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读孟子之书，而叹其遇为至穷，其心为至苦也。盖自三代以前，修己治人之道皆在君相，至孔子而始创师儒之局。然其时文武、周公之制犹存，故孔子得以其法训诲及门而渐几于性与天道。降为战国，不特礼乐荡然，即礼乐之籍，诸侯亦恶其害己而去之。游谈之士，朝布衣而暮卿相，惟以舌辩为能耳。复有纵横、杨墨、谈天、雕龙之流，横议交作，则上既无以持其纲，下亦无以明其学。孟子即欲如孔子之无言，亦安能之？且夫道者，人之所以为人，而其实则仁义而已矣。仁即性，性即道。义者所以行仁，无内外精粗之别，而有随时处中之权。不得其义，将生今而反古，或随俗而毁行。虽欲存往圣之遗，不可得也。孟子以时圣表孔子，而以仁义正歧趋，至于性善、养气、立命、事天之学，则反复以详明。盖当时承学之士，既鲜有规矩可循；而异端之徒，又方以邪说相煽。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固尝自言其心矣。第其文多恣肆，随所问答，委曲诱人，精微之言出以浅近，是以疑者颇多。然其心固犹是孔子之心，其道则尧舜以来相承之道。特所处之世不同，故随时救弊之法亦异，而非有毫发不合于中庸也。自汉以来，递有传注，至朱子而孟子之旨大明。第其微言奥义，不免于世俗之混淆者犹有也。
沅幸生圣世，从容涵泳者有年，乃取众说而折衷之。稍有未详，即赘为附解，惟恐孟子之意不彰，并后世希圣之贤所以因时制宜者亦不得其通变，非敢问世也。而门人窃钞辑成书，谓为可採。大雅君子匡其不逮，诲而广之，是亦愚闇之私愿也夫。
双流后学刘沅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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