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 图/杨来青先生提供
5月29日,夏日的气息渐浓。在强对流天气中,温度螺旋上升。
然而,就在96年前的今天,1925年5月29日,一桩血雨腥风的惨案,至今仍令人感到阵阵愤恨。
1925年,以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为序幕,青岛爆发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模空前的日商纱厂工人三次同盟大罢工。其间,共产党人和工人们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军阀张宗昌勾结日本人,利用胶澳督办,镇压工人运动,屠杀纱厂工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残杀中共四方支部书记李慰农和《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
为了还原中国共产党对罢工运动的领导以及“青岛惨案”发生的过程,全国档案领军人才、青岛市档案馆二级巡视员杨来青先生利用搜集查阅的独家档案,创作了《图说1925年青岛工人大罢工》一书(即将面世),并向半岛全媒体记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还原了事件发生的过程和细节……
珍贵档案系列一:
被搜出的秘密传单
1925年4月13日,大康纱厂的工人像往常一样准时出工上班。他们刚走后不久,只见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闪入了工人宿舍。他们粗鲁地翻动工人的物品,希冀从中找出工人发动罢工的苗头。就这样,一系列的红色宣传品被翻了出来:《向导》《工人周刊》《劳动青年周报》《中国青年》《山东工人》和纪念巴黎公社3月18日武装起义与共产党成立由来等内容的传单、胶济铁路工会章程等。联想到他们获悉的纱厂工人在私立四方小学校长孙秀峰等人指导下计划设立工会的消息,日本人立刻如惊弓之鸟,全副武装警戒起来。
杨来青先生搜集到了日文抄件,详细记录了在工人宿舍查获的进步刊物,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进步思想早已渗透到工人当中,“自1923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始在青岛宣传革命道理,培训革命骨干,筹建革命组织,在发动工人运动方面取得显著的成效,党的主张得到工人阶级的拥护和支持,为掀起工运高潮做好了思想、组织基础”。
大康纱厂能够率先建立工会并具有让反动派如临大敌的战斗力,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看到了大康庞大的工人队伍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正如1925年4月1日,邓恩铭在向中央报告青岛工运情况时写到的那样:“大康有工人五千多,分属四百多个小头目。现在加入秘密小组的计有三百多个。这三百多个就可以率领三千多个人。”
邓恩铭是1923年受中共济南地方支部委派抵达青岛的,尽管困难重重,邓恩铭毫不退缩。他写道:“青岛好像一片干净的沃土,随地可以种植,故我到此后即作种植计划。”他到《胶澳日报》任副刊编辑,“1923年,邓恩铭与到青岛的王尽美共同介绍延伯真(青岛国民小学教员)入党,青岛有了邓恩铭、王象午、延伯真三名党员,从此开始筹建青岛党组织——中共青岛组,邓恩铭为筹建小组负责人”(《邓恩铭文集》)。
1925年1月初,王尽美来到青岛。1925年2月,中共青岛支部成立,邓恩铭任书记,王象午负责组织,延伯真负责宣传。青岛这片“丰腴”的沃土,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1925年,在中共青岛支部的领导下,青岛工人运动出现了空前高涨的新局面,党领导的四方机厂工人罢工取得了胜利,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成为青岛纱厂三次同盟大罢工斗争的先声。
邓恩铭在致邓中夏的信中说:“'世界是工人的’,现在我们缩小些说:'青岛是工人的’。我们现在以胶济总分会为大本营,向外发展。如果纱、油、码头、电、水道能组织起来,青岛真是工人的了。此计划两个月内有实现之可能。”果然,胶济铁路及四方工人大罢工爆发,并取得了胜利!
“如今,纱厂工人工会有了建立的可能。”邓恩铭敏锐地觉察到,日本对大康纱厂工会组织着实惧怕。尤其是日本厂主从职工宿舍中搜出的工人签字画押的“十人组”公约,让他们胆战心寒。公约中记载着,“我们十个人是甚知的朋友。从此以后愿意结成极坚固之团体”等文字,可见工人非常团结坚定,而日本方面搜到的工会章程中恰好规定工会小组由3至10人组成。所以,日本方面得出结论:“十人组”与工会有关,这是工会的细胞,更是工会建立形成的牢固基础。
相信手头握着从工人宿舍偷出来的资料,日本厂主背后早已冒出冷汗,而且由内而外的恐惧是层层递进的,因为他们还翻出了进步书籍内容涉及的政治口号:“(一)无产阶级及农工会的同盟联合；(二)打倒军阀；(三)打倒外国资本家；(四)争取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权力”。这一切,让日本厂主得出他们最不想得出的结论:青岛工人斗争的“思想根底是共产主义”。
上海纱厂罢工的呼声还未远去,青岛工人间早已暗流涌动。日本方面坐不住了。他们决定先发制人,用镇压的方式来应对,企图将工会扼杀于萌芽之中,避免上海纱厂罢工事件在青岛重演。于是,他们使用了第一个伎俩:扣押工会骨干。
纱厂工会发现日本厂主查抄文件后,立即派司铭章、苏美一及张致中等3人为代表与厂方交涉,并乘势提出《大康纱厂工会章程》,要求日本厂主承认工会。日本方面非但没有协商的态度,反而勾结胶澳当局拘留了3名工人代表,他们还企图逼迫工会代表吐露工会内部情况,遭到严词拒绝。虽“过了三天才释放”被压代表,但日本厂主立即发布布告,蛮横宣布开除3位工人代表,妄图杀一儆百,威吓工人不得加入工会组织。
珍贵档案系列二:
罢工背后的红色力量
1925年4月19日晚6点,一封信送到了大康纱厂厂主松田元的手里,准备用餐的他立刻没了食欲。
这是一封“通牒信”。
松田元的武力压迫招数引起了工人们的愤怒,工人们不畏强暴,群起抗争,要求承认工会,并出面交涉。
在杨来青的《图说1925年青岛工人大罢工》中,我们可以看到信件全文的日本抄件,在信中,工人提出了13条要求。
眼前的要求让松田元头晕目眩,作为资本家,他是来中国牟取暴利的,他哪里想过工人的利益,工人要求成立工会、加薪1毛、夜工饭钱加倍、工伤薪资、延长吃饭时间等要求,本来就是工人应得的权益,在日本商人眼里竟成为苛刻的要求,真是荒唐至极。
杨来青先生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现在大多数史料记载大康纱厂工人提出的罢工要求为21条,内容更多,其中增加了保护女工、减少童工等要求。日本史料对于这两份罢工要求给予了说明:工会方面向日本厂主提出的是13条要求,后来张贴告示为21条,即先有13条,后有21条。只不过,双方谈判的复工条件还是围绕13条展开的。
松田元晚饭也吃不下去了,晚6点,工人们发出最后通牒:晚上8点前如果不派人到大康纱厂工人宿舍进行谈判,“今晚9时以后,工会不负维持职工秩序之责”。
迟迟没有得到答复,大康纱厂的工人决定行动了。1925年4月19日晚9时,大康纱厂大门处,日方守卫紧张地盯着昏暗的马路,唯恐有工人前来传递罢工消息。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几名熟悉地形的工人早已悄悄爬入工厂,一一向工人们传达了罢工指示。5分钟后,大康纱厂全体夜班工人退出工厂,轰轰烈烈的罢工运动正式开始!
工会随即成立,并发表宣言,推出工会执行委员9人,各车间代表团30余人,纠察队500余人(每10人1队),侦探调查队60余人(每5人1队),宣传队40余人(专司散发传单等)。
《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周报对大康纱厂的罢工运动给予了的极高评价:“至于工人组织状况则殊进步。自大康罢工之后,各工厂均相继成立工会,又特别组织罢工委员会,委员会之下有纠察队、调查队、宣传队,有团有组,组有组长,队有队长,团有团长,以指挥—切。全体工友都极服从领导,秩序极其严整”。
可谓一呼百应。一个多小时后,在日本方面的要求下,胶澳警察厅派遣的保安大队匆忙赶往现场。13辆各式车辆呼啸而至,近100人从车上下来,喝令工人复工,折腾了3个多小时,留下最后一句威胁:必须在凌晨3点前开工。随即在凌晨2点30分扬长而去。
结果,根本没人复工。4月20日清晨6点,天刚蒙蒙亮,空气中带着寒意,大康纱厂的景象让日本厂主更是胆战心惊:仅有3名工人出勤!工厂只得停工。
大康纱厂工人罢工后,上海总工会派人于4月21日来到青岛,支持和援助青岛罢工工人。在23日的回信中,上海工会代表转达了青岛大康纱厂工会委员长希望团结起来共同斗争的意愿。同时,工会还派出宣传人员前往内外棉等纱厂门口动员工人罢工,得到了日商内外棉、隆兴纱厂的相应。
“至此,在四方海岸的纱厂全部陷于罢工状态”,杨来青先生说,铃木纱厂被迫歇业,为的是提防工人罢工,大日本麦酒公司惧怕工人罢工,采取暗中增资的方法向工人妥协。
这就是闻名遐迩的青岛日商纱厂第一次同盟大罢工。在罢工过程中,中共青岛地方组织进一步加强了领导和支持。这期间邓恩铭夜以继日工作,指挥罢工斗争,甚至无暇吃饭,饿极了就喝白开水,啃玉米面饼子。
1925年5月4日凌晨3点,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泰山路13号,正在休息的邓恩铭被捕了,警察从他家中搜出了“罢工后援宣传文书”,邓恩铭陷入危险的境地。幸运的是,他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暴露,日方认为他就是个罢工的“煽动者”,所以在中共组织和省议会副议长陈鸾书等关系营救下,5月11日,邓恩铭被“驱逐”出青岛。
危急关头,李慰农接过了接力棒。他承担起领导中共青岛地方组织及工人运动的职责。
青岛四方三大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后,中共中央对这场斗争十分重视,并发出通告:“青岛日本大康纱厂罢工事,其成效关系北方劳动运动及上海纱厂工人运动,影响甚大,望同志们设法运动当地各团体发电声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以大量篇幅刊载了青岛纱厂大罢工的消息、通讯、评论,号召“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革命运动者,都应努力起来援助青岛大康纱厂工人”,并刊登了《青岛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剥削工人的卑鄙行径,动员各界支持大康纱厂工人罢工。最终,日本方面被迫让步,青岛纱厂工人第一次同盟罢工取得胜利。
海岸路18号,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听取了中共四方支部书记李慰农的汇报后,说道:“工会是工人的台柱子,工会要把全体工人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动,大家一起动；停,大家一起停。有领导有组织地向反动势力作斗争。”
珍贵档案系列三:
青岛惨案的细节
工人取得胜利,日商岂能善罢甘休?他们将矛头对准了胶澳当局,要求他们“断乎敦行解散工会”,惩罚工会领袖,将他们驱逐出青岛。中共青岛地方组织在获悉胶澳商埠警察厅将出兵四方摘掉工会的牌子后,立刻采取了应对的方法,第二次同盟大罢工随之展开。
与第一次不同,对于日商的出尔反尔,工人忍无可忍,杨来青先生说,这次罢工斗争,呈现出了三个特点:“第一是罢工工人占领纱厂,驱赶日籍职工；二是工人家属直接参与斗争；三是内外棉纱厂罢工工人开始破坏生产机器。”斗争愈演愈烈,日方吓坏了,据日本的档案记载:“职工手持铁棒等行动,把持工厂主要场所,不让一名日本雇员入场,纱厂停工,本国人(日本人)不能从事任何事物。工人高唱劳动歌,进行示威活动,毫无办法,工厂成为他们管理的态势。”
就是在这样僵持的背景下,镇压工人的刽子手张宗昌出现了。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第一次同盟罢工之际,山东政界正处于动荡之中。4月20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张宗昌接任山东督军,原山东督军、直系将领郑士琦被调任安徽督军。5月7日,张宗昌就职任事。
第二次同盟大罢工爆发后,日本驻华公使、驻青岛总领事崛内到处施压,日本政府甚至从旅顺派遣两艘驱逐舰赶赴青岛……
5月28日,接到北京政府镇压罢工的命令后,张宗昌致电胶澳商埠督办温树德称:“集会结社虽为宪法明文所定,但在事先应有申请手续。如不经申请,地方官宪有维持治安的权力,有必要即可开枪。”张宗昌还派旅长张培勋来青“协助”温树德镇压罢工。温树德根据北京政府和张宗昌的命令,连夜制订了屠杀工人的计划,并下令“以严厉之手段,作最后之解决”。
5月28日傍晚,黑暗正在逐渐笼罩胶州湾,海面波涛汹涌,远远望去,两艘军舰正疾驰而来。那是日本海军“樱”“桦”号驱逐舰从旅顺驶入胶州湾,以武力向罢工工人示威。同时,日本海军命令停泊在日本佐世保龙田级军舰,装载军需品及陆战队200人,整装待命。
暴雨欲来风满楼。28日晚,温树德等人开始密谋,与日方勾结准备镇压工人运动。5月29日,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这日凌晨,在张宗昌的授意下,胶澳督办温树德决意“以严厉手段作最后解决”。他调集了陆军第五师部队、海军渤海舰队陆战队、胶澳警察厅保安队共2000余人,开进四方,包围了大康、内外棉、隆兴3家纱厂及工人宿舍。其中,陆军500余人包围大康纱厂,海军陆战队500余人包围内外棉纱厂,保安队600余人包围隆兴纱厂。同时,为了不使工人有一人漏网,另一支军警则埋伏在大康纱厂墙外的海滩上,以防工人从海上逃走。此前,温树德还派军警控制了水源地、火车站、发电所、电话局等要害部门。
凌晨3点,正在工厂里的工人已经休息,他们不曾想到,反动军警突然而至,并用武力驱逐罢工工人出厂。其中,大康、隆兴纱厂工人全部撤出厂区退入职工宿舍。但海军陆战队冲进内外棉纱厂时,内外棉纱第六工厂工人全部退入一仓库中,与反动军队对峙,遭到开枪镇压。“工人当场受枪毙命者8人,受重伤者10余人,被捕者无数”。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当局联合制造的震惊中外的“五二九”惨案,也称“青岛惨案”,抵抗期间,愤怒的内外棉工人曾引燃仓库,与反动军警斗争。
杨来青先生引用了当时的报纸消息,还原了事件的细节。
《晨报》报道:“这次惨杀,官厅、日人设计极周,当军警围困纱厂,枪击工人之时,同时即派遣重兵,堵塞宿舍,断绝工人往来。就中强壮男丁,则囚禁一室,不许移动,每天不分男女少壮,只给两个馒头。有时小孩饿到无可忍耐时,至爬墙头,出外觅食,残暴的日人,竟在后面开手枪射击,以至宿舍工人,个个都成囚犯,孩啼妻号,不忍听闻”。
《大公报》报道:“又据警厅消息,当军警赴纱厂弹压时,曾向空际放枪示威。工人之胆怯者,全跳入地沟中暂避。谁料日人竟乘机用破棉纱等物,将两头沟口塞闭。而十余工人,一刹那间,竟毙于地沟矣。前、昨两日因天雨泄水,拨开沟口,始将死尸十余具拖至掩埋。而工人家属方面,尚有妇待夫归、母待子归者,殊不知已早转黄泉路矣”。
血雨腥风之后,军警密布四方,青岛也陷于恐怖之中。《晨报》报道:“本(三十一日)为星期日,从前热闹喧天的四方市镇,现在—变为凄风苦雨的惨乡,密探四布,行人面面相觑,群相惊恐。从前笑语嘈杂的酒店饭馆,现在一变为鸦雀无声的萧条闲房”。
“青岛惨案”对上海的反帝斗争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次日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并称“青沪惨案”,成为引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导火索。不屈不挠的第三次同盟大罢工同时爆发……
杨来青先生说,青岛工人在1925年虽屡遭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依然前赴后继进行抗争,赢得“全中国工人中最英雄的部分”的评价。1926年5月1日,陈独秀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中说:“从青岛到济南沿胶济路一带,也是一个中国革命的工人区域。这里的十余万纱厂路矿市政工人,在'五卅’前后可悲可敬的争斗与流血,比任何地方都剧烈；无论经过若何惨的失败,都没有反动的变相发生。他们虽在张宗昌铁蹄蹂躏之下,犹念念不忘阶级的组织与政治的争斗；他们的组织,他们的理想,虽然还很幼稚,而他们的本质,我们敢说是全中国工人中最英雄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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