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代美术概况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传说中的夏朝以后，是奴隶制度进一步发展的筒朝。古代史书上记载的商朝的历史，大部分为已经出土的史料所证实。商朝大约从公元前十六世纪开始，共持续了六百多年。商的领域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商朝曾数次迁都，最后一次定居下来是商王盘庚在公元前十三世纪末迁到“殷”（现在河南安阳附近）。商王的职权首先是主掌祭祀和战争，其次是组织农耕牧畜。商代虽有相当发展的青铜工艺。但农业生产工具仍依赖石器。商代的农业、手工业和牧畜业部很发达。酿酒、冶铜、制陶、丝织、土木营造、制革等手工业的发达，同时也代表着当时科学文化的水平。商代的科学文化特别表现在与农耕有密切关系的天文学方面，商代的历法是相当严密的。商代的文字是已知的我国最古的文字，有象形字、形声字、假借字。
商朝末年，社会内部极为混乱，在长期对东方各族的战争之后，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力量削弱，不能抵抗在西方新兴起的周族和其他各族的联合武装，商王纣兵败自杀，商亡。
周族兴起于陕西渭水流域，最后建都于西安附近，传说他们的农业是相当发达的（为他们奉为始祖的是农神后稷）。在周文王时，周族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文王的儿子武王用姜太公和自己的弟弟周公、召公作帮手，并联合反对商朝的各部落、各氏族，灭商，建立了周朝。
周武王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在广大的领土上分封诸侯，受封的多是功臣和子弟。商纣的儿子武庚率领商贵族也受封在殷。周武王成为统治各诸侯国的“天子”。但周初对各诸侯国的统治很不稳固，武王死后，他的年幼的儿子成王在叔父周公辅助下即位，受到东方一部分诸侯和武庚的联合反对。但最后被周公镇服，这一次变乱和变乱的平定，成为周朝历史上一件屡被后人谈论的大事。周公把东方诸侯封国重新整顿以后，大规模的建设“洛邑”（今河南洛阳）作为政治的和军事的据点。
周朝的制度，据文献记载，是以周天子为全中国的最高的领主，唯一的“王”。天子把土地分给诸侯，诸侯把土地分给大夫，大夫再分给卿士。从天子到卿士都是贵族。贵族们领有土地，也领有人民。隶属于贵族的人民群众中有农奴也有工奴，他们直接从事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他们要无报酬地向贵族贡献生产品，服徭役和兵役。
周朝自建国到公元前七七○年，共约四百五十余年，称为西周。西周中叶公元前八四一年，周厉王因为和周贵族争夺剥削果实而被逐，结果爆发了周王室内部的冲突。同时各地诸侯，随着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强大起来，周王室逐渐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因而在西方和北方各族的严重威胁下，周平王不得不在公元前七七○年东迁到洛邑。此后称为东周。东周是周王室日益衰微无力、列国日益强大的时期。历史上也称为春秋、战国时代。
春秋时期，力图扩大自己领域和势力的诸侯之间，不断发生吞并和掠夺的战争。齐、晋、楚、秦、吴、越等国，先后获得向各小国及人民勒索贡纳的权利。兼并掠夺战争的结果，到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只剩下秦、齐、楚、燕、赵、魏、韩七个大国，这之后即进入史称战国时期。战国时期的结束，是秦始皇在并吞了六国之后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
春秋战国时期残酷的战争，虽然破坏着生产力，但是由于铁质工具广泛使用和牛耕，却促进了农业生产，手工业长期积累的技术经验也因铁制的工具而加速进步。战国时期，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业和高利贷亦伴随发展起来。例如阳翟大商人吕不韦能以其财富操纵秦国政权。这时金属货币成了重要交换手段。不少地方逐渐形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城市，如：咸阳、洛阳、邯郸、南阳、临淄、寿春等。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春秋时期开始了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传统的世卿制度在逐渐瓦解。贵族转化为“士”，这些人中的优秀代表者，能顺应时代的要求，提出一些有利于政治、社会、生产的措施。管仲在齐国，商鞅在秦国，以及其他著名政治家所提出的变革措施，在不同程度上为未来国家的统一开拓了道路。被称为“先秦诸子”的思想家，如孔丘、墨翟、庄周、孟轲、荀卿、韩非，都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了在激烈变动中的社会并反映了社会的复杂要求。各派学说的“百家争鸣”，构成了古代思想史上最活跃而丰富的时代。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春秋时代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学，有着辉煌的成就。文学范围中的《诗经》和楚国诗人屈原的作品，都真实地描写了人民的生活和愿望。一些历史著作（如《春秋》、《左传》、《国语》不仅是古史的典范，和先秦诸子的哲学著作同样，都以优美的散文丰富了战国的语言艺术。
商（公元前十六世纪��前十一世纪）、周（公元前十一世纪��前二二一年）两代共约一千四百年，对于社会、文化和美术的发展都是一个悠久的历程。美术发展中的辉煌成就，正如社会文化方面的其他成就一样，我们今天所知还很不够，尚有待考古学的发现。古代文献中有些值得注意的片断材料：商代的庙堂是“四阿重屋”的建筑，大概即今之所谓“四垂脊、重檐”的样式；纣王曾修筑异常华丽奢侈的建筑物；商朝初年，宰相伊尹曾画了九种不同品德的君王的形象，以劝诫商汤（《史记》）；商朝有名的中兴之主武丁，曾画了梦中所见的贤者的像。这些有关商代艺术活动的记载是极粗略的。而有关周代的艺术活动，记载也很少。
孔子曾看见周的明堂壁上画了“尧舜之容，桀纣之像，各有善恶之状，以垂兴废之戒焉”。并且画了周公抱着成王朝会诸侯的图画，还见到周公背后的“扆”。屏风）上画了斧形的装饰（见《孔子家语》）。周代某些宫室（“路寝”，帝王听政的地方）外的门上画了虎的形像，以明勇猛于守（见《周礼》）。周代的许多器物上都描绘有各种图像。如各种典礼用的旗帜上，按照身份等级画着日月、蚊龙、熊虎、鸟隼、龟蛇等。盾牌上画龙。天子和贵族举行射礼等所用的“侯”（射靶）上，画云气，或画虎、豹、熊等动物。古人初次会面执羔、雁为礼，覆盖羔、雁的布上也描绘着云气。天子服装上则有“九章”的装饰，九章即九种纹样。画在上衣上的五种：龙、山、华虫、火、宗彝，绣在下裳上四种：藻、粉米、黼、黻（有的书上记载舜时已开始应用“十二章”。十二章除上述九章外尚多日、月、星三种。汉唐以来大加标榜称之为“衮冕十二章”，作帝王的最尊贵的服装）。这些记载，有的是可信的，有的是夸张的，总之，是很不完全的，还有待进一步分析研究。
西周初的铜器铭文中记录了以武王、成王二代伐商及巡省东国为内容的图画。又《诗经·小雅·斯干》篇赞美周初的宗庙建筑给人以“如鸟斯革，如晕斯飞”的美丽印象。这些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可以窥见周初的建筑及绘画的宏大的规模和“成教化”的创作意图。
《周礼·考工记》一书记载了各种手工艺的分工情况。其中有很多是与工艺美术有关的，是研究古代工艺史的重要材料。
中国考古学的开始是很早的，而且就是因注意并研究发现的商周时代古器物而开始的。商周时代古器物��铜器和玉器的系统的研究，在宋代（公元十二世纪）已经有了大致的轮廓，清代中叶（十八世纪）古文字学的研究更加深了科学的认识。十九世纪是商周时代古器物被有意识地搜求、征集和整理的时期。但真正的科学的考古事业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因少数严肃的学者的辛勤劳动而建立起来。建国以来我国考古学得到蓬勃的发展，使我们对祖国远古历史、文化以及早期美术史的知识，进一步充实了起来。
在丰富的考古发掘品中，我们见到了真正的绘画和雕塑的作品，然而数量异常稀少，也不能较完整他说明演变过程。商代的大理石雕刻和战国末年楚国的木俑和帛画、韩国的铜人是仅有的优秀的代表作。从商代到战国时代的青铜器、玉器和战国时代的漆器，其中，特别是青铜器，是商周两代约一千四百年间造型艺术创造的代表。
青铜器本身是精美的工艺品，在风格上装饰题材上与其他工艺美术相通。同时，青铜工艺的造型与青铜工艺上的平面的装饰和浮雕的、立体的装饰，都有直接采用写实风的动物形象的，它是了解当时绘画和雕塑的不可忽视的材料。
商、周时代青铜工艺的丰富的遗存，集中地表现了早期美术的一般面貌。 |
商周时代美术的重要成就
（一）题材的选择以自然界的动物为多，或是真实地，或是幻想的。殷代表现的“人”的形象似是奴隶的身分。战国时代的较复杂的生活场面：战斗、狩猎、宴饮等出现，是中国美术中第一次直接反映了现实社会生活。战国时代美术中较完整的写实的人的形象，也有划时代的意义：在美术中除了表现崇拜自然的思想和神话外，也直接表现人的社会活动。美术表现生活的题材，战国时代是一个起点。 （二）在形象处理上，对于个别形象是首先抓住总的神态及外形上的主要特征，加以极有概括力的质朴的处理，并大胆地运用夸张的手法，有一定程度的装饰性。 战国时代绘画作品中描写战争、狩猎等场面，是通过大的动作姿态和横列的空间关系来表现的，表现两个事物之间的对立或斗争的简单构图也是战国绘画作品中的表现方式。个别作品神态刻划入微。 一般作品的技法单纯古拙，在表现物象的同时也能表达相当程度的主观情感。 （三）在装饰美术及工艺方面，殷周时代开始了中国工艺的优良传统。青铜器的造型在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及艺术发展中，居于显要的地位，而成为古代文化的标志。殷周时代工艺美术的长时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些规律性的装饰手法，例如：造型与装饰的统一效果；纹样组织的对比统一效果；以及造型、装饰与实用相结合等等。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金银错、铜镜、玉石、漆工艺等，在中国美术史上也占有不朽的地位。
青铜器工艺的基本技术
青铜器工艺的冶铸方法与青铜器的造型及装饰方法密切相关。青铜器都是铸成的，不是敲击或剜凿成的。铸造是把原料放在熔炉内经高温熔化成液体，然后倒入模型中，待温度下降后，铜液在模型中就凝成了人所要求的器物。拆除范便得到了成品。 商代晚期的铸铜工场遗址已经在河南安阳发现（其他发现下节介绍）。对于周代以来的青铜器冶铸已有初步了解。一块重约一七·八公斤的铜矿原料曾被发现，是不含硫的孔雀石（氧化铜），矿砂中并夹杂着赤铁矿。熔锅是一种红黄色的陶质器，发现这种熔炉的农民称之为“将军盔”。熔锅可以达到装一二·七公斤铜液的容量。冶炼青铜需要的热度是一千度左右。这样高的温度，可能有鼓风炉的设备，燃料是木炭。 青铜器的范是陶制的，由多块拼成，一部分称为外范，上面并且有花纹。外范在翻铸时形成铜器器形的外面。一部分是内范，在翻铸时形成铜器器形的内面。外范和内范全部拼合在一起时，内外之间空隙部分，留待铜液填充而形成所要制作的铜器。所以，范上的凸凹和左右与实际器物上的凸凹和左右应恰恰相反。在安阳曾发现很多陶范和为了制造陶范所用的“模”。模就是模仿实际的铜器的形状，为制范的坯型。直接用陶范翻铸铜器是古代青铜器铸造的一般的方法。花纹和文字都是铸出来的，不是刻的（战国时的文字有刻成的）。但商代已有多种铸造办法，例如：两次铸法创造了铜器上的提梁或链条，特别是链杀的铸造，是金属熔冶技术上的重大发明。 蜡模法：在翻铸结构较复杂或镂空的装饰时，范型的设计比较困难，往往内用蜡模，外加湿柔陶泥涂墁，于后自然成为范。然后加烧使蜡熔解流出，遗留之空隙为浇铸时之铜液填充，即成型。在战国以前是否已经使用尚难证实。 青铜器的装饰在设计时就知道利用铸造技术上的特点，避免铸造技术上的种种困难。殷代铜器上往往有突出的觚棱，就是因为陶范拼合时有不能完全密合的缺点，主动加以利用而产生的。而且每一块陶范上的花纹各自形成一，完整单位，以避免两范拼合时花纹相错，因而取得对称或重复连续花纹的效果。青铜器上装饰面的分割也就是由于陶范的分块。因而装饰和造型是密切结合的。西周以后，青铜器花纹粗犷单纯，也和器壁变薄有关。战国时代更充分利用了捺印花纹的简便方法，产生了繁复的图案。 古代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造型及装饰方法的密切联系，说明中国工艺美术中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传统。
青铜器的名称及形制
对青铜器的名称和形状先加以说明，可以便利下一步的介绍。商代青铜器名目比较复杂，战国时代和汉代又有一些特殊的形制，但古代青铜器仍形成一定的体系。古代青铜器的造型体系，在中国工艺美术发展中，一直受到极大的重视。我们现在介绍的青铜器造型，是沿用目前常用的传统的体系。 青铜器可分为：一、日用器：①炊煮器，②食器，③酒器，④盥洗器，⑤其他。二、乐器。三、兵器。 炊煮器中“鼎”就是煮肉的锅，三条腿可以直接支在火堆上。“鬲”的用途相同，但形式不同，昂的三条腿成囊形，中间是空的，称为“款足”，因此鬲中的液体和火焰直接接触的面积较大。鬲的形式在古代有悠久的传统，在考古学上是把它当作商周文化前身的标志。“甗”的下半是鬲，上半是个蒸锅，上下之间通气。鼎、鬲、甗，一般都是三足，器身是圆形的；但也有时是四足，器身是方形的。容量大小不同的鼎有时按照三、五、七、九的数目成组的应用，按照大小分别置入牛、羊、猪、鱼等不同的肉食。鼎在古代被认为是青铜器的最可尊贵的代表，它可以象征国家的统治权。 食器中，“豆”和“”（或作“簋”）是最普通的。豆是一种高足的盘子。殷是圆形、有把手、圈足的盆子。此外，还有“簠”（长方形，敞口，有足的盘子，往往上下两半扣在一起）和“盨”（椭圆形的盆子，有盖）。这些食器都是盛食品的，因用途不同而造型各异。 酒器在商代很发达，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甲、三足器（或四足）：爵、角、斝、盉。 乙、圈足敞口器：觚、觯、尊。 丙、圈足敛口器：罍、卤、壶（战国以后钟和钫代替了壶）。 丁、彝、勺、觥，及鸟兽形器。 有些酒器的用途不明。可知三足的“爵”、“斝”是温酒用的。“盉”是调酒（酒加水）用的。“罍”（酒坛）、“卣”、“壶”、“彝”，都是贮酒的器具。“勺”是酌酒用的。一个”‘觚”或“觯”和一个爵或“斝”，往往组成一对。从古书（《礼记》和《仪礼》）中可知古人饮酒有隆重的仪式。这些复杂的酒器充分表现了古代贵族的奢侈而繁缛的生活方式。 盥洗器有贮水的“瓿”和“鉴”，承水的“盘”和注水的“匝”。 其它尚有置肉于其上以切割的“俎”和插肉用的“匕”。“禁”是小台，席地而坐的时候，食器酒器可以放在上面。 青铜制的乐器中最贵重的是“钟”。钟悬挂方式有两种：直悬或侧悬，因而钟上的钮的形状不同。钟和石制的磐同为古代重要的打击乐器。单独一个钟，称为“特钟”，或若干个大小不同的钟按音阶高低组成，称为“编钟”。一种执在手中敲打的乐器叫“钲”，商代的怔往往是大中小三个一套。“铎”是装上活动的舌，执在手中摇的。“铃”是悬挂在固定的地方（如马身上或车上）因震动而作响的。 青铜兵器中的“锛”、“矛”、“戈”都是装了长柄使用的。戈有时在上端更加了矛，运用方式较多，可以刺，可以啄，可以击。“戚”就是斧，商代极华丽的装饰着的“戚”很多，“斤”是砍刀。“削”是小刀子，在商代后期已作得很精美。另外，在北方鄂尔多斯青铜器（内蒙古河套一带发现的，相当于汉代）中也有很多。”剑”是春秋以后在南方流行起来的一种兵器。 青铜器中特别丰富的是车饰和马饰。种类繁多，更适宜于作专门的研究。 青铜器的制作主要的是为了日常使用，但也常用来殉葬。现在保存下来的青铜器，几乎都是从古代坟墓中得到的。从殉葬的情况也可以推测日常使用的情况，譬如在古代，往往一件炊煮器、一件食器、一件贮酒器构成一组，就代表了一个人多方面的生活需要。所以古墓中发现成套的器皿对于研究古代生活很有帮助。古代制作铜器是隆重的事情，例如：祭祀、赏赐、战争、征伐、嫁女等等。但也有些青铜器制作时是以装饰为目的的，例如特别华丽的一些兵器。 总之，青铜器在古代贵族生活中有重要地位，也集中地表现了工艺匠师的造型创造能力。青铜器丰富的造型是适应生活需要的智慧创造。作为工艺形象，青铜器的造型和装饰有重大的美学价值。 青铜器的研究是我国考古学和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发展成独立的学科，在这里不作更详尽的介绍。
战国时代的青铜工艺及其他美术品
战国时代，在地方经济发达的基础上，文化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古代典籍中有一些关于战国时代美术活动及传说的记载，不仅可以看出古代人对于美术的了解，其中也透露一些实际情况。《韩非子》记载有画家用了三年时间为周君画，配以强烈的光线，可以看出“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显然这是战国时代装饰美术中的主要题材。古代伟大的爱国主义的诗人屈原在赋《天问》之前，曾见楚先王庙及公卿词堂壁画中“天地山川神灵，琦玮橘佹及古圣贤怪物行事”的充满幻想的神话图画。古代著名的巧匠鲁班，用脚画自知相貌狞丑，不愿人见而潜匿水中的“忖留神”的图像。齐国画家敬君，为齐王画九重台，不能回家，画了自己妻子的像以自慰，以致妻子被齐王所夺。又如宋元君找来一群画师，都“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只有一个人很傲慢，“解衣槃礴，裸”。而被称许为真画师。齐王客认为画人所习知的狗马，难于画人没有见过的鬼魅。由此可知当时绘画艺术的发展状况。 战国时代美术的大量的具体材料，是过去五十年中的考古发现。例如以下各地的出土物对于美术史的研究都有重大意义：山西浑源李峪村，河北易县、唐山，河南辉县、汲县，洛阳金村，山东临淄，安徽寿县，湖南长沙等。这些地方或发现了墓葬，或尚残存着建筑遗迹，出土物中最多的是铜器，但也有瓦当、玉器、漆器和陶器等。战国时代的美术研究，特别得助于建国后河北唐山，河南辉县、洛阳和湖南长沙的发掘。这些发掘提供了有地域代表性而又有艺术价值的珍贵材料，并且提供了有关古人生活和文化的可靠的知识。 战国时代的美术品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甲、青铜工艺品（附金银错、镶嵌及铜镜），乙、雕塑性美术品，丙、绘画性美术品，丁、其他工艺品、漆器、玉器、陶器等。 青铜器有：浑源李峪出土的赵国器，河北唐山出土之燕国器，辉县出土之魏国器、洛阳金村出上之韩国器，安徽寿县出土之蔡国器及楚国器，以及各地出土之齐、秦各国器，其中有些是春秋末期的，其时代及地域的风格变化部有待研究。但明显地具有共同的趋势。铜器有相类似的新造型与相类似的装饰主题及装饰方法。装饰的部分或立体化而趋向写实风的动物雕刻，或布满全体趋向繁复及重叠缠绕的组织。装饰纹样以蟠螭纹最普遍，但处理的方法有多种不同。在铸造技术上，透雕的装饰已可能用蜡型法浇铸，花纹系利用简单的压抑法印在铜器的原模上（不是印在范型上），铜和锡的成分也有新比例。 战国青铜器的风格华美瑰丽。战国铜器的华丽的风格特别出现在金银错等镶嵌的器物上，金、银及红铜等金属或松绿石、水晶、玉、玛瑙等矿石，填充或镶嵌在青铜器的花纹空隙处，产生了多色彩的效果。洛阳金村和辉县固围村的金银错及珠玉镶嵌器，都是中国工艺史上的珍品。 战国时代的铜镜，以楚国及其邻近地区发现较多。圆形铜镜（少数是方形的）的正面磨光可以鉴人，背面有组织得很严密而完整的图案。这些图案往往是在繁密的底纹之上有旋转纵放的云雷纹或幻想的动物纹样，上下两层因反光不同而呈现出对比效果。战国的铜镜纹样是中国图案纹样的典范之一。战国铜境的合金中，为了使镜面光沾细腻，常加入少量的铅，背面的花纹也因而特别整齐清晰。 战国时代的雕塑作品，显然具有表现动态及开始刻画面部表情的能力。长沙出土的木俑（已知最早的木俑）和洛阳出士的胡女铜像，动态的表现是很微妙的。作为已知的早期的雕塑艺术品，是不平凡的尝试。其他一些工艺装饰性质的雕塑，如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的猴形、鹦鹉形铜饰，洛阳金村出土的多种踞坐胡跪形铜人，金银错云纹及兽纹的铜洗上的一对正要跃入水中的蛙，这些作品表现动物的动作都很真实。洛阳金村出土的金银兽首、龙首，辉县出土的车辕首的兽头形饰物，都采用夸张的手法。并善于利用金属的不同色泽进行装饰，而获得生动效果。 战国时代的绘画性作品中，以长沙出土的《帛画》作为已知的第一幅绘画，为最重要。画的内容，据郭沫若的研究，是一个善良美丽的女性，在象征善与和平的凤鸟同象征恶与灾害的独脚夔进行的斗争中，祈祷凤鸟获得胜利。那妇女侧影姿态的优美，显然是很引人注意的（图39）。其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战国时代绘画艺术水平的作品，有故宫所藏《水陆攻战纹铜壶》和辉县出土的刻纹《燕乐射猎铜鉴》以及汲县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上的奏乐、射箭、宫室景象及九种战斗场面。长沙出土的彩画漆奁上，有树木、奔驰的车马、狩猎等景象。说明了当时绘画艺术的构图能力。其他如金银错的狩猎壶及铜鉴上的车骑、动物等景象，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时绘画的一般水平。在工艺美术范围中，漆器工艺有显著的成就。除了上述的绘画故事人物的漆奁以外，长沙出土的漆盾、神鸟盘、三凤及二凤盘、彩漆画案及拭，都是现存的最早的完整的作品。用麻布制胎夹苧技术已很普遍，涂漆匀洁，颜色（红和黑）鲜丽。图案构图极为巧妙精美，线纹或细如发丝，或匀称厚重，描绘技术也达到高度水平。战国漆器图案和铜镜图案，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玉石工艺也有杰出的表现。洛阳金村出土的玉佩、玉壁及各种动物形玉饰，辉县出土的大玉磺、雕金镶玉嵌珠银带钩和玉鹦鹉，技术精绝为古代玉器工艺之冠。金村发现有玉石工艺的半制成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制作过程。但古代制玉的技术，对于我们仍是一个谜。战国时代玉器工艺中体现了图案造型中一些基本规律。 战国时代的陶器，在形制上有自己的特点，一部分是模仿铜器的，和铜器造型相同；但在陶质上有显著特点的作品，还没有发现。战国以前的灰青釉硬质陶豆曾在洛阳发现过一对，战国时代如何继承发展，尚无所知。战国陶器上的彩绘装饰是有独特风格的创作。辉县赵固区和洛阳烧沟附近，都发现彩绘陶器，尤以后者在白粉底上运用红黑二色，极优美活泼。另外，两地也发现有在陶器表面上进行研光的暗纹装饰，多是简单的几何纹组织，也很有自己的特点。 战国时代的装饰图案，在青铜器、金银错器、漆器、玉器和陶器上，流行着一种共同的纹样构成的方式，即连续的带状不断镣绕回旋，前后重叠变化，其上附以小圆涡形，充分发挥虚实对比的效果及曲线的方向感、运动感。其取材有龙、有蛇、有凤、有云，有单纯的带形，或演变成纯粹的图案构成。处理方法也因制作材料、技术条件及装饰部位而有所不同。但此一构成方式是战国时代的特色。
商代乐舞
严格地说，到大约公元前21世纪夏代建立以后，乐舞才真正作为一种社会分工，从社会中取得独立。传说夏代初期的国君启和最后的国君桀，都曾用大规模乐舞供自己享乐，说明终夏一代，社会已造就出一大批专职的乐舞人员，这正是乐舞作为艺术而独立于社会的标志。 由于原始乐舞即和原始巫术、祭祀等活动结合无间的缘故，人们对乐舞乃至一些乐器所抱有的神秘思想可能产生得很早。国家产生以后，统治者便会利用和加强音乐神秘观，以便操纵、控制乐舞，用来加强其统治。保存下来的一些音乐神话故事便是这样的社会背景的产物。传说分为章节的大型乐舞《九辩》、《九歌》都是夏代国君启从天上得来的。我们从出土的战国初年（公元前5世纪）的乐器上，还能看到启的图象，似乎他那时已具有司音乐之神的地位了。又传说黄帝得到一种长得象牛，名字叫夔的动物，便用它的皮蒙鼓，用雷兽的骨头作鼓槌，敲打起来，"声闻五百里"，黄帝用这面鼓扬威天下。夔和雷兽都是想象中的神奇动物。那时的鼓，实际上和后世一样，多蒙牛皮，但也不乏用 （今称扬子鳄）皮的，因此 也成了神话材料。后来，夔转化成为主管音乐的"人"（神）。蒙鼓的夔成为主管音乐的神，应该看作是支配节奏的鼓这件乐器在乐舞中具有主宰作用的曲折反映。贾湖骨笛的出土地点，靠近传说中夏代的夏台，这告诉我们，夏代的活动区域，正是中国音乐高水平发展的地区。传说中夏代乐舞明显超越前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剥去上述《九辩》、《九歌》是启从天上得来的神话成份，那么，就只剩下现实中的《九辩》、《九歌》确实无比瑰丽优美这一点了。唯其如此，才足以引发人们产生"此曲只应天上有"的遐想，并由此而进一步创造出神话来。
商周战国时期的陶瓷
| | 原始青瓷浅盘高足豆 | | 商代原始瓷器，高13.5厘米，口径 14.6厘米，底径 9.6厘米，1975年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出土，现藏江西省博物院。此豆胎质灰黄，器表光亮细腻，施深褐色釉。侈口，唇外伸，上部为浅盘形，假腹，喇叭形高圈足。颈部稍上刻两圈凹弦纹，腹部饰三圈由圆点纹，曲折纹，柳叶纹组成的复合纹样，周边饰以凸弦纹。器形规整，制作精良，是商代原始瓷的典型之作。 |
商代是我国奴隶制的发展时期，约为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早期便没有分工制度，陶瓷的生产独立成为一个部门，受到重视。主要生产灰、白陶。商代中期产生了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原始瓷器和印纹硬陶，为我国瓷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商代晚期陶瓷工业更是不断改进和提高，流行仿铜器造型，并大量烧造灰陶明器，这一时期白陶器表的图案雕刻艺术异常精细而绚丽，成为一大特色。 周代陶瓷之完美，为前代所不及，仍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兼有泥质和灰砂红陶，纹饰多为花叶粗线，龙凤夔云等，取材范围广泛，审美价值较为提高。器形有鬲、甑、登、罐、缶、壶等，皆为祭祀神炊烹饮食之用，极具完备。 战国的陶瓷，是在前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产更集中，更专业化。仍以灰陶为主，多为轮制，成批生产，仿铜礼器的陶明器，如鼎、豆、壶、簋等，纹饰极其讲究，常使用暗花、磨穴、线刻、朱绘等多种手法。另外，陶俑、实物陶模和动物陶塑等普遍代替活人殉葬，反映了人们观念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变革。 原始瓷处于瓷器的初始阶段，它是以接近于瓷土的原料制胎，表面施石灰釉，经过1200度的高温烧成的瓷器。其胎骨细腻坚硬，叩之有金石之声，釉色光亮，为青绿色，施在器表和口沿部分，釉底极薄。与白陶和印纹陶相比，较为坚硬耐用，不易污染并且赏心悦目。 原始瓷的制作多采用泥条盘筑法，辅以手捏和轮制，器形有尊、簋、壶、盂、豆等，突出特点是敞口、鼓腹、折肩、小底。常见纹饰有方格纹、篮纹、叶脉纹、锯齿纹、弦纹、席纹、圆圈纹、绳纹等。与同期印纹硬陶的装饰风格极为类似。 原始瓷出现于商代中期，约为公元前十六世纪，盛行于商周战国时期，直至东汉才渐被成熟青瓷所取代。 |
| 青瓷篦齿纹双环耳瓿
东周原始瓷器，高20.8厘米，口径16厘米，底径11.9厘米，1979年江西贵溪东周崖墓出土，现藏江西省博物馆。胎质坚硬，器表施青釉，釉色光亮，略微闪黄。阔口，丰肩，肩上左右各有对称半月形环耳一只，腹上鼓下收，平底内凹。腹部最鼓处饰以宽带篦齿纹一圈，排列整齐，疏密一致。其余地方均无装饰，大方简朴，古雅明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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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龙纹的鉴别
古代龙纹的鉴别 龙纹是商周青铜器中常见纹饰之一。从商代早期至春秋战国时期，龙纹的变化形式较多，大致可分为以下儿种： 一、爬行龙纹，即上述龙纹形象，和兽面纹一样，此种龙纹也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其盛行时代约在商代早期至西周早期。 二、双体龙纹，即以一个龙头的正面形象为中心，躯体向两侧展开，常饰于青铜器颈部的狭长范围内，流行于商晚期至西周中期。 三、卷龙纹，龙的躯体作卷曲状，其中一种是龙头的正面形象居中，躯体盘绕其外，形成一圆形，多饰于盘的中心，见于商末周初，还有一种是龙的侧面形象盘卷成圆形，多见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簋、壶等器盖的圆形捉手内。 四、双头龙纹，是一条龙体的两端各有一个戈头。多作斜角线构图，一个龙头在上，一个龙头在下，常见于西周及春秋早期。 五、交龙纹，即两条以上的龙体相互交缠盘绕，构图较为复杂，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觥 盛酒器。流行于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椭圆形或方形器身，圈足或四足。带盖，盖做成有角的兽头或长鼻上卷的象头状。有的觥全器做成动物状，头、背为盖，身为腹，四腿做足。且觥的装饰纹样同牺尊、鸟兽形卣相似，因此有人将其误以为兽形尊。然觥与兽形尊不同，觥盖做成兽首连接兽背脊的形状，觥的流部为兽形的颈部，可用作倾酒。
折觥 西周 高28·7厘米 1976佳陕西扶风出土。长方形腹，有盖，盖前端做成兽头，刻有铭文，内容是：周代某王十九年命做册折给相侯赐赠望土，并赏赐给折奴隶和青铜，折因受荣宠，而为父乙做器。该器造型稳重，装饰富丽，是青铜器断代的标准器。
龙纹觥 商后期 长24·1厘米 1959赁山西石楼花庄出土。此觥首部作龙头状，上铸双角；龙口有齿，其间隙可作注酒之用，独显其妙。龙背作盖，上有纽状捉手，下承方形圈足。整器呈牛角状，造型奇特，为商代著名青铜器。
商代的青铜文化
商代的青铜文化，到了公元前十三世纪前后，中国的青铜时代已进入了繁荣时期 中国至少在公元前三千年前已经出现了青铜制器，到了公元前十三世纪前后，中国的青铜时代已进入了繁荣时期。青铜制品包括礼器、实用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装饰品等等，其用途涉及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青铜器的大量应用，促使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注1> 。 考古资料证明，不仅中原地区出现了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等规模巨大的都邑，而且在周边地区还出现了黄陂盘龙城、垣曲商城、清江吴城、广汉三星堆、西安老牛坡等一些规模较大的遗址或城址。连同江西新赣大洋洲、山东益都苏埠屯发现的大墓、山西灵石旌介村发现的墓地等等，说明商王国周围的方国的青铜文明也已发展起来，并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就安阳殷墟而言，这里有巨大宫殿区和王陵区，还有制骨、烧陶、铸铜、制玉等作坊址。殷墟都城建设已有一定的布局，与外地有车马等交通工具往来。商朝内部有较完备的国家机器，文字已很发达。这一切都说明，商王国的首都已成为当时中原大地一颗璀灿的明珠，各方诸侯「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都说明了商王国的强大与繁荣。 青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其它行业。它使商代手工行业的分工更细，出现了「百工」。工匠在各行各业中作出了许多发明、创造。如陶工们不仅烧制日常用器，还用高温烧制出精美的白陶<注2> 和原始瓷<注3> 。制作玉、石和骨、牙器的工匠，能镶嵌、雕琢出色彩斑斓、花纹繁缛、精美绝伦的玉器<注4> 、石器、骨器和象牙器<注5> 。纺织工匠已发明了有简单的提花装置的织机，能织出暗花绸一类高级丝织品<注6> 。此外，在医学与天文、历法等方面都有许多贡献。如武丁卜辞中有「新大星并火」的内容，记录了一颗新星接近大火(心宿二)的天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新星记录。商代原始瓷 原始瓷是商代工匠的一大发明。郑州商城发现的原始瓷说明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前后即已被创造出来了。它是用瓷土制成的，表面敷一层白灰釉，烧制温度可达1200℃左右。器表呈青色或青绿色，胎质烧结，吸水性很弱，叩之如金石声。这些特征与现代瓷器一致。但当时制胎的原料不够细洁，温度偏低，釉层较薄，胎与釉的结合较差，容易剥落，表现出明显的原始性状。它的出现，是中国陶瓷业的一个转折点。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改进，它渐渐代替陶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用器。注1 青铜文化 即青铜时代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大约从夏代开始，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到了商代，青铜器的应用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青铜工具的锐利远胜于石器，加以当时的铸造技术可以制作出适合于不同用途的各种手工工具和农具，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因此，拥有众多人口的都邑出现了。在这些都邑中，建造起巨大的宫殿；修造大型王陵；构筑起城垣与壕沟之类的防御设施。在都邑与各地之间有马车与舟船等交通工具相连结；还出现了契刻的甲骨文，用于记录社会生活中的事件；天文、历法、医学等科学也发展起来。青铜工具用于采矿业，可以采出更多的矿石。冶炼业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使青铜铸造业的发展。这种良性循环，使中国的青铜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所创造的灿烂的青铜文化，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注2 商代陶器 商代工匠们制作的各种陶器，也是青铜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人们的生活离不开陶器。炊器用夹砂陶制作，有鼎、鬲、罐等。食器和水器用泥质陶制作。白陶是上层贵族使用的高级陶制品，器表和胎质都呈白色。殷墟出土的白陶器，胎质纯净洁白，器表装饰有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等，制作极为精致。盛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注3商代原始瓷 原始瓷是商代工匠的一大发明。郑州商城发现的原始瓷说明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前后即已被创造出来了。它是用瓷土制成的，表面敷一层白灰釉，烧制温度可达1200℃左右。器表呈青色或青绿色，胎质烧结，吸水性很弱，叩之如金石声。这些特征与现代瓷器一致。但当时制胎的原料不够细洁，温度偏低，釉层较薄，胎与釉的结合较差，容易剥落，表现出明显的原始性状。它的出现，是中国陶瓷业的一个转折点。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改进，它渐渐代替陶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用器。注4商代玉器 商代的玉器是商代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有些西方学者称商代为青铜与白玉的时代。玉有硬玉、软玉两种，商代的玉器均为软玉制品。大致可分为礼器、实用器和装饰艺术品三类，绝大多数都出自大、中型贵族墓中。各地的大、中型墓中，尤以殷墟妇好墓和新赣大洋洲商墓出土的玉器数量最多。玉石制成的磬，是商代很重要的一种打击乐器，有的还雕琢有装饰纹样，至今仍能敲击出清脆的乐音。经鉴定，玉料来自新疆和阗、辽宁岫岩、河南南阳等地。商代甲骨文中有取玉、征玉的记载，可见王室贵族对玉器及其来源的重视。商代许多都邑中都有制玉作坊。注5 商代牙器 用兽牙穿孔作为装饰品使用，最早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已发现有用象牙加工制成的雕筒、梳、琮等制品供人们使用。殷墟出土的象牙器有鹗尊、盂形器、杯、方形器、梳、簪、筒等等。其中妇好墓出土的象牙杯最为精致，它的发现说明商代工匠对象牙器的设计之巧妙，雕嵌之精细，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 注6 商代的丝织品 蚕丝的发明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商代贵族喜爱丝织品，因而蚕丝纺织业也有较大发展。安阳后冈圆形祭祀坑中发现的丝线皆成束放置，还发现一段双股三缕绾成的丝绳。已知商代的丝织品以平纹绢最多。有的平纹绢上出现了朱砂涂染工艺。还有单经双纬的缣、双经双纬的织品和菱形花纹的回纹绮，这是用较高的纺织技术织成的有菱形花纹的暗花绸，有人称之为文绮。城台西商墓中出土的一件铜觚上残留的丝织物痕迹，据研究有纨、绡、纱、罗、绉五个类别。安阳殷墟也发现了纱罗组织的大孔罗，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纠经机织罗。此外，还发现了绚丽的刺绣。这些发现说明了当时已经知道缫丝，并出现了有简单提花装置的织机。提花技术是中国古代织工在织造技术上的一大贡献。它丰富了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内容，对世界纺织技术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西方的提花技术是在汉代以后从中国传过去的.
中国早期的丝绸
丝绸是中国古老文化的象征，中国古老的丝绸业为中华民族文化织绣了光辉的篇章，对促进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丝绸以其卓越的品质、精美的花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闻名于世。
商周至两汉的瓷器
随着制陶工具的逐步改善，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制陶原料的深入了解，人们渐渐烧制出一些初步达到瓷器标准，但在一些方面又不够完善的器物，这就是原始青瓷。 商周时期是从陶器过渡到瓷器的渐进阶段，也是原始青瓷的发生发展阶段。当时有一部分陶器用高岭土做胎子的原料，这一方面提高了烧成温度，使胎质坚致，不渗水；另一方面也使胎子的颜色由深变浅，提高了洁自度。器表施一层用草木灰和瓷石配合而成的高温釉，经过1200.c以上高温烧制后，胎釉结合在一起，使器物具备了瓷器的条件。但当时制作工艺水平低下，胎中还是有一定量的铁成分，在略低的温度中烧结，颜色较深，透光性较差。因工艺不稳定，铁含量和烧成气氛不能自如控制，釉色也不好掌握，所以具有一定的原始性。 商周到西汉这一时期的原始青瓷所涂的釉是用石灰石加粘土配制而成的，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由于含铁元素，所以呈青绿、黄绿。灰绿、褐绿等颜色。器表多拍印米字纹、方格纹，麻布纹，圆圈纹，曲折纹、叶脉纹，篦纹，水波纹，云雷纹等纹饰。主要器型有：尊。豆。葫，盂、罐。盖罐，提梁壶，鼎，瓮，算簋，酹、杯。钵等，绝大部分器型仿当时的青铜器器型而作。 东汉时期原始青瓷制作精细，胎多为灰白色，施釉方法已改为浸釉法，生活日用器如碗，盘。罐。盘口壶等成为主流。东汉青瓷在造型和装饰上与原始青瓷很相似，但是在胎釉的化学组成以及烧成温度等方面则有本质的不同。东汉青瓷胎质致密坚硬，胎色多为灰白或淡青灰色，瓷化程度较高，敲击声音清脆。釉层均匀，胎釉结合紧密，仅个别有剥釉，积釉现象;釉色青绿，也有些为青黄，但釉面匀净。
青釉双系酹 西周 27X15X28。8厘米口微侈，溜肩、斜腹、圈足。肩部饰有弦纹、斜方格纹，并堆贴绳索形耳，胎灰白，体施青釉。此酹为仿当时青铜器的造型，端庄古朴，胎质较细且坚实，施釉较均匀，刻划花纹精致，反映了西同时期原始瓷的发展不平，是早期青瓷的代表作，保存完好。
越窑青釉绳索纹罐 东汉圆口、溜肩、鼓腹、圈足，肩部堆塑交错排列的绳索纹样。通施青釉，釉面光润，胎釉结合紧密，瓷化程度已接近于现代瓷器水亚。它是东汉晚期瓷器由原始瓷向近代瓷器过渡的一个标志.青釉弦纹豆 商 13.5X14.6x19.6厘米江西青江吴城商代遗址出工。胎质灰黄，坚致细密，造型工整，制作精细，是研究江西商代文化的一件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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