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帖学四家
帖学是在清中期以前，崇尚历代法帖的书法流派，以区别于碑学。它从甲骨文、篆、隶、章草发展而来，历经周、秦、汉、魏、晋，至晋朝楷、行、草、篆、隶五体皆备，特别在王羲之手里这五种书体达到了完善成熟，形成了一个与碑学相区别的完备的书体和笔法的成熟系列。这个书体和笔法系列在王羲之之后历经千余年，传承有序，谱写了几乎整个的书法史。可以说以王羲之书法为主导的帖学书法是中国书法的主线、正脉。帖学在明末仍能光辉灿烂，然而清初则未成新气象，大多数士子文人从帝王之好追随赵孟俯、董其昌学书，并未能远涉魏晋唐宋，故无有大成者。而清初四家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何焯学帖并无突出个性成就，亦未能超胜晚明，更不要说超越魏晋唐宋了。
笪重光（1623-1692），字在辛，号君宜，又号蟾光、逸叟、江上外史、郁冈扫叶道人，晚年居茅山学道改名传光、蟾光，亦署逸光，号奉真、始青道人，江苏省句容人（一作江苏丹徒人）。清朝书画家。笪重光清顺治九年（1652年）进士，任御史。为人刚正，敢于直言，顺治十二年奉派到江西巡按，对江西分巡湖东道佥事李嘉猷贪酷不法，严词参劾。因李嘉猷在朝中有权贵作后台，笪重光反被革职，后被判刑收赎，“永不叙用”。此后，隐居在五州山、茅山之麓，学导引，读丹书，潜心于道教。卒年七十。
笪重光工书善画，精古文辞。书、画名重一时，山水得南徐气象，其高情逸趣，横溢毫端。兼写兰竹，精鉴赏。恽寿平、王翚尝主其家。书法苏米，笔意超逸，与姜西溟（宸英）、汪退谷（士鋐）、何义门（焯）齐名，称四大家，最为王文治所称服。传世作品有顺治十七年作《松溪清话图》，图录于《神州国光集》；康熙二十五年(1686)作《柳阴钓船图》轴，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秋雨孤舟图》及《行书七律诗轴》，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小楷《嘉州集》一册，录五言律二十四首。著有《书筏》、《画筌》，王翚、恽寿平作评注，曲尽精微，有裨后学。
笪氏同乡王文治对他的书法推崇备至，且推论其书不遗余力，如云：“乡笪江上先生书格超妙，小字尤佳。盖先生自解组后隐居句曲山中，读丹书、学导引、游神于尘滓之外，故所作书飘然有凌云之气。国朝善书之家如先生者未可数觏见也。”《快雨堂题跋·笪江上尺牍》）又云：“初善书之家如华亭沈绎堂、慈溪姜西溟皆能胎乳古人，摆脱时径。至于披露天真，俾字里行间飘飘然有凌云之意，则吾乡之笪江上先生所独也。”《快雨堂题跋·笪江上书江冷阁集序》）直欲置其书于沈绎堂（荃）、姜西溟（宸英）之上，而为清初书法之冠。这里虽然难免“于乡先辈不能无私”，但包世臣在其所撰《艺舟双楫·国朝书品》中将笪重光行书置“能品下”第三名，也可谓评价极高了。关于笪重光书法之取径，王文治在《快雨堂题跋·笪江上尺牍》中有很详细的论述：“江上书上至章草下至苏米，靡所不习，恨不能确然指其得笔之渊源。然其游丝袅空、萧然自得之处，无所秉承不能独造也。一日偶临嵇叔夜《绝交书》，恍然大悟曰：此吾乡江上先生之书之所自出也。自此以后，凡见笪书无一点一画不了然其来处矣。赵鸥波云‘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学之便可名世。’真甘苦之言欤。”
《行草书五律诗轴》，纸本行草书，纵242.8厘米，横52.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署“欝岗治弟笪重光。”下钤“笪重光印”、“欝岗精舍”、“江上外史”印3方。引首钤“华易□主”印。鉴藏印钤“养臣珍藏”。《五律诗》轴是笪重光写给冉渠的一首五言律诗。冉渠即吴湛，字伯其，号冉渠，睢阳(今河南商丘县)人，清代文人。笪重光书法注重用笔，在其所著《书筏》中即云：“横画之发（起笔）笔仰，竖画之发笔俯，撇之发笔重，捺之发笔轻”，此轴中的“何”、“后”、“及”等字的捺、撇笔，各具俯仰、轻重之姿。整幅作品出入米、董之间，字体修长，点画丰腴，并有引带、游丝、飞白夹杂其中，流动缭绕，于秀雅姿媚中显出强健。
笪重光《嘉州集》小楷一册，录五言律二十四首。昆仑堂美术馆藏。《嘉州集》是唐代诗人岑参的诗集，通行本作《岑嘉州集》。岑参官嘉州刺史，因此得名。此册共十开，每开长二十一点五厘米，宽十二厘米，唯独第十开略窄（长二十一点五厘米，宽八厘米）。又册中诗题与诗往往分布前后两页（凡四处），一处则诗中分为两页，疑此作原为一小手卷，后割裱成册。册前有王文治题署，曰“江上先生真迹，松下清斋鉴藏，文治”，钤“王氏禹卿”朱文印，弥足珍贵。王文治称笪重光“小楷法度尤严，纯以唐法运魏晋超妙之致……以《曹娥》仰追《宣示》，乎登钟傅之堂矣。”（《快雨堂题跋·笪江上书江冷阁集序》）观此册字形宽展，捺画闲闲逸出，颇见雅意，亦合于“气之舒展在撇捺”（《书筏》）。此册前后共钤笪重光印十一枚（其中“直指之章”“江上笪氏图书印”重复），册尾钤“笪”“笪重光印”诸印以代款字，亦颇具一格。
姜宸英（1628－1699）明末清初书法家、史学家，与朱彝尊、严绳孙并称“江南三布衣”。字西溟，号湛园，又号苇间，浙江慈溪人。姜宸英从小受到其祖辈父辈的影响，以才思敏捷、博闻强记而著名。明末诸生，康熙十九年以布衣荐入明史馆任纂修官，分撰刑法志，记述明三百年间诏狱、廷杖、立枷、东西厂卫之害。又从徐乾学在洞庭山修《大清一统志》，主持这一编修任务的是左都御史徐元文。因徐元文是徐乾学之弟，故姜宸英仍有机会出入尚书府第，并在徐乾学的荐引下，结识了虽年轻而在文坛已享有盛名的纳兰性德，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在京因得罪大学士明珠受冷遇。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70岁始成进士，以殿试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任顺天乡试副主考官，是科发榜后，物议沸腾，当时落第士子戏称：“老姜全无辣味，小李大有甜头。”因科场案牵连，十一月丁酉（初三日），被江南道御史鹿祐弹劾，姜宸英与李蟠入狱，宸英饮药自尽，死于狱中。康熙得知宸英已于狱中自尽，痛惜咨嗟不已。姜宸英著有《湛园集》、《苇间集》、《海防总论》。
姜宸英能诗词，如《赠陆翼王征君》、《偶题有讽》、《杂咏》等诗，〔临江仙〕《秋柳》、〔蝶恋花〕等词，或抒愁怀，或感身世，颇有寄托。擅山水，笔墨遒劲，气味幽雅。亦兼精鉴，名重一时。家藏籣亭石刻，至今扬本称姜氏兰亭。更擅书法，宗米芾、董其昌，书法以摹古为本，融合各家之长，晚年始宗法晋人，七十岁后作小楷颇精，为清代帖学的代表人物。楷法虞、褚、欧阳，以小楷为第一。惟其书拘谨少变化。包世臣称其行书居能品上。杨宾《大瓢偶笔》评曰：“西溟少时学米（芾）、董（其昌）书有名，至戊辰后，方用第四指学晋人书，丁丑后方用大指，专工小楷，是时年已七十矣。使其少时即知笔法，力学至老，岂非丰劳功后一人哉？”。《频罗庵论书》言：“韦间先生每临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传世书法墨迹有《小楷洛神赋册》、《行书勉斋说轴》、《草书摘句轴》等。
《小楷洛神赋册》，纸本小楷书，二开，纵24.7厘米，横28.8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册小楷书录汉曹植《洛神赋》，末款“姜宸英书”。钤“姜宸英印”、“西溟”印，引首钤“畦风阁”印。册后附清末黄易题跋一段。据跋称，此册为清末李鸿裔所藏，并见示于黄易，因题于后。此册无具体书写时间，但从书风推测，当为姜氏晚年所书。姜宸英作为清初康熙时四大书家之一，晚年尤长于小楷，此册书法风格秀劲，取法于唐代虞、褚、欧诸家，兼融汉魏之意，正如黄易所评“询为楷法正宗，不可多得也。”
《勉斋说轴》，纸本行书，行书，纵174.2厘米，横64.7厘米。此轴系为友人张愚庵之子张勉撰书斋铭。款署“康熙三十六年岁在丁丑正月上元日慈溪姜宸英撰并书”。是在姜宸英进京赶考之前，寓居天津时所书，时年七十岁。姜氏书法以摹古为根本，融各家之长为已用，书风清劲，全祖望谓其“书法尤入神，直追唐以前风格”。《清稗类钞》云：“西溟素以行草擅长于康熙朝”。此轴书法上承晋人而多存董书韵致，是其晚年行书精品。
汪士鋐（1658-1723），原名僎，字文升，号退谷，又号秋泉，松南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室名有松南书屋、宝苏室、松斋等。为清初散文家汪琬之从子。少时受学于兄汪份，读书刻苦，颇富才气，与兄汪份、汪钧，弟汪倓俱有文名，时人号为“吴中四汪”。康熙三十六年（1697）举二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官至日讲官起居注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康熙四十三年（1704），玄烨命修《佩文韵府》，汪士鋐任校勘官。四十四年（1705）扬州天宁寺成立《全唐诗》书局，任校对官；四十九年（1710）在北京参与《渊鉴类函》修纂工作。卒年六十六。其生平著述甚富，尤勤于考古，著《瘗鹤铭考》、《秋泉居士集》、《全秦艺文志》等。
汪士鋐善古文辞，尤工书法。其自幼即喜书法，初学时广为临摹古人名帖，后宗法褚遂良、赵孟頫，晚年习篆、隶。得执笔法，书绝瘦硬颉颃张照，诸子莫及。会题沈凡民印谱自谓初学停云馆麻姑仙壇、阴符经，友人讥为木板黄廷，因一变学赵得其弱，再变学褚得其瘦。晚年尚慕篆、隶，时悬阳冰颜家庙碑额於壁间，观玩摹拟而岁月迟暮，精进无几。其书能大而不能小，然有奇势，纵横自放，而分间布白，无分寸失。名公卿碑版多出其手。书法与姜西溟（宸英）称姜汪。传世墨迹有《行书洛神赋》、《东坡评语轴》、《徐孝穆玉台新咏序》等。
《东坡评语轴》，纸本行书，纵91厘米，横50.9厘米。轴书录苏轼“唐氏六家书”题语。汪士鋐主要以行、楷书见长，存世作品中行书较多见。此书瘦劲挺拔，疏朗有致，分间布白均衡，点画波澜翻飞，笔笔送到。前人曾评其书“瘦劲”、“老劲”、“书绝瘦硬”，此作可为证。
何焯（1661—1722），字润千，因早年丧母，改字屺瞻，晚号茶仙；崇明人，为官后迁居长洲（苏州）。先世曾以“义门”旌，学者称义门先生。何焯少时钝拙，14岁后方发奋攻读，学问大进。焯于考据学颇有造诣，年轻时先后拜吴县邵弥、安溪李光地为师，又与太原阎若璩为友，寓居阎家，与阎通宵切磋议论。焯治学严谨，藏书数万卷，凡四部九流，直到杂说小学，无不一一探索考证，辨明真伪，疏清源流，各作题识。对书坊出版书籍的错误、缺漏，字体的正写、俗写，也逐一分辨订正。焯校定两《汉书》、《三国志》，凡议论人物，必究其家世，明其表里；议论事情，必晓其始末，尽其变化；指点时政，必根据国势民俗，析其利弊。焯25岁时以拔贡生进京城，被尚书徐乾学、祭酒翁叔元收为门生。焯秉性耿直，遇事直言辩正，因而常遭妒忌和中伤，徐乾学也对他渐生恶感。焯便上书徐，更求削去门生名义。从此，六次应考被排挤。1702年（清康熙四十一年），皇帝南巡，访觅逸贤，经宰相李光生推荐，通过考试，被安排在南书房供职，赐为举人。次年，参加礼部考试，末取，赐为进士，又选为庶吉士。后于亲王府当侍读，兼任武英殿纂修。不久，受人诬陷被囚，家藏书籍被抄。朝廷派人未见任何犯上之语，相反却发现了焯退还吴县知县赠送金钱的信稿，终于发还书籍，仅免其官职，仍在武英殿工作，并表彰他清正廉洁。焯身陷囹圄时，身带着镣铐，仍在朗读《易经》。何焯于62岁时去世。死后雍正皇帝下诏，复其原官。破例赠予侍读学士，并赏赐金钱，给予立传，回乡治丧，令地方从优抚恤后代。何焯一生轻资财，重情义，他将财产让给弟兄，并经常接济贫困的亲戚朋友，对有才学而家境贫穷的学生则供其食宿，有记载的即达400人。生平著有《诗古文集》、《语古斋识小录》、《道古录》、《义门读书记》、《义门先生文集十二卷》、《义门题跋一卷》等。
何焯博览群籍，长於考订。校勘古碑版最精。喜临摹晋、唐法帖，所作真、行书，并入能品。尤喜蝇头小楷，书名极盛，与汪士鋐并称“汪、何”，“康熙四家”之一。时人以为可与晋唐书法家媲美，曾受命为康熙皇帝写《四书集注》，刻成木版藏于宫内。宫内书籍则大多由焯校勘。雍正皇帝接位前曾嘱焯写《困学记闻》的注解。
《七言古诗轴》，绫本楷书，纵171.2厘米，横42.8厘米。轴书七言古诗一首，款署“古风一章，甲午夏日，邮祝大来老年台华诞并正，义门何焯”。此轴因系祝寿之作，故书法尤其工整，点画粗细均匀，用笔流润秀美，结构端庄洒脱，具恬淡灵秀之美，为其成熟书风佳作。
《桃花园诗轴》，纸本楷书，纵60.4厘米，横33.8厘米。轴书桃花源诗一首。自题“临湜庵老师法”，湜庵即王遵训，顺治年间进士，康熙间官御史。此轴书法结体工谨端秀，笔力劲健，布局舒展明朗，深得欧阳询意韵。近人马宗霍曾云：“义门日事点勘，故小真，行书不习而工，较之习而工者为雅。”此作反映出何焯日事点勘抄写所积累的深厚书法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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