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别字

(2014-04-23 17:4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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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隐碑别字小识——文字学笔记

“碑别字”属于文字学范畴，对于从事书法艺术研究和创作的人来说，“碑别字”这个词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学术界传统中将碑、碣、摩崖、墓志、造像记、经幢、石阙，墓莂，浮图等石刻（包括砖刻）文字遗存中的别俗异构字，泛称为碑别字。对于碑别字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但当时不叫“碑别字”。

一、学术研究的成果举隅

宋代刘球撰《隶韵》，娄机撰《汉隶字源》等。到清代，顾霭吉撰《隶辨》，翟云升撰《隶篇》都对汉碑中的碑别字进行了考释。而对墓志别字汇集考释的，要属赵之谦撰的《六朝别字论》，但别字数量有限。随后，罗振鋆（罗振玉之兄）撰《碑别字》5卷，这是一部采录古代碑刻俗体别字的专著，它对后世碑别字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罗振鋆卒时年仅24岁。罗振玉于1893年撰《补寰宇访碑录刊误》序说：“光绪丙戌，玉校孙季仇（孙星衍）先生《寰宇访碑录》既卒业，拟并校吾乡赵益甫司马（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人事牵阻，匆匆未暇。癸巳夏，反自越中，简弃烦促，尽发箧中碑版，并从侪辈借汉晋以后石墨，为先兄佩南（罗振鋆）先生校写《碑别字》。”罗振玉辑《碑别字补》5卷，遂又编成《增订碑别字》一书，总计收入4000余字。罗振玉的儿子罗福葆又编辑《碑别字续拾》一卷。1985年7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秦公《碑别字新编》一书，在上述基础上再次增补，汇集了2528个汉字的12844种写法。至此，对于碑别字的研究已进入了新的阶段。

二、碑别字的概念及相关问题

《后汉书·尹敏传》：“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顾炎武《日知录·别字》解释说：“近鄙字，犹今俗用之字；别字者，本当为此字，而误为彼字也，今人谓之‘白字’，乃别音之转。”这里讲的“别字”指“本当为此字，误为彼字”者，还不是通常意义所说的别字。

裘锡圭先生说：“异体字就是彼此音义相同而外形不同的字。严格地说，只有用法完全相同的字，也就是一字的异体，才能称为异体字。但一般所说的异体字往往包括只有部分用法相同的字。严格意义的异体字可以称为狭义异体字，部分用法相同的字可以称为部分异体字，二者结合在一起就是广义的异体字。”（《文字学概要》）

汉字字形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古文字阶段—自商周至于秦代；二是今文字阶段——自汉代延续至今。别俗字基本上是以隶变之后汉及魏晋南北朝楷书演进时期为源头繁衍迭生的，碑别字以六朝为最甚。碑别字作为真实的遗存，对考察汉字发展演变具有重要作用。通常使用汉字在四五千左右，汉字的数量在历史上不断膨胀，主要是别字俗字的增长。正如赵超先生所说：“中国古代墓志流行的1000多年间，正是汉字发展史中书体由隶书转向行书、楷书，并正式定型的时期。其文字形体也由俗体、异体多出，变化无端状态逐渐转向规范化、统一化”，而碑别字正是这一嬗变过程中的产物。这在唐代及唐以前的历代墓志中是十分常见的。

启功先生所说：“每一个时代中，字体至少有三大部分：即当时通行的正体字、以前各时代的各种古体字；新兴的新体字或说俗体字。以人为喻，即是有祖孙三辈，而每一辈中又有兄弟姊妹。”所谓正体字，颜元孙《干禄字书》中说得很清楚：“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所谓俗体字：“例皆浅近，唯藉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启先生的比喻很形象，不过在生活当中，祖孙三辈其乐融融、共享天伦，是值得我们羡慕的，而在文字流通领域所谓的“祖孙三辈”则会出现交流的混乱与不便。对于当时流通的正体字来说，古体字和新兴的新体字（俗体字）就是别字。

三、碑别字产生的历史原因

《颜氏家训·杂艺篇》：“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唯见数点，或妄斟酌，逐便转移。尔後坟籍，略不可看。 ”

北魏时期墓志就是其中的代表。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个方面：

1、各书体的演进及相互作用，为别字异体的产生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2、社会动荡，统治集团疏于正字，失却了用字标准；

3、平民书写的参与；

4、猎奇求异心理；

5、刻工误刻、漏刻；

6、一些俗别字也有其自身构型的某种合理性及与正字的密切联系性。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余所集属，自隋以前碑志皆未尝辄弃者，以其时有所取于其间也。然患其文辞鄙浅，又多言浮屠。独其字画往往工妙，惟后魏、北齐差劣，而又字法多异，不知其何从而得云，遂与诸家相戾，亦意其夷狄昧于学问而所传讹谬尔。”显然，欧阳修将其归咎于昧于学问，其实这也是碑别字产生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北魏时期佛教造像、题记及墓志的大量刊刻，其中有不少就出自于平民百姓之手，他们没有过高的文化修养，书写、刊刻水平低劣，故产生别字的几率较大。同时，由于南北朝时，动荡频仍，戎狄交侵，生灵涂炭，各地文字使用情况也比较混乱。如《颜氏家训·杂艺篇》所云：“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至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宋人宋祁在《宋景文笔记》中亦称：“后魏北齐里俗作伪字最多。如巧言为辩，文子为学之比。”清人顾亭林看完《孝文皇帝吊殷比干墓文》云：“今观此碑，则知别体之兴，自是当朝风气。”“盖文字之不同而人心之好异，莫甚于魏、齐、周、隋之世”。

为了改变文字使用中的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北魏官方于始光2年（425）颁布大量新造的异体文字，命令民间使用。《魏书·世祖纪》第4上：“初造新字千余……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说明当时不仅在民间有随意造字的现象，而且官方还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新造文字，这样一来就使得文字的规范化治纷愈纷了。虽然这批新字的具体情况，我们无法得知，但可以通过江式给宣武帝元恪的上表中窥探出这批新字的混乱程度。

四、碑别字的书写形态撮述

1、随意省减、增加笔画或构件；

2、偏旁混同；

3、偏旁及构件的讹形改写；

4、构件的仿佛性代换与约取；

5、构件的移位与重新组合；

五、碑别字载体及其特征

1、碑：“碑之名始于周代，为致用而设，非刻辞之具……刻文于碑，为汉以后之事，非所论于古刻。” （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

碑刻始于东汉之初，盛于桓、灵之际，遂为刻辞而设，并成为风气，故闾里、宫庙、道桥无不有碑。

碑主要包括：墓碑、功德碑、宫室庙宇碑、撰文、书丹、勒石等。

2、摩崖：是指在天然崖岩上所刻的文字。有时要对岩石加以凿磨整治，然后刻字。往往径称刻石。

3、墓志：墓志是埋于墓坑中，其上刻有死者姓名、官职、族望、卒葬年月以及事略的丧葬石刻品。前期的墓志没有统一的形制与格式，到了南北朝时，墓志的形制与内容才趋向一致。魏晋南北朝石刻中，墓志数量甚巨，而尤以北朝最盛。

4、造像题记：造像是佛教的产物，王昶《金石萃编》曰：“造像立碑，始于北魏，讫于唐之中叶。大抵所造像者释迦、弥陀、弥勒及观音、势至为多。或刻山崖，或刻碑石，或造石窟，或造佛堪，或造浮图，其初不过刻石，其后或施以金，涂彩绘。其形模之大小广狭，制作之精粗不等。造像或称一区（或作躯），或称一堪，其后乃成一铺。造像必有记。（记后或有颂铭）记后题名。”

5、石阙、黄肠石、墓莂等。

石阙：阙，是俩相对的建筑。《说文》：“阙，门观也。”徐锴曰:“以其阙然为道,谓之阙。以其上可远观,谓之观。”阙，盛行于汉，有城阙、宫室之阙、陵墓前的石阙（有称“神道”或“神道阙”者）。

黄肠石：指墓葬中排叠成框形的结构（其内安放棺椁）的石条。

墓券：用作随葬的地券，刻有向地下神灵敛地，以保墓主人享用等内容，属于迷信用品，并非与现实相符后人称之为“墓莂”、“墓券”或“幽契”。

通常情况下，碑、摩崖以及部分皇家贵族的墓志为一类。而普通墓志、造像及石刻题名、墓券、黄肠石题字等为一类。从遗存与出土的不同时期的石刻种类与数量而言，西晋十六国东晋南朝石刻较少，北朝石刻庞多，尤其以北魏最甚。是研究碑别字的重要依凭材料。从载体上来说，碑、摩崖遗存数量本不多，且多数风化严重，拓本清晰者少；石刻题名、黄肠石、墓莂、砖文数量亦少，载字无几。墓志长期埋于地下，造像多刊于石窟，字迹一般完好，数量也比较多，是研究碑别字的所取材料之大宗。

【参考书目】

《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陆明君箸，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1月

《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欧昌俊、李海霞著，巴蜀书社，2004年7月

《文字学概要》，裘锡圭著，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

《中国碑文化》，金其桢著，重庆出版社，2002年1月

《唐碑汉刻的文化视野》，李慧、王晓勇著，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

《碑别字新编》秦公著，文物出版社，1985年

《六朝别字记新编》,马向欣编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

《广碑别字》, 秦公、刘大新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