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煌經方三字經
醫之學， 方為本， 仲景方， 方之根；
讀原文， 要類比， 抓主治， 識方證；
仲景書， 隱藥證， 細尋覓， 可通神；
辨體質， 望為首， 脈與舌， 反映人；
加與減， 細分析， 煎服法， 意義深；
實驗室， 應利用， 勤臨床， 是根本；
尋名師， 得真傳， 多交流， 經驗增；
中醫學， 要繼承， 用經方， 留住根.
1、醫之學，方為本，仲景方，方之根
對中醫來說，方是極其重要的。古時稱中醫為方脈家，醫術為方技，日本則稱中醫為漢方。無論是傷寒派，還是溫病派，是古典派，還是現代中西醫結合派，是講臟腑辨證，還是講六經辨證，到最後交給病人的都是方，所以，日本古方家吉益東洞說：“醫之學也，方焉耳”。方，是中醫的內核，是根本。
中醫的方劑，數量多得讓人興嘆。宋代的《太平聖惠方》有100卷，方16834首；《聖濟總錄》有200卷，有方2萬首；明代的《普濟方》有426卷，方61739方；我校編寫的《中醫方劑大辭典》收錄醫方達96592首。要熟悉掌握這麼多的方劑，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因為關鍵的方劑，不過上百首，這就好比漢字的字根，英語的詞根，是組成千萬張處方的基本構成，可稱之為“方根”。
方根在那裡？在《傷寒論》，在《金匱要略》。這兩本書的方劑，並非張仲景一個人獨創，而是總結了漢代以前的用藥經驗，而且經過後世數千年無數醫家的臨床驗證被證實並發展，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幾千年與疾病作鬥爭的經驗結晶，是我們中國人經自身試驗篩選出的臨床有效良方。只有把這兩本書弄通了，才能在臨床上左右逢源，觸類旁通。後世名醫雖多，其臨床的基本法度都不出仲景學術的範圍。所以，成無己說“仲景之方，最為群方之祖”。張元素說“仲景藥為萬世法”，王好古說“執中湯液，萬世不易之法，當以仲景為祖”，朱丹溪說“仲景諸方，實萬世醫門之規矩準繩”。筆者說仲景方當為中醫之根，為中醫之魂。可是，現在古典的東西往往被視為不合新潮的，是陽春白雪的，是束之高閣的供觀賞的古董。這是對中醫學的無知。中醫學的經驗性是極強的，經驗的東西就需要經過歷??史和時間的考驗和錘煉，時間越久，經驗提煉的越精，就像好酒一樣，越陳越香。《傷寒論》《金匱要略》之所以被稱為經典，是因為在數千年的實踐中證明它是有用的，是科學的，在臨床上是能解決問題的。學經方，離開了仲景方，那就成了一句空話。
2、讀原文，要類比，抓主治，識方證。
學《傷寒論》《金匱要略》，最好讀白文，也就是未加註釋的原文。古往今來，注《傷寒論》的有數百家，注《金匱要略》的也有幾十家，其中雖不乏精品，但大多數是隨文演繹，無大發揮。這些註釋看多了，往往把你帶入大空世界，使你在所謂理論的解釋裡混混屯屯，雲裡霧裡，而臨床實用功夫則十分貧乏。其實《傷寒論》《金匱要略》兩書的文筆十分樸實，多為臨床實際的客觀表述，少有空洞的解釋，故讀白文是可行的。不過，兩書的體例為條文式，孤立地讀常常不得其要，必須採用分類比較的辦法。按什麼分類？古時候有按六經分，有按治法分，有按症狀分有按主方分，分法較多。筆者傾向於按主方主藥分。按主方分，徐靈胎的《傷寒論類方》最好。這位醫學家研究《傷寒論》三十餘年的心得之作，形成初稿以後，竟反復修改7年，其間五易其稿，最後他才寫上“乃無遺憾”四字。他採用的方法就是將《傷寒論》方分為12類，如桂枝湯類、麻黃湯類、葛根湯類、柴胡湯類，梔子湯類、承氣湯類、瀉心湯類、白虎湯類、五苓散類、四逆湯類、理中湯類等。筆者拙作《中醫十大類方》是以主藥分的，其特點是以藥類方，以方名證，主要便於初學者，便於記憶。本書並非中醫經方的全書，而僅僅是為讀者提示一種認識並掌握中醫經方的一種方法。經方何止十類？本書之所以題名為《中醫十大類方》，只不過為讀者閱讀本書增加一點輕鬆的氛圍而已。應當指出，無論按方分或按藥分，關鍵是要抓主治，識方證。許多人對方論以及方劑功效的解釋比較熱衷，而對其主治則輕描淡寫，含糊其辭，一筆帶過。這可以說是混淆了主次。對中醫來說，經方的主治是最要緊的，解釋在其次。方證最關鍵，功效在其次。
藥物的應用指證稱之為“藥證”。方劑的應用指證為“方證”。如桂枝的應用指證為“桂枝證”，桂枝湯的應用指證為“桂枝湯證”，這是古人應用藥物和方劑的根據和證據，是中國人幾千年積累起來使用方藥的最為實用和重要的經驗。如把桂枝比作箭，桂枝證就是目標，目標對準了，命中率就高，同樣，藥證、方證相對了，療效自然會出現。換句話說，藥證相對了，這就是必效藥、特效藥；不對應，則是無效藥。這是中醫取效的關鍵。《傷寒論》《金匱要略》的用藥十分嚴格，有是證，則用是藥；無是證，則無是藥，加藥或減藥，都以臨床見證的變化而變化，決不能想當然地隨意加減。故惡風、汗出、脈浮用桂枝湯，如汗出多，惡寒關節痛者，必加附子，名桂枝加附子湯。如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又必加人參，名新加湯。如無汗而小便不利者，則要去桂枝，加白朮茯苓，這就是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治心下悸，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則為欬逆上氣。大劑量藥與小劑量藥的主治也不相同，同樣是桂枝湯的組成，但桂枝加桂湯的桂枝5兩，其主治為氣從少腹上沖心者；桂枝湯倍芍藥主治腹中急痛，方名也改為小建中湯。又雖用過某藥，但其證未去，則仍可使用某藥，如《傷寒論》“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 （101）“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沖者，可與桂枝湯，……若不上沖者，不得與之”（15）。這種用藥法，即方證相應法，《傷寒論》所謂“病皆與方相應者，乃服之”（317）。又《傷寒論》中有“桂枝證”“柴胡證”“病形象桂枝”等說法，都為藥證相應、方證相應的體現。藥證相應與方證相應，體現了經方的極為嚴格的經驗性。這是中醫辨證論治的基本內容。離開了古人的用藥經驗，辨證論治只能是空想的遊戲。
“方證相應”是《傷寒論》《金匱要略》的基本精神。清代傷寒家柯韻伯說：“仲景之方，因證而設，……見此證便與此方，是仲景活法”。其所以為“活法”，是因不同於辨病論治，常常是異病同方或同病異方，非常靈活。不理解者，則謂中醫不規範，難以掌握。但從另一角度看，方證相應則是不變應萬變的方法，如徐靈胎說：“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變遷無定，知其一定之治，隨其病之千變萬化，而應用不爽”（《傷寒論類方》自序）。正因為有定，才能變化，這就是有規矩方能成方圓。有是證用是方，就是強調規範。方證就是規範，這是中醫學的靈魂。
3、仲景書，隱藥證，細尋覓，可通神。
經方醫學有一非常關鍵，就是藥證。中醫理法方藥，藥是基礎，沒有藥，何談方？沒有方，何談理法？但是，許多搞經方者，往往停留在方證的層次，就缺少變化。這就是徐靈胎先生所謂的“有方無藥”的毛病。仲景書中，許多方證條文下，均有加減法，不加減，是不容易取得好的臨床療效。而要正確的加減，就必須了解每味藥物的主治，也就是藥證。
張仲景的書，是方書，他沒有留下張仲景的藥物學，那麼，《神農本草經》如何呢？這本書是中醫現存最古老的本草書，但是，其中的神仙家的味道太重，對臨床醫生用藥還不是非常適合的。比如它收錄365味藥，與天數相應；以上、中、下三品分類法，與臨床指導用藥相距甚遠；至於書中許多關於“輕身”“不老”“延年”等藥性記載，具有濃厚的道家色彩。所以，本人推論《神農本草經》與《傷寒論》《金匱要略》的經方家醫學尚不是同一流派的書籍。顯然，要學好用好經方，必須有一本張仲景的藥物學，一本古代“疾醫”所用的本草學。本人所著的《張仲景50味藥證》就是在這方面作了一些探索，通過對仲景原文的比較分析，試圖破譯出一本《張仲景臨床藥物學》。這個藥物學，就是藥證。
從本質上來說，方證與藥證，兩者本無區別，同屬一門。所以，宋代傷寒家朱肱說過：“藥證者，藥方前有證也”。他將藥證與方證是合稱的。考慮到中醫用藥的習慣，我還主張分論。單味藥的主治，稱為藥證，複方的主治，稱為方證。藥證，是方證的基礎，是經方加減變化的前提。它的好處有，一是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方證，比如四逆散，方中柴胡甘草治療往來寒熱??，胸脅苦滿，枳實芍藥治療痞痛，芍藥甘草則治療腹痛腳攣急，所以，四逆散能夠用於四肢冷、腹痛腹脹者。有比如同樣是治悸，藥證不同，其所主治的悸也不同，如黃連黃芩治煩悸，桂枝甘草治動悸，龍骨牡蠣治驚悸，半夏茯苓治眩悸，人參麥冬阿膠甘草治虛悸。二是能組合成新的處方，而且不離經方精神。本人的四味健步湯（芍藥、牛膝、石斛、丹參）就是根據藥證的思想創制出來的。我的八味逐瘀湯，就是根據藥證對血府逐瘀湯進行修正後得來的。
4、辨體質，望為首，脈與舌，反映“人”。
經方醫學的又一特徵是著眼於“人”。如果說西醫是治“人的病”，那麼，中醫是治“病的人”。這個“人”，就是整體，就是全身。中醫沒有剖開肚子去尋找在器官細胞水平上的病理變化，也無法看到天地間的各種致病的微生物，但我們的先人卻能從宏觀上把握住機體的變化，尋到消除病痛的辦法。清代傷寒家錢潢說得好：“受本難知，發則可辨，因發知受”。這就是經方醫學的疾病觀。這個“發”，是“人”在疾病中出現的全身性的反應。
張仲景是如何著眼於“人”的呢？
其一，望形。如強人、羸人、尊榮人、失精家等。尊榮人骨弱肌膚盛，即為缺少運動，肌肉鬆軟，稍動即易汗出傷風的體質類型。失精家則為男子麵色白、瘦弱，脈大而無力者。
其二，切脈。脈浮、脈沉、脈微細、脈沉遲……不表示某種病，而是患者全身的反應狀態。所以《傷寒論》《金匱要略》中的脈象，主要是用於辨“病的人”而不是辨“人的病”。換句話說，脈象可以辨人的寒熱虛實表裡，不可辨食道癌、胃炎、痔瘡、關節炎。所以脈像不可不重視。
其三，問所苦。張仲景使用的症狀都是一些人體基本生理活動的變化情況，如惡寒惡熱、口渴與口不渴，小便利與不利，不大便或下利，能食或不能食等。以上三點，均體現在張仲景的醫學中。如五苓散主治口渴而小便不利者，麻黃湯主治無汗而喘者，桂枝龍骨牡蠣湯主治失精家的腹痛裡急而脈極虛芤遲者，黃芪桂枝五物湯主治尊榮人的身體不仁，新加湯主治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
需要指出，後世比較重視的舌診和日本的腹診，其本質也是辨體質狀態，辨寒熱虛實，補充經方方證，故在臨床應用經方時，是完全應當使用的。
經方的舌證，散見於後世各家醫著中，代表性的有清代張登的《傷寒舌鑑》、葉天士的《外感溫熱論》、俞根初的《通俗傷寒論》、梁玉瑜、陶保廉的《舌鑑辨正》等。各經方家的醫案中則這方面的內容尤為豐富。
經方的腹證，《傷寒論》《金匱要略》中已經有較多的表述，可以細細揣摩。日本漢方家研究古方腹證較深，其中古方家吉益東洞的《類聚方》以及稻葉克文禮和和久田寅叔虎的《腹證奇覽》記載較詳，值得參考。
筆者通過研究張仲景醫學和吸收後世各家辨脈、望舌、切腹的經驗，認識到臨床上尋找經方與“人”的對應點，是運用好經方的關鍵。筆者的話是：未識方證，先辨“藥人”。即尋找和辨別某種藥證方證的出現頻率比較高的體制類型，以此作為辨方證的先導。《中醫十大類方》中提出了五種“藥人”，即所謂“桂枝體質”“麻黃體質”“柴胡體質”“大黃體質”和“黃芪體質”。 “藥人”決不至五種，以上五種則是本人比較熟悉和臨床常見的。這些體質類型的識別，主要運用中醫傳統的望診、切診、問診來觀察患者的體型、皮膚、脈象、舌象而完成的。書中有“附子脈”“黃連舌”“桂枝舌”的提法，是為了更為直觀地反映“病著的人”與藥物的對應點，便於記憶和臨床應用。筆者認為，若使用中醫方劑，唯以辨病為主，不診脈，不看舌，沒有脈舌上的指證，那就失去了中醫的特色。
5、加與減，細分析，煎服法，意義深。
經方方後的加減，不可忽略。張仲景加什麼、減什麼，是有嚴格的指徵的。這是研究藥證的重要內容。如咳加五味子、乾薑、細辛；腹痛加芍藥；口渴、小便不利加茯苓、白朮；氣上沖加桂枝；咽痛加桔梗；不嘔，去半夏；無汗、小便不利去桂枝；咳去人參。
仲景對煎服法也極為講究。煎法有去浮沫、先下、後下、去滓更煮。煎藥用水有水、酒的不同。服法有頓服、日二服、三服、四服、五服、少少咽之等。還有藥後喝粥或不喝粥的不同。如桂枝湯服後要喝粥和溫覆取汗，這在臨床是極為重要的一環。有實驗研究證明這樣能增強桂枝湯對流感病毒性肺炎的抑製作用。以上這些臨床護理技術，經方應用中不可忽視，用清代傷寒家陳修園的話說，“古聖人之心法在此”（《長沙方歌括》）。
6、名醫案，當研究，小驗方，尤可珍。
要真正活用經方，光研究《傷寒論》《金匱要略》也是不夠的。揣摩後世名醫的醫案，特別是經方家的醫案，尤有實用價值。如葉天士醫案中關於運用桂枝湯、梔豉湯、苓桂味甘湯、真武湯的經驗；尤在涇醫案運用金匱腎氣丸的經驗，近代名醫範文虎醫案中運用四逆散、桂枝湯的經驗；徐小圃醫案運用麻黃湯、四逆湯的經驗，吳佩衡醫案運用附子的經驗，都是學習經方時的重要參考資料。本人所編著的《醫案助讀》中選擇了不少經方家醫案。這些醫案，或為大病奇病，或立法有新意，或處方用藥別緻，或議論精闢，值得細讀。
在讀名醫醫案中，應注意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如何把握經方的應用指證的？二是如何加減變化的？
此外，研究歷代名家小方的主治和藥證，也很有必要。這些小方，藥味在3味左右，主治比較明確，對於理解經方的主治以及配伍規律??是有較大幫助的。有人統計《傷寒論》《金匱要略》《千金翼方》《普濟本事方》等古籍中，4味藥物及其以下者分別佔各書方劑總數的38.7％―64.5％，可見經方中小方數是佔有極大比例的。研究小方與研究經方具有相同的意義。
7、實驗室，應利用，勤臨床，是根本。
近年來，國內外一些醫藥研究人員對一些常用經方進行了大量的藥理作用和配伍的研究，其實驗結果對經方藥效的證明、方證的明確，經方劑量、服用方法和劑型的改進等，都有積極的意義。這是學習與研究經方時所必須了解並加以利用的。但也應該認識到，由於實驗室與臨床尚有較大的區別，動物試驗與人體實驗不同，單因素研究與多因素研究不同，傳統水煎與提取物不同，所以，實驗室的結果只能作為臨床應用的參考，而不是臨床指南。如現代藥理學研究證明，黃芪對心血管系統、血液系統、腎功能、物質代謝以及腫瘤等均有良好作用，可使減少的血細胞數恢復正常，可擴張冠狀動脈，改善心臟功能，增加抗缺氧能力，防止脂質過氧化，改善腎臟功能，防止肝醣元減少，抗衰老等。但是否臨床是所有心血管疾病、腎病、腫瘤都可以使用黃芪呢？顯然是不符合臨床實際的。所以，要正確使用經方，注重臨床是關鍵，這是根本。經方的方證目前尚難作出公認的動物模型，只有在臨床，在具體的病人身上，才能體會到經方的使用方法，才能悟到經方的精妙之處。筆者對經方發生興趣，完全是在臨床培養的，不是信而好古，而是經方的療效確切，如桂枝龍骨牡蠣湯治咳喘胃痛，防己黃芪湯治療汗出而腫的糖尿病，黃連阿膠湯治療漏下不眠，白虎加人參湯治出血……使筆者嚐到了應用經方的甜頭。
有人可能會對經方的使用價值發生懷疑。應當說明，不要認為古人不識現代病，就認為經方不能治今病。要知道，人類有文明以來，疾病譜已經發生了多次變化，一些疾病被控制了，另一些新的疾病又發生了。過去沒有艾滋病，沒有埃博拉病毒，但現在出現了，可見病是不斷變化的，而人對疾病的反應方式是幾乎不變的。由於中醫治病抓住的是“人”，而不是“病”，所以，經方完全可以治今病。我們也只有在經方今用的實踐中，才能發展經方。
8、尋名師，得真傳，多交流，經驗增。
經方的運用經驗，來之不易，如有名師指點，那比自己在臨床摸索要強許多許多。此外，同道之間多交流，注意收集各種雜誌上有關經方應用的報導，也有利於自己經驗的積累和臨床水平的提高。
9、中醫學，要繼承，用經方，留住根。
中醫學已經流傳了數千年，今後能不能繼續流傳下去？這是令人深思的問題。中醫學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中醫藥學後繼乏術，後繼乏人的局面未能改觀。現在的局勢是：中醫人才過剩，而城鄉分佈不均；總體水平不高，而名中醫日趨減少；社會呼喚中醫，而青年中醫紛紛改行。問題在那裡？作為中醫教育工作者，首先要在學術上找原因，??在教育上尋出路。筆者呼籲中醫藥學的繼承，呼籲青年人重視古典中醫學，呼籲高等中醫院校切實開展經方醫學的教學改革工作。繼往才能開來，根深才能葉茂，中醫學的發展，離不開對古代優秀遺產的繼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