[注：潜藩：旧称皇帝即位之前曾寓居或做过官的地方为潜藩。《嘉靖常德府志》载：“绍兴十七年(1147年)，孝宗初以普安郡王授常德军、节度使”。是说宋孝宗(1163—1189年在位)即位之前为普安郡王时，曾在鼎州任常德军节度使。故鼎州为“孝宗潜藩”。孝宗即位后便将鼎州升格为“常德府”]。八年(1172年)依旧提举五州(鼎、澧、辰、沅、靖州)三县(武陵、桃源、龙阳)。[《元丰九域志》载：乾德元年(936年)析武陵县地置桃源县”。]南渡后增县一：沅江。府治武陵县。
元、明、清时期，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置常德府安抚司，十四年改为总管府。常德路，领县一：武陵，州二：桃源州、龙阳州，州领县一：沅江。属湖广行省江南湖北道。《明史·地理志》载：“常德府，元常德路。属湖广行省，太祖甲辰年(明太祖即帝位之前的公元1364年)为府，领县四：武陵、桃源、龙阳、沅江。
《嘉庆常德府志》、《大清一统志》载：常德府，康熙三年(1664年)属湖南布政使司，领县四：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府治在武陵县。
《常德县志》载：中华民国二年(1913)废府，改武陵县为常德县。关于古诗文中的“武陵、武陵郡”一名，自西汉高帝五年(前202年)设置，沿用至唐乾元元年(758年)，历时960年，以后不再使用。其所辖地区，先后改称朗州、鼎州、常德军、常德路、常德府。“武陵县”一名，自隋开皇九年(589年)设置开始，沿用至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历时1324年。“武陵”一词，在唐以前一般是指“武陵郡”。如陶渊明《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此武陵人当是“武陵郡人”。晋孝武帝《征武陵袭元之19》、晋胡济(尚书郎)《荐武陵伍朝疏20》、六朝刘潜《为武陵王谢赐弟启》中的“武陵”，也应是指“武陵郡”地区。因“武陵县”之名，此时还不存在。唐以后至清末，一般才是指“武陵县”。不过，无论唐以前或唐以后，在文人笔下，仍时有把原属于“武陵郡”的湘西北大部分地区，习惯地泛称“武陵”。
在历代写“武陵”的诗文中，如唐孟浩然的《武陵泛舟》、王昌龄《武陵龙兴观黄道士房问易因为题》、《武陵开元寺黄炼师院》、司空图《武陵路》、曹唐《武陵洞》、五代王建《武陵春日》、宋梅尧臣《武陵行》、张斛《武陵春晓》、唐庚《武陵道中》、胡浚《武陵竹枝词》（六首）等诗，基本上是写桃花源，标题却写的“武陵”，往往把“武陵”当作桃花源的代名词。实际上桃花源是在桃源县。桃源县自宋太祖乾德一年(963)即已从武陵县分离出去21，桃花源也自然不再属武陵县。而且原武陵郡也早在唐乾元元年(756)改为朗州，以后改鼎州……和常德府，不再称武陵郡。而唐刘禹锡《武陵书怀五十韵》、《武陵观火诗》、《晚岁登武陵城头顾水陆怅然有作》、宋杨川《游武陵》、师严《武陵客居》、元宋裘《忆武陵旧事》、明何景明《寓武陵诗》、岳岱《武陵精舍》(六首)、袁中道《武陵道中时予将有衡阳之役》(二首)、清查慎行《再游武陵德山为雨雪所阻宿乾明方丈次石间周益公诗二首》、师范《武陵杂诗》、胡焯《武陵风土十二韵》、高纲《武陵风俗词》(七首)22等，均是写的武陵县范围内的具体事物或景象。总的说来，唐以后“武陵”一词，在一般人的概念中，所包涵的地域范围，并不完全准确地反映当时行政区划的变更状况；而是沿袭传统的习惯，把武陵县和桃花源附近一带笼统地称为“武陵桃源”。(详见《荆州九郡大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