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馆阁体书风
“馆阁体”书法的兴起，缘于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和当朝统治者的极力提倡，致使“馆阁体”成为书法之官方正宗。馆阁体要求具备“乌、光、方”的三个特点，走向工整化、程式化的极致，成为书法发展的桎梏。清初馆阁书风泛滥，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事实上，香光、子昂的书法堪称明代文人士大夫书法的杰出代表，然而从书法创作风格的形式归类来看，他们的书法源流仍属“馆阁”一脉。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清代中前期文人士大夫书法的发展由于受康、乾爷孙俩对“馆阁体”书法的钟爱及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所致，“馆阁”也就很自然地成为那一时期书法发展的主流。陈奕禧、梁诗正、张照、纪昀、梁同书、翁方纲、翁同龢等人为其代表书家。
陈奕禧(1648—1709)，字六谦，又字子文、文一，号香泉，晚号葑叟，海宁盐官人。贡生。出身名门，自幼即爱作诗学书，其诗“斜阳一川汧水北，秋山万点盆门西”，曾得当时诗坛盟主王士祯赞许。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官户部郎中，分司大通桥。康熙帝乘船经过，命其登船，于素绢上写字，深得赞赏。虽无科举功名，破格被召入直南书房。后出任贵州石阡府知府，康熙四十七年（一七０八）擢江西南安知府，修学宫、纂府志、兴文教，卒于官（即卒于任内），年六十二。
陈奕禧诗歌、书法当世著名，与姜宸英过从甚密；于唐宋以来名迹收藏甚富，皆为题跋辨证，晚年重著述。书法专法晋米芾、黄伯思一流人，于秦、汉、唐、宋以来历代文字搜罗极富，精勤钻研，皆为题跋辨证。好作小楷亦稳称，但留心字样而不知笔法，故媚而少骨，大字条幅沉着浑融，绝无轻佻之态，有“用笔千古不易之正宗”、“翰墨妙当代，海内翕然”之称，号称“香泉体”。远近争求其作品，日本国天皇也出重金收购。所书《梦墨楼法帖》、《予宁堂法帖》，流传甚广。雍正年间(1723—1735)曾将《梦墨楼法帖》抚勒上石，贮于内府。他还是位金石收藏家，集有大量秦、汉、唐、宋金石，逐一辨证题跋，辑为《隐绿轩题跋》。又曾仿《文选》体例编《文海》，搜集历代诗文刊刻行世。此外，尚著有《金石遗文录》、《春霭堂集》、《皋兰载笔》、《葑叟题跋》、《小名补录》、《益州于役记》、《北解杂述》、《北行日记》、《晋阳行记》、《云中纪行》、《陈子日记》《奇花异木记》、《含香新牍》、《秋雨斋集》、《虞州集》、《笑门集》、《绿荫亭集》等。传世书法墨迹有《七绝诗轴》、《行书诗卷》等。
《七绝诗轴》，行书纸本，纵129.5厘米，横50.2厘米。此轴行笔疾徐和致，潇洒自如，行距、字距疏郎宽绰，结体呈纵势，形态沉稳，有米、董之意味。笔势优雅，线条圆润，疏秀中显质朴。正如杨宾《大瓢偶笔》所言：“香泉专取姿致，然大书沉着浑融，绝无轻佻之态。”
梁诗正（1697—1763）清朝大臣。字养仲，号芗林，又号文濂子，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幼有异禀，五岁始能言，授以四五言诗，略上口，即能诵。长擅文学，偕同杭世骏、陈兆等六人结“月课诗社”，有《质韦集》行世。二十七岁，从院长万经读书敷文书院。雍正八年（1730）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两年后梁诗正出任山东乡试主考官。雍正十一年，任会试同考官。第二年充上书房师傅，教授皇子，尚书房行走，日讲起居注官。不久任侍读。雍正十三年，梁诗正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年底，丁母忧。乾隆元年（1736），乾隆帝让梁诗正在京修书，南书房行走。建议八旗应行边屯，停止募补绿营，以补国用。乾隆三年（1738）任侍读学士，乾隆帝赐梁诗正在京宅邸。任顺天武举乡试正考官，又任内阁学士、经筵讲官。乾隆四年（1639）梁诗正历任刑部、户部右侍郎。次年，升为左侍郎。乾隆六年（1741），梁诗正升任《皇清文颖》馆副总裁，户部侍郎。乾隆九年，梁诗正以侍郎，应赋御制诗。乾隆十年，梁诗正升为户部尚书。上疏皇上要以节俭为要。同年，乾隆帝讯问四川学政朱荃情况，因为梁诗正答复为不清楚，而受累革职留任。乾隆十七年，因为父亲年迈，梁诗正乞归杭州，奉养老父，留在老父身边侍候。他返乡期间，潜心治学。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南巡，梁诗正迎接圣驾，恩准他在家食俸禄。次年，他的父亲去世，丁忧在籍。不久，他先后代理工部、兵部尚书。乾隆二十四年，梁诗正充任顺天乡试正考官。翰林院掌院学士。乾隆二十八年，为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太子太傅，一时朝廷巨篇，都出自他的手笔，他总裁《国史》、《文颖》、《续文献通考》各馆，相关文章体例大多由他确定。乾隆皇帝再一次在皇宫附近，赐他寓所。年底，梁诗正去世，年67岁。乾隆帝亲谕皇子祭奠，并赏银千两。赠太保，入贤良祠。
梁诗正的文章近南丰，诗骨苍秀。他擅长书法。清人吴修在《昭代尺牍小传》称“诗正工书。”清人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书中说到梁诗正的书法：“公书初学柳成宫（柳公权），继参文（征明）、赵（孟（兆页）），晚师颜（真卿）、李(北海)。”清人王昶在《春融堂集》中评梁诗正书法：“公常言，往在上书房为高宗作擘窠大字，适宪皇驾至，诸臣鹄立以俟，宪皇命作书，墨渍於袖，又命高宗拽之。”梁诗正长期修撰官书。乾隆十五年主修《钦定叶韵汇辑》十卷。乾隆十六年，主修《西清古鉴》四十卷，附《钱录》十六卷。后续《西清续鉴》二编，各二十卷。乾隆十七年，奉命修《西湖志纂》十五卷，还曾参与编撰《石渠宝籍》、《秘殿珠林》。此外，梁诗正将与乾隆帝奉和的诗作集，《恭和御制太液冰嬉元韵》。其传世墨迹有《跋王羲之时雪快晴帖》、《行书元人五律诗轴》等。
《元人五律诗轴》，行书纸本，纵129厘米，横56.3厘米。轴书录元人五言律诗一首，款署“梁诗正”。此轴书法受李邕影响，字体劲健，神形兼美，结构严谨，布局合理，是典型的宫廷书法。据梁诗正自云，曾“在上书房为高宗作擘窠大字”，可见其“馆阁体”大字功底深厚，故深受皇帝赏识。
张照（1691～1745），字得天，号泾南，亦号天瓶居士，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官刑部尚书，以预修《大清会典》，书成，加一级。十三年，为抚定苗疆大臣，无功，革职拿问，谕靳。寻赦之，命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乾隆七年，历官至刑部尚书，供奉内廷。九年十二月，丁父忧，奔丧至徐州，卒于途中。谥文敏。
张照天资聪敏，通释氏之教，其作诗豪放好驱使禅语。能诗，善画，通音律，精鉴赏，尤工书法。照精通音律。尝与庄亲王奉敕查明《律吕正义》源委；又参修《一统志》。亦作曲，著有《月令承应》、《法官雅奏》、《九九大庆及《劝善金科》十本、《升平宝筏》十本、《曲录》均为供奉内廷搬演而作。其画最长于画墨梅，疏花细蕊，极其雅秀。用墨干湿得宜，发枝布干亦极洒脱，备极闲逸，笔墨秀隽传神。所绘白描《大土像》，寥寥数笔，法相自佳，又有《梅花图》（藏故宫博物院）。书法早年学董其昌，得母舅王鸿绪亲授（王是董其昌再传弟子）；后又学米芾，并受赵孟頫较大影响。但不一意守师法，而是努力创新，特别是率真之作，更显得变化多端，天骨开张，气魄浑厚，精彩动人。楷书字体秀媚婉丽，平正圆润，乃清代“馆阁体”代表。草书笔画转折多变，结字聚散适宜，气势贯通，浑朴雄健。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喜爱，康熙评他的书法说：“书有米之雄，而无米之略，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个，舍照谁能若，即今观其迹，宛似成于作，精神贯注深，非人所能学。”曾书写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被镌刻于岳阳楼上。人称“名楼、妙文、好字”，合为“三绝”。手迹有《行书东坡诗》（现藏故宫博物院）、《临米贴》（藏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楷书武侯祠记轴》，纸本楷书，纵95.7厘米，横52.3厘米。轴临唐代柳公绰书《武侯祠记》。款署“叔父千里寄书索大楷字，临此与巨来弟，感惠徇知一合也照”。柳公绰为柳公权之弟，官至兵部尚书，亦工书法，多书写名士所撰碑记。米芾评：“公绰乃不俗于兄”。此作存柳书基本面貌，然更趋规整，点画秀润，结体工稳，字形大小一律，章法整齐划一，墨色乌黑光亮，格调雍容华美，属典型的清代“馆阁体”书风。
《临米芾拟古诗帖》，纸本，纵43.8厘米，横5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幅是张照临米芾“蜀素帖－拟古诗帖”，与米芾《蜀素帖》比较，识者当能辨别高宗评论是否公允，抑或偏袒身边词臣。然，乾隆皇帝深爱张照的书法，则是不容置疑的，除了内廷收藏有丰富的张照墨迹可资佐证外，沈初《西清笔记》载：“张文敏尚书嗜饮，有醉中作书极得意者，内府所藏《临争坐帖》，自谓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上甚赏之。”高宗爱其才，爱其名士风流，为张照诡谲多变的仕途，凭添了一份保障。《清国史馆张照本传》论曰：“照一生所受主知可称特达，死后犹特命载入志乘，宠冠流辈矣。天语褒奖至公无私，一生论定不丰不杀，虽古之文人学士，何以加兹。唐颜真卿善正草书，笔力遒婉载史册；照之工书，洵可直接真卿，而上追羲献者也。”
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谥文达公。清直隶河间府献县（今河北献县）人。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四岁开始启蒙读书，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接着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三十一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三千四百六十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九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同时，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在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甚得皇上宠遇。接着升为左都御史。《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他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晓岚卒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晚年著有《阅微草堂笔记》24卷，文字质朴简约，有魏晋之风，是明清笔记小试中较著名的一部，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并行享誉文坛。
纪晓岚不以书名，即使有求书者也不应。小说《乾隆皇帝》里说纪晓岚到处题诗写匾额，其实纪晓岚的书法并不太好，他在自己的砚匣上镌诗曰：“笔札匆匆总是忙，晦翁原自笑钟王。老夫今已头如雪，恕我涂鸦亦无妨。虽云老眼尚无花，其奈疏慵日有加。寄语清河张彦远，此翁原不入书家。”用他特有的幽默风格以不善书法而自诩。即使如纪晓岚这样自称不善书法的学者，然而看他的书札，虽不事雕饰，也朴实自然，生动流畅，非一般人可及。
《弘历西旅归诚诗》册，纸本乌丝栏，楷书，9开，每开纵12cm，横17.8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款署“臣纪昀拜手稽首敬跋”。钤“臣”、“昀”二印。钤鉴藏印“宝蕴楼藏”二方。作品书乾隆皇帝御制《将军鄂辉等奏巴勒布归顺实信并班师回藏事宜诗以誌事》七言诗一首。诗后有纪昀跋语一则，赞美皇上以五十余年的卓越武功使国家“边圉敉宁”（边境安定），百姓长享太平之福。作品点画遒美规整，精能工稳，具有馆阁体书法“乌、方、光”的特点。但千字一面，笔墨缺少变化。
梁同书(1723—1815)，字元颖，号山舟，晚号不翁、石翁，九十以后号新吾长翁，钱塘（令浙江杭州）人。清代书家。与安徽亳州（今徽县）梁、会稽（浙江绍兴）梁同治并称“三梁”。大学士梁诗正之子。天生颖异过人，端厚稳重。乾隆十二年(1747)举人，乾隆十七年（1752）在殿试时特赐进士，改翰林院侍讲，散馆授编修。后任顺天乡试间考官、会试同考官、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赐加侍讲学士街。同年梁启心去世，在服丧期间亦未赴官任，闲居家中。同书治家，以身作则，家法亦严，因此杭人都称道梁氏家法。生活简朴，衣帽终生不换，平时不宴宾客，不受馈赠。毕源曾从楚地赠同书大砚一方，同书坚决不收，毕源执意相赠，同书只好收下，数年后托友还砚于毕。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进京恭贺弘历（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直到嘉庆丁卯（一八0七）年再出任为官，加翰林院侍讲学士，赴任后不久又辞官归里，直至他去世。梁同书笃信佛教，经常用小楷书抄写佛经。佛教中称木瓜为“频罗”。因他家院子里有一株，所以号频罗庵主。又因嘉庆十六年（1811）冬天，他病重得几乎死掉，痊愈后于是自号新吾长翁。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终年九十三岁。
梁同书工书法，初学颜柳，后学苏米，晚年纯任自然，冠绝时流。诗多雅意，文亦清峭，故为书名所掩。年九十余，尚为人书碑文墓志，终日无倦容，并无苍老之气。卒之前数日，自书讣，苍劲如昔。新书碑版遍环宇，与翁方纲、刘石庵（刘墉）、王梦楼（王文治）并称于时。日本国王曾派人求书，朝鲜、琉球等地亦以其书为贵。著有《频罗庵遗集》、《频罗庵论书》、《直语补正》、《日贯斋涂说》、《笔史》等。传世书迹甚富，小楷书作尤多。
《苏老泉文卷》，书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时年72岁。纸本墨迹。纵33.4厘米，横571厘米。故宫博物院藏。梁同书博学多文，善鉴别。由他书写的碑刻和题写的不可胜数，负盛名60年。此件行书作品，其书不拘苏、米形迹，而得其神韵，貌丰骨劲，味厚神藏。其章法平稳，行距疏朗，用笔平和自然，都是承继赵孟頫、董其昌遗风的结果。此卷中字字提按顿挫交待清晰，技法精湛娴熟，看似寻常，无新奇惊人之处，然欲达到此也并非易事。梁同书在书写时挥洒自如，将其功力与性情和谐统一于此作品中。此卷虽然不是梁同书最好的作品，但也能反映出他书艺水平的基本状况。
《书赠松波姻长兄散文轴》，纸本、行书。凡五行，每行字数不等，共九十字，130.2×58.6cm，上海博物院藏，这幅作品也是梁同书的代表作品之一，整幅作品形式完备，从用笔、结字到整幅作品的章法，均属于传统的表现形式，其用笔精致，一丝不苟，观其全貌不激不励，疾徐有致，犹如阵阵秋风，给人一种宁静清凉之感，表现出非常浓厚的书卷之气，同时与作品文字内容颇为统一，有一种“竹楼数间，负山临水，疏松修竹”的娴静与秀美，有一种“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闲日过从，坐望谈笑”的洒脱与闲适。梁同书毕竟是清初帖学中脱颖而出的书家，因此，在恪守传统的规范中，能表现出洒脱有致，纵横自如的才情和性灵。作品行书与草书交互相映和谐而自然，更表现出作者以书达其情怀的心境，从作品中长撇来看，不拘位置，体现出苏轼行书左伸右缩，左秀右枯的潇洒的特征。落款“山舟梁同书”五字以细的小字草书为之，与作品开篇“竹楼”二字形成明显的轻重对比，犹如声音山中空谷回荡，由近及远的情境，荡漾耳边，让人回味无穷。
《维摩诘所说法供养品》，纵26.5厘米，横11.5厘米，18开，纸本。此册书于嘉庆四年其77岁时。款后钤有“迷中倍人”朱文小长印，封版由吴昌海楷书署签，扇页有陈鸿寿隶书署签，尾页有金庭客的“恕斋审定”印和高芗林宝砚斋的收藏印等。前八开写的是“维摩诘所说法供养品”，后十开写的是“无量义经德行品”。全册小楷运笔灵捷，随意自然，全无刻板习气，显得整齐而富有变化，沉着中寓生动，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梁同书不仅是一个书家，而且是清代一个著名的书画理论家，在与他的弟子张燕昌（一七三八—一八一四。浙江海盐人，字芑堂）论书时，很有独到的见地。他认为所谓“力透纸背”是“状其精气结撰，墨光浮溢耳，彼用笔若游丝者，何尝不透纸背耶，米襄阳笔笔压纸，笔笔不著纸，所以妙也”。他又提出长锋羊毫的作用，并曰：“笔要软，软则遒；笔头要长，长则灵；墨要饱，饱则腴；落笔要快，快则意出”。也又指出读贴以会其心，并曰：“贴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只是刻舟求剑，将古人书一一摹画如小儿写仿本，就便形似，岂复有我，试看晋唐以来多少书家有一似否”。他又提出笔势与圆熟的关系，认为“写字要有气，气须从熟得来，有气则自有势，大小、长短、高下，欹整随笔所致，自然贯注成一片段，却著不得丝毫摆布，熟后自知”。他还提出中锋与侧锋的关系，指出“笔提得起自然中，亦未尝不兼用侧锋处，总为我一缕笔尖所使”。在学子选择字贴时，他主张因人而异，认为“凡人遇心之所好，最易投契，古贴不论晋唐宋元虽皆渊源书圣，却各自面目，各自精神意度，随人所取，如蜂子采花，鹅王择乳，得其一支半体，融会在心，皆为我用，若专事临摹，泛爱则情不笃，着意一家则又胶滞，所谓琴瑟专一，不如五味和调之为妙”。他又在《频罗庵收画跋》中提出“学书无他道，在静坐以收其心，读书以养其气，明窗净几以和其神，遇古人碑版墨迹，辄心领而神契之，落笔自有会悟，斤斤临摹已落第二义也”。这些都是他在书法实践中的甘苦之言，至今自为理论界中津津乐道，学习书法，要博采众长，要达到一种至高的境界，正如古人云：“或问书法之妙，何得齐古人。曰：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须口传手授。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变通使怀，纵合规矩；其次纸笔精佳。五者备矣，然后然齐古人。”
翁方纲（1733～1818），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翁方纲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考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官内阁学士、左鸿胪寺卿，后荣恩宴加二品衔。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廷开设四库全书馆。翁方纲被任命为《四库全书》纂修官，又担任编修一职。在四库馆任职期间，他与朱筠、钱大昕、桂馥、黄易、丁杰等人常去琉璃厂书肆访书，所作金石拓本日渐增多。曾主持江西、湖北、江南、顺天乡试，又曾督广东、江西、山东学政。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因“不能约束家人”去职。或因其在乾隆后期长期办理批本所致，嘉庆六年二月，翁方纲被发往高宗乾隆帝的裕陵守陵三年。由于年事已高，加之被发往裕陵守陵一事的刺激，故翁方纲自马兰峪返回后，即没有再作官，在家从事金石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见于《苏斋题跋》，以及嘉庆二十二年撰成的《庙堂碑考》、《秦篆残字记序》等论文。他是清中叶一位著名的学者，六七十岁时还能在灯下作细书，阅蝇头字。每过一岁，翁方纲必用西瓜子写下四个楷字，五十岁后写“万寿无疆”，六十岁后写“天子万年”，至七十岁后则变成“天下太平”。嘉庆二十三年元旦时，写到第七粒西瓜子，眼睛因疲劳看不清东西了，他感叹地说：“吾其衰也!”正月二十七日便去世了。
翁方纲精于考据、金石、书法之学，又是清代“肌理说”诗论的倡始人。书学欧、虞，谨守法度。尤善隶书，能在瓜子仁上书写小楷字，功力精熟可见一斑。《清朝书画录》把他和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并称“翁、刘、梁、王”。亦与刘墉、成亲王永瑆、铁保齐名，称“翁刘成铁”。包世臣《艺舟双楫》称：“宛平书只是工匠之精细者耳，于碑帖无不遍搜默识，下笔必具其体势，而笔法无闻。”马宗霍《霋岳楼笔谈》称：“覃溪以谨守法度，颇为论者所讥；然其真书工整厚实，大似唐人写经，其朴静之境，亦非石经残字到也。”翁方纲著有《复初斋文集》35卷，集外文4卷，《复初斋诗集》42卷、《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略》、《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庙堂碑唐本存字》、《石洲诗话》等大量金石学著作。世之言金石者，必推翁家。
《致贞盦书札》，行书手札。他的行书是典型的传统帖学风格。连贯柔和，不急不躁，循规蹈矩，很有特色，不失大家风范。作品中温润丰厚浓墨与纤细的游丝形成强烈的对比。在运笔用墨过程中，由浓渐淡、由粗渐细的过渡缓冲。因此，浓淡、粗细、行止极有节奏感。整幅作品用笔以圆润轻柔为主，没有丝毫方刚急躁的火气，从柔润流畅的笔意中，可推想作者书写时灵活的用腕。综观此作品，运笔沉酣，墨色浓厚，笔划丰满，筋劲骨健，妙得神韵，是他的精品之一。
翁同龢（1830-1904），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瓶庐居士。我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清咸丰六年（1856）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先后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历官刑、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中法战争中，主张抗战，并支持刘永福黑旗军保卫疆土。中日甲午战争时，又力主抵御外侮，反对李鸿章求和。后举荐康有为，支持变法维新，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被慈禧太后削职回籍；十月又被下令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归里后，隐居虞山西麓鹁鸽峰墓庐。困顿七载后病故。著有《翁文恭公日记》、《瓶庐诗稿》。
他自幼受家庭熏陶。喜书法，由研习钱南园、董其昌的书法上溯至米芾、颜真卿，所作书法淳厚宽博。马宗霍的《岳楼笔谈》称：“松禅早岁由思白以窥襄阳；中年由南园以窥鲁公；归田以后，纵意所适，不受羁缚，然气息淳厚，堂宇宽博，要以得鲁公者为多。偶作八分，虽未入古，亦能远俗。”从他的作品看，显然具颜体书貌，但又吸收了刘墉、何绍基等人习颜而出已意之法，用笔比较奇肆率意，结体比较宽博开张。有些字可融汇赵、董之意，写得潇洒。在晚清学颜者诸家中，具有一定新意。
《隶书五言联》，此作谭伯羽、谭季甫先生昆仲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翁同龢以书法着世，兼习各家之长，本幅对联集汉礼器碑字，上联：“解得孔颜乐”，下联：“自是戏皇人”。用笔方圆并济，秃颖健毫，不假修饰，重在笔势连贯，前后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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