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自由，还是自由！

 01 

许多写对联的新人，总会接触到一个叫作“对联六相”的东西，其中包括这些内容：字数相等、内容相关、词性相当、结构相称、节奏相应、平仄相协，初学者往往奉为圭臬，用来律己甚至绳人。其实，这个所谓的“六相”似是而非，既不能说一点意义没有，但如果严格遵守，只能是误入歧途而不自知。

字数相等、内容相关，前者是对联的基本要求，后者是作为内容逻辑方面的要求，虽然这二者不是在一个平面维度上的，但如果不出现特殊情况，遵照执行不会有问题，但后面“四相”的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先说问题比较小的“词性相当、平仄相协”。古人并没有明确的名词、动词、形容词这类概念，对仗以字义为基础，既有不同词性的对仗，也有在同一词性中追求小类工对的作法，不过对于初学者而言，借助词性辅助理解不失为一种便捷的方法。平仄相协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平仄的理解却往往被模式化、单一化。

至于“结构相称、节奏相应”则是纯粹误人子弟了。比如常见的城隍庙对联“愿将佛手双垂下；磨得人心一样平”，既没有结构相称，也没有节奏相应，甚至连词性也打破了。但由于“手”与“心”、“双”与“一”等处的工整对仗，此联非但没有失对，反而对仗的精妙让人眼前一亮。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不用过多举例，可知古人对此不会拘泥，甚至可能根本没有相关的概念。更有甚者，有人还提出整体结构，即主谓宾定状补也要一一对应，这就让人哭笑不得了。诗词对联有大量的倒装、省略等句法，如果拿着古人根本没有的“语法结构”去要求，还怎么创作？就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一联为例，“翠柳”是状语后置，“青天”是宾语，但完全不影响对仗的工整程度。

最后顺便说一下“字数相等、内容相关”，此两点虽然没什么问题，但也绝非不可打破。民国刘师亮曾有一联讽刺袁世凯“袁世凯千古；中华民国万年”，就是利用字数不对等的特性，引出“袁世凯对不起中华民国”的别解。而无情对则是要求字字工对，但意思完全不同，比如经典的“五月黄梅天；三星白兰地”“树已半枯休纵斧；果然一点不相干”等。至于尾字“上仄下平”的“铁律”，也有类似岳麓书院“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等一大批反例。

 02 

无论对仗还是平仄，都有一套内在的规则，一方面需要去研究探索，找到真正的规律而不是人云亦云或“自出机杼”，另一方面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自由调整、灵活变通。以对联格律为例，大部分五七言有现成的近体诗格律，这部分如果非要引入新概念，实在没有必要；另一方面，对联有四言、六言、八言等各种句式，风格吸收了诗、词、曲、古文、白话等多种问题，如果一切按照“两两交替”的原则，同样属于刻舟求剑、按图索骥。

至于对仗，古人有数十种对法，到了对联这种将对仗发挥到极致的文体，怎能不在创新灵变上做功夫？古人评价俞樾对联“晚年纯任自然”，某种程度便是就其对仗的灵便而言。比如：

题临海东湖湖心亭

好水好山，出东郭不半里而至；

宜晴宜雨，比西湖第一楼如何？

贺金安清六十寿

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陈同甫一流人物，如是如是；

醉吟几篇旧诗，闲尝数盏新酒，白香山六十岁时，仙乎仙乎。

为了增加对仗的变化，古人写对联还常用“自对”之法，即上下联联句之中自行对仗即可，不需要照顾上下联的对仗，甚至连重字与否也不必顾忌。关于对仗可以猛击“对联创作中自对的应用”这篇文章。这里举两个极端自对的例子：

胡君复题江苏无锡梅园

昔我来时花未开，今日花时我未来，也算神交，难道是前生缘法；

搔首问天天不语，低头问花花笑汝，别无好句，那许做天地闲人。

孙雄挽李鸿章：

上下五千年就历代名臣商位置，则与周召虎、汉班超、唐郭子仪不判低昂，纵横十万里萃五洲贤相角短长，则与英沙侯、日伊藤、德俾士麦遥相伯仲，泽在生民功在社稷尚亦有利哉，一个臣纬武经文，累译重洋深爱戴；

锡崇封则推恩大赉列爵雄藩，与果勇杨侯、毅勇曾侯、恪靖左侯并叨异数，褒美谥则尽瘁鞠躬留芳百世，与花县骆公、益阳胡公、侯官林公永订同心，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可及，亿兆姓怀思感泣，建祠立庙荐馨香。

 03 

“对联六相”的升级版叫作“联律通则”，是由中国楹联学会制定并正式发布，“作为楹联创作、评审、鉴赏在格律方面的依据”。在探讨内容之前，我觉得首先应该提一个问题，对联创作和鉴赏需要“通则”吗？我想，即使需要，也应该是学术层面的，而非政治层面的。所谓学术层面，就是针对古人的对联包括律诗中对仗的两联，进行全面研究，再通过音韵学和修辞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探讨一种符合语言习惯的对联对仗和格律规则。但如果本末倒置，自己先拍脑袋想出一套规则再去找证据，然后就强制性向全国推行，要求创作和鉴赏都要依靠这套“通则”，这样的政治手段真的合适吗？据闻，这套“通则”刚发布之时，甚至有人要以其为准则，将全国各景点不符合“通则”的对联都摘下，甚至将古人不符合“通则”的对联全部“开除联籍”，这种做法恐怕不止蛮横而是搞笑了。

关于“联律通则”的适用范围，既然由一个民间艺术团体制定，自然就在其内部使用是最合理的，动不动就扩大为“通则”实在不妥，如果命名为“中国楹联学会征联评审标准”，恐怕就不会有什么疑义了。现在很多人评判对联，不看立意、不看文辞，就只有手中那一本名叫“联律通则”的红宝书。其实，我大致看过一遍“联律通则”，初版是比较死板的，最后在之前的基础上有很多修订，那些吵嚷着某某对联“不符合联律通则”的，往往是以初版来比对，甚至是以自己心中的“联律通则”来评判他人作品。当然，我认为即使是最后的修订版，依然没必要真的当作“通则”，因为艺术创作需要的永远是自由。

其实，很多人不是相信通则，而是迷信权威。艺术有权威吗？如果是古人的理论或作品，经过千百年的检验，或许还有些道理，虽然古人之间互相吐槽的事情也绝不少见。至于当代人，很多就要打个问号了，何况有些号称“对联家”的只是头衔好听，其创作和鉴赏水平实在不敢恭维。迷信所谓的权威，会让人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动辄“某某老师如何说”“某某会长如何说”，却找不到自己探索、考证、钻研的过程，这种迷信实在不可取，尤其迷信的往往是那种没什么水平的所谓权威。

 04 

不仅规则需要自由，对联的思想与内容同样需要自由。我的朋友王永江曾写过一副题岳庙的对联，当时引发了一场论战：

大丈夫死则死矣，问将军如此江山，归宋归金何有异；

后来者哭便哭之，偏对面一湖烟雨，时浓时淡不知愁。

有人说不按寻常套路创作，别有胸襟又能言之成理，蕴藏着对历史和时局的感慨，堪称佳作；也有人盯着上联的结句，把作者定性为“汉奸”，直至群起而攻之，喷得生活不能自理。我曾解读这副联，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极为沉痛，下联大有“西湖歌舞几时休”的意味。

但这里不为作者辩解，想说的是，即使真是表达“归宋归金何有异”的一副联又如何呢？每个人的思想不同，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也不通，为何要强求他人观点和自己一致呢？既可以赞美“精忠报国”，同样也可以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感慨，只要不是刻意哗众取宠、逆悖人伦，思想指向不应该成为评判一副作品的唯一依据。毕竟，“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也是一种自由。

记得我刚开始写诗词、写对联的时候，既没有各种“通则”的束缚，也没有各种所谓的速成技巧，包括格律、对仗的一切都从摸索开始。几个人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尝试了各种合理不合理的风格，固然走了许多弯路，但这些弯路却也是最宝贵的收获。如今，对联从零基础到写得像模像样容易得多，但也造成“千人一面”的情况，甚至有人总结出写对联的各种套路，按部就班即可。套路并非不可取，但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摸索和体验，就永远无法真正得心应手的使用，而如果深陷套路之中，那作品也只能丧失活力，成为流水线上的加工品。

 05 

艺术最需要的就是自由，自由的想象，自由的创作，没有自由就没有艺术。当然，自由不是无限制的，每一种文体都有其基本规则和体式，我们一方面要体会文体本身的内涵，另一方面也要具备走出藩篱、打破牢笼的勇气。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孔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如果没有自由，强迫每个人的想法一致，强迫每个人都统一标准，强迫每个人在赞歌中生活，这样的人生和行尸走肉有何区别？

曾经给一群年轻人讲写对联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了很久只说了八个字——

自由，自由，还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