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史前两条C形玉龙出土始末大揭秘
一、碧玉龙出土探秘
1、碧玉龙醉卧三星塔拉龙脉山五千年
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是中国人的象征, 细说龙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历朝历代帝王将相为之尊崇、臣民为之敬仰。但史前龙有没有、是什么样的、是灵动之物、还是图腾？这些待解的谜团，吸引了历代无数志士仁人追求探索，终究没有结果。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考古界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中国史前考古界泰斗苏秉琦的引领下，着实的进行了探索、发掘、求证工作。经他们实地踏查认定：中国中原、北方地带蕴含着未知辉煌灿烂的历史。具体地点在那、会出现什么奇迹的东西，尚不知。
历史新发现，往往是在不经意之中走到了人们的近前。1971年土生土长的三星他拉一位农民就在他们村后小山上，挖出了如今震惊世界的异物（现在人们知道是五千前的玉龙了）。
这龙，人们只知是村后小山上出的，但小山是什么样的，周围环境如何多数到访者并不知。
远望古人藏玉龙的小山，是一波三折的龙脉山，它东西走向，长3公里。西龙头扬起，地面相对高度100米；东是龙尾，龙尾一直延伸到布日敦湖中。这不就是从湖水中腾起的巨龙吗。而碧玉龙出土地点，从东西走向看，恰好正是在一波三折的龙脉山中间，南北观是在偏南阳半坡之上。这种藏玉龙的形制给考古者带来了令人费解的一道难题，按常理红山文化时期古人用于祭祀的玉都放在山头上，可它偏偏在小山之上。
它的藏点似乎与同一时代的墓葬相似，但据挖掘者介绍：“它就在土层一铁锨深（30公分）、石板下一铁锨深（30公分），直径60公分的窑中挖到的，周围除了小碎石以外，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显然不是墓葬。那这种藏玉龙的形制意味着什么？史学界、考古界有诸多的说法，目前尚未统一。但有一点得到了共识，那就是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史前玉龙只有在红山文化区黄帝所略的时空框架区域内才能出现。这也许应验了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的祖传说法。，
2、碧玉龙出土的前前后后
出土碧玉龙之地是三星他拉，这名字是原来的写叫法；地名普查后改为赛沁塔拉（实际与原来一样，音近意相同），汉译为：有祭祀物的草甸子。这一名字何时、何年、何人所留，目前，尚无准确的说法。这里是有200户人家的小山村，东有湖泊，西有山泉水，是人丁兴旺，宁静而又富有生机村落。难怪辽代几位南国宰相长眠之地选在这里。
我们踏进碧玉龙出土地查询碧玉龙是怎么出来的有如下说法：
张凤祥讲：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我在离村子后面不远处的地方挖鱼鳞坑时，脚下的铁锹突然碰到了石头块，我俯下身子一摸，发现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把石块拣干净，在石洞的底部，摸出一块像钩子一样的东西。它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以为挖到的是一块废铁，也许能到废品收购站卖上几个钱，于是，在收工的时候，就顺便把它拿回了家里。
中华碧玉龙首次刊登在《人民画报》摄影/李振石（现存展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采访原任旗文化馆分管收购传世文物的贾玉贤女士时，她所说的碧玉龙出处与韩荣、张凤祥说法基本一致。那就是出土的地点一样，中华碧玉龙是在数千年未动的土层下经翻动出世的。
时隔数日，张金贵的儿子、张凤祥的弟弟张凤良，那时他才六七岁，没什么玩的就把扔在墙角下的像“铁钩子”一样的东西拎出，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开始拖着“铁钩子”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玩耍了起来。拖玩时间长了，这东西渐渐露出本色。大人近前一看，这不是铁，是玉石。张家人，心一动，玉石不能洗烟袋嘴子吗？可拿给懂行人一看，这是菜玉，洗出烟袋嘴子也不好看。大队书记韩荣得知后，让张金贵拿到旗文化馆，兴许是文物，咋不给你个工钱。于是，他第一次拿着此物来到旗文化馆，可是他没见到搞文物的，值班的人草草的说：这东西没什么用。他就拿了回去。张家找大队支部书记要交给大队。支部书记说：“你还是交文化馆吧。上次去没找准人，如再去你们找馆长。搁一年1973年，张家又拿到了文化馆，旗文化馆主管文物的副馆长王志富，很爽快地付给了30元钱（据说是他自己拿出近一个月工资）收下了碧玉龙……。
二、黄玉龙出土探秘
1、黄玉龙不是盗墓所为,而是开荒犁地时出来的
黄玉龙是在哪出的？是在翁牛特！但它出土的具体位置不是像以前宣传的那样在皇姑屯(原称黄谷屯，经考是辽代和元代两代公主曾住之地)，经深入调查：此物出自偏僻而又奇妙的小土山之上，这小土山名字叫东拐棒沟。
翁牛特旗东拐棒沟鸟瞰图
那么，它是何时、何人、怎么搞出来的？
1949年，马忠信（1925.—1996）与李桂珍（1932—2009）结婚不久，他用牛拉的榆木架铁犁，在距原山嘴子乡新地村南5-6里地的南梁东拐棒沟一处开阔的小土山(太平山)半腰开荒地，当他犁到小土山东南坡半腰时，突然犁咯噔一下，牛犁只走两步就停了下来，任凭主人吆喝、鞭赶，牛犁就是不动。马忠信低头一看，犁铧尖上套上了圈子，他当时以为是铁或是石圈子，当他从犁铧子上取下，擦一擦上边的土时，它露出了白石质。当他拿起对着太阳光一照，里边透出蛋黄色-------。
东拐棒沟犁出黄玉龙第一人——马忠信
土生土长、老实巴交的马忠信25虚岁那年，他与一位来自杜家地姚家店18虚岁李桂珍成婚，并成了他的终身伴侣。
他祖祖辈辈以种田谋生，活了72岁，留下了两男五女7个亲生孩子，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那一天，他也没搞清平安山47年前出的那玩意究竟是什么。
1978年，此物几经辗转到了皇姑屯收皮子的李井荣手中。这条文博界堪称比碧玉龙玉质好、年代早的黄玉龙，李井荣是如何搞到手的，他是否认识？
李井荣（现年80岁），是广德公镇皇姑屯村炒米营子以务农为生忠厚之人，七十年代开始做起了小生意，走家串户给南方或乌丹厂商收皮毛。1978年6月的一天，李井荣遇到原山嘴子乡朱代沟他连襟(李井荣小姨子的丈夫)马跃，马跃拿出这块重六两五的黄玉石，问要不要？他知道连襟爱抽烟，喜欢好烟袋，这几年做买卖、搞基建没少挣了钱。于是接着说：两个月前，这块玉差点让马忠信的儿子马金海给卖了。当时，来两个南方背挎包的老客，他们是收老钱、金银器和老玉件等物的，马金海为了给母亲治病，拿着这块玉给他们看，那两个人拿到手上一看，要给25元拿走……。我看到后，一把抢了过来，当时我嫌弃他们给的钱太少，不能卖。马忠信的老伴知道此事后说：既然你嫌钱少不让卖，那就放在你那，你给卖吧。李井荣听后拿起小铁刀在玉上使劲划了一下，没划动，心想不是囊玉，他听人家说过，烟袋好坏在烟袋嘴上。玉，只要硬，色淡、透就是好玉。他反复仔细看了看这块黄玉，此时心已动，说多少钱？马跃说咋的120元钱吧。那时120元，是在广德公镇水管站工作的儿子李占城4个月的工资钱呀，但对李井荣来说120元也就是倒动一车皮子就回来了，不算啥。买块好玉，做几个好烟袋嘴子，就赚回来了。成交后马跃给马忠信老伴送去60元，他诡异留下60元（如今也没给她说全）。三方皆大欢喜，各有各的算盘。
这条玉龙自从出世，一直跟着马忠信，从新地搬到朱代沟几经迁徙，30年没离开他的家，虽然没带来富足，但也粮谷满囤、育成两男五女，算是人丁兴旺，玉龙也从屋角地，拿到粮仓中；又由粮仓，拿到三节红堂柜里。但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靠天吃饭，土地贫瘠，以往较殷实的小日子也出现了拮据。于是，马忠信老伴找阴阳先生算。说：你们家人有病没钱是有一个不该藏的东西在做怪。她的第一直觉想到的，就是那有头有身的玉器，于是她做主，轻易的拿出卖掉了。宝贝的离开并没有改变他们家贫困的状况，也没有去掉马忠信的病，1996年举家搬迁到盘锦，两个月后马忠信去世了……。
这龙，幸亏老李忙于做买卖，没有来得急找好磨玉工匠，把黄玉破了做烟袋嘴子。当他儿子承包了砖厂，在也不用他挣钱养家糊口时，老李才有了时间琢磨起这块黄玉来。于是，拿到乌丹找外甥闺女赵国芹（旗纪检委干部）家，看一看找人怎么做。赵国芹拿给丈夫（孙平，旗法院某厅厅长，后任副院长）看：“我看它和三星他拉出土的碧玉龙差不多，是不是文物？”孙平说：这可能是文物，不能洗烟袋嘴子。于是，他把玉器用笔描了一张图，领着老李来到旗博物馆，给时任馆长的贾鸿恩看。老贾看了（这不和碧玉龙一样吗！）内心激动不已，但表面显得很平静，说光凭图看不出来是啥，你们把东西拿来看看。于是，他们二位拿着实物二次来到文物站，贾洪恩站长说，你把东西留下吧，我得去别处找人鉴定一下。贾站长去北京找中科院考古所苏秉琦先生进行了鉴定，并由刘观研究员出具了鉴定证书，确定了它的年代和价值。贾站长回来后，对前来索要文物的李井荣和孙平说“这东西是出土文物，属于国家所有，留在馆里吧，我们会给你申请奖励的”。孙平是搞法律的，他十分清楚，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是出土文物均属国家所有，当时也没好意思说什么，领着他姑父离开博物馆回家等信……。
文化局请示旗政府分管领导，经研究：给献玉者荣誉证书和200元奖金，，当事者没要，致使给保护介绍文物的孙平奖励一级工资，也被孙平谢绝了。
黄玉龙有了归宿，在翁牛特旗出了两条完整的玉龙，人们在惊喜之中，它又给人们留下诸多的未解之谜。
2008年笔者在朱代沟给捐献黄玉龙的李井荣（中）和马跃（右）访谈时拍的照片
三、碧玉龙名望身价是如何生成的
翁牛特旗出了两条玉龙，为世人震惊。在百姓手里不值几个钱的一个史前普普通通的玉石物件，不到十几年工夫，身价倍增。仅碧玉龙出国展，保金就高达10亿元人民币。从出世到出名，它的背后隐含着如下以往没有披露的事实：
一是碧玉龙没出名之前专家们多次上手过招鉴定
1973年，亲手征集碧玉龙时任翁牛特旗文化馆主管文物的副馆长王志富，找到时任辽宁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队长李贵（当时他正在翁牛特旗桥头下乡“走五七道路”），让他看这猪嘴、马鬃、卷身蛇体，怪怪的东西。
李贵东北师大历史系毕业，他所读的教科书及出土文献资料从没见过此物。于是，他说：老王你好好把这东西保管起来，我回去跟李文信馆长（时任辽宁省博物馆馆长）汇报一下。
当李贵向李文信汇报此事时，在场的郭大顺（1962——1965在北大从师于中国新石器时期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研究生）记忆犹新，想尽快来出土地看一看，这一愿望在1975年他担任辽宁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副队长时才得以实现。
1975年由郭大顺带队，美思念、王成生、王志富组成的考古队，在西拉沐沦河海金山、少郎河白音汉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后，他们回过头来看碧玉龙，郭老看完过后，对笔者说：“很奇怪，从没见过”。
这一未解难题移到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刘观民手中，什么东西，没定论，但“属红山文化时期的文物”。这时郭大顺立志在红山文化区域内找到亲手发掘的红山文化时期的遗存，来发现和证实红山文化玉器的来龙去脉。
1979——1984年，郭老的考古团队在西辽河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考古中，取得让国人振奋的骄人业绩，承载着6500——5000年红山文化历史记忆符号的精美玉器公布于众。
这中间一批以龙为主的研究成果纷纷出炉，1984年《文物》第六期刊登了孙守道、郭大顺撰写的《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贾鸿恩执笔以翁旗文化馆名誉发的《三星他拉发现玉龙》，孙守道撰写的《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考》。这三篇文章揭示了三星他拉玉龙与牛河梁出土的玉龙有着同源、同时、同属关系。
故宫博物院知道后，特调翁牛特碧玉龙参加国庆35周年精品文物展。这一说一展，惊动了一位中国龙凤纹饰研究权威人士，它就是沈从文(中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曾任中国历博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他让秘书找方建春(在辽宁博物馆工作)与翁牛特旗博物馆联系，就说：“我一生最大愿望是看到史前中华龙”。翁牛特旗博物馆满足了他的愿望，也就是这时，他举荐中华龙在国内外最有影响的《人民画报》登出。当李振石拍摄的中华碧玉龙、韩跃拍的苏秉琦拿中华碧玉龙研究的画面，以及时任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孙守道、省文化厅副厅长郭大顺等配文，题目叫《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在《人民画报》1986年8期登载，用几种文字版本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后，使世界史前研究的专家及收藏鉴赏家们的眼球聚焦到了中国。
著名史前考古学家苏秉琦鉴赏翁牛特旗三星塔拉出土的碧玉龙（摄影/韩跃）
碧玉龙，小庙担不了大神，不能在小小旗县馆放了，史前硕大玉龙唯一物证，不能在有什么闪失。内蒙古博物馆拿到日本展出《中国北方骑马民族文物精品》后，就永久展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了。从此，碧玉龙名声大震。
二是它在六次险境中脱颖而出
2008年8月30日，中华第一龙破例回到阔别20年的故乡赤峰，参加内蒙古第五届草原文化节暨第三届红山文化届精品文物展。前来参观的无数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知情人，想亲手抚摸一下国宝，但遭到前来护宝警察们的婉言谢绝。是啊，一旦失手就成了千古罪人。你知道吗，这之前它可没有这待遇，有过六次令知情者后怕的险境：
一次．碧玉龙出土时，正是在文革“破四旧，立四新”当口。那时，这里好多庙宇、旧器都毁掉了，幸亏那时人们没有认出它是文物旧物。否则，在封私修口号的蛊惑下，早就魂飞淹没了。
二次，八十年代之前，这里牧民有赏用鼻烟壶、玉石烟袋嘴的时尚，好多人对这碧玉龙想动手，破烟袋嘴，幸亏碧玉龙不是白、透玉，又有绺裂，出不了上品嘴子，由此又逃过了一劫。
三次，玉龙经历了旗文化馆几次搬家的折腾，它并没有象瓷器一样轻拿轻放，没定国宝前，确实没拿它当贵重文物。馆，不管搬到哪，它的待遇是随手扔到不起眼的地方，愣是没失没坏过。
四次，1983年，为庆祝改革开放五周年，把玉龙等上百件文物，拿到尚未修复好的北大庙（梵宗寺）破旧的二楼上展览。人们看到它相似青石做的龙，拿在手上随便看，放下还不时地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当时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就在木桌上放着，玉是容易碰碎的东西，多险呀！组展者此时想起真有些后怕。
五次，1984年国庆前夕，碧玉龙选为35周年文物精品展。北京故宫调展。专家室宁静、戒备、有序，栗师傅与一位资深的专家，迎接来自碧玉龙家乡的两位护宝人（翁牛特文化馆贾玉贤和她老伴旗畜牧站长王元哲），当付给护送车费时，得知他们坐火车拎兜子送宝的，惊叹地说：“太危险了，这是国宝呀”。专家着实地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六次，1985年沈从文先生要看中华玉龙，这回送宝人增加了三位，当把玉龙拿给沈先生看时，别人没害怕，却吓坏了送宝的蒙景欣、李玉萍、张敏，她们看着坐轮椅的沈先生拿着玉龙手不停地在颤抖，于是，蒙景欣生怕玉龙抓不住掉地摔碎，忙跪下身子，上前要托住老先生拿玉龙颤抖的手，她回忆起说：可吓死我了…….。国宝碧玉龙，是在无数人的呵护下脱颖而出的。1989年9月辗转折腾数十年的碧玉龙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有了安全最终的归宿。
四、黄玉龙与碧玉龙的关系
一是两条龙的周边环境
碧玉龙出土地——三星他拉龙脉山，东邻1975年郭大顺先生发现的少郎河白音汉新石器时代遗址不足10公里；西接贾兰坡先生七十年初发现的上窑旧石器时代遗址20公里，和新石器时期遗址10公里；南有喇嘛沟及南甸子兴隆洼、赵宝沟、红山文化遗址10至20公里；北靠老虎山红山文化时期遗址不足10公里，这里的小凤山（也叫箭洞山）有新石器时代磨刻的6幅岩画，此地老虎山顶出土了一枚红山文化时期黄玉磨雕的精美“太空人”（现收藏于台湾震旦博物馆，称为他们的镇馆之宝）。
小凤山（箭洞山）新石器时代岩画
黄玉龙出土地——新地南梁东拐脖沟平安山，西北边距此5公里是一座名字叫少龙山的新石器时期遗址，据当地百姓反映曾经出过红山文化时期的玉佩、玉鸟、玉蚕等文物，但此地考古界没有介入发掘过。东北边是兴隆洼、赵宝沟、红山文化时期遗址，据当地百姓反映曾经出过红山文化时期的玉佩、黄玉双面人脸等文物。
两条玉龙出土地相距不足40公里，它们出土的地方不同，但是它们周围被厚重的新石器不同文化层所包围着。
二是两条龙出土的形制及年代
经调查，两条龙出土的形制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它们都出自像龙脉一样的小土山上，而且均出在土山的阳面半山腰，约30至60公分的土坑之中。同时，它们藏身之处附近四周，没发现任何骨、石、陶等陪葬物。这与牛河梁玉龙出自墓葬中，完全不同。多数专家认为：这两条C字玉龙应属明器，是部族的图腾，也许是部族徽记，因部族之间争战、内讧、信仰、环境等因素，慌乱埋藏或丟弃而致。牛河梁玉龙属生前佩戴、死后陪葬的冥器，这一论点在白庙子山巨薯石下边玉猪龙面得到证实。
白庙子山巨薯石下边玉猪龙面岩画
大黑山（黑头山）蟒追人岩画
两地玉龙的形状不同，其用途应截然不同。两地无论是玉猪龙还是C字玉龙，它们应同属新石器红山文化时期的产物。C字玉龙有的专家说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东西，但这一观点如果认真研读了小河沿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后，不攻自破。因为小河沿文化遗址多以陶器、骨器为主，看不到像玉龙那样的玉器；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多以石器、骨器、陶器、青铜器为主，也看不到像玉龙那样的玉器。一个时代一种风格，一种或几种主流器物，这也是多数专家认可的结论。
百姓犁地时拾得红山文化期彩陶
五、两条龙的传承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题一，玉龙靠形体断代不是唯一可靠的方法，考古类比综合法，更具有生命力。
玉龙在演化中得到升华，龙并不是红山文化的专利，在它没出现之前，濮阳6800年的蚌壳龙就已经出现，龙在演化中由石蚌质发展到玉质，由庞大变成小巧玲珑，由单一品种和功效变成多品种和用途，这是一种龙材质演变说。还有一种形体演变说，按照龙体简繁来评判其年代。这些方法对传世的、无专业考古挖掘的文物，来判断其年代并不是唯一可靠的方法。
但也不是没有方法可断。目前，鉴赏届、考古界、史学界应用较多的是考古类比法、考古地缘底层法、岁月留痕法、初始磨制法、去伪排除法等综合应用，来断代。后者与实战眼学分不开，准确断代的概率很高，前者只是一般意义的粗浅断代，几率低，误差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刘观民研究员就是应用后者综合类比法，在1987年11月对翁牛特旗黄玉龙进行了判断：“视察玉龙的质地、制作、与形态，与以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玉龙大同小异，实为国内罕见的科学标本。宜做国家一级文物收藏。”这一判断得到了苏秉琦等史前考古学家的认可。目前，也得到了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同。
题二，两种玉龙形态缺失及功效的再认识。
大玉雕龙为碧绿色，高26厘米，重一千克，身体呈英文字母里c的形状，也就是中国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因此它以后被命名为c形玉雕龙。它的鼻子前伸，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梭子形，眼尾细长上翘，头上刻着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的脊背有21厘米的长鬃鬣，长鬃鬣占了龙体的三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有一个圆孔，经过试验，如果用绳子穿过圆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这件玉龙主体圆柱状，是用一整块玉料雕刻而成。
小玉雕龙为黄色，体态造型与大玉龙基本一致，其尺寸有所不同。小玉龙高16.7厘米，龙脊背的长鬃鬣7.2厘米，长鬃占了龙体的二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的圆孔，是对钻的中间细两端粗圆孔。这件玉龙主体扁圆柱状，是用一整块河磨玉料雕刻而成
东拐棒沟出土的中华黄玉龙（现展藏翁牛特旗博物馆）
玉龙身上所标记的每一符号，应该说，是古代智人多年观察大自然若干灵动之物取其精华的组合体。每一灵动之物在古人心目中都有一种崇敬神奇的功能。龙脊背似马鬃之物，它的寓意有马的速度、云的高耸，横能驰骋、纵能上天。玉龙卷曲的神似蛇身，它的取意为，有规避寒冬、电闪雷鸣能入地的功能。取人世间的符号有，雕磨出能看世界万物的眼睛（是什么眼形，正在探讨之中），有能进食的猪嘴、有能呼吸、闻百味的疑似猪鼻子，有观察、品尝、体味世间百态之功能。玉龙它所缺失的是耳朵，是古人有意回避，还是把耳朵隐含起来，目前还没有定论。但是红山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玉猪龙的大耳朵，似乎对C字玉龙的缺憾给予了补偿，从这一缺失分析，两种体态的玉龙，在古代应各有专属和功效，玉猪龙应是随大巫(首领)个体佩戴之物，他们死后随葬。而C字龙应是随部落群体敬畏图腾的部族标记（旗帜徽章）。龙的体态到了秦汉时期，眼耳鼻舌眉须角身没有缺失，刻画的就十分完整了。到了清代龙的细微之处也刻画的十分精道，皇帝所用、所摆的龙饰，完美程度达到了极致。中华龙文化意识的形成来源于五千前的红山文化。这一观点被众多中外学者所认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两条C字玉龙实地踏查调研，是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公共考古中心副主任刘国祥先生的倡导和指导下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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