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中国2700年前诞生了人类第一位经济学家，写出了第一部经济学著作，一些现代人肯定不以为然，嗤之以鼻。
可看看管子的金融学，就让这些现代人不可思议。
金融就要有货币，有钱。货币有三个基本问题：
一、货币是什么？
货币是不是财富？管子认为，货币金玉是财富，但太多了，就不是财富，而是财祸。《管子·八观》说：“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故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不重视生产的国家都是金玉货币太多的国家。因此，管子反对积蓄货币金玉。《管子·枢言》说：“为善者，非善也，故善无以为也。故先王贵善。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积”。 成王业的国君积聚
人民，成霸业的国君积聚武将和战士，衰败的国君积聚官僚贵族，亡国之君则积聚珠玉与妇女。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慎重地处理积聚什么的问题。
货币是流通手段，这是管子的基本观点。“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管子·国蓄》） “黄金刀币者，民之通货也。”（《管子·轻重乙》）“刀币者，沟渎也。”(《管子·揆度》)“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乘马》）有市场，就有流通，有流通，就有货币。
二、货币的数量应多少？
货币印多少，发行多少才合适？这是一个基本经济学问题。滥发货币必致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危机、管子还提出计算货币发行的数量和方法。《管子·山至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币乘马者，方六里。田之美恶若干，谷之多寡若干，谷之贵贱若干，凡方六里用币若干，谷之重，用币若干，故币乘马者，布币于国，币为一国陆地之数，谓之币乘马。”以六里见方的土地为单位，计算其好地贫瘠地各有多少，产粮多少，粮价高低多少，六里见方土地需要货币多少，以及就其粮食价格来计算应需要货币多少。货币的计算筹划，就是把这个需要量推算于全国，使货币的数字与全国的上地数量相适应。
货币能反映经济状况。《管子·国蓄》：“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黄金是计量财用的工具。懂得黄金的道理，就懂得什么是奢侈和俭省。懂得奢侈与俭省，各项用度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国家用度过少，对举办事业不利；过多，对商品资源不利。因为，国用过少，则金价低了，金价低则各项事业不好办，故对事业不利。国用过多则金价高，金价高则商品太贱，所以对资源不利。等到商品消耗光，才知道不足，这是不懂得适量的原故；等到事业完成后，才发觉商品过剩，这是不懂得合度的原故。不懂得适量，不知道适度都不行。而要懂得它们，也是有规律的。
管子主张国家对货币实行垄断与严格控制。《管子·轻重乙》说：“君守布，则籍于麻，十倍其价，布五倍其价，此数也。君以织，籍于丝，籍系抚织，再十倍其价。”《管子·国蓄》载“人君铸钱立市，民庶之通施也。”这就是说铸钱的权利是掌握在国君手里的，“民庶”只是使用货币。管子“轻重”就是指国家利用货币控制商品流通的理论。一是形成商品价格贵贱的原因，二是控制商品货币流通的方法。“弊也者，家也。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 “聚则重，散则轻”；“藏则重．发则轻”；“寡则重．多则轻：守则重，不守则轻”；“君章以物则重，不章以物则轻；守之以物则重，不守以物则轻”等等。(见《侈糜》、《国蓄》、《揆度》、《地数》、《轻重甲》诸篇) 意思是说，市场上供不应求时，或某些时兴商品出现，都会出现“重”的情况。反之就是“轻”了。管子用供求关系解释商品、货币的“轻重”，指出：货币、谷物和万物之间存在相反的“轻重”关系：“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主张国家通过“号令”控制货币、谷物和万物，以调节其“轻重”关系，实行“敛轻散重”的物价政策，平衡物价，抑制兼并，打击商人贵族，巩固统治，增加国家收入，以达到“无籍而赡国”、“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目的。管子已经认识到货币和物价的关系，并能够熟练运用。
防止富商操纵货币和价格。。《管子·侈糜》：“珠者，阴之阳也，故胜火；玉者，阳之阴也、故胜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臧珠玉，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臧布帛。不然，则强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贱所贵而贵所贱。不然，鳏寡独老不与得焉”。珠，是阴中之阳，所以胜过火；玉是阳中之阴，所以胜过水。它们都出神如化。因此，天子必须贮备作为货币的珠玉，至于诸侯则是贮备钟声等乐器，大夫则是贮备狗马等玩物，百姓则是贮备布帛等物资。不然的话，强有力者将占有珠玉，智者将操纵珠玉，让贱的贵而贵的贱。不然的话，鳏寡独老之人也就不得生计了。
三、利息率应多高？
货币不只是交换的工具，它也是资本，分割财富利益，高利贷就出现了。《管子·治国》说：“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不能制止农民外流，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管子反对高利贷，用借贷办法，阻止豪强用高利贷对贫民掠夺。“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管子·国蓄》）春天向蚕农发放贷款，用以收取他们的丝绸织品，夏天向农民发放贷款，用以收取他们的秋粮谷物。因此百姓不会有荒废的农事，国家也不会有流失的财利。管子主张，国家蓄藏一定量的粮食和钱，农民困难时借贷给农民，以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待农民收获再以实物还贷。《管子．山国轨》也说每年“泰春”、“泰夏”、“泰秋”、“泰冬”的“物之高下”，“相并兼之时”，国家都要贷给农民粮食。并说：“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胜、籯、屑、糉、公衣、功已而归公衣，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无钱的农家都能借贷到各种农用器械，农事结束后归还公家，并销毁借贷凭证。因此劳力出自百姓，物品出处君主。
《管子·轻重丁》“鐻枝兰鼓”讲的是管子对付高利贷者的故事。桓公要“令衡籍吾国之富商蓄贾称贷家，以利吾贫萌、农夫，不失其本事”。派官员向富商蓄贾和高利贷者征收赋税，来帮助贫民和农夫维持农事。管子说：“唯反之以号令为可耳。”只有运用号令来改变这种办法才行。于是派出官员调查四方各放贷地区的情况，调查那里负债的人有多少人家，回来报告，高利贷非常严重。“凡称贷之家出泉三千万，出粟三数千万钟，受子息民三万家”。总合起来，所有高利贷者，共放债三千万钱，三千万钟左右的粮食。借债贫民三千多家。而利息很高，有的“其出之，中伯二十”，利息20%，有的“其出之，中伯伍”、“中钟五釜”，利息50%。管子说：“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国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国之无贫，兵之无弱，安可得哉？”不料我国的百姓等于一国而有五个国君的征敛，这样还想国家不穷，军队不弱，怎么可能呢？
大家看看现实的金融，纠结在一起的不就是这三个基本问题。并且金融出现的问题就是违背了这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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