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鸣西应（下）

▲ 曾骞

塔纳与卡法的战争，造成黑海贸易停滞。周边地区物价飞涨，君士坦丁堡缺乏粮食与盐，间接引发了拜占庭的经济危机。西边的欧洲，丝绸、香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于是，罗马教会只得放开对埃及、叙利亚的贸易禁令，地中海成了贸易新兴点。

公元1344年2月，札尼别汗撤军。实在打不动。

札尼别汗上位不够正。合法性本就受各大军头质疑。月即别汗最喜欢的儿子是迪尼别，曾继位可汗。公元1342年，东行前往察合台汗国处理边界问题时，被弟弟札尼别害死，因此后者的上位并不光彩。上位后对外战事失利，更不能服众。且已伊斯兰化的汗国军队，败给热那亚人的基督教军队，也会令军队不乐意，内部矛盾加重。势必只有再战。

战事起因中威尼斯人袭击金帐贵族，亦是长期矛盾最终爆发的结果。当金帐汗国彻底苏丹化，立伊斯兰为国教，遵沙里亚宗教法后，对黑海区域的非伊斯兰信仰教徒实行重税。激起边缘的基督徒信众或暗或明的抵制。借口塔纳事件，进犯卡法，类同伊斯兰扩张铲除异教徒的圣战。更与一向以西为扩张路线有关。北为冻土带，东为西伯利亚，所以金帐要么朝西或朝南掠取版图利益。

西面的立陶宛与条顿人始终是阻挡鞑靼人的克星。令蒙古势力不易全然越入第聂伯河以西。因此，建立黑海出海权，对汗国至关重要，可令汗国影响借助克里米亚半岛，转出海洋，从黑海一直深入地中海。这几乎是金帐甚为可行的西部战略布局。早在公元1299年，脱脱汗通过波塔瓦战役，一举击败金帐的割据军阀那海，重夺克里米亚半岛。

能够在黑海直接阻止蒙古人完成西部网络延展的，只有热那亚人。是西进的绊脚石。两者冲突不断。实际上也是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互相敌视，却并不妨碍两者之间的商贸。塔纳事件是个借口，如同后来日军出兵中国关内。蒙古人意欲一口吞掉热那亚人在黑海的殖民地。

公元1345年，金帐大军重回卡法。此时，元朝正是至正五年，危亦林撰写的《世医得效方》由太医院刊行。巴黎西岱岛上的巴黎圣母院在这一年完工。

巴黎圣母院

  Cathdrale Notre-

Dame de Paris

公元1347——1353，遍及欧洲的黑死病，所谓的中世纪大瘟疫，据说是与金帐汗国对卡法采取的投毒尸攻城有关。

围城许久，匮乏粮草的金帐军队，不得不尽力四处搜集补给。来自东部的商队，携带着瘟疫病毒的物资，输入可汗的军队中，蒙古联军开始出现瘟疫蔓延。并决定将患病而死的病尸，直接用投石机投入卡法城，污染热那亚人，目的在于转化战势，寄希望于瘟疫死神攻垮费奥多西亚（卡法的别名）。

此说法，来自意大利的编年史学家布里埃莱·德姆西。他同时也是皮亚琴察的公证员。

这位公证员的说法，成为后世认定金帐汗国采用毒尸战攻城，从而引发大规模瘟疫流行，并传至欧洲的唯一来源。他所著的书，为《1348年的瘟疫及死亡》。由出版人亨舍尔印发。作者声称自己在现场目睹了种种惨状，更登上载有感染瘟疫患者的商船回到欧洲。直到1884年，一位名叫托诺尼的学者，将此书重印。也是由托氏进行考据，发现其实布里埃莱·德姆西的叙述有问题。托氏采集多方资料，得出一个结论：逼真地叙述了卡法毒攻战的那位公证员，根本就没有亲临过当时酣战的卡法，看似真实的文字，实则不过是道听途说的产物。

发布蒙古军队造毒论的布里埃莱·德姆西，甚至在自己的书中犯了根本性硬伤，称卡法围城持续了三年。完全罔顾事实。

另一种关于卡法之战的论述，更有意思。来自法国一些修道士。他们描述鞑靼人（欧洲人对蒙古人的概称），自己军队中首先爆发了一定规模的瘟疫，鞑靼人开始忏悔，认为是天降异灾，原因是拂逆天意攻打了基督徒的卡法城，因此受到来自上帝的报复，于是一些鞑靼人放下武器，向卡法城申请入城，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基督徒，以免遭受瘟疫灾殃。可是当获得机会进入卡法后，发现可怕的瘟疫也已早在城内爆发。令鞑靼人自己也感到惊措。

持这种论调的法国修道士们，其实也同样未亲临战场。

所谓“黑死病”，最初并未以此称名。起先两年，欧洲人自己称为大瘟疫。1349年，黑死病这个名字才出现，晚于大瘟疫爆发的初始时间。

约在卡法之战前的二十年前左右，中亚地区就已爆发瘟疫。并逐渐蔓延至亚洲内陆与印度板块。也就是在上元三宫一坎前期，瘟疫已不算少。包括中国内陆，各种死者众多的疫情叠叠发生。而当时印度发生瘟疫，则与欧亚商路有关。

中国和印度的商品抵运欧洲，在蒙古人还未彻底打通东西贸易网路前，会先经西亚，再穿过美索不达米亚与叙利亚，随后到达当时的远东贸易中心巴格达，再向西至欧洲。这条商路较为主流。

另一条，从东方先至亚历山大港，再转欧洲。由印度至埃及，一般是从印度的马哈巴尔与坎姆贝斯出发，转至波斯湾或红海的亚丁。卸下货品后，交由驼队，穿越沙漠区，到达尼罗河的苦斯城。借助这里的河道运输，才能抵达开罗，再经运河运至亚历山大港。

瘟疫曾在这些商道上的某些局部地区爆发，却并未真正地大范围扩散。不至于整个商路都遍地瘟疫。

札尼别汗终究没有攻克卡法。1346年底，撤军东归。战事无法破局的时刻，双方都发生了瘟疫。鉴于布里埃莱·德姆西的蒙古人投毒尸论并不完全可信，那么，可以推测交战中的一方或许先染上瘟疫，再经空气、战俘，以及种种战役周边活动的交互，病毒发生了传染。

无奈撤军的金帐军队，他们的伊斯兰信仰中的面纱黑巾，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呼吸中的人传人。虽然过滤性不及今日面罩、口罩、防护服，但或多或少暗中起到了防护，虽然以当时鞑靼人的医学，未必能发现通过口鼻传染，但自身装扮无形中也是起到了一定的隔绝能力。

对于尸体，虽然信奉伊斯兰教的金帐军队，但依然采取蒙古人萨满信仰火焚处置死者。

东回的路途上，将瘟疫感染者留在沿途驿站，同时封锁驿站的进出。类似今日封城举措。

军队是联军，由各种部族组成，成员回到军事部落后，开始向本土输入。不少穆斯林聚居的大城，都开始出现疫情。并逐渐波及各地。连远在罗斯城邦中的莫斯科大公，也因染瘟疫而死。人口大量损失。没有多少年，更波及了元朝。造成京师大疫疠，民有父子相食者。后又波及上都、河南、河北、山东、江西、湖广，刀兵随瘟疫四起，直接加速了元帝国的统治基础瓦解。

金帐汗国的大汗躲过了瘟疫，却又不得不面对自己汗国的元气大伤。同时也放弃了对热那亚人的征服，允许其继续在黑海发展贸易基地与局部殖民，与蒙古人的汗国分食克里米亚的地缘利益。

札尼别汗虽在十年后，借助有利形势南下，终于从伊尔汗国的手中夺取垂涎多年的阿塞拜疆，攻陷伊尔汗国首都帖必利斯城，却死于自己儿子争夺汗位的谋杀中，被贴身近臣活活勒毙在主帅帐篷的地毯上。当年弑杀兄长的报应，轮回了。从此，金帐汗国陷入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手足残杀中。彷佛受到诅咒一般，谁登上汗位，即被同族弟兄谋害。

当年大军撤离卡法后，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也开始大量逃回欧洲。爆发西方大陆的第一轮瘟疫狂潮。

公元1347年10月，热那亚本土开始出现疫情。感染速度极快，死亡率极高，类似于鼠疫，只是因为病人身上的鼠疫斑点，及近似于西方人经验中淋巴腺鼠疫在腋下、腹股沟会发生肿块和痈，更猛烈的是吐血不断，胸口剧痛，肺部迅速坏死。超出了人们对普通鼠疫的认知，被认定为一种新的变异性病毒。

早期两年里，即1348-1349，发病的主要症状如下，有两点已在上段提及，重点补充进来的是第三条：

• 喉咙和肺部迅速坏死，胸部剧烈收缩、疼痛；

• 出鼻血，以及吐血；

• 呼出的气味异常难闻，如同臭鸡蛋；

人们开始逃离自己的城市。为避免感染，父子相弃，地方法官与公证人皆拒绝为垂死之人立遗嘱，很多神父拒绝听病人临终忏悔。绝大多数病亡者无法得到一个相对完整的基督徒葬礼。除去热那亚本土与威尼斯、那不勒斯、西西里、比萨，地中海的马略卡，法国南部的马赛，皆沦陷。

广为人知的《十日谈》，使得佛罗伦萨的疫情，因薄伽丘的翔实记录而在历史上尤其有名。当时的欧洲，甚至对席卷全欧的瘟疫，冠名以“佛罗伦萨瘟疫”。佛罗伦萨在瘟疫爆发前的一年，即1347年初，便发生了严重饥荒，城中及周边地区有大约四千人饿死。因这场饥荒，佛罗伦萨地区的人们身体普遍营养不良，次年再遇到瘟疫，由于气血虚弱，感染率激增。当时的医生对疫情无有效应对措施，死亡率超高。

Giovanni Boccaccio

《十日谈》（The Decameron）↑

当时的意大利，并非今日的国家概念，更像一个广泛的地理称名。相对而言，疫情不算很糟的只有米兰。得益于管理者的快速反应，初发时，便完全封闭了受染区域。甚至连米兰城也关闭了城门，只留不多的进出城小道，并由军队严密把守。

最初那些逃出卡法的热那亚人，须由君士坦丁堡出发，开启回国之程。因此拜占庭帝国也未能幸免。最有能力也最出众的储君，约翰六世之子安多尼哥染疫而去。部分热那亚水手，绕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西北而行，瘟疫借此路线，抵达大西洋海岸，传播给了英国远征军士兵。

瘟疫从意大利北部穿过亚得里亚海传到西班牙。同时，瘟疫从威尼斯向北传至奥地利和匈牙利。法兰西的疫情，又传到了瑞士，1349年夏天，维也纳瘟疫大爆发，同年年底，瘟疫在普鲁士乡镇和农村大流行。也是在这一年的夏天，英格兰已沦陷。甚至许多从海上回来的船，是幽灵船。因为还未靠岸，船员们已死光。

海风和洋流，将一些满载病尸的帆船吹往挪威。病毒开始染指北欧。除冰岛和芬兰外，北欧人口因瘟疫大量锐减。

英伦三岛的本土疫情，最初来自法兰西加来的难民登陆。随后从南向北，横扫英伦三岛。在城市，感染瘟疫的死者躺满街道。在乡村，死者无人收尸。瘟疫也无情地带走了许多孩子。大量教士、修女，也因感染瘟疫去世。著名的坎特伯雷主教区，短短几个月里，三次空缺大主教，因为上任的主教没多久就染病而去。英法此前本在交战，也因疫情原因，停战。

“鸟嘴医生”就是在这场大瘟疫中诞生的产物。

欧洲各地，到处都有这些鸟嘴打扮的医生，看上去，更像一种新教教徒的装扮。非常巫术化的感官视觉。鸟嘴打扮，面具中填充有药草与香料。这种魔化的打扮，不光是为了过滤空气中的病毒，更是为了驱散邪恶的病毒魔鬼。鸟嘴医生，披着又长又宽大的黑披风，形象如同巫士。

但是，残酷的疫情，并不因人们的奇装异服而受到半点阻挡，相反，当时的鸟嘴医生里，有大量的根本没有医学经验，只是充数的临时工。

整个所谓的黑死病大疠疫，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蹂躏、撕裂、摧垮了欧洲各地，人口减灭了三分之一多。所谓的黑死病过后的一百五十多年后，欧洲才逐渐从崩溃的边缘恢复过来。而东方，前面已说过，一样逃不过瘟疫的暴虐。东西文明均蒙受灾难性破坏。

在黑死病流行期间，人们甚至学会了几件本事：自我克制，什么事情都不要过头，于是自我隔离，节制饮食，克制欲望；另一种相反的观念，则是肆意放纵；更有一类，绝对的冷漠无情，采取逃离，尽量逃往隔绝的穷乡僻壤，因为发现，好像瘟疫更容易惩罚城市人。

纵观历史，几乎每一次大疫情来临之时，人们的大体态度无非是这三种。在可怕而难以预测的灾难前，人们的选择总是太有限。

回到蒙古人。因为战事不断，所以对医生比较重视，哪怕屠城，也会挑选从医者出来，编到所谓的医户人口管理中。

鼠疫、天花、霍乱、疟疾，是元代主要的疫情病种。几乎不间断。至元朝时，已有大量的色目人在中原行医。包括回回、回鹘、高丽、西夏、女真、契丹。中医在当时，基本与其他民族医学发生了融合。也因不断出现的疫情，新的医学流派与技法持续诞生。但基本核心，还是奉《黄帝内经》为圭臬。

纯粹从医学上而言，元帝国的防疫、治疫比其他的汗国以及西方欧洲要有效得多。基本是在以中医、色目人的民族医，并任用色目人、汉人共同防疫、治疫。设立广惠司、惠民局，修缮各大城市聚居区的排水道，更是重金建设太医院。而且还采用行政令手段，确立并贯彻医祀三皇制度和设置三皇庙医学教学模式。

鸟嘴医生的披风，并不能像翅膀一样，展开，飞越高高在上的瘟疫，而东方的元帝国，尽管庞大，也有色目人医学与汉医作为支撑应对广泛的疫情，但毕竟国内矛盾忧患不止这一点两点，四处都是火药桶。帝国在当初的广袤疆域、丰富资源、权力高度集中、军事武功强盛这四者综合下诞生，也在这四者的衰减下衰退，在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天下势中，元帝国裂了。终结于上元三震戊申，元这个兑为泽的癸水死在申金。

而西方的欧洲，尚在黑死病留下的恐惧中战栗不安，努力想爬起来。瘟疫，令蒙古人建立的世界网络暂时关闭。瘟疫之刃，一刀劈开了连体婴。东西方开始各自回到自己的茧房中。在等待着新一场的轮回，那种再次共生共荣的世界大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